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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李陵行为中所隐含的况味复杂。国家和个人的矛盾冲突,一己的艰难抉择,不是永远都是一个重大的命题吗?
讽刺的是,公元前90年,李广利率七万人又出击匈奴。在长安,李广利的儿女亲家、丞相刘屈氂夫妇以巫蛊诅咒皇上,腰斩枭首,李广利的妻子亦遭收捕。这是戾太子巫蛊案的余响。李广利闻讯,在塞外范夫人城,也像李陵一样投降了匈奴。
40多年后,公元前51年,汉朝和亲匈奴,单于入朝。李陵事件,司马迁所受的宫刑,在汉匈和好的历史循环中,都化作了一缕灰烬。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在七年前汉武帝“族陵家”,李陵案已成铁案的情势下,司马迁明知给狱中的任安写的这封回信,必会上达天听,但他虽然委婉、然而坚决地再次实现了替李陵的辩护:“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而且,顺便讽刺了大臣们和汉武帝的丑态:“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
由此可见,司马迁并没有后悔,他只是感受到了耻辱。这个耻辱是汉武帝强加给他的。司马迁完成《史记》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汉书·司马迁传》),只留一个副本在京城,藏之名山的正本要等待后世的圣人明君来传承,这是对汉武帝的最大轻蔑。至少从传说中的夏朝就已经出现的宫刑,在司马迁的一册《史记》面前,失去了专制皇帝所要求的身体媚术的功能,转化为巨大的心灵耻辱,以至于司马迁“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可是司马迁并没有对自己的选择后悔,对他身体的戕害,甚至催生了司马迁从“以求亲媚于主上”到“发愤著书”的决心,催生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著名论断。宫刑的耻辱,死亡的残酷,身体政治学的媚术铁律,在“千古书信第一”的《报任安书》面前,统统被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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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身】四刺客:身体媚术的逻辑退却(1)
刺客,以身事人,讲究的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为报知己,甘心自残身体,以求一逞。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的结尾对刺客群体评价道:“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不管事情最后成功没有,然而他们立意昭彰,志向不堕,因而名垂后世。这种名誉并非虚妄,它贯穿在一个个刺客惊心动魄的故事之中。
残身的身体政治学,在先秦精神尚未消亡的时代,发散出夺目的光芒。先秦那种悍不畏死,视死如归的精神核心,也许并不追究事情的是非,知己者也许并非总是代表正义,但是那种行为中的耀眼美感,千载以下,在人性逐渐糜烂,血性近乎失传的中国史上,犹令人凛凛窒息。
要离的故事记载在后汉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里。
要离是一个“细人”,即身材矮小,体质羸弱的人。但是伍子胥却称许他“其细人之谋事,而有万人之力也”。齐国壮士椒丘欣在淮津饮马,马被水神取走了,椒丘欣大怒,袒裸持剑入水,大战水神。连续几天才出来,盲了一只眼睛。虽然没有战胜水神,取回马,但是椒丘欣仍然非常骄傲,因为毕竟敢和水神作战的人很少。到了吴国,在友人的丧席上旁若无人,要离讽刺他说:
吾闻勇士之斗也,与日战不移表,与神鬼战者不旋踵,与人战者不达声。生往死还,不受其辱。今子与神斗于水,亡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残名勇,勇士所耻。不即丧命于敌而恋其生,犹傲色于我哉!
—我听说勇士作战,和太阳战,表针都没有移动就胜了,和神鬼战,脚跟没有旋转一步就胜了,和人战,还没有说一句话就胜了。即使活着去死了回也不能受辱。现在您和水神作战,马和驭夫都丢了,又少了一只眼睛,身残却还炫耀自己的勇敢,这是勇士所引以为耻的。不敢和敌人拼命,却贪生怕死,居然还有脸来骄傲!
要离的讽刺可谓刻毒,噎得椒丘欣无话可辩,决意晚上去报复要离。要离回家嘱咐妻子夜里不要关门。夜里,椒丘欣果然去杀要离,顺利地登堂入室,发现要离居然门不关,不守御,大胆躺着睡觉。椒丘欣一手持剑,一手揪着要离的头发说:“你有三死之过。第一,你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我,当死;第二,门不关,当死;第三,睡觉不守御,当死。”要离回答:“我没有三死之过,你却有三不肖之愧。第一,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你,你却不敢当场报复,不肖;第二,入门不咳,登堂无声,不敢光明正大,不肖;第三,你一手持剑,一手揪着我的头发,不敢和我公平决斗,竟然还敢大言不惭地数落我的罪过,不肖。你有此三不肖,不觉得自己卑鄙吗?”
于是椒丘欣投剑而叹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眦占者,离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壮士也。”
—椒丘欣扔下剑,叹息道:“我这个勇士,人们都不敢小看我,要离之勇还在我之上,这才是真正的壮士啊!
吴王阖闾二年(公元前513年),吴王僚被专诸刺杀后,他的儿子庆忌逃亡到相邻的卫国,吴王阖闾担心庆忌联合诸侯来###自己,伍子胥就把要离推荐给了吴王阖闾。吴王阖闾看着眼前这个“迎风则僵,负风则伏”的“细人”,顿时毫无信心,这样的一个要离,怎能杀掉万人莫当的庆忌呢?要离看出了吴王阖闾的心思,于是献计道:
臣闻安其妻子之乐,不尽事君之义,非忠也;怀家室之爱,而不除君之患者,非义也。臣诈以负罪出奔,愿王戮臣妻子,断臣右手,庆忌必信臣矣。
要离说:“安于享受妻子和孩子的天伦之乐,不尽侍奉国君之义,是不忠;怀着家室之爱,却不替国君除去他的心腹之患,是不义。臣诈称犯罪出逃,请王杀了我的妻子,砍断我的右手,庆忌肯定会信任我。”
仅仅为了吴王对自己的轻视,仅仅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要离就摆出这一篇大道理,不惜断手戮妻子,以博取忠义的美名。这是典型的媚术,残身是为了取媚于君王。
【残身】四刺客:身体媚术的逻辑退却(2)
果然,要离逃亡到卫国,如其所愿,得到了庆忌的信任。紧接着,故事进入了高潮:
后三月,拣练士卒,遂之吴。将渡江于中流,要离力微,坐与上风,因风势以矛钩其冠,顺风而刺庆忌,庆忌顾而挥之,三捽其头于水中,乃加于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左右欲杀之,庆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岂可一日而杀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诫左右曰:“可令还吴,以旌其忠。”于是庆忌死。
—要离跟随庆忌伐吴,渡江至中流,因为力微坐在上风处的要离,顺着风势用单臂刺庆忌。庆忌中创,霎时间万念俱灰,揪着要离的头三次埋进水中,可见心中的愤懑。然后把要离放在膝盖上,说:“哈哈哈!要离真乃天下的勇士,如此细小之人,竟然敢行刺于我!”随即嘱咐左右:“要离是勇士,我也是勇士,不能一日而杀掉两个勇士。让他回吴国吧,成全他对吴王的忠诚。”庆忌遂死。
那是一个今天已经不可想像,已经不可思议的时代,连被暗杀者都表现出了如此之高的水平。庆忌因为欣赏要离的胆识和忠诚,居然致自己之死于不顾,令人不可伤害要离。
在这样高水平的对手面前,要离取媚于吴王阖闾的初衷崩溃了,巨大的羞耻之心,逼迫他做出了非凡的选择:
要离曰:“杀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非义也。重其死,不贵无义。今吾贪生弃行,非义也。夫人有三恶以立于世,吾何面目以视天下之士?”言讫遂投身于江,未绝,从者出之。要离曰:“吾宁能不死乎?”从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禄。”要离乃自断手足,伏剑而死。
要离痛心地说:“我杀了妻子和孩子,以侍奉国君,是不仁;为新国君杀了过去国君的儿子,是不义。人应该重死轻生,而不应该以不义为贵。我如果贪生怕死,就是不义。有此三大恶行却还活在世上,我还有何面目见天下之士!”说罢要离投江,被庆忌的随从救了上来,劝他别自杀,回到吴国等待吴王阖闾赏赐的爵禄。要离遂自断手足,伏剑自刎。
要离肯定抱着和庆忌同归于尽的决心,庆忌临死前洋溢着宽恕和绝望的行为,深深地刺激了要离,唤起了要离的羞耻之心。要离以必逞的一死,荡涤了他残身取媚的浮薄行径。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载:“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
豫让是晋国人,先追随范氏和中行氏,不被看重,郁郁不得志,于是转而投奔智伯,得到智伯的重用。后来赵襄子灭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用智伯的头作饮酒的器皿,以示对智伯的仇恨之深。豫让逃到山里,立下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著名誓言,决心为智伯报仇。
第一次报仇,是更换姓名,冒充清理厕所的犯人。赵襄子如厕,心中有所感应,抓住了身怀匕首的豫让。
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
—赵襄子说:“豫让是义人,我应该避开他。智伯没有后代替他报仇,而豫让挺身而出替他报仇,是贤人。”于是释放了豫让。
第一次报仇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面对赵襄子的宽大,豫让并没有退缩。紧接着,“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第二次报仇,已经见过赵襄子的豫让,开始自残身体:用漆涂身,装作患有恶疮;吞炭装作哑巴。然后在街上行乞。变换后的模样连豫让的妻子都认不出来了。
豫让伏在赵襄子必经的桥下,赵襄子的马受惊,又一次抓住了豫让。赵襄子斥责豫让说:“以前你追随范氏和中行氏,智伯灭了他们,你却不替他们报仇,反而追随了智伯。现在智伯死了,你为什么独独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为智伯报仇呢?”豫让回答说:“我追随范氏和中行氏,范氏和中行氏像对待众人一样待我,我也就像众人那样报答他们;而智伯却像对待国士一样待我,因此我就像国士那样报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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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身】四刺客:身体媚术的逻辑退却(3)
至此,赵襄子终于明白了豫让残身苦形,为智伯报仇的决心之盛。于是:
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
—赵襄子被深深地感动了,流着泪说:“豫让啊豫让!你为智伯报仇,至此已经成名了,而我曾经饶恕过你,也已经足够了。我不会再一次饶恕你了!”兵士遂包围了豫让。
豫让自知无幸。这时,豫让提出了他最底线的要求:
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雠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
—豫让说:“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于名誉的权利。上一次您宽恕了我,天下没有不称赞您的贤明的。今日之事,我愿意伏诛,但是希望让我击刺您的衣服,以成全我的报仇之意,那么我虽死不恨。不敢盼望您能够答应,只是袒露我的心迹而已。”
像庆忌一样,赵襄子也展示了他惊人的水平,答应了豫让的要求。于是,一幕动人的场景出现了:豫让拔剑三跃,击刺赵襄子的衣服,然后说:“九泉之下,我可以报答智伯了!”遂伏剑自杀。
豫让的行为,显示出惊心动魄的仪式之美:虽然强弱之势分明,但人的尊严不容抹杀;今天的人会觉得可笑,会觉得简直不可理喻,所幸豫让的敌手是显然认同这一价值观的赵襄子,于是这一仪式得以上演,成全了豫让的同时,也使豫让拔剑三跃的身姿,凝固为中国史上最动人的身姿之一。
豫让的残身报仇,因为是在智伯死后,所以这种报答已经消退了取媚的因素。
“其后四十余年而轵有聂政之事。”不知道四十余年的时间周期,对新的刺客的出现是短暂还是漫长。
聂政,轵县深井里人,因为杀人,和母亲、姐姐躲避到齐国,以杀猪维生。
濮阳人严仲子在韩国做官,和韩相侠累不和,严仲子逃亡,四处寻找能杀侠累的刺客。到了齐国,听说聂政是勇士,就在聂政母亲生日那一天,“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被聂政以“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的理由拒绝了。过了很久,母亲死了,聂政想起了严仲子的知遇之恩,遂下决心“将为知己者用”。
聂政西至濮阳,见到了严仲子。
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侠累,侠累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处兵卫甚设,臣欲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聂政曰:“韩之与卫,相去中间不甚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是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聂政乃辞独行。
—严仲子说:“韩相侠累宗族众多,住处又有很多兵卫,我曾经找人刺杀他,都没有成功。请您率领车骑壮士以为辅翼。”刺客的谋略第一次在聂政身上显现了:聂政没有答应严仲子的建议,理由是人多就有泄露消息的可能,消息一泄露,就等于韩国举国而与严仲子为仇。为了守秘,为了不牵连严仲子,聂政谢绝了车骑壮士,一个人独自前往韩国。这个守秘的约定,埋下了事情发展的伏笔。
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卫。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最惊心动魄的瞬间出现了:没有任何铺垫,没有任何侦察、等待时机的准备工作,聂政一人一剑,径直杀入侠累的府上,刺死了侠累,接着割下自己的面皮,剜出自己的眼睛,切腹自杀。
显然,聂政对事情的结局早有预谋,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包括自残身体。这一残身有着极为深远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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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身】四刺客:身体媚术的逻辑退却(4)
韩国把聂政暴尸于市,悬赏购问聂政的身份。聂政的姐姐韩荣一听说这件轰传已久的事,就意识到是弟弟所为,马上赶往韩国,果然,这是弟弟的尸体。聂荣伏尸痛哭。面对众人惊诧的询问,聂荣的回答令人震惊:
政所以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亲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奈何!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踪,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
聂荣回答说:“聂政之所以宁愿蒙受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是因为老母健在,我还没有出嫁。老母以天年去世,我也已经出嫁,严仲子在我弟弟困污的情况下和他结交,恩泽深厚。士为知己者死,可是我弟弟因为我还活着的缘故,竟然自残身体,让人无法追踪,我怎么能够怕死而让贤弟之名泯灭呢!”
这一番表白震惊了所有的人。聂政真正的知己根本不是严仲子,严仲子只不过有所求才和聂政交往;聂政真正的知己是他的姐姐聂荣。聂荣“大呼天者三,卒郁悒悲哀而死政之旁”,因为弟弟之死,因为弟弟顾及姐姐的生存而残身以死,姐姐悲痛莫名,最终也死在了弟弟身旁。这才是真正的知己。此刻,严仲子在哪里呢?弟弟聂政和姐姐聂荣的行为,早已超出了为一己之利的严仲子的“知遇之恩”,而变成了姐弟之间的同生共死。
2000年的深冬,我从河南孟津到济源,去探访一个叫“深井里”的地名。远远的平原上,漫起了薄雾。田野里干净空旷,视野一览无余,只有渐渐深入的低山平伏在眼前。更远的地方,在道路两旁罗列陪伴旅途的,应该是王屋和太行的浅山余脉。顺着路标和记忆,车呼啸而至西轵城的深井里,太史公怀着深情描写过的聂政的故乡。右手的路边,有一堆低矮的封土,这就是聂政之墓。封土上种着茂密的松柏,邻近的一个小小的院落,就是聂政祠。一对老夫妻守着这个小小的院落,祠堂里塑着聂政、聂荣和他们母亲的简陋的塑像。院落外面,两边贴着一幅对联:“聂公英灵垂青史,除暴安民贯古今。”里面祠堂两边也贴着一幅对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小院里立于1995年的一块石碑,署名北岸的碑文作者,简洁地评述着聂政的事迹:“余以为聂政一屠夫耳,所以名垂后世者,在其人格。士遇知己,感恩图报,仗剑而行,志在必达。”
此刻,站在聂政祠墓之前,离聂政和他姐姐聂荣之死,已经两千四百余年。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接着记载:“其后二百二十余年秦有荆轲之事。”刺客诞生的周期逐渐拉长了,聂政之后二百二十余年,才涌现了中国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刺客荆轲。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荆轲流浪到燕国的时候,和高渐离交好。高渐离是狗屠,善击筑。筑是一种自宋代以后就已经失传的乐器,1993年长沙渔阳墓重新出土,木质五弦。《汉书·高帝纪》中有关于筑的形制的描述:“状似琴而大,头安弦,以竹击之,故名曰筑。”其音悲亢激越,恰恰符合荆轲和高渐离出没于燕市之中的心境:“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
筑的第二次现身是在荆轲出发前往秦国,燕太子丹及其宾客为荆轲送行的易水之畔:
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