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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时期”的名词；再有那些来自欧式的从句结构，经由译文处理而成的长句，比如“在1848—1851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戴着柔皮手套的共和党人马拉斯特起，直到用已死的拿破仑的铁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止”，比如“立宪派公开组织阴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山岳派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保皇派扮演着共和国参议员的角色，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在国外支持他们所依附的互相敌对的王朝，而在法国内部却支持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行政权把自己的软弱当做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来的轻蔑看做自己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最卑鄙的方面在帝国的招牌下的结合……”——全都如此华丽。大辩论总是以陈卓然的演讲为结束。礼堂里，黑压压地挤满了人，年轻人的浓郁体味积压在人头上方，陈卓然是人群中的制高点，两张课桌再架一把椅子，底下簇拥着他的战友，形成一座宝塔式的造型。有时是在晚上，突然停电，就会有人找来蜡烛，摁开手电筒，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在空阔的礼堂里，显得很微弱，就像萤火虫。在那稀落的亮光之间的黑暗，则显出格外厚重的体量。无论这一派，还是那一派，此时全凝聚为一股庄严的力。
陈卓然在年龄和见解上，都要比南昌长一截，但是，南昌注意到，陈卓然挺重视他。当然，他很谦卑地把这“重视”看作是“关心”。大辩论的时候，陈卓然有几次都推南昌上前。南昌并不是个善辩的人，性格也有几分羞怯，但生怕辜负陈卓然，他不得不勇敢应对。而他本来就有自己的思想，经这么一逼迫，竞也锻炼出来，有几分胜出。他看见陈卓然认真倾听的表情，就更要做得好一点，好让陈卓然更满意一点。一旦过了火，不免虚张声势，他又明显看见陈卓然的笑容里有讥诮的意思，便红了脸。这讥诮的笑容有一些让南昌想起父亲，但却不会像父亲那样激起反抗的心情，而是相反，令他感觉亲切。因为父亲是冷的，陈卓然则是热切的。还因为，父亲是长一辈，而陈卓然是同代人，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即便如此，南昌还是不敢将自己认作是陈卓然的朋友。在陈卓然身边，围得更紧的是高中的同学，他只是初中。他也知道，陈卓然还有许多高校的大学生战友。直到这一天，就是方才说的，他从家中取衣物回学校，心情一直郁闷着，晚饭以后，不知为一股什么力量驱动，他对陈卓然说：我想和你谈谈。这时节，他们很喜欢用“谈谈”这样郑重的字眼，内心里是骄傲他们能有值得“谈谈”的人和事，而“谈谈”的双方由此产生庄严的友谊。
这一场谈话是在操场上进行的。食堂的饭早，此时只是傍晚，可冬至将临，天就短得多，所以基本是黑了，只在天际有一长条深红的线，是落日投在云层上的霞光。操场上的沙变了颜色，成了紫沙。他们的脸的轮廓上也有些微明的光，但他们彼此并不看着，有一种腼腆。这样单独相向的“谈谈”，有一点叫他们不好意思呢！他们听见自己的脚步在沙砾上的摩擦声，看不见有人，却听见操场边的双杠上，传过来木杠在铁架上发出有重力的震荡声。他们稍稍默了一会，南昌说话了。我的父亲，他说，我的父亲一九三四年参加革命，是一名老党员——南昌忽感到骇怕，心跳加快。他想他是不是莽撞了，竟然对一个外人——他此时发觉，陈卓然对于他几乎是个陌生人，他却对陈卓然在谈他的父亲。可是，已经收不回去了。而且，他虽然看不见陈卓然，天已经彻底黑下来了，却分明感觉到陈卓然的鼓励，他在倾听。于是，他停不下来。就好像在听别人说话，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操场上方细弱地回荡。气温在回升，风完全止了，天际处的红线隐入黑色的天幕，并没有变得更暗，反有一种亮，使天色变成一种钢蓝。他从父亲的资历说起，说到他从事的工作，以及他的直接领导所介入的事件，陈卓然显然对这事件有更多的了解。所以，谈话中有一个阶段改换成陈卓然说，南昌听。他其实是第一次听到比较完整的关于党史上这桩公案的叙述，不禁一阵寒栗，想父亲他已经濒临危险。同时，又生出骄傲，因父亲曾经与党的存亡关头如此接近。他沉浸在这样复杂的情绪里，经陈卓然提醒，才想起中断了的话题。
陈卓然的叙述微妙地改变了南昌找陈卓然“谈谈”的初衷，他不由自主地怀了些尊敬的口吻，续上话题，再一次谈起父亲和他们子女，尤其是和他的接触，着重说了那几年在北京的生活。其实他几乎全无记忆，只有一些零碎的场景。比如南华门的宫墙上，槐树的枝叶的影；冬天时居处的院子，出人的一个老头，穿着黑棉袄裤，有一回带给他一捧甜脆的鲜枣，是专门烧锅炉的昌平县农人；托儿所午觉时分，透过小床的木栅栏，看见烟囱炉上坐的水，咕噜冒汽，将壶盖一次一次顶起来……这些记忆和父亲全无干系，他几乎看不见父亲的面容。他的讲述不得不很快过渡到现在时，于是，困惑又涌上来，将方才正面的心情盖过了。这时候，他不再有顾虑，谈话到了这么一个阶段，倾诉使彼此成了知己，知己间的欣悦之情，又使倾诉的热情高涨。他激动地说到这天下午与父亲的交锋，父亲讥诮的神情，还有——他犹豫了一下，说出口来，父亲看上去，就像一个托派分子。他吓了一跳，惶悚地向陈卓然看去，陈卓然也看向他。这是自谈话以来两人第一次对视，两人的眼睛在黑暗中发光，有一种巨大的，近于神圣的恐惧在两人之间升起。他们从来也没有看见过一个真正的托派，但在概念中已经有一个清晰的轮廓。总是苍白的脸，郁郁寡欢的神情，怀疑、动摇、软弱、无政府的倾向。这天谈话的结果，是陈卓然向南昌提议，见一见他的父亲。
陈卓然早就知道南昌的背景，这可说是他对南昌有兴趣的主要原因。当然，南昌本身也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就是他有一种思索的表情。在陈卓然，无论是生父还是继父，都是行伍，头脑比较简单，而他却是个热衷思想的人。由于年长，由于读书，还由于思考的习惯，他比南昌了解事物的复杂性，也对事物的复杂性感兴趣。他喜欢事物里的矛盾性质——当一种主义明显优于另一种主义，却又同时明显地难以实施，反是另一种劣质的主义可能顺利贯彻；而优质的主义常常要经过劣质的才可接近，在接近的途中，则有着被腐蚀的危险，不等抵达目的，已经变质；那许多主义，其实都是由一个起源性质的主义派生出来，就好像一个家族；也像是亲缘关系，血缘越近的越容易起反抗，往往是，差之分毫，失之千里；每一种主义，都拥有着自己的修辞上的逻辑，由这修辞的逻辑拓开一个又一个独立空间，远远超出了物质世界的容积量，是可无限扩张，无限大的。这就是理论的愉悦感。然而，陈卓然并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对理论所来自或者所针对的实际性有着好奇心，对“主义”的具体代表，也就是扮演者有着好奇心，南昌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个。
虽然南昌有着种种顾虑，但因是陈卓然的请求，便无法推托了。这一天，正是一九六七年的元旦，他们两人骑着自行车上路了。离开公寓大楼十来米远，南昌就看见大门旁的墙上，贴了白色的公告，上面写着父亲的名字。南昌只觉血涌上头部，眼睛都模糊了。他努力保持镇定，骑到跟前，停下车，将通告看了一遍，却不知道什么意思，于是又看一遍。原来是禁令父亲在假期内外出。他心里木木然的，陈卓然却像什么也没看见，走在了前边。等他醒悟过来，赶上几步，拿出钥匙开门。令他始料不及，家里的气氛近乎喧哗，门厅里都是人，围着方桌在包饺子，扑面而来一股和着葱韭蒜姜的鲜肉气味，同门外禁令通告很不符地，竟是一派过年的景象。由于人多，他们这两个的到来并未引起特别的注意，甚至陈卓然这个生人也没让屋里的人伫留一下眼光。也是因为这种家庭向来门户不严，往来杂沓。更让南昌意外的是，父亲也在门厅里。几扇房门都敞着，就有光线进来，门厅变得亮堂了。南昌绕过方桌，将陈卓然带到父亲面前，作了介绍，陈卓然称了声“叔叔”。这一声“叔叔”表示出一点同宗同族的意思，因他们这样的出身，就像是一个大家庭，都是叔叔伯伯阿姨。父亲点点头，问，外面的形势如何？说来听听。父亲的神情很轻松，脸色甚至是开朗的。南昌极少看见父亲愉快的表情，此时他并没有受到感染而快乐起来，反感到不安。在父亲新的表情后面，似乎有一种原先守持着的什么在松弛和颓圮下来。陈卓然没有回答“叔叔”的问题，而是礼貌地问候“叔叔”的身体，这多少有一些掌控谈话局面的企图，但父亲的注意力却又回到方桌上的热闹。孩子们都到齐了，因为父亲在场，格外兴奋着。父亲说，轮到小四了。于是，小四红着脸开始说了。在他们俩来到之前进行的游戏，又继续下去了。
小四说的故事是关于警察和小偷。说的是有一日，警察抓了三个小偷，让他们一列站开对着训话。警察对第一个小偷说：你为什么偷东西？第二个小偷回答：我没有偷东西；警察对第二个小偷说：我没有同你说话；第三个小偷回答：我没有说话，这是什么道理？小四侧过头问大家，大家都纳闷着，小四回答：警察是个斜眼！父亲爆发出一阵大笑，等别人回过神，笑起来时，父亲已经笑得眼睛都湿了。上午的时间就在说笑话和包饺子中间过去。陈卓然和南昌一起吃了饺子，方才离去。此时，父亲早已进了书房，关上房门，门厅里的光线就暗了一成。走出公寓大楼，骑上车，午后的太阳将街面照得明晃晃的。两人都沉默着，南昌有几次去看陈卓然的脸色，陈卓然的表情显得很凝重。就这样一言不发骑到学校，陈卓然下得车来，看着南昌，停了一会儿，小声但是清晰地说出几个字：你父亲是叛徒！
4 父亲
元旦过后不久，南昌就随另一所高校附中的同学，第二次出发往北京去，期望再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检阅。鬼使神差似的，他们的火车，在上海站即将出发的时候，忽然从他们所乘坐的车厢起，往后数三节一并摘下，挂上了另一次列车，往沪杭线上，经浙赣线，一径向京广线去，开往长沙。这样，他们的遗憾就也一定程度地得到了弥补，那就是去到毛主席的家乡韶山，一个山明水秀的乡村。虽是料峭的冬季，水田干着，农事萧条，但层层褪去的山的黛色，修葺仔细的农田，屋舍的线条是简洁的，屋顶的坡面与墙面宽阔平整，有一种单纯素朴的古风。因为壅塞了前来膜拜的青年学生，这批走了，那批来，难免显得逼仄，可是在敞开的空间里，人总是变得很小，再是多，也是类似蚁群一样，小小的嘈杂和忙乱，一阵子就过去了。南昌的心略微平静下来，想起学校那边的事，甚至有隔世之感。这一回他与外校的战友出来，而没有同本校的，其实是有意躲避陈卓然。
这些日子，他与陈卓然的关系，处在一个无法控制的急剧变化中。当陈卓然对南昌说出对父亲的判断，有那么几日，他们格外亲密，每天晚上都在操场上进行长谈。他们谈到《牛虻》中蒙泰尼里神父与亚瑟的父子关系，其中信仰和亲情谁战胜谁；而后又谈到雨果的《几三年》，革命者提出革命的终极目标是服从于人性；接着谈到的是梅里美的小说《马铁奥·法尔科内》，父亲亲手杀死自己心爱的小儿子，因为他为一块金表出卖了一个强盗，做出叛变的行为，信仰又一次压倒亲情，这一回的信仰却摒除了政治理想纯粹为人格品质，再和人性的高尚相遇……他们没有提南昌的父亲，可这些文学名著的援引无疑都是围绕那一个题目。从他们谈论问题的方式，也可证明他们是受西方浪漫主义传统影响的思想者，所以，他们的思想不是顶严格，可是有情感，可以见得，他们本质上多半是温情主义者。他们特别合适这样的讨论，一方面，是从某一个事实——完全可能是虚拟的——从事实出发，就不至于完全是空谈；另一方面，这一个事实因是虚拟的就不必由他们负责，也不要求他们立即采取行动，可以保持清谈的超脱精神。那几日，他们两人对谈话着了迷，天刚向晚就来到操场，有一次还走出校门，走到邻近的一座园林。
其时园林已闭门，可他们自有办法，翻过一截矮墙，矮墙内是园林延接出来的公厕。这样，他们就成了园林里惟有的两个人。冬日的疏阔，改变了这地处江南的清代名士私家院子吟赏玩味的面貌。套景、叠景、借景、附景，形成的繁复结构，在暗中显得平面，变幻出简约的格调。砖地，粉墙，石头桌凳，还有太湖石的嶙峋的楞和面，本来是琐碎的，但因反射着月光和霜色，有一些凛冽的气象。这样，它就很合格做现代人思想交辩的舞台了。
这一晚，他们直接谈到了“叛徒”这两个字，当然不止是梅里美小说里那个出卖强盗的小男孩幼稚的变节，而是发生在历史性的重大情节中，比如延安的王实昧——说到此，南昌忽有一个停顿，他几乎怀着一股警觉地看陈卓然一眼。陈卓然没有看他，兀自将王实昧这个特例说下去。关于“王实昧”这个人和事件，其时属党内高级机密，只是在他们的阶层可以获取一定的谈资，但总是有限，所以，他们并没有在此事件上停留多久。陈卓然开始说起《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中的一节，尚加尔涅向第一师团发布惩戒叛徒的命令，可是在国民议会的压力之下，尚加尔涅又否认了。南昌没有松弛他的警戒，他变得沉默了。陈卓然则被自己的讲述陶醉，他一个转身，军大衣的下摆旋出一个扇面，他面对着南昌，倒退着，大声背诵道：“但是这位将军弄错了，因为他居然想把他从波拿巴那里暂时领用的权力交付给国民议会去反对同一个波拿巴……”陈卓然的脸色在这夜的薄亮里显得很清澈，五官有一种线描的效果，眉可及鬓，星眸皓齿，身材颀长，玉树临风。他是一个漂亮的男人，南昌不由自惭形秽。他们两人的情绪发生了差异。关于尚加尔涅的撤职事件，很快就离开“叛徒”这一个主题，进入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陈卓然再将此引申到无产阶级担负起世界革命重任的理论领域。在这过程中，他一直保持着后退的步子，好像背后长眼，自动就沿了窄细弯曲的甬道下去，没有一次失足。南昌看见他们投在地砖上的影子，自己的影子也是渺小的。他的心情更加沉郁，直到离开园林回去学校，也没有改善。后来，陈卓然也默了下来，最后的几步路两人没有说一句话。
就在下一天，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毛主席会不会继续接见检阅红卫兵。多数人说一定，红卫兵永远是革命的动力。陈卓然则有不同看法，他从上一次，即第八次毛主席接见的情形分析，文化革命已经趋向遍地烽火。因那一次接见，不仅有红卫兵的队伍，而且有工人、农民、包括北京市民的队伍，陈卓然以毛主席所乘坐的吉普车的检阅路线来证明这一论点。就在这时，南昌突然打断陈卓然的话，背诵了一段毛主席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他说，毛主席自戴上红卫兵的袖章起，就决定了谁是这场革命的主体。他又提出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高校里的第一张大字报，接着，六月十三日，《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这些都证明青年、学生、红卫兵，是革命依靠的力量。南昌被自己的言辞激励了，他变得很雄辩，话锋一转，指向了法国大革命。他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本质决然不同，他们的经验完全不足以应用于今天的形势。这话很明显是针对陈卓然，人们以为陈卓然一定会起来，并且只需三言两语便可驳倒南昌。可是，陈卓然并没有，他专注地听南昌演说，听他终于说完，举起手，击了，几下掌。过了一天，南昌就随外校的战友出发了。
南昌他们阴差阳错地来到长沙，经湘潭、衡阳，进广西，再向上过成都，在重庆乘船，走三峡到武汉，再继续顺长江到江西九江，又来到南昌，这个与自己同名的城市。像他们这样的父母，常常用他们的所经过的地名作孩子的名字，以此可见出他们流动性极强的生活，要是将他们这个阶层里的孩子的名字汇集起来，几乎看得见一幅中共政权蔓延全中国的路线图。南昌满意自己的名字，认为是与“南昌起义”联系一起。真来到此，只觉得这城市十分萧条，街巷两边的民居院落，透露出的生活气息，甚至是贫瘠的。此时，他们外出已近两月，他们早已经知道，毛主席并没有如传说那样再次接见红卫兵，前一年十一月下旬的那一次接见，将成为历史上最后的一次了。搭错车的遗憾一扫而净，他们挺高兴的，但在南昌，难免要想起临行前与陈卓然的争辩，就又沮丧起来。事情似乎总归是，陈卓然对。在这人和事都陌生的地方，想起陈卓然，有一种古怪的激动，他在哪里呢？
无论他们来到哪里，都可聆听到北京的声音。在最背静的小城镇的街头，都看得见新鲜墨汁写就的最新消息：《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停止大串联的通知，等等。红卫兵也在行动，大字报，批斗会，派系斗争，一样不缺。当他们来到武汉的时候，方才发生过一场大规模武斗，停火之后的街市，呈现出特别肃穆的静寂。可即便如此，也没有消除这些地方的偏僻之感，这种偏僻不仅在地理上，还是在时间的概念上。火车站和饭馆里的乞讨的人；大街上，堂而皇之穿行的骡马；朝天门码头上扛包的苦力，喊着川江号子——这就好像在一个遥远的陈旧的时代里。他们想回家了。
待到离开南昌，南昌才意识对这城市有一种隐匿的熟悉，那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