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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离开南昌，南昌才意识对这城市有一种隐匿的熟悉，那是来自于他们的口音。他父亲的普通话里，就带着类似的音腔呢！他只知道，父亲的籍贯是广东，他们也都跟了在表格上填“广东”，假期里，他们小孩子轮流去度假的江苏涟水，其实也并不是老家，只是父亲母亲曾经在那里寄养过一个姐姐的老乡家，父亲真正的出生地，却是南昌。父亲家是南昌城里一家有钱的大户，乡下有田产，城里有工厂和商铺，他自从参加革命再没回过南昌，表示了一个革命者和有产阶级家庭决裂的决心。也不知什么心理作祟，是忽然涌起的乡愁，还是要纪念家中某一个变故，父亲将他的头生子取名为了“南昌”。从这一点看，也可以辨别出他父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属性。当南昌回到家中．还未进门，糊了满墙的大字报就会告诉他这些。于是，这场革命将带给他极其具体的考验。父与子的冲突几乎是每一场革命必然发生的情节，它表面上是背叛，实质上却是一种承继。这两个绝然相反的情形同时发生在这个关系里，注定了它的悲剧性，几乎成为革命的命运之一。
南昌回到上海，已是春节以后，住学校的战友告诉说，他姐姐来找过他，问他几时回来。南昌以为是要他回家过年的事，心想年都过去了，便不当紧。不料当日下午大姐又来了，而且神情严峻，让他回家，问有什么事却并不说。这个大姐比他年长五岁．和陈卓然一样，也是寄养在老乡家，进城之后才去领回。但大姐与陈卓然风格完全不同，她不像陈卓然那样迅速地融入他们的阶层，几乎没有一点儿时生活的遗痕，而是固执地保留了乡人的习惯。她朴素得就像是这家的保姆，长年蓝衣蓝裤，头发剪到齐耳，斜分开，发多的一边用钢丝发卡夹住。事实上，她也担负起一家人的家务。他们的母亲是不管家的，战争塑造了这一种特殊的性格，完全不明白和平日子里的人生义务。所以，她就把这个家全交给了大女儿。大姐管家的作派也颇似乡人，节约到了悭吝。她用碎布缝制了许多小口袋，上面写了电、水、煤气、粮、油、菜金的字样，非常严格地将每月父母的工资分配在各个口袋中。弟妹们要想从她这里得一点零用钱很不容易。可是，也像是循着乡人的规矩，她对这一家的长子，也就是南昌格外的宽容。其实呢，她多少有些看他们父亲的眼色，她看出父亲对南昌器重。像这样从小离家生长的孩子，总有一些世故的卑微。其实陈卓然也有，只是他的世界比较开阔，不必在小节上用心。尽管大姐对他优待，南昌却对大姐冷淡得很，觉着她俗气，也觉着自己的家庭成员性格古怪，与这个阶层不符。他不晓得，如他们的阶层，成分最是杂糅，因没有渊源，历史短，什么因素都可加入进来。本来就和大姐不多话，她又执意不透露，南昌就也不问，让她先走，晚上再回去。他看一眼大姐走路的背影，有些像鸭子的摇摆，心中就生出一股厌气。看起来，他不止是不满意他的父亲，还不满意他的其他家人。
吃过晚饭，他骑车往家去了。路灯下，看得见公寓楼门口的大字报，从门外到门里，再沿了楼梯边的墙壁上去。楼梯间昏暗的灯下，他的余光里满是颠倒过来、打了叉的父亲的名字，耳畔是鞋底踏在大理石梯阶上的啪啪声。他的许多战友都经历了这样的遭际，这使他对这场景竟有似曾相识之感。到了自家公寓，推门进去，兄弟姐妹都在，但不是在门厅，而是聚在父亲的书房，就像在开会，只等他一个人了。他走进去，在一张空椅子上坐下。母亲坐在父亲的书桌前，甚至于，面前还放了几页发言稿。这时，他才发现，父亲不在。母亲抬头扫一眼，看见人都到齐，便戴上眼镜，开始读发言稿，是关于父亲的生平历史。南昌注意到，母亲直呼父亲名字，名字后面且没有“同志”二字。南昌又注意到，母亲也没有称父亲“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像大楼内外的大字报上写的，而是将父亲定位在旧民主主义思想者。母亲读到父亲在江西省师范读书时期，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这一方面使他认识到中国的现状急需改变，另一方面也妨碍他更进一步的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性质。南昌惊异地发现母亲具有相当程度的理论水准，他不能完全听懂，但却意识到母亲在批判父亲的同时，很微妙地进行着辩护。显然，这种辩护是困难的，既要认可大字报上对父亲的判定，又要作出一种良性的解释。听起来就很绕。终于，母亲自己也绕得不耐烦了，她干脆放下事先准备的材料，摘下眼镜，说，我作为妻子，服从组织决议，站稳立场，决不姑息，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以我的党性保证，此人对党决没有离异之心。母亲表态的方式，是在逻辑上反其道而行之，更加强了可信度。子女们一时都没反应过来。他们与母亲向是生分，他们的头脑和教育，以及年龄，远不够了解母亲，他们甚至不知道母亲的专业，马克思列宁主义社科研究的内容。倘不是这一个变故，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上这一课。他们都有些被镇住了。
母亲接着说，你们虽然是我们的孩子——南昌注意到母亲用了“我们”这个词，是将她与父亲归在一类的意思——你们是我们的孩子，但是，母亲说，你们还是共产党的儿女，你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假如你们决定和我们划清界线——南昌又听到“我们”两个字——假如你们和我们划清界线，我们完全理解，并且支持。兄弟姐妹们都沉默着，这个向来关系涣散的家庭，此时忽然显现出内里的紧密性。母亲交给他们的抉择，其实包含着一个二律背反。那就是说，如果选择背离家庭，他们不仅与犯下严重错误的父亲没了瓜葛，同时也与这个革命的家庭没了关系；倘若是选择不背离，他们就依然是革命的正传，但也是父亲的孩子。他们虽然还搞不清其中的逻辑，但共同地感受到一种危险，身份的危险。日光灯将人的脸都照成惨白，没有装窗帘，裸着的玻璃窗上，昏黄地糊着一片窗外的路灯。这时，方才意识到这城市夜晚的寂静，简直就像宵禁似的。
母亲平静下来，手里的眼镜脚有节奏地磕着桌面，看上去，甚至是轻松的。南昌陡地生出反感，他觉出母亲的态度里有一种要挟的意思，他转过脸，直向母亲，说：你的立场呢？母亲嘴角扯出一个奇怪的笑容，她张开右手掌，以手腕做中轴，来回转了几个半周。这动作令人困惑，似乎是没法说，又似乎是不屑说。南昌停了一时，站起身，走出房间，又走出公寓。他听见在身后，相继响起离座时椅子在地板上拖动的声音，然后是鱼贯而来的脚步声。南昌头也不回地走下楼梯，走过满墙的大字报，上面的字模糊成一片，那已经与他两不相干了。
5 “星星之火”
和父亲还包括和母亲决裂，使南昌在战友们中间的处境变得微妙。人们早已对南昌的父亲生疑，有着一些传说。照理，南昌的激进行为应该让大家放心了，但是，很奇怪的，人们反倒对他有了戒意。他们这一伙的父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从原先的领导位置下来，他们的身份还有信仰跟随着受到了贬抑，南昌这一行动，就无疑地有一种变节的含义。此时，人们亲历了政治的波折，对党内历次路线斗争开始重新审视，所以，南昌父亲这样的人，谁知道呢？也许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革命者。再说，他们这些胜利者的后代，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他们当然属于一个特殊的阶层，无论内部有怎样的分歧，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由不得别人来插嘴。这样的观念其实是比前一种、由信仰产生的理由更具有力量的。在此，倒真有些像资产阶级兴起之时，面临没落的贵族的心理。就这样，人们多少对南昌起了敌意。
只有陈卓然对他一如既往，可是，南昌非但没有感激，反而更加生恨。他觉得陈卓然是做姿态，其实居高临下。并且，他还想到这一切都是陈卓然蓄意策划的：他先是给南昌的父亲定了性，暗示南昌起决裂之心，最后达到孤立南昌的目的。他这么想几乎是有些病态了，因为连他自己也说服不了自己，陈卓然为什么要孤立他。即便是在这偏执的状态里，他依然痛苦地羡慕着陈卓然，陈卓然可谓天之骄子，样样都比人优越，以至于不久后，陈卓然受到公安部门的拘禁，这一点也使南昌嫉妒。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陈卓然更完美了。南昌并不知道，倘若当时他搭上的车厢没有被摘下，而是一径去了北京，那么他完全有可能与陈卓然做“狱中难友”。可偏巧，弃北向南。他实在是逃过一劫，却也与陈卓然擦肩而过了。
这一段日子非常灰暗，他们的司令部基本解体，却有无数个司令部取而代之。战友们都四散了。南昌一个人坚守在空荡荡的司令部里，说实在的，也是没地方可去。要说，学校是比前一阵热闹了，因为派仗越演越烈，有几次还升级到了武斗。夜里，灯火通明，喧声四起，玻璃窗哗啦啦碎下来，不知怎么又拉了闸，“刷”一下沉入黑暗。为安全起见，南昌将门上的司令部字样撕下来，将两间打通的教室间的隔门重新关上，堆上桌椅，自己只占较小的一间。他很少出门，甚至人们都不怎么知道这里还驻着一个人和一个司令部。有几次，新成立的战斗队找空房间，找到这里，敲开门看见有人，便又退出去。几次过后，南昌又在门上贴一张字条，上写“星星之火战斗队”，从此不再有人敲门。他在战友们弃下的物品中翻找到一些书籍，《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是陈卓然留下的。
有一天，不知是由什么驱使的，他忽然打开笔记本，开始抄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觉得，抄写帮助他理解了这部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伟大文献。更重要的是，抄写缓解了他那种被遗弃的颓唐的心情。当他抄写到第五章上，关于“十二月十日会”随波拿巴巡游时的一段：“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破落放荡者之外，除了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他不由自主地情绪激昂。
晚上，他怕械斗的人群袭击他的窗户，总是早早地熄了灯，身体靠在窗边的墙上，侧脸看窗外的情景。从他所在的四楼的高处望下去，操场上熙攘着的人真有些像蚁群呢！更多的时候，操场上寂静无人。他也不敢开灯。看久了，就会在操场上的沙砾地上看见两条影子，一条长，一条略短，长的是陈卓然，短的是他。他止不住想：陈卓然在做什么呢？监狱的生活总是严峻的，比起来，南昌算得上什么呢！有意无意，南昌将自己的生活压缩到最低限度。他两天去一次食堂，买来一堆淡馒头。淡馒头，还有开水，甚至连酱菜也没有，就是他全部的给养。开始，他不理发，从不知是谁留下的一面小镜子里，看见一张消瘦苍白的脸，长而乱的头发，尤其是唇上长出的硬起来的胡子，心里有一种酸楚，又有一种满足，他喜欢这个形象。后来，头发长得不成样子，他就到学校外面的剃头店里，干脆刮了个光头。这样，他看起来，就真的像一个“联动”，有着典型的抵抗社会的表情。他难得走出屋子，买馒头、打开水，或者上厕所，走在戴了各色袖章嘈杂的人群里，难免有人会看他一眼。可是这一派以为是那一派的人，那一派以为是这一派的人，还会以为是一个随便闯入的人，谁都不知道他到底是谁，谁也都不追究他到底是谁。因此，他便在这复杂的局势中生存下来了。
这一天晚上，整幢楼的灯都亮着，操场上的灯也亮着，显然是将要有行动来临。可是却奇怪地寂静着，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南昌从窗户往底下看，空无一人的操场忽让他有些胆寒，他感觉到这一幢楼里其实只有他一个人。郊区的夜晚本来就是沉寂的，灯光将这沉寂照亮，照出它的空洞。他第一次感到了害怕，事实上，仅仅是，拉错了电闸。这个错误不久就纠正了，校园又暗下来。随了灯灭，楼里反有了些声息。他听见楼上还是楼下，有人说话，走动，开门和关门。方才一幕就像是梦魇，明亮的梦魇。南昌微微喘息着，在黑暗的房间里乱走了一气，有几次，碰上桌椅，他不是让开，而是硬顶过去，将障碍物推到一边。膝盖处一定碰伤了，疼痛却让他安静下来。他渐渐放缓脚步，最终颓然坐在床边，又缩进被窝，睡着了。夜里，他被敲门声唤醒，他没动，任由敲去，以为同往常一样，敲不开自然会离去。可门外的人却很固执，也很耐心，叩几下，停一会，再叩几下。相持了一时，还是南昌妥协。这个晚上，他变得有点软弱。他跳下床，赤脚奔到门前。先还谨慎，只将门张开一条缝，却又急躁起来，“哗”地拉开了。门口站着大姐。
月光从他身后的窗户投进来，投向大姐，又被他的身体挡住，于是，只余下一道轮廓。他看不见大姐的表情，却看得见大姐嘴动，很奇怪的，他听不见大姐的声音，似乎是从大姐的嘴动，看出几个字：妈妈死了！就像是紧接着的，他已经骑在了自行车上，车后坐着大姐。街上没有一个人，两边的房屋都暗着灯。看不见月亮，月光却很亮堂。此时，南昌忽然拥有了一种超常的视能，他能够俯瞰街区，整个浸在月光里的沉睡的街区，连屋顶瓦楞里的茅草都历历可见。一盏，两盏，相距很远的路灯，在窄长的巷道里投下昏黄的光和暗。行道树已长出了嫩枝，枝条在街面编织了错落的花案的影。他甚至能看见自己，小小的，简直像一只蚂蚁，骑着一架米粒般的自行车，载着又一只蚂蚁。与其相比，街道、房屋、树，就都显得巨大了。这种俯瞰是在猝然间结束，他的自行车直骑上人行道，然后在一道台阶前歪倒，他和大姐和自行车一起摔在地上，原来到家了。他和大姐，还有那架车在地上纠缠了一时，方才挣脱开爬起，一阵寒战从脚底涌上。自此，他便一直处于激烈的寒颤之中，膝盖碰膝盖，牙齿格格响着。有几回，他的脚还绊住自己的脚，磕倒在大理石的楼梯上。
兄弟姐妹都到齐了，是大姐一个一个找回来的。母亲在父亲隔离审查，也就是召集他们开会之后不久，也被隔离了。今天早上，母亲单位里来通知，母亲于二日前死亡，是“畏罪自杀”。所以，尸体立即送去焚化，只交来一张骨灰领取单，还有一包母亲的衣物。距离上次开会仅只是一个多月，情形却已大异，主持会议的不是母亲，而是大姐，地方也不在父亲的书房，是在门厅。几扇房门都关着，这样，外面就看不见这里的灯亮。大姐将大家召集拢，并不说什么，只是自己动手搬动几件家具。大家都怔着，不明白她要干什么。在这个没有老人，成员都是青壮年的家庭里，死亡的来临让所有人猝不及防。甚至，没有一个人哭泣。屋里静着，大姐手下的搬动偶尔发出一声响，有两个弟妹想去帮忙，因不知大姐的用意，反误了工夫。一时，方桌被推到两扇门之间的墙下，凳子椅子全倚墙靠着，让出一方空地。等大姐在桌上放下一张母亲的照片，她的意图便呈现雏形了。大姐是在为母亲设一个灵堂。桌上摆开四个碟子，盛了山楂片，瓜子，饼干，第四碟是半根剪碎的油条，又在正中燃了三支卫生香。最后，大姐将父亲藤椅上的棉垫放在方桌前的地上，扑通一声跪下，磕了三个头。二姐也跟着跪下磕三个头，应该轮到南昌了。南昌没有动，大姐伸手拉他，并没有触到他，却被他粗暴地挡开了。大姐有些变脸，可那一对双胞胎兄弟互递一个眼色，齐齐跪下磕了头，带着息事宁人的意思。底下几个也依次磕过。事情本来可以结束了，可大姐却不罢休。她又过来拉南昌。这一回，南昌的胳膊闪开了，却被大姐当胸抓住衣襟。他没料到大姐那么有腕力，牢牢地钳住他的前襟，将领口收紧，扼住了颈。他差一点被大姐拉倒，本能地去拖大姐的手。触到大姐的手，让他生出了恨意。他无比地讨厌面前这个人，讨厌她的一切，衣着、发型、姿态、长相、做事的方式。他也从面前这个人的脸上，看出她对自己的憎恨。她咬着牙，使得腮骨部分突出。她的手不肯松一点儿，于是，两人便扭在了一起。二姐拉住大姐，其余的弟妹一起拥住南昌，企图将他们拆开，可哪里拆得开！他们这一伙人，在狭小的门厅里来回碰撞，却没有人出一点声，一切都是在静默中进行。无意间，撞开一扇房门，所有人都怔了一下，因已是一屋的灰白的晨曦。一个夜晚过去了。就这一怔，大姐和南昌都松了手，大家乘机将他们分开，南昌到底没有磕头。可是，这一日，他没有回学校；下一日，也没有回；再下一日，依然不回。事实上，他就在家里住下了。
他依然不和大姐说话，虽然一日三餐都是由大姐烧给他吃。如今，全家的开销只凭每人十二元生活费，但也没能难倒大姐。她采用了一种伙食团的方法，不在家吃的人按天数发给伙食费，在家的人也是按天数收取伙食费。在家里，饭是任意吃，菜则每人一份。所以，南昌到吃饭时只需去厨房盛饭，取自己的一份菜，不必与大姐啰嗦什么，然后回到房间里一个人吃。回家后，他一直睡在父亲的书房，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窗前的梧桐树叶渐渐稠密起来，盛了一汪一汪的阳光，烁烁摇动。那只鹩哥不知是造反派收去了，还是送了人，抑或是死了，连鸟笼一并不见了。有时候，不知觉中，南昌发现自己用口哨在吹那一句单调的乐句，等意识过来，便止住了，心里却是一股寂然。母亲的那包东西一直放在父亲的藤椅上，没有人去动。又有时候，南昌的眼睛会停留在上面。当他发现自己在打量那包裹时，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