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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初，还是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南昌的父亲都没有受到激烈的冲击。这意味着受到某种保护，同时也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早就告以结束。但不管怎么说，非常时期里的安全终是可喜的。有一阵子，父亲甚至开始教鹩哥第二句旋律。听父亲用口哨吹出完整的一曲，南昌才了解鹩哥那一句旋律的出处，是一首质朴的山歌，是父亲家乡的民谣吗？这段时间并不长，很快地，父亲放弃了对鹩哥的教授，重又阴郁下来。倒不是对安全产生什么疑虑，而是，那种阴郁是整体性的，相当牢固，只可能因为暂时的条件舒缓一下，结果还是要回进阴郁中去。无论父亲那一时的轻松，还是长期的阴沉，都使南昌不满，觉得和革命的气氛不符。父亲的形象就像一个隐士。以前，南昌并没有什么认识，他一直是被父亲的身影笼罩着，现在，他不是成长起来了吗？这样，南昌对父亲的心情就变得复杂了。一方面，他是因为父亲，才获有革命嫡系的身份；另一方面，父亲又将他与时代隔开了。有几次，他在沿街的窗户里，看见底下过去的游行的队伍，红旗和锣鼓铙镲上的红缨在行道树的绿荫间涌动，可谓时代的象征。南昌觉着自己很幸运，生逢其时。事实上，每个人都喜爱自己的时代，自己的时代里，最不济的还有青春。当然，南昌的时代又特别地合青春的胃口，因有着过于多的激情，多到有些盲目了，可连这，也是青春的性格。但等游行队伍从窗前的梧桐树下过去，回转头来，扑面是室内的暗和凉，南昌甚至嗅到一股霉味。他忽想起一句话：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他觉得真是对他的家庭的绝妙写照。
这段日子，倒是他们家人聚首最多的日子。学校里停课，孩子们大多回了家，父母呢，不像过去那么工作忙，也可按时下班。晚饭时围一桌人，似乎这才发现，儿女们都长大了。大人们几乎是带着些惊异地听孩子们谈论时局国政。少年人的言论总是浮夸的，可也很有趣。父亲脸上会露出难得的一些微笑，带着讥诮的喜爱，是想起了自己的年轻时代？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时刻，他们看上去也不像一家人，而是像一个学习小组。那长者只是旁听，并不发言，吃完自己的一碗饭，便起身离席，不会为任何一个话题留下更多的时间。当他们离开，饭桌上的讨论还在继续，甚至更热烈，实际上，却空洞下来，因为最重要的听众缺席了。他们都是在说给父亲听，竞相表现，以期受到注意。父亲在孩子心目中，无疑是一位资深革命家。父亲的级别，在这城市的地位，他们从小得到的待遇，都标明了这点。而事实上，父亲的阅历、工作、处境以及心情，都是他们从未想过要去了解的。这是在新社会的教育下长大的一代，接受着简单的阶级思想，将人和事划分成抽象的类别。他们这样集体化的家庭生活，也没有提供人情世故的常识。所以，他们的脑筋都是极其教条的。在热烈的饭桌上，南昌是缄默的一个，一方面是如前边说的，他的孤立处境，另一方面也是，相比较而言，他与父亲间似有着一些默契，这默契是建立在破除迷信之上的。已经说过，他觉得父亲不像革命者，而像一名隐士。有几次，当别的姐妹兄弟激烈辩论时，父亲的眼睛转向了他，显然是想听听他的意见，可他却将眼睛低下去了。在他内心深处，是不相信父亲会拿他们的观点当真。就这样，他与父亲的默契，其实就是一种巨大的障碍。也是因为这矛盾的心理，才使他和父亲比较其他子女，还略有些像一对父子。
他终究是不喜欢他的家的，他比其他兄弟姐妹更不喜欢他的家，因为更能体会家里的消极空气。当其他兄弟姐妹以骄傲的口吻谈论父亲的事业时，他脸上便露出讥诮的微笑，这就使他与父亲相像起来。在这一对父子身上，都有着一种类似无政府主义者的抑郁性格。但是，文化革命的狂飙涤荡了少年一代的身心，它焕发了青春的激动，南昌的视野一下子明亮起来。他比正常时期更少回家了。学生宿舍已被改造成战地指挥所的样子，撤去一些双层床，从教室搬来一些课桌椅，在房间中央拼起来，铺上一面红卫兵战旗，门上贴了“红卫兵司令部”的字样。他们就在里边开会、部署，还有起居。喧腾的一日过去——那是多么激荡的时光啊——白昼过去，夜晚的学校显得格外空寂，偌大座院子里，只有一两问宿舍亮着灯，恰如“众人皆睡我独醒”。南昌倒退地走在操场上，看着那几点灯光，耳畔是脚下的沙粒声。郊外的天空又格外广阔，满天星斗好像倾倒下来。这所寄宿制的高级中学平素总是熙攘的，假期里当然会是安静的，可那时候他们也不到校了。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感到过校园的广大和安静，同时感到自己是校园的主人。南昌心里有一种感激，感激在他还没有老，还年轻的时候，历史就揭开新的一页。在这之前，南昌总觉着，生活就将仅此而已地过完一生。他也不是厌世，他的年龄、阅历，以及理性都还不及到“厌世”。他的思想没有萌芽，只是处在情感的状态——他兴奋不起来。年轻人是会比老人更觉着自己老的，因为参照系数不同，对时问的概念就很严格，二十岁的年龄在他们就已经不年轻了。成长的缓慢让他们以为时光已久。现在，南昌，也许还有其他人，陡然发现自己还年轻，还来得及经历些什么。不止是时代的际会，还因为，成长的某一个阶段终于结束了。
在初冬第一场寒流来临，暴冷的天气里，南昌从学校回家取冬衣。这是一个上班日的下午，他没料想父亲会在家中，而其他的兄弟姐妹又都不在，于是，可说是前所未有，父子俩进行了一场谈话。父亲问他在做什么？他对“做什么”的说法感到不舒服，觉出其中的轻视，出于反抗的心理，他不免态度倨傲，回答说：运动正在关键时刻。言语中也有一种轻视，轻视父亲置身于时代洪流的岸边。父亲接着问：什么关键时刻？他的回答是四个字：生死存亡。父亲又问：谁的生死存亡？党和人民！他回答，心里不由生起恼怒。父亲的问话含着戏谑，迫使他不断升级概念，但这概念里却藏着空洞，让他信心软弱，于是，恼怒又加剧了。他们是在父亲的书房里说话，窗户关上了，日光从没有遮蔽的窗玻璃照进来，带着一层霜色，显得苍白。虽是室内，因没有取暖设施，气温与室外相仿，父亲肩上披一件黑呢大衣，戴一顶同是黑呢的鸭舌帽，怀里很古怪地抱一个热水袋。这个中年男人白皙纤长的手指揉捏着热水袋，热水袋的橘红色胶皮因为陈旧而分外柔软。南昌忽觉着，父亲看上去，很像一个托派分子。
父亲在藤椅上坐下来，表现出谈话的兴趣，南昌心里却生出嫌恶与害怕混杂的感情。他急于结束谈话好离开去，可是，结果是他更加滔滔不绝。他谈到形势的危急，不仅在中国，而且是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的阵营内部和外围，无产阶级的人类理想如何迷失方向。父亲专注听着，陡地插一句道：无产阶级的人类理想是什么？他极快地接口说：解放全人类。然后又补充一句：无产阶级首先要解放自己！怎么解放？父亲又问。他又一次生出恼怒的心情，但就好像被什么推着走似的，他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述剩余价值理论。他渐渐被自己的雄辩陶醉了，沉浸在其中。突然间，书柜角上鸟笼内的鹩哥尖锐地唱出那句旋律，他戛然而止，鹩哥就像吓了一跳，也止住了。父亲依然保持着倾听的姿态，可他想不起来方才说的什么了。当他终于走出父亲的房间，差一点叫地上的旅行包绊倒，这才想起方才翻箱倒柜拿好的冬衣，他一把提起，逃跑似地出了公寓，听见门被自己摔上的一声响。他飞快地走下大理石砖的楼梯，听见有人在身后追他，其实是他自己的脚步。走出公寓大门，骑上自行车，沿了马路径直去了。气温开始回升，日光里有了些酱黄的暖调子，街道的色泽鲜亮起来。南昌觉着手脚暖和，因此灵活了，体内的寒气迅速散发出来。他那个家啊！在南昌意识的深处，其实一直怀疑在革命的名义之下，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内容，只是时代潮流使然，他不由自主地放大了革命的名义。离家越远，南昌的胸襟越开阔，到了城市边缘，天地空旷，风也浩荡起来。南昌的脸色变得明朗，他从阴影中走出来了。
3 陈卓然
南昌他们中间，最年长的一个是陈卓然。
陈卓然有个和他外貌与气质都不大相称的乳名：羔。他出生在解放战争最艰苦也是最具有决定性的鲁南还击保卫战时期，生下之后就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由部队买一头刚下羔的母羊送给老乡做抚育金，陈卓然就是喝这头羊的羊奶长大的。他所在的地方是沂蒙山翼脉里，一个叫北石砬的山村，抬头便是铅灰色山壁，几乎合起来遮住了天。山壁下，有许多柿子树，秋天挂果，就结了无数小灯笼。这时候，玉米棒子也收上来了，扎成一嘟噜一嘟噜地挂在檐下，还有成串的红辣椒、白蒜头，村口大碾盘轳轳地响。那大山窝里，就有了小小一团喜气，将全年的寂寥都破除了。
当县武装部和民政部的干部来到北石砬村带陈卓然的时候，陈卓然穿一件紫花棉袍，脚上蹬一双麻编填麦穰的“毛窝”，头是瓦型的额发，脑后留一条猪尾巴似的小细辫，正和几个男孩挤在村口碾盘上，抓石子玩。在这大山旮旯里。小孩的玩意儿也是石头。这一年陈卓然七岁，还没上学。离北石砬村二十里山路的平地庄上，才有一个初小，养父母想让他多长两岁，腿脚长硬扎了再去上学。也是觉着，不知哪一天，他生父母会来迎他，就到大地方去上学了。陈卓然跟了来人乘上吉普车，颠颠晃晃去往县城，一路上被汽车和山路吸引了注意，没想起哭一声。在他心里，养父母就是亲父母，没想过另外还会有生父母，也没想过他这一走就不会回去。所以，到了晚上，就开始吵闹着要回家。山里的孩子就像鸟一样，天一黑就要回巢的。他只是不明白为什么非要他在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中间。好在，火车又一次吸引了注意力，一直可持续到天黑。就这样，交替着被新鲜事物吸引，不再为天黑不得回家而吵闹。等到了上海，他已耗尽力气，在送他的人背上睡成一摊泥。这一路上不知换了多少人手，他也来不及记下谁是准了。那人将他背进上海的家门，门里人也是纳闷，这一团混混沌沌的紫花色，散发着干草和泥土气味的东西是什么。
他本来应该当年就上学的，但因为语言的关系，不得不停一年。他不会说上海话，亦不会说普通话，这里的人更听不懂他的鲁西南腔。生活环境的彻底改变，又加强了语言的隔阂。他其实已经陷入自闭，不和任何人交流，所以在语言上也无法取得进步。一年过去了，这种情况没有明显的改善，只能再延续下去。他们家在市中心区的一幢公寓房子内，底下就是繁华的马路，两边多是商铺。每天他都是伏在窗口看街景。有轨电车哨哨来往，电线几乎就是从他鼻子前边过去，擦出火花。在他这个年纪，很难说有什么记忆，就只是一种印象，此时要被另一种印象挤出去，几乎带有着物理的性质。白天里，家中只有他，继父，还有一个叫作大姑的人。他的生身父亲已经牺牲，底下的弟弟妹妹都是母亲和这位继父所生，所以与他姓不同的姓。继父在战争中挂过重彩，有一处还伤及要害，经常发作。当陈卓然来到这个家的时候，继父基本上处于卧床的状态。大姑是继父同宗的一个妹妹，终身未嫁，在这家里帮助料理家务，自己也算有了归宿。照理，他在这个家中是孤单的，但事实上却受到特殊的对待。母亲是公然地偏袒他，其他孩子同住一间房间，而他睡单独一间，当然比较小一些，在厨房和浴室之间，原本应是储藏室，这也隔阂了他与弟弟妹妹之间的感情。和所有多子女的家庭一样，许多衣物用品都是公用的，只有他是独享一份。后来他知道，他专有一份烈属的抚恤，只他有。母亲因是改嫁，已经不享有烈属的身份。在这个从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家庭里，保持着对牺牲献身的崇敬感情。
在这个家里，陈卓然和继父相处的时间最多，但说话也十分有限。继父并不刻意培养与继子的感情，这反使他自在。偶尔地，继父会把他召到身边，递给他一个小礼物，一个子弹壳，一小块刻章的牛骨，其中最中他意的是一个军用水壶，他总是将它灌满开水，从壶嘴里喝水。后来他上了寄宿学校，这水壶自然也随身带去了。就是这样沉默无语，倒使他们像一对真正的父子，因为之间没什么额外的用心。看上去对他适应环境没什么推动，但实际是有好处的。他身心放松，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现实。这一年过去，他才人校念书，已经九岁，比同班同学要长两年，高出半个头。生怕他有心理上的障碍，所以下一年就让他跳一级，与同学拉近些距离。但其实呢？他并不怎么在乎这些，无论低一级还是低两级的同学，他都相处得很自然。他一旦走出那种自闭的状态，便呈现出他原本的性格，其实是开朗与活泼的，毫无一点乖戾之心。当他进入城市的生活之后，很奇怪地，过去的乡村里的记忆也全都回来了。不能否认，语文的学习也有助于夸大这记忆。于是，他就比别的孩子多一份见识，这使他在同学中间有了特别的威信，这威信再反过来促进他提高自己。在学校生活中，最可能提高的方式，就是读书。
就一个中学生的阅读范围来说，陈卓然称得上博览群书。初中时候，他迷的是文学，他的作文是杨朔式的散文。接下来，他侧重到了生物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再由恩格斯对达尔文的高度评价转向对马恩的兴趣。等到了高三年级，他已经读过《资本论》全本。先不说他理解到什么程度，只逐字逐句看下来，或多或少也是攫取了些东西。从他阅读的几个转向，一方面可看出一个青年从幻想走向科学、再走向社会科学的思想路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六十年代前半期社会的意识形态。等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离高中毕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他手头的书本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于是，无可避免地，他卷进了运动。他参加的是保皇派，批驳造反派的理由是，其革命的实质仅仅是模仿。他用马克思的话说——“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他的理论很难说能让人真正理解，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敢肯定运用的是马克思的原义。可问题是，有谁能引用马克思的原著？谁能够将马列主义经典引入当下的运动？陈卓然就能！当下的运动一下子推向了遥远的辉煌的法国大革命，拓宽了背景，真是激动人心。在陈卓然公然打出的保皇派的旗号下，是比造反派更为彻底的立场，同时揭露出在造反派激进的表面之下，是墨守成规。所以，他其实是将保皇派的思想内容刷新了。年轻人是惟恐保守的，说到底都是名实之争。简单说，就是一场比试，比试谁比谁更革命。这场运动，无论它真正的起因是如何具体，落到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再落到这些尚未走进社会生活的学生中间，已经抽象成一场思想的革命。你可以说它是空洞和盲目，可毋庸置疑，它相当纯粹，它几乎是一场感情的悸动，甚至，带着审美的倾向。每一场大辩论，由一个政治观点发起，然后迅速过渡到词藻的交锋，变成美文的竞赛。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无论是内中所批评的法国大革命；无论是“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布鲁土斯、格拉古、普卜利科拉、凯撒”这些人名；无论是“制宪国民议会时期”、“宪制共和国时期”、“立法国民议会时期”的名词；再有那些来自欧式的从句结构，经由译文处理而成的长句，比如“在1848—1851年间，只有旧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