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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宫】身体美学的第一次沦亡（2）
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的宠姬戚夫人就是跳楚舞的高手。戚夫人是山东定陶人，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之后才得到她，非常宠爱，四处征战时也带在身边。和项羽垓下一战，项羽和虞姬听到的四面楚歌，首先就来自于刘邦和戚夫人，然后才令汉兵应和的：“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为楚歌，是楚人之歌声也。”（《史记·高祖本纪》三家注“按”）汉画像石中就有戚夫人楚舞：长袖，细腰，体弯，婀娜多姿。《西京杂记》说她“善为翘袖折腰之舞”，“翘袖折腰”四字，最为形象地道出了楚舞的特点。东汉文学家崔骃也在《七依》中描述道：“表飞縠之长袖，舞细腰以抑扬。”
刘邦和戚夫人感情深厚，因为常常带着她一同出远门，朝夕相处。正牌皇后吕雉常常留守在宫内，加上年龄又大，倒反而疏远了。被司马迁评价为“为人刚毅”的吕后嫁给刘邦的时候，刘邦还是一个小小的沛县泗水亭长，去拜谒吕后的父亲吕公时，身上没有一文钱，其实是想去吃白食。没想到善于相人的吕公一眼就看中了这小子，当场就许诺要把女儿嫁给他，事后还招致了老婆的埋怨。吕后生子孝惠，立为太子；戚夫人生子如意，封为赵王。《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高祖乃小流氓出身，好酒好色，岂能看上为人仁弱的孝惠？因此想废掉太子，立戚夫人的儿子如意为太子。戚夫人也对着刘邦“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戚夫人长袖善舞，就以为可以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言了，于是开始越界，向宫廷政治的前沿发起了最后的冲锋。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僭越—身体美学悄悄地置换成了身体政治学。
这场身体的语义僭越引发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女身，当她蜷伏于美学的传统范畴之内时，人见人爱，我见犹怜，溢美之词惟恐不能表述于万一；即使如此，那些惕厉自警，火眼金睛的卫道士们也会恐惧地发现这具身体里潜藏的能量，因而提前预警，斥其为“未来的妖孽”。最好的例子就是春秋时期，晋人叔向欲娶申公巫臣和夏姬所生的女儿为妻，叔向的母亲规劝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甚美必有甚恶”（《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甚恶”隐藏于“甚美”之中，这就是他们的身体哲学，恰如同恐惧隐藏于他们的道貌岸然之中一样。
刘邦的大臣们开始迎头狙击。在留侯张良的策划下，太子孝惠“卑词安车”，亲自去迎接名满天下的隐士—“商山四皓”。这四个80多岁满头白发的老头儿被太子的甜言蜜语和礼贤下士所打动，遂跟随太子左右，像四个白色恐怖的门神，吓阻了刘邦的易储之念。
《西京杂记》关于易储失败之后的想像很有意思：
戚夫人侍高帝常以赵王如意为言。而高祖思之，几半日不言，叹息凄怆而未知其术。辄使夫人击筑，高祖歌大风诗以和之。
唐朝诗人李昂《赋戚夫人楚舞歌》也写到这一情节：
不奈君王容鬓衰，
相存相顾能几时。
黄泉白骨不可报，
雀钗翠羽从此辞。
君楚歌兮妾楚舞，
脉脉相看两心苦。
曲未终兮袂更扬，
君流涕兮妾断肠。
刘邦老矣！在满朝的反对声浪中，“叹息凄怆”，无所措手足，只好让戚夫人击筑，自己流着一把老泪唱起了盛年时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唉，俱往矣，那威加海内的好时光；俱往矣，那当年跟随我的猛士一个个都被我亲手翦除；眼前的美人，心爱的儿子，我都帮不上你们了，好自为之吧。
戚夫人向宫廷政治前沿的冲锋以失败告终。女人，终究要回归到她的本色。于是，身体政治学的幻影破灭之后，身体美学的法则再次启动，戚夫人又捡起自己最擅长的本领，楚舞击筑，慰藉最心爱男人的老迈之叹，也慰藉自己不知今夕何夕的茫然。筑，这种已经失传的奇特乐器，在高渐离手中，是刺向秦王的利器；到了戚夫人手中，却变成了身体美学即将谢幕的最后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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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宫】身体美学的第一次沦亡（3）
未几，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崩于长乐宫，享年61岁。太子孝惠继位，是为汉惠帝。
紧接着，嫉恨已久如今大权独揽的太后吕雉（雉：野鸡），以国家恐怖主义的名义行心理变态之实，对身体美学展开了骇人听闻的疯狂报复。
《史记·吕太后本纪》载：
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
《汉书·外戚传》载：
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幕，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
永巷，“别宫名，有长巷，故名之也。后改为掖庭。”（《史记》索隐）这里是专门关押犯罪宫人的地方，戚夫人乃堂堂汉高祖的妃子，居然也被关押于此，可见吕后怨毒之深。《汉书》的细节更丰富：剃光长发，穿上粗布衣服，舂米劳作。戚夫人不堪劳作之苦，吟出了这首中国史上早期的五言诗名作。
事情还没有完，迫害还在继续。吕后设计毒死了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后：
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史记·吕太后本纪》）
太史公啊太史公，是否因为你被宫刑，一生深怀奇耻大辱，才锻造出一颗如此坚强而又绝望的心，才能如此冷静地如实照录下这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戚夫人被断手足，挖去双眼，熏聋耳朵，饮哑药致哑，扔到茅坑里，取名叫“人彘”（人猪）。这还没有完，过了几天，居然派人召来儿子“观人彘”。一个“观”字，把吕后那种幸灾乐祸的心情表露得淋漓尽致。即使是吕后的儿子，得知此“人彘”竟然是戚夫人后，也不禁放声大哭，因此成病，派人对吕后—自己这个野鸡似的亲娘—决绝地说：这不是人干的。我是太后您的亲生儿子，所以我也连带着不是人了，无法治理天下。自此之后，汉惠帝自暴自弃，不听政，天天淫乐无度，以至于24岁就病死了。据《史记·吕太后本纪》载，为亲生儿子发丧的时候，“太后哭，泣不下”，假哭而不流泪。这个心理变态导致残忍无度的女人，这个用“禽兽”一词来形容反而损害了“禽兽”声誉的女人，就这样取得了全面胜利。
不知戚夫人受此酷刑，忍受了多长时间才死。这个仅仅因为身体美学而致罪的女人，最后被剥夺了表达身体行为的一切条件。
戚夫人以其惨绝人寰的遭际，振聋发聩地揭破了专制国家意识形态的秘密：它将永远与身体美学为敌，它将把身体美学的一切表达扼杀于襁褓之中；如果无法完全遂愿，它将祭出最恶毒的杀手锏—用身体丑学替代身体美学，戚夫人因此变成了丑陋的“人彘”。
这是身体美学的第一次沦亡。自此之后，在后宫的范畴之内，为了锻造对天下一人的媚术，对身体美学的戕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甚至直到两千年后，一个以“革命”的名义大行其道的左派政党，用秧歌和样板戏编织起来的肢体语言，用雌雄同体的“毛式”男女怪胎，彻底盘踞了身体美学的传统范畴。这时的后宫，“舞回金莲步，歌啭玉堂春”，两性间的公开调情在宏大的革命叙事的面罩下悄悄上演。后宫，彻底完成了它的语义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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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刑】蚕室里的花朵（1）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时任中书令的司马迁，接到了老朋友任安的一封信。此时的任安，因为牵连戾太子巫蛊案，正等待下狱。
巫蛊案是汉武帝晚年的重大事变，深刻地影响了当时政治格局的演变。《汉书·武五子传》评价晚年的汉武帝说：“上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穷治其事。”汉武帝年事已高，以为左右都用巫蛊诅咒，遂派江充彻底查清这些其实莫须有的事。江充一查查到了戾太子宫中，在戾太子宫中掘出了用于诅咒的桐木人。太子少傅石德害怕事情闹大，建议戾太子矫诏抓捕江充。戾太子遂以汉武帝的名义发兵，诏告百官说江充谋反，斩江充，并在上林苑中焚了协助江充的胡巫。汉武帝震怒，命丞相刘屈氂与戾太子作战，整个长安城中人心惶惶。戾太子战败之后，逃亡途中被人发现，上吊而死。
戾太子发兵时，任安时任北军使者护军，即掌管禁卫军北军，“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武帝闻之，以为任安为佯邪，不傅事，何也？”（《史记·田叔列传》）戾太子在北军南门外召任安，给他皇帝的符节命他发兵。任安接了符节，却闭门不出。汉武帝认为任安不附和戾太子是在佯装。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小事，最终决定了任安的命运：
任安笞辱北军钱官小吏，小吏上书言之，以为受太子节，言“幸与我其鲜好者”。书上闻，武帝曰：“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诛死。（《史记·田叔列传》）
被任安笞辱的北军钱官小吏，向汉武帝上书说，任安接受了戾太子的符节，戾太子要求任安拨派兵甲鲜明的精锐部队。汉武帝看到上书，评价说：“任安实在是个老吏啊！见兵事起，就想坐观成败，戾太子胜，就以接受了戾太子符节的名义附和戾太子；戾太子败，又以没有发兵的名义附和我。这证明任安怀有二心。任安以前有好几起死罪，我都没有处死他，没想到此人‘怀诈，有不忠之心’。”于是下狱诛死。
任安等待下狱的时候，给老友司马迁写了一封信，明里说要司马迁“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其实是求司马迁向汉武帝进言，搭救自己。司马迁考虑良久，给已经下狱的任安回了一封信，这就是被誉为古代书信体压卷之作的《报任安书》。
在这封回信中，司马迁表明了自己不能“推贤进士”的苦衷：“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祸患没有比贪利更悲惨的了，悲哀没有比伤心痛苦的了，行为没有比辱及先人更丑陋的了，而耻辱没有比宫刑更大的了。因此，“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辍字校擞菏仔琶迹哿惺欠牵灰嗲岢ⅲ叩笔乐啃埃∴岛酰∴岛酰∪缙停泻窝栽眨∩泻窝栽眨 薄裉煳乙丫硖宀屑玻傥ǔィ奚碛谟孤档土诱咧校椿挂菏籽锩迹朗锹鄯牵皇乔崾映ⅲ呷璧笔乐柯穑“Γ“Γ∠裎艺庋娜耍褂惺裁纯伤档哪兀�
接着，司马迁用一大段篇幅说明了自己遭受宫刑的悲惨遭遇，并解释了自己被判死刑，何以自求宫刑以免一死的原因：
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我之所以隐忍苟活，甘愿入于粪土之中而在所不辞的原因，是以私心还有未了之事为恨，怕死后文章不能流传于后世为耻啊。我不自量力，近年来自托于无能的文辞之中，网罗天下散佚的旧闻，考订前人的行事，考察他们成败兴衰之理，写成了一百三十篇，也想借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刚刚草创，还未完成，恰逢这场灾祸，我痛惜这本书还没有完成，因此即使受极刑也没有流露出怨恨之色。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藏之名山，传给能承继它的人，在通邑大都之间流传，那么我就偿还了以前受到的屈辱，即使被戮一万次，哪里还会后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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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刑】蚕室里的花朵（2）
《报任安书》就结束于这种志存高远，委婉曲折又壮怀激烈的自辩之中。司马迁的身世，由他自己娓娓道来，真是具备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
按汉律，判处死刑的人可以自求宫刑以自赎，司马迁正是为了写作《史记》而选择宫刑的。在中国古代的“五刑”中，宫刑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五刑”即墨（刺刻面额，染以黑色），劓（割鼻），劊ǘ献悖ㄑ烁詈陀谋眨蟊伲ㄕ妒祝９逃殖撇鲜摇⒏獭Ｑ帐攀鸵逦骸胺惭险哂湮略绯桑饰鲜遥蠡鹨灾弥６赂桃嘤兄蟹缰迹肴朊苁遥说靡匀蚝粑鲜叶！笔芄讨笕菀字蟹缍溃枰谙癫鲜乙谎屡拿苁依镅耍纯谟虾蠓侥艹隼础２鲜遥飧鲇叛爬寺拿郑幢挥美窗仓酶崭毡谎烁畹姆溉恕９套畛跏怯美闯头Ｒ业哪信模澳信灰砸褰徽撸湫坦保ā渡惺榇蟠罚罄垂痰某头６韵蟊蝗我饫┐螅敝脸晌攵匀魏稳巳魏问碌男谭！Ｇ爻丝诓还角е寥蛉耍鼋鲂藿ò⒎抗玩晟降氖芄痰淖锶司投啻�70余万之众！
当司马迁在蚕室里休养刚遭重创的身体的时候，他心灵所遭受的创伤一定百倍于身体的创伤。那么，在遭受了“五刑”之中最为耻辱的宫刑之后，司马迁后悔了吗？
司马迁是因为著名的李陵事件遭受宫刑的。
李陵，汉名将李广长孙。李广（公元前184？—公元前119年），“陇西成纪人也”。汉武帝说李广“数奇”，命数不好。与匈奴战，刚愎自用的大将军、外戚卫青指挥不当，“惑失道”，迷了路，李广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遂引刀自刭”。李广有三子，李当户，李椒，李敢；前二子“皆先广死”，三子李敢战功赫赫，但怨恨卫青迫死其父，击伤卫青。随汉武帝在甘泉宫打猎时，卫青的外甥、骠骑将军霍去病射杀了李敢，汉武帝隐瞒说“鹿触杀之”，被鹿撞死了。李广及其三子果然俱无善终。
长子李当户死时，留下一个遗腹子，即为李陵。李陵幼时，李广尚健在。同为遗腹子，李陵和岳飞所受的教育截然不同。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是典型的“寡母抚孤”现象。“国家”只是一个阔大的远景，而在岳飞心目中，他对寡母的承诺才重于一切—“精忠报国”，哪里是对“国家”的承诺，在寡母的强加之下，他仅仅视之为对寡母的承诺。而李陵，寡母未有记载，耳濡目染的是祖父李广的遭遇。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的赫赫战功，李广不能封侯的不平之气，一定使他印象深刻。而祖父替人担过，蒙冤自刭，叔父李敢被霍去病和汉武帝合力谋杀的凄惨结局，对李陵的刺激可以想见。
汉武帝封李陵为骑都尉，一直在李广利麾下，不得重用。李广利是协律都尉李延年的兄弟，二人又同是汉武帝宠幸的李夫人的哥哥，世代相传的乐人之家。汉武帝以这样的人为征伐匈奴的大将军，李陵必感屈辱。公元前105年，司马迁开始写作《史记》，已经称宠臣李延年“故倡也”，后来因李陵事受宫刑，下蚕室时，非常鄙恶自己“独与坐法者为伍”，深以为耻。而此时恰恰李延年也下蚕室，司马迁深以为耻的，即与李延年为伍。其实在那个时代，史家并无我们今天所以为的崇高地位，文史家、星历家被当作倡优一类人，为流俗所轻。即使在这样的人如司马迁者心目中，李延年、李广利之流也是被看不起的，更别说一般士人了。那么，李陵屈居倡优李广利手下，仅仅负责辎重，耻辱感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就可想而知了。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汉武帝派乐人出身的外戚、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李陵主动向汉武帝请命，率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海以北，迎战匈奴三万骑兵。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简直就是自求一死。李陵的内心，不仅有在李广利手下的耻辱感，隐隐地，也许同时还有以此举作为指祖父“数奇”的无声抗议。而汉武帝亦儿戏般地答应了李陵的请求，还不时催促出战。结果，李陵的五千兵被匈奴单于以八万兵包围，而李广利不派援兵，李陵血战后“遂降匈奴”，汉廷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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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刑】蚕室里的花朵（3）
班固《汉书》记此事，有一处很有趣的细节：“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太息曰：‘兵败，死矣！’”李陵独自一人去往匈奴营中，所为何事？真是找单于单挑独斗吗？我想，李陵大概早就想好了后路，与单于一席谈，敲定了事情的结局。伪作《答苏武书》中的名句，传神地表达出了这种心情：“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
汉武帝询问大臣对此事的看法，满朝大臣都指斥李陵，惟独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说：“陵提步卒不满五千……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上以迁为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资治通鉴》），汉武帝认为司马迁为李陵游说，是为了诋毁李广利，遂“下迁腐刑”。
在主流意识形态“华夷之辨”论者看来，李陵是汉奸无疑，为李陵辩护的司马迁，历史上也饱受非议。事实上这种论调延续了两千年，司马迁之后，鲜有人再为李陵辩护。直到作家张承志，在其名篇《杭盖怀李陵》中如此辩说：“静若处子，动如脱兔，人在不测中遭逢这种前途并不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他无家可归，朝廷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李陵行为中所隐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