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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典，随着第一本欧洲的书的问世，诞生了第一个欧洲书籍市场。人人都读荷马的书，他的作品成为第一个识字课本和欧洲的第一部圣经。赫西奥德［Hesiod」、品达［Pindar」、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其他诗人紧步其后。雅典人学习阅读（有很长时间，一切阅读都意味着大声朗读）和写字，尤其是经过准备的讲演和信件，而且雅典成为民主国家。人们撰写书籍，渴望的雅典人蜂拥着购买。到公元前466年已显然以大型版出版了第一部科学的书：安那克萨哥拉的伟大著作《论自然》［OnNature］。（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的著作显然从未出版，尽管似乎吕刻昂学园［Lyceum」有一本抄本，或者也许是一本摘要，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us＇后来在雅典的一家图书馆发现了一本抄本——也许就是同一本抄本。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没有出版他的著作，它存放在阿耳特弥斯神庙［Templeof Artemis」。）安那克萨哥拉是来自爱奥尼亚［Ionia］的士麦那［Smyrna」附近的克拉佐曼纳［Clazomenae］的政治难民，在雅典撰写了他的著作。我们知道，这部书在第一次出版的六十七年后在雅典廉价出售，然而它幸存了一千年。我猜想，它是第一部想为出版而写的书。
在安那克萨哥拉的《论自然》约三十七年之后，希罗多德［Herodotus」的伟大历史著作在雅典出版，与此同时，作者亲自当众朗诵了它的一部分。这证明两年前伯里克利把雅典称作“希腊的学校”［School of Hellas］是正确的。
我的假设是，通过使雅典有书可供出售，庇西特拉图为其重要性可与两千年后古登堡所发起的那场文化革命相比的文化革命做了准备，但是我的假设当然是不可检验的。印刷的书为整个西欧树立了新的价值和标准。尽管决不应过于认真地对待历史上类似的事情，它们有时却惊人地接近。例如，在安那克萨哥拉的书出版后，他被指控为渎神，就像两千年后伽利略［Galileo］那样。两人都有性命之虞。他们都未被处死，这多亏了他们与一些非凡的掌权人物的个人关系：伯里克利和教皇。由于伯里克利（他曾是安那克萨哥拉的学生）的干预，安那克萨哥拉未被处死，但是在付清一大笔罚款后被逐出雅典。他先前的学生、也已被逐出这个城市的伟大的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邀请他前往兰萨库斯［Lampsakos」。几年后安那克萨哥拉在那里与世长辞。就伽利略而言，他与教皇的个人关系使他免于死刑，他也不得不在流放中度过余生。
到当时为止，还没有人似乎想到焚烧或禁止像安那克萨哥拉的论著《论自然》之类的危险书籍。书籍仍然是十分新奇的事物，没有成为法律干预的对象。因此，由于对它的作者的引起轰动的审判，安那克萨哥拉的书成了地方的畅销书；此书不太抽象的部分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同样，到公元前399年，对这本书的兴趣已经消退，花不了几个钱就可以在市场上买到（而伽利略的书，由于列入了禁书目录，很快就获得了缺货价格，价钱飞涨）。
柏拉图无疑最先认识到书籍的强有力的影响及其潜在的政治意义（尤其是荷马的影响和意义）。这促使他建议，由于诗人的不良政治影响，应当把他们——尤其是他所赞美的荷马——逐出这座城市。
我关于安那克萨哥拉的书的命运的资料的一部分源自柏拉图的书《苏格拉底申辩篇》「The Apology of Socrates］，这是我所知道的最优美的哲学著作。在书中我们可以读到，只有文盲才不熟悉安那克萨哥拉的书的内容，求知如渴的青年“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在书籍市场上花一德拉克马「Drachma」，如果需要这样多钱的话，买到这本书”。我怀疑在柏拉图所指的地方——“乐池附近”（“ek tes orchestras”）——是否有专门的书商。更有可能有些商人除卖其他货物外（小吃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也卖手写的纸莎草纸卷形式的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历史学家们估计一个德拉克马相当于稍低于十便士的英国银币——比方说也许1984年的一两个英镑——一本平装书的价钱。
安那克萨哥拉的著作由至少两个，也许是三个，手写的纸莎草纸卷（“书籍”）构成。如柏拉图所暗示的那样，对于这种规模的书，而且还是成了街谈巷议的书，一德拉克马的价格低得令人吃惊。
也许价格的低廉可由当地的历史来解释。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二十七年后，雅典处于称作三十僭主的傀儡政府的统治之下，三十僭主在八个月中屠杀了雅典全体公民的十二分之一，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许多公民逃亡，但是他们又卷土重来，在比雷埃夫斯的一次战役中打败了三十僭主，恢复了民主。柏拉图的《申辩篇》描述了此后不久所发生的一个场面。在那艰苦的岁月中，可能有一些陷入贫困的家庭被迫变卖书籍。
然而，人们写了更多的书，并把它们带到市场。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八卷描述二十一年的战争的伟大著作，伊索克拉底［lsocrates］的著作和柏拉图的巨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安那克萨哥拉的书继续被阅读，因为公元529年，在它出版后的几乎正好一千年，至少还有一本仍存在并仍在被阅读。在那一年，信奉基督教的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的一道敕令关闭了雅典的异教的哲学学园，安那克萨哥拉的伟大的书消失了。
但是在我们的时代学者们做出努力重构它的理智内容。借助其他书籍中所援引或所讨论的文字来重构，尽管依靠那些片断不足以重新组合为整体。有趣的是，我看作精通此书内容和精通安那克萨哥拉的整个思想的杰出专家和修复者的人，费利克斯· M·克莱弗教授［Professor Felix M．Clev］，在1940年不得不从维也纳逃到西方——逃到纽约——正如公元前492年安那克萨哥拉不得不逃到西方——逃到雅典一样。
我们在此看到，一本书可以比它的作者多存在一千年。就安那克萨哥拉而言，他的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它的理智内容，比这本书又多存在了一千五百年。
一本书的无限的文化意义，其中一部分就在于此。我们时代所重构的思想内容是客观的东西。这种客观的思想内容应与安那克萨哥拉的头脑中和他的解释者的头脑中进行的主观的思想过程清楚地区分：与每位作者头脑中进行的思想过程清楚地区分。
在一本书中所发现的客观的思想内容是使它有价值的东西。它不是如人们常常相信的那样，是主观思想的表达，是作者头脑中的思想过程的表达。如果更准确地描述一下，它是人类心灵的客观产物，艰苦的脑力劳动的结果，心理活动的结果，一再摒弃或改进刚刚写下的东西的活动的结果。每当发生这种情况，就存在一种主观的思想过程、心理活动和客观的思想内容之间的反馈。作者创作了书面著作，但是他也从他自己的著作，从他自己系统阐述他的思想的尝试，尤其从他的错误中学到许多东西。首先，他可以从其他人的著作中学习。
当然，有些作者以不同的方式工作，但是，一般说来，当人们尝试为着出版把思想写下来时，可以最有效地批评和改进这些思想，以便它们可被其他人理解。
口头或书面的句子是主观思想的表现这种肤浅的、令人误解的理论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它导致了表现主义。甚至在今天，一件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的个性和情感的表现这种观点几乎被普遍接受。许多作曲家和艺术家相信这种理论，这种信念贬低了、几乎毁坏了艺术。
毫无疑问，人们做的每件事情，包括刷牙或打呵欠，都是其个性和情感的表现。这使表现主义理论变得价值不大和毫无意义。
实际上，伟大的艺术家是热心的学习者，他抱着虚心的态度，以便可以不仅从其他人的作品中学习，而且从他自己的劳动中学习，包括他和任何其他艺术家都无法避免的错误和失败。几乎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都是自我批评的，把他们的作品看作客观的事物。有件事还未众所周知，海顿在古老的维也纳大学的礼堂听到他的《创世纪》［Creation］的第一次演出时，流着泪说，“不是我写了这首乐曲。”
你们会懂得，我在此提到了一个连锁的主题。这个主题与希腊艺术——素描、绘画、雕塑——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庇西特拉图之前很久，希腊艺术就曾受到荷马的影响。然而在荷马史诗出版后，尤其在雅典，艺术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首先转到再现的和解说性的艺术形式，后来又转向一种理想化的自然主义。
这一切清楚地说明了思想内容、客观意义上的思想的极其重要性。它们构成了我称作世界3的世界。我把物质事物的世界，被物理学和天文学，被化学和生物学所描述的世界称作世界1。我把在主观意义上的我们个人的主观经验的、我们的希望和目标的、我们的欢乐与痛苦的、我们的心情振奋的、我们的思想过程的世界；心理学试图描述和解释的世界，称作世界2。我把人类心灵产物的、我们的心理活动的世界，首先是我们独特的人类语言的、我们的客观思想内容的——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世界；还有技术和艺术的世界，称作世界3。在这样区分三个世界时，我引入了的只是术语，由于它源自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因此它甚至不是新术语。唯一的新东西是这个命题，即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世界2、我们的内心世界，是通过与另外的两个世界的相互作用，尤其通过与人类自己所创造的那个世界3：语言的世界、书写的世界、我们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书籍的世界，还有艺术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制度的世界、文化的世界的相互作用和反馈而发展的。
关于反馈，尤其是书籍的世界3和我们的内心经历的世界之间反馈的强有力的作用这个命题是很重要的。我们把存在这样的客观内容几乎完全归功于我们独特的人类语言的发明。在我们这个奇异行星上的生命进化史上，语言的发明第一次使客观思想内容的存在成为可能；通过使我们能把我们的思想内容当作客体来看待，我们批评它们——从而挑剔自己——成为可能。
书写的发现是下一步。但是最大的一步是书籍的发明和书籍间的批评性竞争的发明。
庇西特拉图想要建立一种对荷马的国家垄断，如从前在东方曾存在的对书籍的垄断一样，这是不无可能的。也许他没有充分了解形势，可能没有预见到来自私人出版者的竞争。但是，极有可能是他的缺乏预见在启动我们的欧洲科学和我们的欧洲文化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注：下面附的讲演及讲演后面的注释阐发了同一个主题，并做了些进一步的阐述。
附录 论地中海历史中鲜为人知的一章
院长先生、女士们、先生们、被选为第一名加泰罗尼亚国际奖获得者是一项巨大的荣誉，一次伟大的经历：这是新设立的奖金，它的设立对于加泰罗尼亚具有明确的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我现在站在诸位面前要完成两个任务。第一个是向加泰罗尼亚管理区、加泰隆地中海研究院、它的院长和官员、它的顾问委员会以及所有其他有关人士表示谢意，感谢他们认为我和我的工作配得上这一荣誉而授予我如此巨大的荣誉。致谢的任务容易完成，因为既然我觉得非常感激，我很容易说这样的话：确实多谢你们，感谢你们赏识我的工作，感谢你们的好意，感谢你们大家的慷慨。也感谢你们为准备这次庄严的仪式进行的一切工作，付出的一切努力和时间。我也想感谢你们所有莅临这个伟大场合的人。最后，让我表示对加泰罗尼亚人民的谢意。
我的第二个任务要困难得多。我的任务是向你们发表演说。但是，我在短暂的演说中做出对你们的充分的报答，显然是不可能的，尽管我很想这样做。我在准备这次讲演时，我觉得这种不充分是沉重的负担；我感到选定一个主题非常困难。我应当向你们谈一谈像科学知识的理论这样的抽象题目？还是谈一谈民主？但是民主是你们可能和我一样认识到其价值的事物，因此你们可能不需要我谈这个问题。如果可能，我认为，我应当谈一谈关于地中海的趣事，以表示对你们地中海研究院的尊重；但是关于地中海我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因此在我心目中我看到自己在这里站在你们面前，是站在严厉的法官面前的一位八十七岁的老者，而不是优秀的演说者——很像站在宣告他的死刑的501名严厉的雅典法官面前的苏格拉底。
当我考虑到这样远的时候，突然知道了什么应当是我的讲演的主题：“雅典奇迹和雅典民主的起源”。这是适当的主题，因为它成为希腊的奇迹，后来又成为地中海的奇迹，地中海文明的奇迹。这个题目把民主的主题和地中海文明的主题融合在一起，它向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向你们谈一谈我自己对之做出了贡献的题目——这个贡献我以前没有充分地展示。
我们的文明，在本质上是地中海文明，它源自希腊人。这个文明诞生于从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的时期，它诞生于雅典。
雅典奇迹是令人吃惊的。在从约公元前600年梭伦［Solon］起的一个短暂时期中，进行了和平的变革。梭伦使受剥削的雅典公民摆脱了债务的重负，禁止使任何雅典公民因负债沦为奴隶，从而挽救了这个城市。这是第一部为维护公民自由而拟定的宪法，人们从未忘记它，尽管雅典的历史十分清楚地表明自由从不是牢固的而总是受到威胁。
梭伦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他是我们所了解的第一位雅典诗人，他在诗中解释了他的目标。他谈到“eunomia”或者说“好的政府”，他把这解释为平衡公民的互相冲突的利益。无庸置疑，怀着伦理的和人道主义的目标制定宪法这是第一次，至少在地中海地区是第一次。在这里起作用的是叔本华「Schopen－hauer］归纳为下面简单形式的普遍正确的道德规则：Neminemlaede imo omnes，quantum potes，iuua！即：不要伤害任何人，但要尽力帮助所有人！
像两千年后发生的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一样，梭伦的革命唯一想到的是公民的自由：两场革命都忽略了买来的奴隶的奴隶制。
在梭伦之后，雅典的政治决非稳定。几个主要家族在争夺权力，在做了几次不成功的尝试后，梭伦的一名亲戚庇西特拉图成了雅典的君主或僭主。他的巨大财富来自位于阿提卡外面的银矿，他把他的财富大量用于文化目的，用于稳定雅典的梭伦改革。他盖了许多美丽的建筑，设立了一些节日，尤其是一些戏剧节；雅典的悲剧演出的创始也归功于他。如我们从西塞罗［Cicero］那里所了解的那样，他组织人们写下了荷马的著作，《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以前它们似乎只作为口头传说存世。
我的讲演的主要命题是，这是具有最深远后果的行动；这是在我们的文明史中具有核心意义的事件。
许多年来，自从我撰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以来，雅典奇迹一直是强烈地吸引我的问题。这个问题时时缠住我不放。是什么创造了我们的雅典文明？是什么在不到一百年的短暂时期中使雅典发明了艺术和文学、悲剧、哲学、科学和民主？
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回答，这个回答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很不充分。这个回答是：文化冲突。当两种或更多的不同文化相接触时，人们认识到他们长久以来认为理所当然的风俗习惯不是“当然的”，不是唯一可能的风俗习惯，既不是上帝所颁布的，也不是人性的一部分。他们发现他们的文化是人及其历史的杰作。从而它开辟了充满种种新的可能性的世界：它打开了窗子，放进了新鲜空气。这是一种社会学的规律，解释了许多东西，它在希腊历史中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确实，在《伊利亚特》中，尤其在《奥德赛》中，荷马的主要主题之一正是文化冲突这个题目。文化冲突当然也是希罗多德的《历史》的一个主要题目。它对于希腊文明的意义十分重大。
然而这个解释并不使我满意。有很长时间我感到我不得不放弃。我觉得，像雅典奇迹这样的奇迹是无法解释的，我现在仍然这样认为，它无法得到充分的解释。它尤其不能由写下了荷马的著作来解释，尽管这无疑具有巨大的影响。以前，在其他地方，曾写下了书，尤其是伟大的书，却从未出现可与雅典奇迹相比的东西。
但是有一天我再次阅读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申辩篇》——我所知道的最优美的哲学著作。重读了人们频繁讨论的一段文字后，我有了一种新的想法。这段文字＇26D－E＇暗示，公元前399年雅典有一个生意兴隆的书籍市场，无论如何，在这个市场经常出售旧书（像安那克萨哥拉的书《论自然》），花不多的钱就能买到手。旧喜剧大师欧波利斯＇Eupolis＇甚至（在坡吕克斯［Pollux］援引的一个片断中，见他的《词类汇编》「Onomasticon」Ⅸ，47；参看Ⅶ，211）提到五十年前的一个书籍市场。那么，这样一个市场会在何时出现，它又是怎么出现的呢？十分清楚：只是在庇西特拉图让人写下荷马的著作后出现的。
慢慢地，我逐渐明白了这个事件的全部意义：画面开始展开了。在荷马史诗被写下之前，也有书，但是没有低廉的书在市场自由出售：甚至在它们所存在的地方，书籍也是非常珍奇的东西，没有商业性的复制和发行，而是（像赫拉克利特写的书那样）被保存在神圣的地方，在祭司的管制下。但是我们知道，在雅典，荷马很快家喻户晓：人人都读荷马的书，多数人熟记了他的史诗，或者至少熟记了一些段落。荷马史诗是第一种大众娱乐！主要在雅典是这样，我们又可以从柏拉图那里了解到这一点，他在《理想国》中抱怨这种危险的娱乐，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