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槔郑凇斗善分兴泶趟拱痛锖涂死锾厝狈ξ难巳ぃ核赋觯谒拱痛铮嗣侵篮陕淼拿帧皇侵蓝眩凰种赋觯诳死锾兀嗣羌负趺挥刑倒陕怼�
荷马在雅典的巨大成功导致了有些商业性的书籍出版：我们知道，人们向一组组识字的奴隶口授书的内容，他们在纸莎草纸上写下来；把纸页收集到“卷”或“书”中，在称作“乐池”［Orchestra」的地方的市场上出售。
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呢？最简单的假定是作为富人的庇西特拉图本人不仅让人编辑了荷马的书，而且让人抄写和发行。由于奇妙的巧合，大约六年前我无意中发现了一篇报导，说纸莎草纸从埃及向雅典第一次和数量相当多的出口开始于庇西特拉图仍在雅典统治的一年。
自从庇西特拉图对举行荷马史诗公开朗诵会发生兴趣以来，他开始发行新编辑的书，这似乎很有道理；它们受到的欢迎导致其他出版者的出现。
其他诗人撰写了诗集，随后人们又写出了悲剧和喜剧。这些书都不是故意为出版而撰写的，但是出版一成为雅典的既定惯例，随即就出现了怀着出版意图而写的书，在城市广场［Ago－ra］的书籍市场（biblionia）成了既定惯例。我猜想第一本故意为出版而写的书是安那克萨哥拉的伟大著作《论自然》。阿那克西曼德的著作似乎从未出版，尽管似乎吕刻昂学园有一本抄本——也许是一本摘要——阿波罗多罗斯后来在一家雅典的图书馆发现了一本抄本——也许就是同一本抄本。因此我认为荷马著作的出版至少在地中海地区是第一次出版，实际上是出版的发明。它不仅使荷马史诗成为雅典的圣经（biblion）——还使他的史诗成为第一个教育工具、第一本识字课本、第一本缀字课本、第一本小说。它使雅典人有了文化。
这对于雅典民主革命的确立——把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希庇亚斯＇Hippias＇逐出雅典以及制定一部宪法——是十分有意义的，从在这第一次书籍出版的约五十年后建立的这个民主国家的一项独特的制度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我是指陶片放逐法的制度。因为在一方面，这项制度含蓄地假定公民能够写字———他能在陶片上写他认为危险的受到爱戴或者杰出的公民的名字。这些公民是雅典人认为能导致暴政的人。另一方面，陶片放逐法的制度表明，至少在驱逐僭主希庇亚斯后的第一个世纪中，雅典人把防止暴政看作他们的民主国家的中心问题。
当我们认识到陶片放逐法的制度并不把放逐看作惩罚时，这种观念就显得十分清楚了。通过被放逐，公民的名誉仍保持清白，他仍保留自己的财产，甚至一切权利，除去留在这座城市的权利外。这个权利他最初失去十年，后来又失去五年，尽管他可以被召回。在某种意义上，陶片放逐法是一种称赞，因为它承认某个公民是杰出的，一些最杰出的领袖遭到放逐。因此这种观念是：在民主国家中，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尽管我们十分赞美领导，我们必须离开任何特定的领袖也能行；否则他可能使自己成为我们的主人，而我们民主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避免这一点。应当注意到，陶片的放逐法行使的时间不长。第一个已知案件发生在公元前488年，最后一个发生在公元前417年。所有这些案件对于遭到放逐的伟人来说都是悲剧。这个时期几乎与雅典悲剧的最伟大作品的时期，与埃斯库罗斯、素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的时期相巧合。欧里庇德斯后来自我放逐。
因此我的假定是，欧洲的第一次出版是荷马史诗的出版，这个幸运的事实导致希腊人对荷马和荷马史诗中的英雄的热爱，导致识字的普及以及雅典民主。但是我认为还不止于此。荷马当然以前就著名，有相当长的时间几乎所有瓶画都曾是他的作品的图解。许多雕塑亦然。荷马自己就是用语言描述如此众多的生动有趣的场面的细致的现实主义的画家，如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所指出的，这向雕塑家和画家提出挑战，激起他们用他们自己的不同的媒介仿效他。随着对荷马史诗文本的详细知识更广泛的传播，这种挑战就愈加强烈。因此阅读能力对艺术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荷马史诗的主题对雅典悲剧作者的影响显而易见；甚至在他们使用非荷马史诗主题的不多的例子中，他们仍继续选择可以设想他们的观众所熟悉的主题。因此我确实可以断言书籍市场的文化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雅典文化奇迹的所有成分都无疑受到这个市场的巨大影响。
但是，加在这一切论据之上，我们有一种历史实验。仿佛以更大规模重复了书籍出版的发明的伟大发明，是庇西特拉图发明书籍出版的两千年后古登堡对书籍印刷的发明。有趣的是，即使是在欧洲北部做出了这项发明，获得这项技巧的大多数印刷商却迅速地把它带到南面的地中海——带到意大利。在那里，它们在那场称作文艺复兴的伟大的新运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场运动包括新的人文主义学术和最终改造了我们的整个文明的新科学的发展。
这场运动的规模比我称作“雅典奇迹”的运动要大得多。它首先是以规模大得多的书籍印刷为基础的运动。1500年，阿尔杜斯「Aldus］发行了一千本的印刷版本。显然，正是印刷版本的规模是这场新革命的要点。但是在其他方面，在比如公元前500年始于雅典并从那里传到地中海的事物与在1500年发生在佛罗伦萨或者威尼斯的事物之间存在一种惊人的类似或者相像。新人文主义学者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希望更新雅典的精神，他们为他们这样做的能力及取得成功感到骄傲。
像在雅典和后来在大希腊一样——尤其在亚历山大里亚，但实际上在整个地中海——科学的，尤其是宇宙论的思考在这些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的数学家们，例如康曼迪诺「mandino］，成功地恢复了欧几里得「Euclid］、阿基米德＇Archimedes＇、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帕普斯［Pappus」和托勒密［Ptolemy］，还有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的已佚著作，这导致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Revolution＇，因此也导致了伽利略、开普勒、牛顿和爱因斯坦。如果把我们自己的文明正确地描述为第一次科学文明，那么他完全来自地中海，我认为，来自雅典的书籍出版和雅典书籍市场。
在所有这一切中，我忽略了阿拉伯人的贡献，这是很不正确的，他们把印度数系带到地中海。当他们到达地中海时，他们给予了许多，但是他们所得到的即使不比他们所给予的更多，至少也是一样多。
女士们、先生们，我简短地重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除去一个小小的然而我认为很有意义的贡献外是众所周知的：从一开始书籍尤其是出版的书籍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的确，我们的文明是书籍的文明：它的传统和它的本源，它的严格性和它的理智责任感，它的空前想象力和它的创造力，它对自由的理解和对自由的关注——这一切都以我们对书籍的热爱为基础，愿时尚、传媒和电脑永远不会破坏或者松弛个人对书籍的这种亲切的依恋！
但是我不想以书籍结束这次讲演，无论它们对于我们的文明有多么重要。十分重要的是，不要忘记，一种文明是由文明的男女个人，是由希望过美好生活和文明生活的个人所组成。书籍和我们的文明必须对这个目标做出贡献。我相信它们在十分成功地这样做。
我感谢你们到场，感谢你们注意听讲。
论文化冲突
我很高兴应邀来到维也纳，再晤老朋友，结识新朋友；今天应移居国外的奥地利人协会（Auslandsosterreicherwerk）主席之邀来这里发表短篇演讲，这是莫大的荣幸。他的请帖强调我的演讲题目完全由我决定。因此，他十分好意地让我为选择而大伤脑筋。
我很难做出决定。人们显然希望我选择我感兴趣的题目。从另一方面说，它也应与这个场合——与移居国外的奥地利人于奥地利国家条约（Staatsuertrag）二十五周年纪念之际在维也纳举行的集会有关——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结束占领奥地利的独特事件。
我怀疑我选择的题目是否满足了这些期待。回想起奥地利国家条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对奥地利的占领，我要专门谈一下文化冲突的问题。
我对文化冲突的兴趣与我对一个主要问题的兴趣相关：我们欧洲文明的特点和起源的问题。在我看来，对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在于这样的事实，我们的西方文明源自希腊文明。而希腊文明——一个无与伦比的现象——源自东地中海诸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它是东西方文化间第一次主要冲突，人们深深感到它的影响。荷马使它成为希腊文学和西方世界文学的主题。
我的演讲题目，“论文化冲突”，涉及一个假定，涉及一个历史猜想。这个猜想是，这种冲突未必总是导致流血的战斗和破坏性战争，而可能也是富有成效的和促进生命的发展的原因。它甚至会导致像希腊文化那样的无可匹敌的文化的发展，后来，当它与罗马文化冲突时，又被罗马人所继承。又经过许多次冲突，尤其与阿拉伯文化的冲突之后，在文艺复兴时期，它被有意识地复兴；因此它成为在进一步冲突的过程中最终改变了世界上所有其他文化的那种西方文化，那种欧洲的和美国的文明。
但是，这种西方文明是好的、理想的事物吗？至少自从卢梭＇Rousseau＇时代以来，就一再提出这个问题，尤其是青年人，他们总是注意更美好的事物，而这是十分正确的。它是现今的西方文明所特有的问题，现今的西方文明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都更富于自我批评精神，更乐于改革。在我来继续谈论我的文化冲突的主题之前，我想回答这个问题。
我相信，尽管有我们可以十分正当地挑剔的一切缺点，西方文明却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我们所曾知道的所有文明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义的和最好的文明。它所以最好，是因为它具有最大的改进能力。
在全世界，人们创造了新的、常常迥然不同的文化世界：神话的、诗歌的、艺术的、音乐的世界；生产方法的、工具的、技术的、商业的世界；道德的、司法的、对儿童和对病弱者及对其他处境困难者的保护和帮助的世界。但是，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对个人自由的道德要求，连同对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和平、对最低限度使用武力的要求，才得到广泛的承认，甚至被广泛认识到。
我认为西方文明是至今最好的文明，原因就在于此。当然它需要改进。但是，它毕竟是几乎人人都同心协力尽可能改进它的唯一的文明。
我承认，甚至我们的文明也是很不完美的。但是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不难看到，完美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对于实际上一个社会应当体现的一切价值来说，还有其他的相抵触的价值。甚至也许是所有社会和个人价值的最高价值的自由，也必须是有限制的，因为，当然，汉斯的自由也许很容易与彼得的自由相抵触。如一名美国法官曾对一名提及他的自由的被告所说的那样：“你的拳头的活动自由受到与你相邻的人的鼻子位置的限制。”这使我们想起伊曼纽尔·康德的系统阐述，即，立法的任务是允许每个个人的最大自由与每个其他人的最大自由并存。换言之，遗憾的是，自由必须受到法律即受到秩序的限制。秩序是自由的必要的——几乎在逻辑上必要的－－平衡力。对于所有或至少几乎所有价值，都有这样一种平衡力，我们希望它被人们认识到。
例如，就在此刻，我们正在获悉福利国家的伟大观念有它的局限。免除一个人对自己和受赡养人的责任似乎是危险的；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是否应当使生存斗争对青年人更加容易，也许甚至是令人怀疑的。对许多人来说，似乎取消直接的个人责任就会丧失生活的意义。
另一个例子是和平，我们大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希望和平。我们希望甚至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冲突，或者甚至限制冲突。从另一方面说，没有冲突的社会会是无人性的。它不会是人类社会，而是蚂蚁群体。我们也不应忽视伟大的和平主义者也是伟大战士的事实。甚至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也是一名战士：为非暴力而斗争的战士。
人类社会需要和平，但是它也需要严肃的观念化的冲突：我们可为之战斗的价值和观念。西方社会已经——从希腊人那里——了解到，在这些冲突中词语比刀剑具有远为巨大和持久的影响；然而，其中最有效力的是理性辩论。
因此，完美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些秩序要胜过另一些秩序。西方社会选取了民主制度，因为它是能被词语，在某些地方——如果说只是很少的话——甚至能被理性辩论所改变的社会制度；被理性的，也就是说，被客观的批评：被非个人的批评性考虑，正如科学中尤其是自从希腊人以来的自然科学中所典型使用的那些考虑所改变的社会制度。因此，我声明支持西方文明、支持科学、支持民主。它们给予我们机会来防止可避免的悲剧，来试行改革，例如福利国家，来批评地评价它们并进行任何进一步的必要的改进。我也声明支持现今常常遭到诽谤的科学，它在对真理的寻求中运用自我批评，随着每次新的发现，它都重新发现我们知道得何其少：我们的无知多么严重。所有伟大的自然科学家都意识到他们无限的无知和他们的可错性。他们在理智上是谦虚的。如果歌德说：“只有无赖是谦虚的”，那么我要回答：“只有知识分子的无赖是不谦虚的。”
既然我已声明支持西方文明，支持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我会很快返回到我的文化冲突的题目上。但是首先我要很简短地提及一个可怕的异端邪说，十分遗憾，它仍然是这种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成分。我是指民族主义的可怕的异端邪说——更确切地说，民族国家的思想意识：仍然常常得到拥护、貌似一种道德要求的学说，即国家的边界应与该民族居住地区的边界相一致。这个学说或要求的基本错误是这样的假定，即种族或民族先于国家——很像树根——作为自然单位而存在，这些自然单位应当相应地被国家占据。实际上它们是被国家创造的。
必须把这个完全无法实行的要求与对于保护少数民族的重要的道德要求相对比：这个要求是，应当保护每个国家的不同语言、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少数民族不受多数民族的攻击；当然包括由于肤色、眼睛颜色或头发颜色而不同于多数民族的那些少数民族。
与完全不现实的民族国家的原则不同，保护少数民族的原则尽管不容易实行，然而似乎多少是可实行的。我在自从1950年以来对美国的多次访问中在那个地区目睹到的进步比我认为可能的要巨大得多。不同于民族性的原则，保护的原则十分清楚是一种道德原则，例如正像保护儿童的原则一样。
为什么民族国家的原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实行，是极端荒谬的，尤其在欧洲？这个问题把我带回到文化冲突的题目上。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欧洲的人口是大迁徙的结果。远古以来，一批又一批人从中亚的干草原潮水般涌来，在亚洲南部与东南部，尤其是分出的西部半岛——我们称之为欧洲——与早期居民相遇，然后分散到各处。结果是语言、种族和文化的拼合物：一片混乱，可能无法理清。
比较而言，语言是通过这片混乱的最佳向导。但是，有一些或多或少本地的或自然的方言和相重迭的书面语言，它们本身源自被美化的方言，例如像荷兰语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其他语言，例如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是暴虐的罗马征服的产物。因此，十分清楚，语言的混乱不会是通过种族混乱的真正可靠的向导。对姓氏的考察也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在奥地利和德国许多斯拉夫人的姓氏被日尔曼姓氏所取代，以致许多痕迹已被完全遮盖——因此我认识一个叫博胡沙莱克「Bohuschalek」的人，如果我没有记错，他成了博林格［Bollinger］——斯拉夫－日尔曼同化的痕迹却比比皆是。尤其是，名字以－off或－ow结尾的德国的众多贵族家庭显然在某种意义上是斯拉夫人的后裔。然而，这并未给予我们关于他们的种族来源的任何进一步线索，尤其就贵族家庭而言，对他们来说，与更远方的人结亲是很自然的，他们与农奴完全不同。
但是，现在民族主义的狂妄观念主要在哲学家卢梭、费希特「Fichte］和黑格尔的影响下，无疑也作为对拿破伦战争的反应的结果在欧洲混乱中出现。
当然有民族主义的先驱。但是，罗马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不是民族主义的。这些古代文化各自都作为地中海和近东的不同文化的冲突的结果而出现。这也适用于希腊文化，它很可能对我们现今的西方文化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我是指自由的观念、民主的发现和最终导致现代自然科学的批评的、理性的态度。
甚至流传给我们的最古老的希腊文学作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也是文化冲突的雄辩证明；实际上，这种冲突是它们的实际主题。然而同时它们证明了一种既是理性的又是解释性的态度。实际上，荷马史诗的神明，其确切功能是用一种可理解的心理学理论解释在其他情况下难理解的事物、无理性的事物（例如阿喀琉斯［Achilles］和阿伽门农［Agamemnon］之间的争吵）：即，按照这些很有人性的神的利益和卑劣的妒忌来解释——这些神显然具有人类的弱点，有时也受到批评性评价。战神阿瑞斯「Aries］尤其糟糕。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对于非希腊人，至少都像对于希腊人、亚该亚人一样同情地对待，这是很重要的。
这种批评的和开明的态度又出现于在希腊人争取自由反对波斯人进攻的斗争影响下最先赞颂自由观念的那些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