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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批评的和开明的态度又出现于在希腊人争取自由反对波斯人进攻的斗争影响下最先赞颂自由观念的那些作品中，尤其是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的作品中。与高贵的波斯国王们的臣民们所忍受的缺乏自由相对照的不是民族的自由，而是个人的自由，尤其是民主的雅典人的自由。在这方面，自由不单纯是观念形态，而是使生活更美好、更值得度过的一种生活方式。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都说明了这一点。他们都是作为这些西方和东方文化、自由文化和专制文化的冲突的见证人而写作的；他们都证明这种冲突的有启发作用的影响，它导致了人们对自己的文化的有意识的和批评性地隔开一定距离的评价，从而导致对传统神话的理性和批评性评价。在爱奥尼亚（小亚细亚的一部分），这导致了批评性宇宙论，导致了关于宇宙体系的结构的批评性思辨理论，最终导致了自然科学，对关于自然现象的真正说明的探索。可以说，自然科学是作为对关于自然的神话式说明的理性和批评性态度的影响的结果而产生的。我谈到理性批评时，是指从真实性的角度来进行的批评：从“这是真实的吗？”和“这会是真实的吗？”的问题的观点。
通过探究对自然现象的这些神话式说明的真实性，希腊人创造了导致自然科学产生的理论。通过探究关于史前期的神话传说的真实性，他们导致历史研究的开端。
但是，被正确地称作历史编纂学之父的希罗多德不仅仅是历史研究的前辈。是他实际发现了文化冲突的批评和启发的性质，尤其是希腊、埃及和米底－波斯［Median－Persian］文化间的冲突。
此刻我想引用希罗多德历史著作中的一段轶事，这部著作实际上是希腊人与近东的居民，尤其与波斯人的军事和文化冲突的历史。在这段轶事中，希罗多德使用了一个极端的、相当可怕的例子表明，一个有理性的人必须了解，甚至最初他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事情也可能受到怀疑。
希罗多德写道（Ⅲ，38）：“有一次，当大流士做国王的时候，他召来他王宫中的希腊人，问他们要多少报酬就会准备吃掉他们逝去的父亲的尸体。他们回答说，无论什么，绝对地无论什么，都不会诱使他们这样做。然后大流士召来卡拉提耶人＇Kallatier＇，习惯于吃掉父亲尸体的一个印度民族，当着有一名翻译供其支配的希腊人的面问他们，需要多少报酬就会同意把亡父火葬。听到这个问题，卡拉提耶人发出恐怖的尖叫，恳求他甚至不要说这种亵渎的话。世界就是这样。”
在向他的同时代的希腊人叙述这件轶事时，希罗多德不仅想教导他们尊重异国习俗，而且想使他们能够批评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他自己显然通过这种文化的对峙学到许多东西，他希望与读者共享这个经验。
习俗和传统神话中的相似点和不同点深深吸引了他。我的假定和猜想是，正是这些不同点解释了那种批评性的和理性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他的一代人和对后来的几代人变得极其重要，我猜想，最终对欧洲文化具有这样决定性的影响——当然，还有许多其他重要影响。
在英国和美国，人们一再要求我对奥地利尤其是维也纳的非凡的创造性和文化财富做出最有可能的解释：伟大的奥地利交响曲作曲家的无比的卓越，我们的巴罗克建筑以及我们在科学和自然哲学上的成就。
路德维希·玻耳兹曼［Ludwig Boltzmann］和恩斯特·马赫不仅是伟大的物理学家，而且是自然哲学家的先驱。他们是维也纳学派的前辈。社会哲学家约瑟夫·波普尔－林科伊斯《Josef Popper—Lynnkeus］可以说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哲学奠基者，他也生活在这里。但是在维也纳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并不局限于哲学辩论，而是导致了甚至在君主政体时期的某些惊人的实际成就。这些成就有真正奇异的“人民的大学”（Volk－shochschulen），有“免费学校”＇Free School］俱乐部，它成为学校改革运动最重要的根源之一，有社会救济组织，例如保护和救济儿童协会、急救机构、流浪者之家和许多其他组织。
对于这种非凡的文化和社会活动与丰硕成果很可能没有真正的解释。但是在此我想提出一种尝试性假定。也许这种奥地利文化的丰硕成果与我的题目，也就是说与文化冲突有关。古奥地利是欧洲的倒影：它包括几乎数不清的语言和文化的少数民族。这些觉得在乡下很难度日的人中有许多人来到维也纳，在这里他们大都必须尽可能学好德语。许多人在一种伟大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下来到这里，有一些人能够对它做出新的贡献。我们知道，海顿和莫扎特不仅受到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作曲家的影响，而且受到匈牙利民间音乐甚至土耳其音乐的影响。海顿和莫扎特是新来到维也纳的，贝多芬、勃拉姆斯［Brahms」、布鲁克纳［Bruckner］和马勒［Mahler］也是从别处来到维也纳。这些音乐家的天才仍然未得到解释。是贝多芬承认“舒伯特的天才的火花”，他很可能是出生于维也纳的最伟大的天才。
考虑一下维也纳音乐，甚至会使我们在从海顿到布鲁克纳的维也纳和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之间进行比较。情况也许比我们最初认为的更相似。似乎由于它们实际上位于东西方之间极其重要的位置，它们都因文化冲突而得到极大的丰富。
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在德国，人们常常认为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哲学，连同他的历史哲学，是陈旧的，已被黑格尔及其追随者所取代。这很可能是由于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卓越的理智和道德境界；因为他的伟大成就本身是他的稍逊一筹的继承人的肉中刺，以致费希特［Fichte］后来还有黑格尔使世人相信，康德不过是他们的先驱者之一，试图以此解决这个令他们沮丧的问题。但是康德并不是他们的先驱。相反，他是整个浪漫主义运动尤其是费希特的坚定的对手：康德实际上是那场遭到许多人漫骂的运动即启蒙运动的最后一名伟大的倡导者。在一篇题为“什么是启蒙运动？”［What is Enlightenment？」（1785年）的重要文章中，康德写道：
启蒙运动使人类从自我强加的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在这种状态下人不依赖外在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这样一种我称之为“自我强加的”「或“该受谴责的”〕受监护的状态不是由于缺乏理智，而是由于缺乏不借助于领导的帮助就没有勇气和决心来使用自己的理智。Sapere aude「敢于显示智慧］！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摘自康德文章的这段文字解释了在他看来什么是启蒙运动的中心观念。它就是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观念。
对康德来说，这种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Self…liberation orself…emaneipation］的观念一直是他毕生的任务及向导；尽管他相信这种观念对于每个具有必要理智的人可以是一种鼓励，康德却没有犯这样的错误，即提出我们应当把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或任何其他主要是理智上的训练，当作人类生活的全部意义或目的。的确，康德不需要浪漫主义者的帮助来批评纯粹理性，也不需要他们的暗示来认识到人不是纯粹理性的；他知道，单纯理性知识既不是人类生活中的最佳事物，也不是最崇高的事物。他是多元论者，相信人类经验的多样性和人类目标的多样性；作为多元论者，他信奉开放的社会——多元的社会，它会实践他的准则：“敢于自由，尊重他人的自由和自主权；因为人的尊严在于他的自由，在于尊重他人的自主的和负责任的信仰，尤其在这些信仰与他自己的信仰迥然不同的情况下。”然而，尽管他主张多元论，他却把理智的自我教育或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当作从哲学观点来看必不可少的任务；要求每个人在此时此地立即行动并永远行动的任务。因为只有通过知识的增长，心灵才能从它的精神束缚即偏见、偶像和可避免的错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自我教育的任务尽管没有完全体现生活的意义，他却认为能为它做出决定性贡献。
“生活的意义”和“历史的意义”两个短语的相似是值得考察的，但是我首先将考察“生活的意义”这个短语中“意义”一词的多义性。这个词语有时在更深邃、更隐蔽的意义上使用——有些像警句诗的，或诗歌的，或歌德［Goethe］的《浮士德》［Faust］中的Chorus Mysticus［神秘的合唱］的隐蔽意义。但是一些诗人或许也有一些哲学家的智慧教导我们，“生活的意义”这个短语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理解；生活的意义与其说是隐蔽的、或许可发现的事物，不如说是我们自己可以赋予我们生活的事物。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工作，通过我们的主动行为，通过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通过我们对朋友、同胞和对世界采取的态度，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当然，我们会觉得我们能以这种方式赋予生活以意义是一个重要发现。）
这样，对生活意义的探索变成了一个伦理学的问题——“为使我的生活有意义，我可以给自己提出哪些任务？”的问题。或者如康德所说：“我应该做什么？”在康德的自由和自主性的思想和只受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彼此尊重自由的观念限制的多元论的观念中提供了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这些观念像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观念一样，可以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
我们可以用相似的方式理解“历史的意义”这个短语。对于这一点，人们也常常在构成世界历史进程的基础的神秘或隐蔽意义的意义上，或者也许在历史所固有的隐蔽的方向或进化趋势的意义上，或者在世界力求达到的目标的意义上加以解释。然而我相信，对隐蔽的“历史的意义”的探索遭到误解，如对生活的隐蔽意义的探索遭到误解一样：我们可以把给予历史一种意义，而不是探求历史的隐蔽意义，当作我们的任务。我们可以试图给予政治史一个目标——因此给予我们自己一个目标。我们不是去寻求政治史中更深邃的、隐蔽的意义，而是可以询问自己，什么会是政治史的有价值和高尚的目标：既可行又益于人类的目标。
因此，我的第一个命题是，我们应当拒绝在其中隐藏的事物的意义上，或者在隐蔽于神圣的历史悲剧中的道德教训的意义上，或者在某些历史的进化趋势或规律的意义上，或者在也许被某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或者哲学家或者宗教领袖发现的某种其他意义的意义上，谈论历史的意义。
因而我的第一个命题是否定的。我坚持认为在历史中没有隐蔽的意义，相信自己发现了一种隐蔽意义的那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自欺（和欺人）。
然而，我的第二个命题是非常肯定的。我相信我们自己可以试图给予政治史一种意义——更确切地说许多意义，适宜于人的、与人相称的意义。
但是我走得比那还要远。因为我的第三个命题是，我们可以从历史了解到，给予历史以伦理学的意义，或者称我们自己为谨慎的伦理学改革者的尝试未必是徒劳的。相反，如果我们低估伦理学目标的历史力量，我们永远也不会理解历史。毫无疑问，它们常常导致最初构想它们的那些人未曾预见到的可怕的结果。然而在某些方面，我们比先前的任何一代都更接近了美国革命或康德所代表的启蒙运动的目标和理想。尤其是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观念、多元的或开放的社会的观念、通过建立持久和平结束可怕的战争历史的观念，尽管也许仍是遥远的理想，却已成为几乎我们所有人的目标和希望。
我说我们更接近了这些目标，当然不是在冒昧地预言我们很快或总会达到这些目标。无疑我们可能失败。但是我认为，至少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伊曼纽尔·康德、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边沁［Bentham〕、穆勒父子［the Mills］和斯宾塞「Spencer」，在德国是贝尔塔·冯·祖特内尔＇Berta von Suttner＇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弗尔斯特「Friedrich Wilhelm Forster］为之战斗的和平的观念，现在被所有文明国家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公开承认为国际政治的目标。这超过了为和平观念而战斗的那些伟大战士的期待，而且超过了甚至二十五年前我们所能有的期待。
无可否认，这个伟大的成功只是非常局部的成功，与其说是伊拉斯谟或康德的观念，不如说是对核战争会毁灭人类的认识导致了这个成功。但那并未改变这个事实，即现在人们普遍地、公开地承认和平是我们的政治目标，我们的困难主要是由于外交家和政治家们至今还未找到实现它的手段。在这里我不能讨论那些困难；然而，更详细地解释和讨论我的三个命题，也许能够理解这些困难，正确地看待它们。
我的第一个命题的否定性断言，即在政治史中没有隐蔽的意义——没有我们可以寻找和发现的意义——也没有像隐蔽趋势的事物的否定性断言，与十九世纪各种不同的进步论相抵触，例如孔德［te」和黑格尔的理论。但是它也和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Decline of theWest］的二十世纪理论及例如柏拉图「Plato」、乔瓦尼·巴蒂斯塔·维科 ＇Giovanni Battista Vico＇、尼采［Nietzsche」等人所提出的关于循环的古典理论相抵触。
我认为所有这些理论都是错误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空洞的。因为它们回答了一个提错的问题。诸如“进步”、“倒退”、“没落”等观念意味着价值判断；因此所有这些理论，无论预言历史的前进还是倒退，或者由前进和倒退构成的循环，一定涉及某种价值尺度。这种价值尺度可以是道德的，或者经济的，或者也许是美学的或者艺术的；在后面的价值领域中它可以涉及音乐或绘画或建筑或文学。它也可以涉及科学的或技术的领域。另一种价值尺度可能基于对我们的健康或死亡率的统计数字，又一种价值尺度基于我们的道德。显而易见，我们可以在这些领域中的一个或和几个领域中进步，同时在其他领域中倒退并退到最低点。（因此，1720…1750年，在巴赫［Bach］创作最伟大的作品的时期，我们在德国没有发现非常杰出的文学或绘画作品。）某些领域的进步——比如说在经济或教育领域中——常常必须以其他领域的倒退来偿还，正如汽车交通在速度、覆盖面和频率上的进步以安全为代价得到偿还一样。
适用于技术或经济价值的实现的，当然也适用于某些道德价值的实现，尤其适用于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基本先决条件。因此美国的许多公民觉得在南部各州继续实行奴隶制是不可容忍的，而且与他们良心的要求水火不容；但是他们不得不以十分可怕的内战，以对繁荣昌盛的、无与伦比的文明的破坏来偿还奴隶的解放。
与此相似，科学的进步——其本身部分地是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理想的结果——正在对延长我们的寿命和丰富我们的生活做出贡献；然而它使我们度过在核战争威胁下的那些岁月，它总的说来是否对人类的幸福和满足做出贡献，这是令人怀疑的。
我们可以同时进步、倒退的事实表明，历史的进步论、倒退论、循环论、甚至毁灭的预言，都是同样站不住脚的，因为显然它们提出问题的方式是错误的。它们都受伪科学的理论的支配（如我在别处曾试图表明的那样）。这些伪科学的历史理论，我所称的“历史决定论”的理论，有着自己十分有趣的历史。
荷马的历史理论——如创世纪中的理论一样——把历史事件解释为一些非常反复无常的与人相仿的神明的古怪意志的直接表现。这种理论与后来犹太教和基督教中盛行的上帝的概念水火不容。确实，把政治史——抢劫、战争、掠夺、攫夺和日益增加的破坏手段的历史——看作上帝的直接创造完全是亵渎。如果历史是仁慈的上帝的创造，那么只有他的意志对我们来说不可思议、无法理解、莫测高深，才会如此。如果我们试图把历史看作仁慈的上帝的直接行为，这就使我们不可能理解历史的意义。因此，一种试图使历史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说真正可以理解（而不是使它深不可测）的宗教必须试图不是把它理解为全能上帝神圣意志的直接显示，而是理解为一些善的和一些恶的力量的斗争——对于我们并通过我们发生作用的力量。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在他的《上帝之城》［De CivitateDei」一书中就试图这样去做。他不仅受到旧约的影响，而且受到柏拉图的影响，柏拉图把政治史解释为一个最初神圣、完美、和谐和共产主义的城市国家堕落的历史，它的道德堕落是由种族退化及其结果造成的：主要贵族的世俗野心和自私。对圣奥古斯丁的另一个影响源自他自己的摩尼教时期：源自波斯－摩尼教的异教学说，它把这个世界解释为由奥姆兹德［Ormuzd」和阿里曼「Ahriman］所分别象征的善的原则与恶的原则之间的斗争的舞台。
这些影响使圣奥古斯丁把人类的政治史描述为civitas dei［上帝之城］的善的原则和 civitas diaboli「世人之城］的恶的原则间的——即天堂与地狱间的——斗争。几乎所有后来的历史理论——可能除去一些更朴素的进步论之外——都可追溯到圣奥古斯丁的这种几乎是摩尼教的理论。大多数现代历史决定论仅仅是把他的玄学和宗教的范畴翻译为自然或社会科学的语言。因此，它们可能仅仅用道德上或生物学上的优良的种族，或者适于统治的种族，和道德上或生物学上的劣等的种族，或者不适于统治的种族；或者用优良的阶级和劣等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取代了上帝和魔鬼（“我们共产党人相信”，赫鲁晓夫约1970年写道，“资本主义是劳动人民遭受奴役的地狱。”）。这几乎没有改变奥古斯丁理论的特征。
这些理论中可以承认为正确的一点东西是它们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