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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七年前有些学生和我谈起他们学习和就业的方向，那时候电脑科系最抢手，最热门，大家都趋之若鹜。我问他们为什么对学电脑这么感兴趣，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可以贡献社会。我说：难道学别的科系就不能贡献社会吗？他们无言可对，就说：这是“热门”，将来不愁没有发展。这才是真心话，说到题目上来了。我就拿老子的话来劝告他们，我说：物极必反，物壮则老。等到你们学成毕业的时候，电脑业也可能就变成了人浮于事的“大白象”（美国话whiteelephant意为多余的废物，可又舍不得丢掉。有点像中国人讲的“鸡肋”。）有些人听了这话，觉得有理，就转到别的系去了。大半都还是相信“热门”，一个劲去挤，后来那些挤热门的学生都叫苦连天，悔不该当初。其实，这些在懂得老子的人面前都是很浅显，明摆着的事，那些“聪明”人却看不透，正如所罗门王的名言：“聪明人一定会掉在自己的网罗里。”
“上善若水”是个大总纲，以下是两个大原则，再以下就是七个分则，是从水的七个功能和特性里演绎出来的，是谓“七善”。居善地是站好立场岗位像水那样择地而流，心善渊是心思智识像水那样的广大渊博，与善仁是与人交接像水那样的仁慈柔和，言善信是言语诚实像水那样的坚定无伪，政善治是政策政务像水那样的涤除玄览（清明有远见），事善能是办理事务像水那样澎湃汹涌无坚不摧，动善时是行动机敏像水那样潮汛如期。由于水具备这些完善的功能与特性，它根本不必与人争利夺权，天下没有人能比得过它，也没有人能争得过它。因此它不会有过犯遗咎，效果就是完全的、永远的成功，同时也完备了老子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水式管理哲学”。
“居善地”，由于我们是个人，在时、空里必须占据一定的岗位和立场。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来智慧地选择我们自己的正当岗位和立场。如果我们选对了，它的效果就是给予我们成功和荣誉。如果我们的选择错误，就会带来失败，甚至于有灭顶之殃。小自选择居家的房屋，床位，坐位，这些起码的周围环境，都能对我们身心造成极大的影响，中至选择合适的学科和职业，大至对国家民族的忠奸，都不能有一点马虎。居而善于择地，是根据水的贡献原则，在合适的立场和岗位上，比较容易展现出自己的贡献能量。譬如，雨水降在久旱之地，称之为甘霖。此水之来，是善。然而，如果此雨降在正在洪水泛滥之地，就是雪上加霜，是恶。雨水的本身虽然只是个贡献，但因所降的地位不同，就有受到欢迎，或受到厌恶的区别，随即有了善与恶的区别。雨水降在需要的地方，就是善；降在不需要的地方，就是恶。所以在此，明显可以看出，贡献原则与冷门原则的相通性，也在此可以明显体会，为什么老子要把“居善地”列为“七善”之首。因此，一个人如果居而不能善于择地，则其他的六善都无所附着。
“心善渊”，应该分两方面来看。一是心胸度量；一是学问知识。心胸度量是看人能不能容物，老子一再强调“江海为百谷王”，就是：领导者的心胸要像江海一样的能容纳。地位越高，心胸就要越大。有心胸度量才能接纳别人的聪明才干和积极建议，这都是帮助自己成功的要素。所以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相反的鼠肚鸡肠正是描写心胸狭窄，不能容物，也因此成不了大事业的人。从心理学来看鼠肚鸡肠者的来源，一是眼光如豆的。因为不懂辩证法，就看不到事物的两面性和全面性，受到了很大的局限。一是受到“自我膨胀”的影响，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就产生巨大的排斥性，以上鼠肚鸡肠者的两端都是成功和贡献的致命伤。
学问知识也可分为两个层次来看，一是教科书式的智识，也是一般人所谓的智识。对这种智识，老子并不太放心。第一是因为它不一定“正确”，书本上得来的知识，虽然为某某名人的著作、学说或理论，但不一定就写出了作者的全部真知，同时在节录时可能断章取义，还有用语与诠释上的时代偏差，以及读者吸收能力与他的思想背景都会影响到认知的准确性。第二，即使是一时被定为科学的真知，那时的确被认为是金科玉律的，不久就被另一个“真知”所推翻。因此，书是要读的，读书的真正目的，不应该是照搬，而是从读前人的书得到“启发”，作为自己创作（突然领悟出些什么）的激发点。人类脑筋的运作，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真正弄得清楚。不过人为万物之灵，一切人类的创造发明最先都是脑筋里的一个“突发”“构想”，然后逐步成为现实。要为人类贡献，注意激发脑筋的新构想比背死书重要。第三，由于人的动机和目的，对现有智识的运用，可能会发生扭曲。老子称其为大伪或智巧。越有知识的人，可能诈伪的技巧越高，令人越不容易参透，以致吃亏上当。这样为少数人的私利而破坏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造成祸患，就严重地违反了贡献原则。人的智识真伪，其动机与目的，还得依据“三宝”里的“慈”的基点来作衡量和评价。
学问智识的另一个层次，是“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大学问大智识。“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49章）。意思是：领导者撇下自己的成见，以人民的需要和意见为意见。对于人民好的（正面的）意见，我（圣人）接纳；不好的（反对的）意见，我也重视，因此我就得到了（全面的）好意见。对于人民值得信任的意见，我接纳；不值得信任的意见，我也重视，我就得到了真实全面的好的意见。圣人对于管理天下的一切事务，兢兢业业。为了天下的利益，不自己乱出主意。人民各用耳目心思关切自己的事务（人们的眼睛雪亮），（无论他们的意见是什么）圣人像对自己对孩子一样的关怀。
领导者以人民的意见为意见，这是民主的总纲。如果单单只有“以百姓之心为心”这句话，就显得很空洞。政客们说话向来都是以“空洞”为不二法门，要叫人不容易抓住他的辫子。由于它没有实际的内容，说话就不过是喊口号，说得越漂亮越糟，都是美丽的谎言。老子要是也喊喊口号，不过成为哗众取宠的政客而已。值得赞扬的是他下面的几句话，就是，他用辩证的方法，把“百姓之心（人民的意见）”一分为二。根据辩证法的原理，任何时候人民有一个正面的意见，同时就马上会有“反对意见”存在，这是必然律，不为人力所能更改的。假设正、反意见各占一半，领导采纳正面的意见，说它是个好意见，因而付诸实行，那么他就是“以百分之五十的百姓之心为心”，算不上，全民的领导不过是“一派的领袖”罢了，怎么能说他是真的以百姓之心为心呢？现在西方自诩的民主制度，就是这种偏颇的半民主主义，因为他绝对不可能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意见。譬如，西方现代的民主制度，首先把人民分成两个大党（即使还有其他党派，都还是要附从于两个大党之一，结果还是只有正、反两个大党。）选出来的“总统”只代表两党之中的一党，因为他本是那一个党的首领。他充其量不过只代表了全国一半人民的意见（实际上他可能只是很少数人的代表）。分成两大党是合乎辩证原理的，但是他们这两大党却永远分裂对立。因此并不能真正为全民造福，没有一个是能代表全民的利益和意见的。老子的民主，那个“圣人”是“超党派”的，他同时照顾和代表正、反两派的利益和意见，他就是正、反、合下面的那个“合”。因此老子的民主才是真正民主的“全民民主”。这是西方民主制度所望尘莫及的更先进、更优越的民主制度。《道德经》第49章的意义很重大，内容极丰富，是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奇葩，不可等闲视之！
“与善仁”的“仁”字，过去很多学者认为，不合老子原意，应该改做天字或人字，因为老子曾说：“大道废，有仁义。”（18章）。“绝仁弃义，民复孝慈。”（19章）。老子把仁义常常和诈伪联系在一起。其实老子主张“慈”，“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67章）。所以把仁当慈字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以“慈爱”的原理来待人接物，是最智慧的方法。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仇寇。”（《孟子·离娄下》）。这话讲得十分耿直，而中外古今历史却处处证实了他的话。西谚有谓上天要毁灭一个人，必先叫他疯狂。所谓疯狂，就是残暴不仁。老子所说：上天要护卫一个人，必先叫他仁慈。两句话好像说到一块儿去了。
“言善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这是孔子的名言。不知其可，就是不得了，要有多严重就有多严重。最简单的说法，无信就是说了不算！信用是一切政治、社会、经济的根本。就拿银行来说，一旦挤兑，不管你是多了不起的银行，也会受不了。银行如此，整个社会经济也是如此，它们都仅仅悬吊在“信”的一根细丝上。老子说：“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17章）。意思就是：领导者为自己创造了失信的条件，所以遭致人民的不信任。因此要慎重于“言”。“轻诺必寡信”（63章），“美言不信，信言不美。”（81章）。领导者的“言”有两种，一是发表的言论，包括对人民的允诺；一是他所发出的命令。记得在不久前，美国的一位总统，在竞选时拍了胸脯，说：你们选我，我绝不加税，看我的嘴唇皮——我以我的人格信誉为担保。后来他加了人民的税，人家问他，你不是保证过不加税的吗？他说：现在，你们看我的屁股吧。当时这个“嘴唇”与“屁股”不分家，成了大笑话，于是美国经济自此一蹶不振。他也不得连任，羞愧得不得了。领导者为自己创造的失信条件，莫若“轻诺寡信”。其次是：“朝令而夕改”和“三令五申”。出尔反尔，说了不算，“百姓皆注其耳目”，是绝对糊弄不了的。一令一申，下面都不理，三令五申就更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就算十令百申也不中用了。“一令逆而百令失”“令不行则政不立”《黄石公三略兵法》。“持竿立信”是商鞅富强棋局的最先着。曾子要大家每天，在一天之内，必须三次自己省问自己：“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政善治”，以正治国，以奇用兵。（57章）。以正治国，老子有几个简单易行，又有立竿见影效果的建议。第一是廉洁。贪污是像盗贼一样无孔不入，暗中偷袭的。不论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国家，什么团体，贪污是绝对要不得的致死的毒品。老子在讨论“强盗社会”时，列出了七个症状，贪污腐败被列为第一个。因为一贪污，就必定腐败，一腐败，就必定无能。为政者的第一个使命就是祛除贪污，必须雷厉风行，也是一天要扫除三次的。绝对不能手软，讲情面，一定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否则贪污是祛除不掉的。不能祛除贪污，别的什么都谈不上了。只要贪污能够肃清，在百姓面前就有了信用，得到尊敬，百政自然迎刃而解，政通人和，顺利成功了。第二是高瞻远瞩，一切都要走在人家头里。在一切事情未发生之前，已经看到了，并且处理掉了。不能等到事情发生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再来研究，再来想方设法去补救。老子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64章）这就是：预防。美国也有句俗语：“一个盎司的预防胜过一镑的治疗”。以上就是：“涤除（清除污秽）玄览（高瞻远瞩）”（10章）。第三是气势。“营（身体）魄（魂魄）抱一”（10章）。国要有国魂，企业也要有企业精神，这也就是使命。人若没有了使命感，就会颓废自丧。领导者必须是使命的创造者，气是领导打出来的。一个团体若是没有了中心思想，就不能有生存的目的，就丧失了气势，整个团体就可能变成麻木不仁，很多人都会因此沉沦，是谓哀莫大于心死。
“事善能”，善者，果而已。什么是善，就是必须拿出成果来。换句话说，有成果就是善。因此，希望办事要有效率。若要办事必能成功，也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有办事的好环境。老子强调绝对不能容忍贪污腐败，就是要给办事人一个好的办事环境。自古以来，有办事能力的人们，多半是有些个硬脾气，不善于贿赂钻狗洞讲人事，或是根本没有条件去贿赂的，因此埋没了许多英雄的才能。而那些有条件，有本领去贿赂，钻狗洞的人们，又刚好没有办事的真实能力。于是，所谓成果都不过是瞒上欺下的假、大、空，都是泡沫。第二，必须有办事的技巧。老子强调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天下的难事必作于易；天下的大事必作于细。违反了这个原理，事情就很难办得成。第三，必须按部就班，不能急躁。企者不立（踮起脚来站，就站不稳），跨者不行（两步当作一步走，就走不远）。欲速则反而不达。凡事预先缜密地计划好，临事而惧，好谋以成。不然，事情即使侥幸暂时办成了，也必然后患无穷。
“动善时”，就是把握时机。黄石公劝勉张良的话，首重“待时”。他说：时至，则可为帝王师；时不至，则没身而已。（《素书》）。老子劝勉孔子，也要他“待时”。君子得其时，则驾（进）；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退而等待）。（《史记·老子列传》）。这都是：时势造英雄的说法。不过也有人认为是英雄造时势。譬如，史家称赞张仪，说他是：大丈夫一怒而天下惧，一息而天下安。历史里也有不少人，自命不凡，要做造时势的英雄，搅乱了一番，一事无成，落得个身首两端。黄石公在圯上，折腾了张良一二十天，就是要磨他的性子，然后传授给他学问。如果张良一被折腾，就翻了脸，就证实他不是干大事的材料，历史里也就没有张良这个名字了。火燎毛子，大少爷脾气，颐指气使，即使有大好时机给他，也成功不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磨他的性子。所谓待时，这个“磨”字就是重点。就是自己要把自己装备好，等着，甘罗发早，子牙迟，大好时机迟早一定会来到，毛躁不得。古人有一联：正身以待时；守己而律物。与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是水的一个总纲，两个原则，七个分则。在七个分则里，一分地利，一分天时，三分做人，两分做事。就是保证人的成功之道。老子说：“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罪以免耶？故为天下贵。”（62章）。就是说：天子即位，大臣就职，虽然举行拱璧在先，驷马随后的隆重仪式，不如只把“此道”作为礼物进献给他们比较实惠。自古以来，为什么对“此道”重视呢？岂不是说利用它，要求的必能获得，罪过就能免除吗？所以，它能取得天下有识人士的重视啊！
黄老智慧
黄老智慧
第二部 《老子道德经》新论
第七讲 六个切身问题（上）
（美）张绪通
如果有一个人问另一个人：⒈你还活着吗？抑或只是行尸走肉？⒉你健康吗？抑或是疾病缠身？⒊你是清醒的吗？抑或是污浊低沉？⒋你有人生的目的吗？抑或是在鬼混？⒌你会讲话吗？抑或是信口胡言？⒍你有学识吗？抑或是在盲目瞎撞？其实即使没有人这样问我，我也应该常常问问自己一些问题。不过我可以肯定，即使我问自己问题，也并不一定会一连串问这六个问题。不仅问我个人，也应该问问称为大我的社会。这六个问题都是相当尖锐的，也是很实际的，不是吗？假使有人这样问我的话，我能面对吗？
老子在《道德经》第10章中就问了相似的六个问题。他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这六个问题，问得很率直，很犀利。世界上最严厉的父母和老师都不一定会问得如此彻底，恐怕只有老子才会这样做。如果只问而不答，没有答案的问题岂不是白问了吗？那么答案应该是什么？这是另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就是老子在问的时候，就已经回答了。答案埋藏在问题之中，也是世上难见之事。
第一个问题：“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头一个“载”字，意思比较模糊，在唐玄宗天宝五年，曾经为这个字开过“御前会议”，然后下诏，诏曰：“朕钦承圣训，覃思玄宗，顷改《道德经》‘载’字为‘哉’，仍属上文。及乎议定，众以为然。遂错综真诠，因成注解。”所谓“仍属上文”，就是把这个当作语首词的“载”字，搬到前一章书的最后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当作了语尾词的“哉”字。载与哉两个字音同而字不同，不过在古文里，两者意义上是可以相通的。前一章最后那句话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把“哉”字加在这句话的后面，就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哉”！这个郑重其事地改动，似乎对后世的影响并不大，学者们好像并不理睬它。可能他们认为，“载”字放在营魄的前面，并不误事。好像“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