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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一)-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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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光这时大权在握,他除了要对桑家斩草除根外,还要彻底整肃「燕盖帮」

  次要的残余党羽。侯史吴的人头,正好提供他锋利武器,用以扩大打击面。所谓执法监察官(侍御史)的指控,不过又是「有人检举」而已。仅只不劝阻老爹谋反,便是自己谋反,这是什么推理?然而,不把桑迁戴上铁帽,就无法扳倒侯史吴;不把侯史吴戴上铁帽,就无法扳倒两位部长。法律典籍放在神坛,是神圣的,一旦用来从事政治斗争,便成了屠刀。


  「人」与「非人」

  楼兰国(新疆省若羌县)国王逝世,匈奴汗国先得到消息,马上把当人质的楼兰王的儿子安归送回,安归遂继承王位。中国派使节到楼兰,宣读皇帝刘弗陵诏书,命新王安归到长安朝见,安归拒绝。楼兰国位于西域(新疆省及中亚东部)

  的最东边界,距中国最近(楼兰跟敦煌航空距离五百五十公里),当中横亘着面积大约八万平方华里的白龙堆沙漠(新疆省罗布泊东),缺乏水草,楼兰国常被分派担任向导工作,既运淡水,又运粮草,不停的迎送中国使节。而中国使节又凶暴得跟匪徒一样,使他们受到难以承受的痛苦,不愿再跟中国来往。现在,再加上匈奴汗国的挑拨,遂跟中国断绝邦交,不断拦杀中国官员。安归的弟弟尉屠耆在中国当人质,因得到老王逝世的消息较晚,无法回国继承王位,就投降中国,把内情报告西汉政府。

  这时候,交通部(太仆)骏马管理官(骏马监)、北地(甘肃省庆阳县西北马岭镇)人傅介子,奉派出使大宛王国,到了楼兰、龟兹,两国国王都承认错误。

  傅介子率领他的随从人员,诛杀匈奴使节。回到首都长安。傅介子对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霍光说:「楼兰、龟兹,反反覆覆,如果不给他们一个严厉的惩罚,就不能镇压各国。我经过龟兹时候,国王平易近人,毫不设防,很容易得手。我愿去把他刺杀,用以展示中国声威。」霍光说:「龟兹太远,且到楼兰试试。」

  于是派他前往。

  傅介子率领卫士,带着金银财宝,宣称要赏赐外国君王。当这项好消息传到楼兰后不久,傅介子抵达楼兰。然而楼兰王安归不信任中国使节,不肯接见。傅介子假装毫不介意的模样,向西继续进发,走到西部边界时,教翻译官告诉安归,说:「中国使节所带的黄金绸缎,都是宝贝,用来赏赐西域各国,大王如果不来领取,中国使节就到别的国家去了。」把金银财宝展示给翻译官看,翻译官回去向安归报告。安归听到真的可以得到金银财宝礼物,大为欢喜,遂亲到西界,会晤傅介子。傅介子用盛大的筵席招待,一声暗号,两位壮士的两把利刃,从安归背后猛烈刺入,安归立即死亡。侍从人员跟贵族们一时惊起,四散逃走。傅介子出来安抚大众,指出安归背叛中国,说:「皇上派我来对安归执行死刑,并由当弟弟的尉屠耆继承王位。中国大军正向这里挺进,如果轻举妄动,下一步就是亡国!」楼兰全国震恐屈服。

  司马光曰:「圣明的君王,对待蛮族,如果叛乱,则发兵征讨;如果臣服,则不再追究。而今,楼兰王已经承认他的错误,却再加诛杀,以后再有叛徒,中国便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如果认为楼兰王的罪行太重,仅只道歉,还不能原谅,定要处决,也应该出动堂堂之师,宣布他的罪状。想不到,却派出正式使节,用金银财宝当饵,引诱他入彀。以后,外国对中国使节,谁还敢相信?以中国的强大,竟用这种匪徒盗贼勾当,去欺凌外邦,实在是一种羞辱。很多人竟然赞美傅介子,认为他建立奇功,未免过份。」

  王夫之曰:「人跟人之间,相处之道,唯有信誉仁义而已。而履行信誉仁义,也只有人与人相处,才用得着。从没有听说有人对虎狼蜂蛇也讲信誉仁义的。楚王国固是祝融的后裔,而且由周王朝初叶君王分封爵位(子爵)。宋国国君(襄公)子滋甫尊奉信誉仁义,跟它们结盟,更严守信誉仁义,跟楚王国作战,结果军事失败,身受重伤,为中国带来羞辱。对楚王国这种人,还不能跟他们讲信守义,何况其他那些跟野蛮民族混在一起,而又螫人咬人之徒。楼兰王表面归顺中国,暗地里却充当匈奴的间谍,傅介子执行皇帝诏书,加以诘责,楼兰王也承认他的罪行。问题是,野蛮民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羞耻,所以他们也不在乎来一个当面屈膝。不久,匈奴汗国的使节,就又到了楼兰。中国如果信任他的归顺,而推诚相待,必然受他的诈欺。如果因怀疑他的归顺是假的,而出动大军讨伐,既劳师动众于千里绝域,使中国疲惫;而楼兰势将要求匈奴援助,合力抵抗,中国军队受到挫折,不得不顿兵在坚城之下。这就是宋国国君子滋甫泓水之战的覆辙。

  傅介子计诱楼兰王,斩下人头,威力所及,夺取他们的魂魄,使匈奴胆寒,是何等的伟大勳业!因之,我认为,对于野蛮民族,诛杀他们的生命,不能称之为不仁;夺取他们的财物,不能称之为不义;用阴谋诡计引诱他们,不能称之为不信。

  为什么?只因为信义这种高贵的行为,是「人」跟「人」相处之道,不是「人」

  跟「非人」的野蛮人相处之道。」

  霍光跟傅介子共同策画的这项对外国君王的谋杀行动,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卑鄙、最无耻的下流行为之一。司马光已从道德、法理、政治三方面,发出严正的抨击。然而,王夫之在他的读通监论中,却狠狠掴了司马光一个耳光,认为司马光的主张,不切实际。

  王夫之对人类用的是二分法,一类是「人」,一类是「非人」。中国人──而且是狭义的中原人,连楚王国都排斥在外,是「人」;而其他芸芸众生,全是「非人」。仁义道德是中原人的专利,只可以专门对内使用,对外就要发挥兽性,肆意诈欺残忍,无所不用其极。听起来好像是希特勒在那里发表讲演,使人发抖。

  王夫之不过一个平庸的知识份子,如果他掌握大权,制造出来的灾难,不但超过纳粹,恐怕更超过五人帮。纳粹也是二分法,雅利安人是「人」,犹太人是「非人」。五人帮同样是二分法,红五类是「人」,黑五类是「非人」。用最僵硬的公式强加到万物之上的人,头脑一定简单,性情一定粗暴。

  文化人为了加强论据,而故意扭曲历史,跟政客们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故意扭曲历史,同样使人浩叹。宋国国君(襄公)子滋甫之不断的栽到楚王国之手,跟信义无关。子滋甫用诈术跟楚王国结盟,想利用楚王国的威望使自己成为霸主,被识破诡计,丢人砸锅。不是失败于他有信义,而是失败于他智商太低,竟企图狐假虎威。

  一口咬定看着不顺眼人是「非人」,这是为强梁世界制造屠杀的理论根据。

  西域本是和平的国土,匈奴跟中国先后闯入,带给他们恶运。王夫之活像一个地痞流氓,认为只要有一把枪在手,你就应该乖乖听话。楼兰的国格跟中国相等,为了谋求国家的生存,不能不委曲求全。为什么非效忠中国不可?春秋时代,郑国位居中原,不得不同时对晋楚两面讨好,谁强大,就服谁。楼兰王曾向中国哀告,说明他们受不了两大强国的压迫,要求取消独立,举国内迁,是西汉政府不许。中国还打不过匈奴,有什么理由和颜面,要小国寡民的楼兰,跟匈奴对抗?

  儒家系统以「恕道」自吹自擂,一旦遇到弱小,「恕道」可就没有了。「恕道」

  遂成了专门乞求强梁手下留情时用的符咒,对弱小连一星点也不肯施舍。然而,最可怕的还是王夫之的断语,对于「非人」,「诛杀他们的性命不为不仁,夺取他们的财产不为不义,欺骗他们跳入圈套不为不信」。这种褊狭的胸襟,孕育不出崇高的人道精神。

  谈到胸襟──健康的心灵,和健康的包容,可以在司马迁身上找到。中国文化像一条澎湃壮观的大河,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这条大河开始一渣一汁的沉淀,千百年下来,由于沉淀太多,而停滞、而腐朽、而缺氧,而终于成为一个庞大的酱缸。中国人的视界、担当、气魄,以及高贵的情操,逐渐萎缩,像渡过淮河的橘子变成的枳子一样,司马光已被酱得不能望司马迁的项背,王夫之更像一条虫蛆,不能望司马光的项背。


  出洞毒蛇

  前七四年,夏王朝罢黜他们的皇帝(九任)刘贺,上官太后命刘贺返回昌邑(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赏赐给他二千户,作为汤沐邑,他当昌邑王时的全部财产,仍发还给他。姐妹四人,每人都赏赐一千户,作为汤沐邑。撤除昌邑国,改设山阳郡(郡政府仍设昌邑县)。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却始终没有产生民主思想,这种现象,因儒家定于一尊的缘故,而更恶化。儒家主张「君尊臣卑」,对最高领袖的无限权力,束手无策,唯盼望他们有高贵的品德,自我克制。于是努力造神,把伊祁放勳和姚重华两位阴谋家,铸成一个高贵品德的榜样,要求别人效法,用心十分辛苦,可是毫无效果。儒家学派只好再乞灵于两项办法,一是搬出上帝,用「天」

  来阻吓他们不要为非作歹。日蚀固然是一种警告,地震同样也是一种警告,老爹老祖宗祭庙塌了屋、失了火,则表示祖先愤怒。另一是依靠做臣属的「极言直谏」,向帝王分析利害,希望获得采纳。

  问题是,最高领袖一旦既不在乎老天老爹,又拒绝部属规劝时,他就像一条滑出洞口的毒蛇。文明一点说,他就像一匹脱缰之马,在人民血肉之躯上,欢跃奔腾,左吞右噬,无人可以制止。凡企图制止他的任何言语,即令态度再恭顺,心态再卑屈,都不可能避免的惨死在毒蛇之口,或马蹄之下。

  刘贺的罪恶,根据所宣布的资料判断,就一个帝王而言,算不了什么。跟刘彻初登位时所作所为,有什么分别?不过是一个荷花大少而已。其他的所谓一千一百二十七事,应该更属小节。刘贺所以成了这个样子,不能推诿到「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因为这一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人,并不一定非为害苍生,危及国家不可。而是无限权力害了他,一个人如果不能像狄更斯小说里的男主角,任何情形下,他都保持善良。一旦手握无限权力,谁都不能说谁不变成一条出洞毒蛇或一匹脱缰之马。自从盘古开天辟地,就从没有「天纵英明」这回事,「英明」都是训练出来、磨练出来的。只有制衡的力量,才能使人英明,才能免除毒蛇出洞或奔马脱缰。

  霍光之罢黜刘贺,是一个变数,五千年漫长历史上,也只此一次罢黜,是站在国家利益立场,而不是为了篡夺。有人说,刘贺的昌邑帮,有谋杀霍光的阴谋,霍光防患未然,不是大公。咦,什么叫大公?这才恰恰是大公,刘贺即位才二十七天,便想发动绝不可能成功的政变,证明他的智商不足以治理国家。然而,霍光此举,在「畏天」和「进谏」无效之后,却是第三种制衡权力的方法,也是一项可怕的方法,永远成为禁忌。从此之后,任何人,只要被怀疑有这种「霍光情结」倾向,就会有杀身灭族之祸。于是,中国政坛上的制衡,仍一直兜着「畏天」

  「进谏」两个疲软无力的圈子打转。无限权力反而更扩张,使人民更受荼炭。

  刘贺是千万个铁证之一,证明「天意」和「规劝」的作用微乎其微。所以,现代中国人所追求的,不应再是哀求当权派畏天,不应是卑躬屈节、苦口婆心的进谏,而需要建立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在议会上,对着掌握权柄的人,公开而坦率的批评他们的错误。如果他们不能改正错误,选票就是霍光的军队,强行罢黜。

  这是使政治进步、社会祥和、国家万世太平的唯一方法。


  废一君立一君

  西汉王朝罢黜九任帝刘贺后,拥护刘病已继任(十任宣帝),霍光命皇族事务部长(宗正)刘德,到刘病已所住的尚冠里,教刘病已沐浴(古人洗澡是一件大事),颁发赏赐给他的衣服。然后交通部长(太仆)派出轻便车辆(軨猎车),把刘病已迎接到皇族事务部(宗正府)。

  刘病已到未央宫,朝见上官太后(叔祖母),上官太后封刘病已当阳武侯。

  接着,文武百官齐集金銮宝殿,奉上皇帝玉玺,刘病已遂登上皇帝宝座,晋谒一任帝(高祖)刘邦祭庙。尊上官太后为太皇太后。执法监察官(侍御史)严延年弹劾霍光:「擅自废立皇帝,没有人臣的礼义,大逆不道。」奏章虽然没有下文,但文武百官对他的勇气,钦敬忌惮。

  刘病已这项传奇性的际遇,从一个绝望,而又卑微的一介小民,忽然间旱地拔葱,窜升到人间最高尊位,在苦难的人生中,留下一幕喜剧场景。

  霍光绝不会因为丙吉的一纸签呈,就下定决心。而应是下定决心之后,才会有此一签呈。此事可能由丙吉发动,他的提议最初会把霍光吓上一跳,不但离奇,而且古代从没有先例,但丙吉终于把他说服,最大原因在于当时所有在位的亲王,没有一个成材。一日经蛇咬,三年怕麻绳。可以肯定的是,在官邸秘室之中,他们对每一位亲王,或有可能担任皇帝的人选,都一一评估。而这些金枝玉叶,富贵得太久,每人都不可避免的有使人震骇的暴行,总不能再作第二次罢黜。

  于是丙吉深具想像力的新颖构想,成为最切实际的建议。第一,刘病已赤裸一身,没有类似昌邑帮的楔入,也没有旧关系的瓜葛。第二,以常情推想,刘病已对霍光会充满感激。第三,刘病已即令背叛,也没有对抗霍光的力量,因为他没有班底。一句话说完,霍光自信可以把新皇帝完全置于控制之下。

  废一君和立一君,好像猛烈敲打一颗炸弹,危险万状。严延年这个老奸巨猾人物,事前不开口,事后却放马后炮,提出弹劾霍光,可谓深谋远虑。霍光成功,他落得个忠贞之名;霍光失败,他的奏章不但可以保护他的身家生命,还可大升其官。只霍光心怀大忠,不顾利害,用铁肩承担。看看把宰相杨敞吓得屁尿直流的模样,更证明霍光是一位卓越的政治人才。


  老官崽吓死

  纪元前七四年,刘病已登极十天后,宰相、安平侯(敬侯)杨敞逝世。

  我想杨敞是吓死的。一个多月的猛敲炸弹,每一记都会使这个老官崽紧张得心胆俱裂,这种人没有想到国家,而只想到明哲保身。


  夏侯胜

  纪元前七二年,西汉帝(十任宣帝)刘病已(本年二十岁)下诏:「孝武皇帝(七任刘彻)躬行仁义,武威远播,功勳跟品德,都已满盛,而「庙号」(祭庙的称谓)、「庙乐」(祭祀时用的乐章),还没有确定,我深感哀痛。主管单位应跟各位侯爵,以及部长级以上高级官员(二千石)、研究官(博士),共同议定。」文武百官齐集宫廷讨论,一致说:「应该遵照诏书指示办理。」可是,长信宫供应官(长信少府)夏侯胜提出抗议,说:「武帝(七任刘彻)虽然有平定四方蛮族、开疆拓土的功勳,可是战士们死亡太多,社会经济崩溃,奢侈豪华,把人民的眼泪跟鲜血,当作水一样浪费,使天下穷困,人民四出逃难,至少有一半死亡。旱灾蝗灾连二接三发生,千里不见青草树木,不见烟火,一片赤土。人民饥饿难忍,互相格杀吞食,元气迄今都不能恢复。他对人民毫无恩泽,没有理由为他特别制定「庙号」「庙乐」。」高级官员们提醒他说:「这是皇上(刘病已)的意思!」夏侯胜说:「皇上的意思也不行。臣属遵守的大义是:直言无隐,陈述正当的论点,绝不逢迎上级,顺着风向说话。我已经陈述了我的见解,绝不收回,即令是死,也不后悔。」

  于是,宰相蔡义,以及监察官(御史),弹劾夏侯胜:「非议诏书,侮辱先帝(刘彻),大逆不道。」同时弹劾宰相府秘书长(丞相长史)黄霸:「知情不报,包庇纵容。」二人一并被捕下狱。主管官员遂呈请:刘彻祭庙的庙号定名「世宗」,庙乐用「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凡刘彻出游经过的郡县,一律立庙祭祀,情形如同一任帝刘邦(高祖)、五任帝刘恒(太宗)。

  諡法的主要用意,在于使在位的帝王,恐惧后世给他一个丑恶的绰号,因而自我克制,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从夏侯胜这件事,可证明儒家学派这种构想,完全不切实际。一个享有无限权力的出笼毒蛇或脱缰奔马,绝不在乎身后的毁誉。

  即令在乎,只要继位的是自己的儿孙或自己的亲信,就不可能出现「恶諡」。夏侯胜应是最幸运的一员,不过坐牢而已,但这已足够阻吓公正的舆论。

  夏侯胜是儒家学派的巨人,他根据良知,只身跟皇帝对抗,这就是英雄。讲道德说仁义的圣人易做,英雄难做,因为他必须有英雄行为。时至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可以听到那些「逢迎上级,顺着风向说话」的角色,在那里对夏侯胜,窃窃讪笑。


  淳于衍

  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霍光的妻子霍显,想尽方法使她的小女儿霍成君当皇后,可是现任皇后许平君年纪正轻,以致束手无策。想不到,机会立刻扣门,许平君又怀身孕,有一点小不舒服。正巧一位女医师淳于衍(淳于,复姓),一向受霍家敬重信任,现在再召她入宫。淳于衍的丈夫赏(姓不详),在宫廷当一名看守门户的低级职员,告诉妻子说:「你在进宫之前,最好去向霍夫人辞行,乘机求她帮忙,把我调出去当安池总管。」淳于衍果然向霍显拜托,霍显怦然心动,认为上天终于开眼,赐下良机,不可错过,就遣开左右,称呼淳于衍的别名,亲切说:「少夫,你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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