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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万物的向导，德是用来扶持人的天性的，仁是积累恩德的证明，义是能和别人比心，而与别人的意愿相合。所以道被抛弃了就用德来取代，德衰微了就产生了仁义。所以远古圣人治理国家依靠道而不靠德，中古圣王治理国家谨守着德而不知用仁义，近世贤王治理国家，谨慎地守着仁义只怕失去。君子没有仁义就没法活下去，失掉了仁义就等于丧失了生存的条件；小人离开了嗜欲就没法活命，失却不嗜欲就等于失去了他生活的条件。所以君子害怕失掉仁义，小人担忧失去利益；观察他们害怕什么，就知道君子和小人的差别。《易经》说：“追逐鹿而得不到守林官的帮助，只是在林中瞎跑。君子追求不到所想得到的，不如舍弃，否则就有危险。”
对别人施予丰厚，回报也就丰厚；对别人积怨大，祸害就深。施予少却得到厚报，积怨深却无祸患，从古到今没有这种事。所以圣人懂得怎样交往，也就知道别人将会怎样回敬自己。圣人之道，像在大道上置酒款待过往行人吧？行人喝酒，多少不同，各自适合自己的需要。所以能够得到一人的心，就能得到百人的拥戴。一个人能够用他希望上司对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下属，下属哪个不爱戴他呢？用他要求下属对待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上司，上司哪个不喜欢呢？《诗经》说：“爱护每一个人，就能够成就功德。”成就功业是大事，爱护每一个人却不显眼；但能够从小的善行做起，才能建立大的功业。
君子看到别人的过失，就忘记会招致责罚，所以敢谏；发现了贤才，就忘记了自己可能会失去地位，所以能让贤；看到衣食不足的人，就忘记了自己可能会贫穷，所以能施予。内心有感情，流露在外表。凡是言行饱含着真情，虽然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别人也不会怨恨；言行不由衷，虽然忠诚的样子，也招人憎恶。后稷为天下谋利益，但他不自夸；夏禹治水不白费民财，但他不自满。他们都从完满占看到了缺陷，在充实冲感到了空虚，因为他们要求自己尽善尽美。人们都认为自己喜欢的人贤能，喜欢能让自己高兴的人。世人无不举荐贤能的人，有的能办好事情，有的把事情搞糟，并不是举荐人欺骗自己，只是举荐合自己口味的人。自己不一定贤能，而求合自己口味的人，想得到真正的贤才，也就难以实现了。让尧帝考察虞舜可以，但让夏桀去衡量唐尧，就好比用升子去量一石粮食。现在人们说的狐狸，一定既不知道狐是什么，也不知道狸是什么。不是从未见过狐，就是从来没见过狸。狐和狸虽然不是异类，而且生活习性很相近，但也只是同类罢了。可是人们称狐狸，可见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狐，什么是狸。所以把不贤的人说成贤人，那他一定不明白什么是贤；把贤人说成不贤，那他一定不知道什么是不贤。
圣人在上，老百姓就对他的治理感到高兴；圣人在下，老百姓就钦慕他的志向。小人在上，老百姓就像睡在机关上，又像茧中的蚕蛹，片刻不得安宁。所以《易经》说：“骑马徘徊不定，面临危险泣血悲伤。”就是说小人占了他不该占的位置，不能长久。万物没有无用的东西。天雄和乌头，是草药中的剧毒，而良医用它们救人性命。侏儒和盲乐师，是人中困窘至极的人，而君王用他们做乐官优伶。所以圣人用人如同巧匠裁削木料，没有什么不能派上用场。勇士一声呼叫，三军为之退避，因为他的呼喊发自肺腑。所以领唱的没人应和，上面的意图下面没有执行，一定是双方思想感情不融洽。所以舜帝不离开朝廷而匡正天下，这是由于他自身正直。所以在上位的人耍手腕，老百姓就搞欺诈。身体弯曲而影子直，没听说有这种事。用说教达不到的，靠行动可以达到；靠行动达不到的，用诚心可以达到。心中有真情感动，就能明于智慧，自然表现在外在形式上，这就精诚所至。可以凭这种形式来感化，而不能靠说教来告诫别人。戎、翟出产的马，都善于奔驰，不论远近，只有造父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三苗的百姓，都能教育得忠诚老实，不论贤愚，只有唐尧、虞舜能使他们具备美德。他们一定有不可言传的法术。中行穆伯能徒手与老虎搏斗，但是不能驯养老虎，因为他力大而不懂得驯养老虎的方法。能够运用百人的才能，就能得到百人的力量；做了让千人喜欢的事，就博取千人的心；好比砍伐大树而拖住树根，千枝万叶没有不跟着动的。慈父疼爱子女，不是图子女报答，而是内心里放弃不下；圣人养育百姓，不是求得百姓使用，而是要尽爱民的天职；这如同火自然是炽热的，冰自然是寒冷的，哪里用得着修炼呢？等到需要依靠子女赡养，依赖人民出力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尽孝尽忠，就像船走到江心失火，全体乘客都会和船夫奋力灭火一样。所以君子在事情的开始，就想到了事情的结果。媒人花言巧语介绍婚事，人们心里并不感激，因为她们是为了钱财；雇工的主人劝饭，雇工并不敬爱主人，因为主人是要他们多卖劳力。即使是慈祥的父母，如果不具备真诚的爱心，而是对子女有什么希求，那么子女也不会感恩。所以馈赠厚礼送客人上路，不要指望客人回赠；给死者厚葬，不应该只求死者在天之灵的保佑和生者心灵的安慰。如果是出自至诚之心，那么感化的作用就深远了。祭祀祖宗神灵时供上锦绣，是看重形式；而把圭璋玉器摆在祭品前边，则是表示质朴纯情。美好的形式不胜过质朴纯洁的真情，才称得上君子。所以用一年功夫造成一辆车，却缺少一根三寸长的插销，车子就不能运行；木工做门，却少了五寸长的关键，门就不牢实。所以君子办事总是期待完美的结果。
精诚之心，可以神妙地感化，但不可用来教导；精明的眼睛，可以用来观察无形之物，但不能用来告诫。在无形之中发挥作用，人们不可能了解。所以舜帝不离开座位天下就得到治理，桀不走下宫殿的台阶天下就大乱，这是由于感情的作用比大喊大叫要好。自己做不到的却要别人做到，从来没听说这种事。赞同你的话并且相信，因为你说话前有诚心；服从你的命令并且接受教化，因为你发号施令时有诚心。圣人在上，人民顺从感化，是因为首先圣人有真情。君王在上，发号施令，宣传动员，可是下面百姓不响应，是因为君王的感情和政令不统一。所以《易经》说：“高高在上的天子有悔。”三个月的婴儿，不懂得利害，但慈母的爱心却能使他能感受到，这是由于母子真情相通。所以言教的作用小而又小，不言之教的作用大而又大。能够实践君子的话叫做信，能够符合君子的意向叫忠。忠信在内心形成，就对外界产生感化作用。所以禹王手持兵器，在宫庭台阶前舞蹈，三苗就归服了。鹰在河川上空盘旋飞翔，鱼鳖慌忙沉入水底，鸟儿也远离，一定要躲避灾害。儿子对父亲去死，臣子对君王牺牲，世间有人这样做，并不是以死来邀取名誉，而是感恩之情藏在心中，而不能逃避死亡。所以人们甘愿去做自己乐意的事，并不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愿望，可是愿望常常达到；君子悲伤痛苦，并非只是做出悲痛的样子让人们理解，不是迫于外力，而是从内心产生真情。义比君王重要，仁比父亲更亲近。所以君王对臣下，有权决定他们的死活，但不能让他们苟且改变道义；父亲对儿子，有资格吆喝他们，但不能使儿子没有忧心。所以，把义和仁放在高于君和父的位置，那么就会君尊臣忠，父慈子孝。圣人在上，他的教化灵验如神。远古的君王说：“我不过根据百姓的自然之性。”上古的帝王说：“百姓像那样，我的治理像这样。”所以《诗经》说：“驾御马匹就像织丝一样合节奏。”《易经》说：“心中有美好的情操，就能获得成功。”能够从自身修养做起，就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黑夜里省察自己的行为，周公毫无愧色。所以君子慎独。放弃自身修养而指望实现远大的目标，是行不通的。
听善容易，亲身实行难。孔夫子看到庄稼的三次变化，感叹说：“狐狸朝着山丘死去，我大概应像禾苗一样向着根吧？”所以君子见善，就感到自己应该去恶从善。自身正直无邪，归服远方的人就容易了。所以《诗经》说：“君王不能行正道，百姓不会信赖他。”小人办事只要捞到好处，君子办事只求合乎道义，他们有所求是一样的，只是目标不同而已吧？船上摇浆，鱼沉水底，鸟飞高处，同时听到响声，表现不同，但避害的心理是一样的。喜负羁赠给逃亡到曹国的晋公子重耳一壶水，重耳后来消灭曹国后就在僖负羁的居地立表旌表他的功德；赵宣子用一束干肉救济过饥民灵辄，后来灵辄保护赵宣子免遭杀身之祸。僖负羁和赵宣子馈赠的物品并不丰厚，但是恩德却有余。仁爱之心的感化，以恩德待人，悲伤之情油然而生，所以感人至深。同样是大声叫喊，长者这样对待晚辈，会认为是爱护；如果这样对待生人，就会引起争斗。所以说，“兵器的锋利比不上精神的感化，就是莫邪宝剑也显得迟钝；敌人没有比阴阳谋略更厉害的了，击鼓进军只是小事。”圣人做好事，并不是为了求名，可是名誉到来；求名不是为了得到利益，可是利益自然到来。所以忧喜之情发自内心，并不希望感动别人，但感动作用自然产生。所以至德之人从不修饰自己的外表，他的言行就像灰尘眯了眼，自然去揉擦，又像人跌倒了，手自然要支撑一样。圣人治国，很平淡，看不出有什么高明之处，后来就知道他的英明伟大，这就像日行天空，骐骥不能和它竞跑。现在的人在黑夜里寻找东西，像盲人一样；等到太阳出来，就无所不照了。行动带来利益，损失也随之而来。所以《易经》说：“衰落不是无尽头的，所以用复生来承接它。”
积薄可以变厚，积矮可以变高。所以君子每天不懈地努力，终于成就辉煌的业绩，小人每天不满足，导致受辱。这其中兴衰消长的道理，离朱那样的好眼力也看不清楚。周文王听到了善事唯恐赶不上，而有不善的事就像遭到了灾害，不是因为每天做得不够，而是忧虑发展下去不可收拾。所以《诗经》说：“周国虽然是悠久的国家，但遵照天命，现在又是新兴的国家。”怀着真情，抱着质朴，上天不能扼杀，大地不能埋没，声威远扬在天地之间，和日月同辉，这是甜美快乐的事。如果行善，虽然做错了，别人也不会埋怨；如果不行善，即使忠心耿耿，也会招来祸患。所以怨天尤人不如责怪自己，要求别人不如要求自己。声音是自己发出来的，样子是自己显出来的，名称是自己定的，言辞是自己学来的，无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拿着锐利的宝剑刺伤别人，握着锋利的兵刃攻击别人，闯下这样的大祸怎么可以埋怨别人不避开你的刀剑呢？所以管仲相齐，像穿着彩色的衣服，虽然丑陋，但他的功业记载在齐国的宗庙；子产相郑，像练丝染色，虽然华美，却得不到尊重。空而能满，清淡却有味，就像穿着粗布短衣却怀揣着美玉一样。所以感情不专一不能博得一人喜欢，感情专一可以得到上百人的喜爱。男人种植兰花，看着美丽却没有芳香，继子得到养育，肥胖却没有神彩，因为感情得不到沟通。生命是暂时寄托在人间，死才是必然的归宿。所以弘演面对仁义壮烈牺牲，王子闾张开臂腋接受刀刑，他们都不为苟且偷生而妨害自己的归宿。所以在治世就用义来维护自己的纯洁健康，在乱世就为保卫正义而献身；死的时候，才终止这条原则。所以君子对待生死是非常慎重的。没有勇气的人并不是生来胆怯，而是灾难临头时不能坚持操守；贪婪的人并不是天生就有贪欲，而是见利就忘记了危害。虞国国王看到晋国垂棘宝玉，就不知灭顶之灾很快就会降临到自己身上。所以只有达到最高境界的人，才不可阻遏和改变。人们想得到荣耀，都是为了自己，对别人有什么好处？圣人做好事，他的忧思出自内心，对他个人有什么好处？所以帝王很多，但只有夏禹、商汤、周文王受人称颂；世上贫贱的人很多，但只有伯夷被称颂。以尊贵为圣，那么天下的圣人就多了；以地位贫贱为仁，那么天下的仁多就多了。但事实上，圣人、仁人很少，这是为什么呢？要成为圣人、仁人，必须专心一意、甘心情愿地行善，每天如同滔滔东流的江河有所长进，忘记衰老已经逼近自己。开头收获很小，结果就很大，必定经过这种积累。不欺骗自己，就不会欺骗别人，就像过独木桥，不因为旁边没有人就不显出谨慎小心的样子。所以让旁人相信自己容易，而蒙住自己欺骗自己就困难。
感情首先在内心活动，无不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就不会在内心郁结，感情抒发后心情就愉快。所以唐尧、虞舜的举动，并不是为了和谐别人的感情，但是他们痛快地表现情感，天下就大治；夏桀、商纣王的举动，不是正道，将罪恶的情欲发泄出来，自己痛快了，而天下大事都被废弃。君王们的喜憎爱恶弄清楚了，治理和动乱的原因就明白了。圣人的行为，无所谓合，也无所谓离。好比鼓，它不能和别的乐器一起演奏，但什么乐器都可以由它来调节，丝弦、管乐、金钟、石磬，大小长短，井然有序，互相应和。君臣上下，官职不同，任务不同，但协调一致。织布一天天向前延伸，翻地一天天往后退，方式相反，但完成任务是一样的。申喜听到门外行乞者的歌声，触动悲情，出门一看，原来是他的母亲。吴国在艾陵和齐国交战，吴王夫差说：“吴军呐喊声高昂，可能要打胜仗吧？”同样都是声音，但获取的信息却不同，这是因为声音中包含的感情不同。所以心情悲哀歌声就不快乐，心情快乐哭声就不哀伤。闵子骞守了三年孝，拿起琴来弹奏，孔夫子说：“琴还是原先的，但乐音却变了。”声音是用来和人们交往的，感情在内心形成，就要表现出来。用声音来湮灭感情，就会失去感情；只讲感情又会忽略必要的形式。如果用必要的形式传达内心的感情，那么凤凰、麒麟就会降临，这是说最高的善德能够感化远方的人。输子阳对他儿子说：“好的工匠在矩尺和凿子中逐渐熟练技艺。”矩凿之中，没有什么事不能办得周全。圣王凭着它治理人民，造父用它调理车马，医骆用它诊治疾病，他们都是从这个道理中各取所需的法度。君王的意图人民执行，因为诚实之情发自内心。不说话人民就信赖，不号召人民就前往，这是因为人民感动在前。有些人着急人家不了解自己，其实是他们缺乏自知之明。骄傲是因为自己不足，浮华诬妄是因为自傲。内心诚实的人，快乐而不急躁，如同 鸟喜欢歌唱，狗熊喜欢攀援，又有谁故作矜持呢？怀春的女人感春哀怨，失意的文士感秋悲愁，从中可以知道物候的推移；有时嚎啕大哭，有时长嘘短叹，从中可以知道感情的变化。容貌颜色的曲折变化，从中可以知道情感的真伪。所以圣人内心战战兢兢，因此能达到最高的境界。
功成名就，这是天命；遵循事理，这靠人为。姜太公吕望、周公姬旦，不是上天特意为周武王造出的；崇侯虎、恶来，不是上天特意给纣玉生出的；有那种世道，就有那样的人产生。教导是君子的根本，小人承受恩泽；利益是小人的根本，君子享用他们的成果。从前东户季子的时代，路不拾遗，耒耜和庄稼留在田头过夜，这是由于让君子小人各守自己的职责。所以一国君王有德，亿万人民就依靠他。凡高贵的人都以左方为贵，所以臣子对君王要说“佐君”，这是臣子的谦辞；地位低的人以右方为贵，所以君王对臣子要说“佑臣”，这是君王的让辞。所以君王偏离“左”位就会失掉尊严，臣子把“右”位送给君王就会失去尊贵。贪图小的痛快伤害道义，片刻就会伤害法度。子产颁行新法受到流言非议，虽然案件增多但煞住了邪气。如果失去了民情，国政就会行不通。成功的治国之道，工匠不弄虚作假，农民不吝惜劳力，士人不隐居，官吏不乱法度。好比撒网，抓住了纲绳就能使网眼张开。舜和禹不再受天命而登帝位，是由于尧传下了大业，而宏伟大业又是从小的方面发展来的。他们给妻子作出表率，又示范给兄弟，再影响到国家，这样天下百姓无不响应。所以兵器知道了大的就可以推知小的，人可以从小处推知大处。君子之道，好像很近却不能到达，好像很低却登不上去，可是无所载，无所不胜，大而显明，远而崇高。掌握了这样的治国之道，不能求别人，只能从自身得到。抛开自身而指望别人，那就离它远了。君子快乐有作而名望不足，小人快乐不足而名望有余。考察他们的有余和不足的差距，可以明显地看出是很遥远的。含而不露，内心的情感不萌发，这种情形没听说过。君子考虑义而不考虑利，小人贪求利而不顾义。孔子说：“有人问，同样是哭，有什么不同？我说；‘子予你怎么钻空子难倒我呢！他们哀哭相同，但是哀哭的原因不同’。”所以哀乐之情影响人的感情是多么深呀。有人要老百姓挖水池，另外有人要老百姓把水池填上，这些人不一定是存心要折腾百姓，只是各自受自己的欲望支配才干出这种事。人们都怀着一定的情感这是一样的，但给别人造成的影响却不同。所以尧、舜每天孜孜不倦地修养德行，终于使天下大治；桀、纣每天贪心不足，怏怏不乐，终于自取灭亡，还没料到后世的人会讥笑自己呢。人之常情，摆脱了他认为痛苦的事就快乐，丧失了他认为快活的东西就哀伤，所以知道生的欢乐，必定明白死的悲哀。坚守道义的人不能拿利来哄骗他，勇敢的人别想以恐惧来胁迫他，就像饥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