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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没有能力创造什么，但有能力实践；有能力实践，但没有能力使事情成功。人类的作为，由天来决定。一辈子行善，没有上天不行；一辈子干坏事，没有上天不会灭亡。因此是善是恶，由自我决定；是福是祸，就不由自我决定。所以君子审慎地对待自己能做到的事。人的性格是天赋予的，命运是遭逢的时世决定的。有才能但遇不上好世道，这是天命。姜太公有什么能力？比干有什么罪过？根据自己的禀性实行自己的志向，一个得利，一个遭害。追求志向有一定的方法，但能否达到却在于天命。所以君子能行善，但不一定必得幸福；不忍心作坏事，也不一定必免灾祸。君王是根本，群臣是枝叶。根不壮实，枝叶却茂盛，没听说这种事。有道之世，把人才选拔到国家；无道之世，将国家送给别人。尧帝治理天下忧虑不能解除，就把国政传给舜，忧虑解脱了。忧虑地坚守，乐意地传给贤人，一点也不为私利。万物都有用处，没有什么小的东西不能利用。如果没有谁肯用，玉石也会成为粪土。人之常情，对危害总是挑小的，对好处总是捞大的。所以味道相同的肉食，人们喜欢大块的，那一定是以为大块的更好吃；同一个老师而超群的学生，那一定是喜欢学习的人。没有快乐和兴趣，却能立见效果，没听说过这种事。君子处世，碰上好时运就进取，凭着道义得到重用，有什么可以庆幸的！世道不好就隐退，隐退也是为了道义，有什么不幸的！所以伯夷饿死在首阳山下，并不后悔，因为他抛弃了不义的行为，而得到了可贵的仁义。幸福的萌生是细小的，灾祸的产生是微妙的。祸福开始萌芽产生时，总是隐微不明的。所以老百姓轻视，只有圣人能从开始的萌芽状态预见到结果。所以《传》上说：“鲁国的酒味道太薄不如赵国，可是赵国反遭到楚军的包围；华元宰羊劳军忘记分给御手，结果遭郑军擒获而危及宋国。”
明君实行赏罚，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国家。自己满意但对国家没有功劳的人，不予以赏赐；自己不欣赏但有益于国家的人，不加惩罚。所以楚庄王对共雍说：“有德的人受我封给的爵禄，有功的人受我赏赐的田宅。德和功你一样都不具备，我不能赏赐你。”这些话没有违背常理。他谢绝了共雍的请赏要求，但也算是给了他一种无形的赏赐。周代的政治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殷代的政治可以说好，夏代的政治只能算行得通。行得通不一定很好，好的不一定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达到了至德水平的圣王，不会满足于行得通，也不会仅仅以好作为标准，他怀德遵道，君臣融洽愉快，而臣民不知道这快乐是从哪儿来的。据有国家的君王很多，但只有齐桓公、晋文公出名；泰山上立有古代七十二位帝王的祭坛，可是只有三王被后人称颂。君王不向臣子索取，臣子也不借君王名义向百姓索取，加强自身修养，道德的影响更加深远，后世的人们因此称颂他伟大，足不出户能成就事业，没有人能达到这种境界。所以孝己所坚持的礼节，一般人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没有人能超过他，因为一般人没有他那样的襟怀。做事讲究大义而又合乎道理的是君子，只合道理而抛弃大义的是小人。大智之人有所得却不辛劳，次一等的人辛劳但能忍受，最下等的是痛苦而不辛劳。古人品尝滋味但不贪嘴，现在的人贪吃却不会品味。歌曲是用来美化声音的，因为一般的声音不够优雅。金、石、丝、竹等乐器伴奏，还不足以达到最理想的境界。人们尊崇道义，那么他们的喜怒哀乐取与之情，就能像草随风动一样地变化。周召公在养蚕耕种季节把囚犯释放出来，让他们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周文王让出千里封地，请求纣王废除炮烙之刑。所以圣人办事，进退不失时机，就如夏天穿葛衣，上车递上绥绳一样。老子拜商容为师，商容张嘴吐舌，老子便领悟了“守柔”的道理；列子向壶子求教，看到了影柱的变化关系，就懂得了谦让的好处。所以圣人不急于处理事情，却经常能控制事情的发展。这就像堆积柴草，后放的在上。
人类用道义去爱别人，用党派去团结人，因团结而强大，所以广施德泽的人，威力就能到达远方；如果缺少道义，用武力制服人的作用就小。铃铎因为能摇动发声而终被撞破，蜡烛因为能照明而自己熔尽，虎豹之皮招来射杀，猿猴因敏捷而被刺伤。所以子路因为勇敢而死，苌弘因为聪明而被囚，这些人能用智慧认识事物，而不能用智慧去知道以后的事。所以走在险路上的人不能直走，穿过深林的人总要绕很多弯路，夜行之人总要伸出两手摸索着走。事物各有适宜的用处，聪明有时派不上用场，人能够让黑暗的变得光明，主河以和他谈论大道。鸟鹊筑巢因风向而挑选适当的位置，水獭造穴根据水位的高低，雄鸩鸣叫预报天气将晴，雌鸩鸣唱预报有雨。如果因此认为人的智慧不如鸟兽是不对的，因为它们的这种“聪明”总是有限的。所以通晓一种技艺，只能明察一点，这种人可以同他说些浅陋的道理，不能对他什么都说。宁戚敲击牛角悲歌，齐桓公委以大任；雍门子用哀歌见孟尝君，使孟尝君泪湿帽带。悲歌痛哭，一般人都会，但是使人听了就能动情，那就得有诚挚的感情。所以唐尧、虞舜的治国方法后人是可以模仿的，但他们用精诚感化人心的做法，一般人就难以企及。齐简公因怯懦而被田成子杀死，子阳因实行苛政而被杀，都是因为不懂得尧舜治国之道。所以唱歌如果不合音律，歌声就清浊不分，五音失调；墨绳不能切中的部位，就不能取直。纣王用象牙筷进食，箕子哀叹；鲁国用木偶人陪葬，孔子叹息。圣人看到事物的苗头就能预知结果。所以水从山中流出，一定流入大海；庄稼长在田野，一定归入粮仓。圣人看到事物如何开始，就知道它如何结束。
水混浊鱼就会因呼吸困难而口露出水面，政法苛繁百姓就会动乱，城墙太高必定会倒塌，谷岸太高必定崩落。所以商鞅制苛政而被肢解，吴起行峻法而遭车裂。治国好比调瑟，大弦绷得太紧，小弦就要拉断。所以缰绳太紧鞭子抽得太多，不是驾御千里马的方法。能听到的声音不过传播百里，而听不到的声音才能传遍四方。无功受禄就会受损害，名过其实就会受蒙蔽，功德要名副其实，祸福就不会无缘无故地降临。人做恶梦，胜不过他正直的品行；国家出现凶兆，胜不过美好的政治。所以前面放着高官厚禄的赏赐，不能无功而取；后面有严法之禁，不能无罪而罚。平日修养纯洁的品德，就不会离开大道。君子不因为小善不值得行就放弃，小善积累起来就成大善；也不因为小恶没什么妨害就会作，小恶积累多了就变成大恶。羽毛堆得多了可以把船压沉，轻东西一起放到车上也能压断车轴，所以君子不做微小的坏事。做一件好事不足以形成美德，但坚持做好事就能养成美德；干一次坏事不足以败坏品德，但干多了就会恶贯满盈。所以夏、商、周三代的美名，是人们千年称颂而积累起来的；夏桀、殷纣王的恶名，是人们千年唾骂而形成的。
天有四个季节，人有四种器官。哪四种器官呢？看见东西并能形容描述，没有什么比眼睛看得更清楚；听见声音并达到精微的程度，没有什么比耳朵听得更准确；慎重地开合，没有什么比嘴更牢靠；含而不露，没有什么比心更深不可测。眼睛看见物体的外形，耳朵听清物类的声响，嘴巴说清事物的实情，心聚集万物的精华，这样万物的变化就都能被人所握了。国家的土地因德政而扩大，君王的威严因强力而提高，这是下等的治国之道。所以治国之道纯粹的可以为王，杂乱无章的可以称霸，两方面都不具备的亡国。远古伏羲、神农时代，凤凰飞临皇宫的庭院；夏、商、周三代之时，凤凰飞到宫室的大门口；周朝立国后凤凰只飞到沼泽中。德行越粗疏，凤凰所到的地方越远；德行越精纯，凤凰所到的地方就越近。君子如果的确仁爱，施恩是仁爱的，不施恩也是仁爱的；小人心中不仁，给人小恩小惠也算不上仁，不施舍就更不仁了。美德在于自身修养，与别人无关，如同仁德的兴盛完全在于自己一样。所以高尚的情操战胜贪欲的人昌盛，贪欲战胜高尚情操的人衰亡。要想明白天道，就观察天象的运行变化；要想了解地道，就观察地上物类生长的情况；要想知道人道，就考察人们的欲念。不必惊慌害怕，万物会按自然规律生长；不要扰乱纠缠，万物会清静安宁。只能看清事物一个方面的人，不能和他讨论万物的变化；只适应一个季节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天地之大。太阳在黑夜隐没，月亮白天不露面，它们虽然光明，但不能昼夜兼而有之，只有天地能包容万物。能够包容天地的，只有无形的道。骄气横溢的君王不会有忠臣，嘴巴乖巧的人没有信用；藤类植物长不出一握粗的枝干，七八尺、十几尺的水沟里不会有吞舟的大鱼。根浅的树枝干就短，根受伤损的树枝叶就枯萎。幸福来自无为，祸患生于多欲，灾害来自无防备，杂草生于不耘不锄。圣人行善只怕做不到，防备灾祸只怕避不开，灰尘弥漫却想不闭眼，徒步涉水却想不湿腿，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有自知之明的人不埋怨别人，懂得命运的人不抱怨苍天。幸福靠自己创造，灾祸是自己产生。圣人不追求赞誉，也不回避诽谤，为人正直，各种邪气自然止息。现在有人抛开正道而走弯路，背离真理而随波逐流，这就是同流合污，失去了内心的修养标准，所以圣人返回到根本，不走这种同流从俗之道。道如果现出花样，能看出形迹，就不能算至道。最高的道就好像品尝东西没有味道，看起来没有形象，不可言传给别人。大戟草能消除腹水，亭历草能消肿胀，如果使用无节制，就会加重病情。事物大多相似而实际不同，只有圣人才能分辨细微的差别。善于驾御的人心里不会没有马，善于射箭的人心里不会没有弓弩，善于为人君的人不会忘掉臣民。如果确实能爱护臣民，并让他们得到利益，天下人就能顺从他；如果既不爱又不给实利，就是亲生儿子也会背叛父亲。天下有最珍贵的宝物，但不是指权势地位；有最大的财富，但不是指金玉；有最长的寿命，但不是指活一千年。回到本心，返归本性，就是最尊贵的；适合性情，知足常乐，就是最富有；懂得生死的分别，就会永垂不朽。说话没有准则，行为反复无常，就是小人；能明察一件事，精通一种技能，这是中等的人；无所不知，无所不有，并且能根据别人的才能而使用他，这才是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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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一 齐俗训
依循人的本性做事叫做道，获得了这种本性叫做德。本性丧失以后就看重仁，道失去以后就看重义。所以仁义产生，道德就离开了，礼乐制定，纯朴就散失了，是非显明，百姓就迷惑了，珠玉尊贵，人们就开始互相争夺。仁义、礼乐、是非、珠玉，都是衰落之世产生的，末世所利用的。礼本来是为了区别尊卑贵贱的，义本来是为了和谐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关系的。如今讲礼的人，表面上恭敬，心里却嫉妒；讲仁义的人，施恩是为了别人回报。君臣之间因讲礼义而互相非难，骨肉亲人因讲礼义而产生怨恨，这就失去了提倡礼义的根本，人们因此而结怨，互相指责。水积聚得多了，就生出互相吞食的鱼类，土堆积成山，就产生了互相残害的野兽。尘土飞扬，却想不闭眼，徒步涉水，却想不湿腿，这是不可能的。
远古时代的百姓，幼稚无知，不辨东西，脸上看不到丰富的表情，说话不会言行不一。他们的衣服朴素无华，兵器没有锋利的刃口，歌谣充满快乐而不婉转，哭泣时哀伤而不出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没有好东西赠送他人，也不求得到别人的东西。亲人不互相抵毁，也不互相称赞，朋友不互相怨恨，也不互相感恩。等到礼义一产生，财物变得贵重，欺诈虚伪就萌生，非议赞誉纠缠不清，怨恨报德并行，于是就出现了曾参，孝己的美德，产生了盗跖、庄子的邪恶。所以有了大车龙 ，华美的垂缨伞盖，结连不断的仪仗，就一定有穿壁入室、盗墓翻墙的邪恶；有了华彩奇异的绵绣轻绢，就一定会有草鞋不全、缺少衣裳的人。所以高和低形成倾斜，长和短形成差异，也就是很明显的了。
虾蟆变为鹌鹑，水虿化为蜻蜓，都是不同类的物种变化相生，只有圣人知道这种变化的道理。胡人看到 麻，不知道它可以织布；越人看到毳毛，不知道它可以织成毛毡。所以不知道物性的人，难以和他谈论事物的变化。从前姜太公吕望、周公姬旦受封后相见，太公问周公：“您打算怎样治理鲁国？”周公回答说：“尊敬尊长，亲近亲人。”太公说：“鲁国从此要衰弱了。”周公问太公：“那您又怎样治理齐国呢？”太公说：“举用贤才，崇尚立功。”周公说：“齐国后代必定有被劫杀的君王！”那以后，齐国日益强大，齐桓公时成为霸主，传到二十四代时被田氏篡夺；鲁国日益削弱，传到三十四代时灭亡。所以《易经》说：“走在霜上，结冰的寒冬就快到了。”圣人观察事物，从开始的隐微迹象就能预知结果。子路救溺水之人，接受了主人答谢的牛，孔子评论说：“鲁图必定形成救人于患难的风气。”子贡用钱财赎出奴隶，不收受官库的钱币，孔子评论说：“鲁国不会再有用钱赎人的事了。”子路接受答谢能勉励人们修养德行，子贡不接受奖励却让人不再行善。孔子的智慧，能以小见大，由近知远，他才是通晓事理的圣人。由此看来，廉洁的德行存在，但是不能普遍推行。所以品行和风俗一致，人们才会跟着效法；办事和能力相称，就容易成功。以矜持虚伪来迷惑世人，自视清高而蔑视众人，圣人是不会以此为民俗的。
高大宽敞的屋宇，重门相通，层层相连，这是人们安居的地方，但鸟飞进去会忧虑不安；高山险阻，密林丛莽，这是虎豹喜欢的地方，但人进入会害怕；大川深谷，渊水飞瀑，是鼋鼍游息的处所，但人落下去就会淹死；《咸池》、《承云》、《九韶》、《六英》，这是人们喜爱的乐曲，但鸟兽听了就会惊骇；深谷崖岸，高树长枝，这是猿猴游嬉的地方，但人攀上去就会战栗不已。形体不同，本性迥异，人类快乐的，鸟兽鱼虫却悲哀，鸟兽鱼虫觉得安全的，人类觉得危险。于是苍天覆盖，大地承载，日月照耀，让万物各适其性，让它们居住安全，有适宜的环境发挥各自的才能。所以愚蠢之人有他的长处，聪明之人有不足的地方；柱子不能用来剔牙，簪子不能用来撑屋；马不能负重，牛不能快跑；铅不能铸刀，铜不能造弩；铁不能造船，木不能做锅。各种东西都有它们各自的作用，使用在适当的位置上，万物就一致了，不会互相责难。明镜便于照形，但把它放在甑里蒸食物，就不如炊箅；牺牛毛色纯一，适宜作祭祀用的祭品，但用它来求雨，就不如神蛇。由此看来，物类无所谓贵贱，因其某一点来断定它贵重，那么没有什么东西不是贵重的；因其某一点来贬低它，那么没有什么东西不是低贱的。玉璞不会赚它厚，角 不会嫌它薄；漆越黑越好，粉越白越好。这中种东西相反，但人们都急需它们则是一致的，都有各自的用处是一样的。裘衣和蓑衣，哪一种更有用？下雨时裘衣不能用它遮雨，在室内蓑衣又用不上了，这是因为它们在不同的环境里，交相处于主要地位。好比在水上行船，在陆地上用车，过泥泞地带用 ，过沙漠用肆，翻山越岭穿登山鞋，本来就各有各的用处。所以《老子》说：“不要崇尚贤能”，就是说，不把鱼赶到树上，不把鸟沉到深渊之中。
所以尧帝治理天下，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师。尧帝领导百姓，让住在水边的从事渔业，让住在山林的从事林业，让住在谷地的从事政业，让住在平原的从事农业。土地适宜各种行业，各行各业都有适合的器械，各类器械都派上适当的用途，各种用途都适合使用各种人材。沼泽地的人织鱼网捕鱼，丘陵地的人耕种粮食。这样就能做到用自己所有的东西去交换自己没有的东西，用自己善于制作的产品去交换自己不会制作的产品。因此离叛的人少，而顺从的人多。这就好比把棋子撒在地上，圆形的滚进低洼处，方形的停在高处，各自找到了安稳的地方，有什么上下高低之分呢？如同风忽然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