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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观念形态的战争，它包含着一些最初的大规模的观念形态的迫害。冲突是在部落制的、专制主义的（也许甚至是极极主义的）斯巴达的观念形态和民主制的雅典这个海上贸易帝国（“提洛同盟”）的观念形态间进行的。因为雅典及其民主制盟国的一些主要家族传统上都反民主和鼓吹寡头政治，并同情斯巴达，这就更加可怕了。（因此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他的《政治学》［Politics，1310A］中提到，那种寡头统治者的誓言甚至在他的时代依然流行；它由“我保证做人民的敌人，尽力向他们提出有害的劝告”这个表述组成。）
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国王吕西斯特拉图＇Lysistratus＇占领雅典时，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寡头政治的傀儡政府，处于斯巴达的保护下，称作三十僭主。三十僭主由柏拉图的两个舅舅领导，才华横溢的克里蒂亚斯［Critias」和年轻得多的查米德斯＇Charmides＇。在他们恐怖统治的八个月中，三十僭主杀死了许多雅典公民——几乎比战争最后十年中斯巴达军队杀死的雅典人还多（梅耶尔［Eduard Meyer，1884…1902］，《古代史》［Geschichte des Altertums］第4版，斯图加特，1953－1958年，第五卷，第34页）。但是在公元前403年，柏拉图24岁的时候，克里蒂亚斯和斯巴达驻军受到卷土重来的民主派的攻击并被击败。民主派最初只有七十人，由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和阿尼图斯［Anytus］领导，他们首先占据比雷埃夫斯，柏拉图的两个舅舅在那里阵亡。有一段时间，他们的寡头政治的追随者在雅典继续恐怖统治，但是他们的军队处于混乱和瓦解状态。在证明自己无能力统治之后，他们最终被他们的斯巴达保护者所抛弃，斯巴达保护者与民主派订立了一个条约。这项和平的条约重建了雅典的民主政体。因此民主的政体形式在最严峻的考验下证明了它的优势的力量，甚至它的敌人在几年之后也开始认为它是不可战胜的。
恢复的民主国家一重新建立正常的法律状态，就为“毒害青年罪”对苏格拉底提出诉讼；它的意思十分清楚：他被指控毒害了亚西比德「Alcibiades］、克里蒂亚斯和查米德斯，人们认为他们应对雅典的战败和三十僭主的血腥统治负责。在他的辩护中，苏格拉底强调他不赞成三十僭主的政策，他曾冒生命危险公然反抗他们把他牵连到一件罪行中的企图。他也说明他宁死也不愿被阻止向青年自由表达他的思想。因为被判决有罪，他成为言论自由权的第一个殉难者。
柏拉图最重要的性格形成时期的动乱不安的年代就是这样。它们使他在成熟时期提出他的基本的问题：社会和国家已经生病，怎样才能治愈它们？
文学活动的开端。上述历史事件在已指明的意义上影响了柏拉图，这当然是猜想的。的确应当强调，几乎关于柏拉图的思想发展、他的著作的顺序、他的生平事件的一切都是猜想的。我们的原始资料就其前后一致而言似乎大量是互相依赖的。因此，我们不能确信柏拉图生平的这个故事不是传说。大概最古老的原始资料，《柏拉图信札》「Book of Plato’s Letters〕，很可能是古代的伪造物。甚至许多学者承认其真实的、资料最丰富的“第七封信”「Seventh Letter］也是可疑的。（以柏拉图的名字留传的某些其他著作几乎无疑是伪造物。）然而即使“第七封信”可能是伪造的，它也似乎很古老，而且作者一定对柏拉图生平的事实了如指掌，才能使他的伪造物被人们接受。关于柏拉图著作的时间顺序，现在我们有来自较小的风格特征统计的似乎是很充分的证据的东西（“作品风格学”［stylometry］）。然而这个方法（它基本上导致归组而不是明确的顺序）在柏拉图修改或改写他的书的情况下会失败。（我们似乎有柏拉图修改他的至少一部著作《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的某个独立的证据，参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1963年，第一卷，附录Ⅱ。）在这整个叙述中，心中都要想到这些不确定的事情。
柏拉图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都由“苏格拉底的对话”构成——主要谈话者苏格拉底和更聪明者的对话。其他一些作家也写了苏格拉底的对话，著名的是色诺芬尼；但柏拉图的对话大都具有极富独创性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猜想是柏拉图创造了这种文学形式。如果是这样，那么一些学者所表达的观点，即，是苏格拉底悲剧式的死使柏拉图成为作家——成为苏格拉底对话的作者，以纪念（和为之辩护）他的朋友和老师——不仅是诱人的而且很可能是真实的。这种观点也会表明，《苏格拉底申辩篇》——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的辩护和被定罪的报道——是柏拉图的第一部著作。无可否认，有重要的证据反驳这一点：《申辩篇》是一部杰作，相形之下，许多早期对话是不成熟的。从另一方面说，一位作家的第一部著作表明他达到了不会很快再次达到的高峰，这并非罕见；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苏格拉底的独特个性和他在法庭的辩护给他的直接印象（柏拉图十分清楚地说明他在场）可能非常充分地解释了一切文学的最伟大最感人的作品之一怎么会是一个文学新手的初步成果。
无论如何，把《申辩篇》看作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真实写照，看作对诉讼的忠实报道（当《申辩篇》第一次出版时，这些诉讼的几百名目击者一定健在）似乎是有道理的，除非我们有可靠的相反证据。这是一个奇异的写照，是可称作“批判理性主义”的第一次（或者，考虑到色诺芬尼［Xenophan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几乎是第一次）和最伟大的宣言——苏格拉底的独特观点，即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知道得何其少，我们可以通过一切理论和信念都应当经受的那些批评性讨论来学习。尽管它几乎不能够成为普遍接受的观点，它对西方思想（和西方科学）的影响却是极其重要的。
苏格拉底的批判理性主义不是怀疑论的，它也不以理智和聪敏而自豪：他相信真理，相信人，他同样确信人的内在的可错性和内在的善良。此外，他忠于雅典的民主法律，憎恨三十僭主的罪行：他是民主派，尽管是民主派领袖们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民主派；他是热心关心他人的人；他愿意为自由讨论权而死，但鄙视投人所好的技巧。
柏拉图著作的三个时期。这里提议把柏拉图的著作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或者苏格拉底时期，展现了柏拉图对于作为一个人、老师、热爱真理者的苏格拉底的写照。它的对话（我在此处只提到《克里托篇》［Crito］，《普罗塔哥拉篇》［Pro－tagoras］和《曼诺篇》［Meno］）既不反对民主政体又不反对个人价值。
在第二个时期，柏拉图的态度由于他的对话中的苏格拉底而发生了变化：柏拉图现在为杀害苏格拉底而谴责民主制的雅典——不，民主政体本身，多数人的民众的统治。这种民众的统治威胁每一个正义的人，他就像“陷入野兽中间的人，不愿参与它们的罪行，却不能单枪匹马地抵抗所有人的暴行”。（《理想国》［Republic］496c）。
这表明社会躯体有了病。柏拉图发现了它的问题：如何医治有病的社会躯体。
问题本身包含着一种理论——国家的和社会的有机论。（这种非常可疑的和有持久影响的理论的起源是东方。）
社会有机论的柏拉图的新的和十分个人的变体是他在城市国家和人类灵魂之间所做的比拟：社会是以放大了的形式表示的灵魂，灵魂是小型的国家。这样他就创始了国家的心理学理论和灵魂的政治理论。国家是分为阶级的，它的结构可以由统治者及其助手（或者辅助者）构成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挣钱糊口的阶级和奴隶间的不稳定的平衡为特征。与此相似，灵魂的结构以它的较高功能、理智与意志，和它的较低功能、本能和欲望之间的不稳定的平衡——甚至分裂为特征。（马克思和弗洛伊德［Freud］是无意识的柏拉图主义者，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他们也是反柏拉图主义者，他们接受了柏拉图的图式并把它颠倒过来，马克思要求工人的解放，弗洛伊德则要求本能或欲望的解放。）
他的问题激发他进行了几乎非凡的殚精竭虑的思考。他不仅发展了一种诊断和疗法，而且（尤其在他的第三个时期）发展了他的诊断所依据的整个宇宙论以及一种他的疗法所根据的知识论。
他的社会诊断十分深入。他不满足于谴责民主政体，在他看来民主政体是症状而不是疾病本身。因为疾病是社会革命——征服了社会、导致人人都知道自己的地位的、人人都幸福的古家长制社会的消亡的革命性变革。社会处于退化的过程中：退化是邪恶的，稳定是神圣的。
柏拉图在希腊城市国家的历史中看到了政治退化的各阶段。它们始于世袭王权的黄金时代——最优秀者，最聪明者的个人统治——和有机的分工：最聪明者统治，勇敢者帮助他维持秩序和保卫国家，人民劳动（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从这里我们通过贵族统治（或者尊荣政体［timarchy」），即最优秀的少数人的统治，到达了多数人的统治的民主政体。在《理想国》中，表明民主政体十分容易导致最终的衰败状态：导致使自己成为城市的僭主的残忍的煽动者的统治。
政治退化的原因是什么？按照柏拉图第二个时期的主要著作《理想国》所说，是统治阶级的种族退化破坏了它的健康和它的统治决心。按照他的第三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法律篇》所说，社会变革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冲突，它是工业发展（例如雅典的银矿）、贸易、拥有港口和舰队、建立殖民地的不可避免的伴随物。这一切表现出惊人的洞察力，如人口压力是动荡社会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见解那样。柏拉图把人口增长或量的增加与种族退化或质的减小联系起来，这似乎不无可能：他关于善的少数人和恶的多数人的观点可能向他暗示了这一点（《法律篇》710D，740D－741A，838E）。
柏拉图的社会学诊断就谈到这里。
柏拉图所提倡的疗法——他的政治纲领——符合他的诊断：阻止一切社会变革！（只要可能）返回到家长制国家！加强统治阶级的稳定性和力量、它的一致，它的统治意志！因为柏拉图系统阐述了下面的诊断——社会学的革命法则：“政体的变迁毫无例外地由于统治阶级本身，因为这个阶级内部发生了分裂，”或者因为它的统治意志被削弱，或者因为它在战争中被打败（《理想国》545D，465B）。因此，对统治阶级的适当的教育成为政治的主要工具；必须用优生学防止统治阶级的退化；必须用一种激进的共产主义（局限于统治阶级）加强统治阶级的一致，它包含妇女儿童的公有；谁也不会知道自己的真正父母，人人都必须把本阶级老一代的所有成员看作自己的父母。（这种令人吃惊的共产主义是柏拉图纲领的唯一要点，它在《法律篇》中认为要求过多而放弃，即使它仍被宣称为在观念上是最佳的社会形式。）他在《法律篇》中说，必须防止文化冲突，因此，这个城市不可拥有港口和舰队，公民都不可拥有旅行工具：货币必须是没有内在价值的代币（《法律篇》742A－C），尽管政府将拥有“一般希腊货币”的财富。宗教和仪式应作为防止变革的重要工具得到发展，它们的任何变化都不可宽容。（这个观点预示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观念，由于在希腊缺乏任何类似教会的组织，这个观点就更加引人注目。）
在他的第三个时期中（尤其在《法律篇》），柏拉图不再把苏格拉底用作他的主要谈话者：他似乎已意识到自己远离苏格拉底的教导。柏拉图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中期的政治观念，并赋予它们（尤其在《政治家篇》「Statemsan」和《蒂迈欧篇》［Timaeus］中）宇宙论的背景：种族退化和政治腐败的最深层的原因是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种世界时期中，世界正远离它的神圣起源；每一个变化都使它更不像它的原型即它被按其形象创造的神圣形式或理念。
在这第三个时期中，柏拉图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知识论。在他的第一个时期中，是一种乐观主义的理论，它使人人的学习都成为可能（《曼诺篇》81B－D）。在他的第二和第三个时期中，只有受到高度训练的哲学家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神圣的形式或理念的知识。
晚年。把柏拉图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时期的著作与他的晚年相联系是十分困难的，据传说，他的晚年的最重要的事件是他的几次旅行（一次去埃及，三次去叙拉古），建立学园，学园（和柏拉图）对叙拉古高层政治的参与：他的朋友迪奥［Dio］在学园的其他成员支持下入侵叙拉古，并推翻了狄奥尼西奥斯朝［Dionysian dynasty］。迪奥被学园的另一名成员卡里普斯［Callipus」谋杀，卡里普斯又被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莱普廷斯「Leptines」谋杀。（柏拉图学园的至少九名学生使自己成为某个城市或另一个城市的僭主。）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可以辨认出这几次旅行的痕迹，例如对埃及风俗的提及以及其他一些事件的痕迹，但是这些解释的大部分尽管很有趣，却颇多争议。
柏拉图著作的影响（无论好坏）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西方思想不是柏拉图哲学的就是反柏拉图哲学的，但很少是非柏拉图哲学的。
书籍与思想 欧洲的第一次书籍出版
邀请我做关于书籍的讲演，我十分感激。这不仅由于我认为书籍，因而还有图书馆，是欧洲文明也许是整个人类文明中最独特、最重要的物质事物，而且由于书籍在我自己的生活中起过的——而且仍然在起的——支配性作用。在我五岁的时候，人们给我读了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of］的书《尼尔斯骑鹅旅行记》［Wunderbare Reise des kleinen NiIs Holgerssonmit den Wildgansen〕第一卷。这部著作刚刚出版，绿皮，共三卷。其他任何书都没有不仅对我自己的性格而且对我的童年朋友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的性格产生了这样决定性的影响。康拉德爱上了野鹅，而我爱上了塞尔玛·拉格洛夫和她的书。像她一样，我当了一名中学教师。我和康拉德都仍然忠于我们的爱好。
自从那些早期时代以来，书籍在我的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甚至比音乐还重要。在我看来，任何其他人类成就，甚至最伟大的文艺创作，都不像伟大的古典音乐那样在一切人类能力中超类拔群，同时也没有它那样感人、令人惊叹。然而我认为，书籍在文化上更为重要。
在此我不想谈论我们应归功于约翰·古登堡「JohannGutenberg］（或者也许归功于劳伦·杨松·科斯特［LaurenJanszoon Costre］？）的伟大的欧洲革命，他对书籍印刷的发明极可能是人文主义运动的主力，宗教改革运动的主力，科学兴起的主力，最终是民主的主力。
我倒要谈一谈一个非常相似的，尽管更地方化的过程，它在古登堡的两千年前始于希腊，我猜想，它是我们特有的欧洲文明的起源。
那段时间被正确地称作希腊奇迹，或者更明确些，雅典奇迹：公元前六和五世纪，击退波斯人的时期；希腊世界通过捍卫自由而意识到了自由的观念的时期；产生了伯里克利「Peri－cles］并导致帕特农神庙［Parthenon］的建造的时期。
像这样的奇迹永远不会得到充分的解释。关于它我已思索多年，并撰写过文章，我认为解释的一部分，无疑只是一小部分，在于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碰撞、冲突，在于人们所称的“文化冲突”。无论如何，荷马［Homer］的史诗（它们的主题是文化冲突）和几乎所有伟大的新思想都出现在小亚细亚海岸上的东部希腊殖民地，在那里人们最强烈地感到了文化冲突。这一切至少部分地被从波斯人那里逃出的政治难民和其他难民带到西方。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色诺芬尼［Xenophanes］和安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就是这样的难民。
但是有一段时间我有这样的想法，希腊奇迹，尤其是雅典奇迹，也许可以不完全地——无疑只是非常不完全地——由于写的书、书籍出版和书籍市场的发明来解释。
各种不同形式的书写已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尤其在东方，到处都可以发现类似书籍的东西，尽管蜡、粘土和类似材料上的书面记载不很便利。当然有宗教手稿。确实，有很长时间书写（除信件外）主要用于官方文件，用于宗教文件，也许还被商人用来记笔记，如皮洛斯＇Pylos＇和克诺索斯「Knossos］的货物和其他财产的清单所表明的那样。它有时也用来记载伟大的国王们的事迹。
根据我在此第一次表达的假定，特别的欧洲文化始于以书的形式出版荷马的著作。
荷马的史诗已存在大约三百年。但是它们是在公元前550年前后收集起来，首次被写下来，并向公众出售的。它们作为整体，曾经只是在职业讲述者、荷马氏族、荷马史诗吟游诗人中众所周知。识字的奴隶用从埃及进口的纸莎草纸抄写了许多复制本，把它们售给公众。这是最初的书籍出版。它发生在雅典，据传说，是在统治者、僭主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的倡导下发生的。
庇西特拉图的主要职业是统治雅典——这是非常困难而艰巨的任务。他似乎选定书籍出版作为自己的嗜好，因而成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与皇家文书局「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相比的国家事业单位的创立者和指导者。这个事业单位的寿命不比它的创立者更长久，但是它的文化后果却持续下来，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
在雅典，随着第一本欧洲的书的问世，诞生了第一个欧洲书籍市场。人人都读荷马的书，他的作品成为第一个识字课本和欧洲的第一部圣经。赫西奥德［Hesiod」、品达［Pindar」、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