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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扭。老手和新人之间的矛盾也是可以想见的，前者认为蒙巴顿从伦敦带来的参谋们鲁莽、傲慢和不稳重，而后者则说对方懒惰和低效率来作为回敬。“但是，蒙巴顿和我合作得很好，”驻印英军司令奥金莱克这样说。还有那位韦维尔上将这时也仍在印度，伦敦给他的新职位是出任印度总督，他虽不反对蒙巴顿来此赴任，但仍疑『惑』地观察着这位年轻的海军上将。英国内阁则希望韦维尔总督、蒙巴顿和奥金莱克成为“不可分离的三驾马车”。
如果说初来乍到的蒙巴顿，在与德里的上层人物之间的关系上还有些棘手和不愉快的话，那么，那些战地指挥官则对蒙巴顿的到来表示出了真诚的欢迎。第14集团军军长斯利姆中将说：“当我见到蒙巴顿时，心里就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他的形象和举止会极大地鼓舞官兵们的士气。”他们支持和信赖蒙巴顿来领导和指挥自己的部队。
蒙巴顿抵达德里后首先想到要访问中国，他认为中国战区虽不在他的指挥范围之内，但它的存在和需要将对他的行动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此时迁都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对英国人怨气未消，原因是英军丢弃缅甸，使其失去了滇缅公路这一“国际供应线”，驻缅英军不通知中国就放弃了仰光，致使中国停留在那里的军用物资没能运走；还有当中国远征军将英印军掩护至曼德勒地区后，英国又不征求中国方面的意见而单方面向印度西撤等。因此，蒙巴顿觉得有必要安排一次重庆之行，即使达不成多少具体协议，也可以改善一下与蒋介石的关系。
10月16日，蒙巴顿飞赴重庆。何应钦上将为蒙巴顿接风洗尘，同重庆老百姓奄奄一息的悲惨生活相反，欢迎宴会丰盛得奢侈之极。
蒋介石在位于嘉陵江南岸的黄山别墅会见了蒙巴顿。蒙巴顿对蒋介石奉承道：“尊敬的先生，我还没有完全安排好在德里的事务，就赶着来拜访您了。我认为自己必须尽可能地前来听取您的意见，希望您多予指教。”接着又说了其他一些溢美之辞。
蒙巴顿于3天后离开重庆，这次访问除了笼统地表示友好之外，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计划”制造家
蒙巴顿的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在韦维尔原指挥机构的基础上组建的。从重庆访问归来后，蒙巴顿就着手理顺指挥系统、协调各种关系以及明确不同人员之间权力和责任的分配。经过一番调和与努力，蒙巴顿总算坐稳位子并行使职权了，下一步就是要具体计划重新夺取缅甸的方案。
在东南亚作战问题上美英两方的态度和观点不尽相同。美国人认为，中国的战争牵制了日本大量的陆军和空军部队，并且中国早晚会作为反攻日本的基地，因此中国的战事符合盟国的最高利益。作为美国派驻中国的最高军事负责人，史迪威将军认为下一步应在缅北、起码首先在滇缅边境地区彻底肃清日本军队，恢复中国通过那里至印度的陆路国际交通线。而对英国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印度，“放弃一百个缅甸也不会比丢掉一个印度重要”。丘吉尔之所以关注缅甸战事，主要是因为担扰日本力量在那里巩固后会西进印度，除此之外是无所谓的，更不想“为中国人看守缅甸的大门”。所以伦敦方面要求蒙巴顿把反攻缅甸作为跳板，进而占领马来西亚、新加坡等。而对美国人来说，这些目的却是毫不相干的，反倒提出殖民主义的冒险应当避免，美国的人力物力可不能用于非原则『性』的劳民伤财的计划之中。美国人还不无讽刺地说，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英文缩写seac应当读作“拯救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蒙巴顿发觉要自己执行的是两种互相分离互不相容的政策。
蒙巴顿做为一位来自海军的将领，除海战外，若干年来蒙巴顿又潜心钻研并熟悉了两栖登陆作战。来到东南亚后，蒙巴顿也认为只有通过海上进攻和登陆才能击败日本人，而在缅甸的丛林中进行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却不是英国人的专长，打起来不会占上风。要夺取缅甸南部以及仰光，应采用两栖登陆进攻的作战模式，这与蒙巴顿本人的专长有关。而史迪威则认为年轻人爱出风头。因为在缅北的深山密林里，无论怎样苦战和取得多么大的战果，除了中国之外恐怕也不会引起什么国家的舆论反响，而在浩瀚的海洋上实施两栖作战，一举拿下新加坡、占领缅甸首都，便会一鸣惊人。
显然，英美对“缅甸的事情有点儿南辕北辙”。丘吉尔是以夺取苏门答腊为目标的“『毛』瑟枪”行动的热心支持者，他称夺取苏门答腊后，就会对驻缅甸的日军形成侧翼包围，并可以进攻新加坡。而罗斯福总统则认为，英国在东南亚的这种战略会妨碍打通陆路援华运输线的计划，美国无意提供帮助。
蒙巴顿知道如果没有美国人提供大规模海上作战所需要的大部分装备，那么两栖作战也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蒙巴顿按首相意图拟订具体计划时，发现到时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比目前能够得到的要多得多。这时伦敦又发来电报，说由于从欧洲和其他地方抽不出部队和物资提供给东南亚，指示暂时冻结这次行动。蒙巴顿也没有抱怨什么，他把“『毛』瑟枪”计划暂时放在一边，开始寻找适合他部队作战的新目标。
1943年11月23日，美英中的首脑会议在埃及的开罗召开，讨论对日作战问题。在会上，蒙巴顿提出了名叫“锦标保持人”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的行动包括：中国第22师和第38师从雷多进军（这个行动那时已在进行中），同时要求在1944年1月中旬，英第15集团军在若开地区向前推进以占领改善的防线；英第4集团军向茂功、明塔、锡当进军，尽可能向东南推进；2月，上述3支长远距离的突破部队开始进攻，伞兵部队于3月中旬占领英部，然后空运印度第26师据守该地。这个作战计划还原则上确定在孟加拉湾进行两栖登陆作战。
蒋介石不同意这一计划，而再次提出了“南北缅海陆同时夹击”的全面反攻缅甸的行动方案。丘吉尔对这一在缅甸进行大规模战役的建议很不热情，而罗斯福却支持蒋介石的观点。
这样，开罗会议既没有接受蒙巴顿的“锦标保持人”作战计划，也没有完全认可蒋介石的全面反攻缅甸的行动方案。最终三方确定，由中国军队在缅北发动一次代号为“泰山”的攻势，另由蒙巴顿牵头发起旨在夺取缅甸沿海安达曼群岛的代号为“海盗”的两栖军事行动。
蒙巴顿回印度后，便着手制订他的“海盗”行动计划。然而，事情又发生了变化。开罗会议结束后，罗斯福和丘吉尔便飞赴德黑兰去会晤斯大林。11月28日，召开了由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参加的德黑兰会议，讨论对德作战问题。在美苏的一致要求下，丘吉尔当面向斯大林保证支持实施“霸王”战役，斯大林则答应在打败德国之后立即参加对日作战。
这样丘吉尔认为，“既然俄国许诺要参加对日作战，便没有必要花那么大的力量来支持中国”。他要求取消夺取安达曼群岛的“海盗”行动计划。蒙巴顿被告知，原定调拨给他用于“海盗”行动的登陆器材中的半数将转调给欧洲战区，原定调给他的战列舰队亦将改调他处。这给怀着满腔热情正在拟制作战计划的蒙巴顿，无疑是浇了一盆冷水。
作为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自然想要在这里建功立业，而丘吉尔则从“欧洲第一
”的观点出发束缚了他的手脚。他感到与首相的关系疏远了，自己渐渐失去了丘吉尔全心全意的支持。
“海盗”行动计划被放弃后，蒋介石对英国人的言而无信十分气愤，遂取消了自云南向缅甸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命令。在德里的韦维尔发现蒙巴顿从来没象此时这样的“疲倦和沮丧”。但是，蒙巴顿很快就重新振作起来，他电告布鲁克，虽然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中所有的人“都对这一决定感到心碎”，然而，“我们仍然保持着乐观的精神和高昂的士气，决心在人力物力允许的条件下尽力作战”。
蒙巴顿又开始筹划适合于他的人力物力的新计划。这次计划的代号为“猎猪”，它的规模更小，目的仅是在梅宇半岛登陆，以切断驻实兑日军的交通线。然而，接着而来的却又是一盆冷水。白厅的参谋长委员会“对此感到非常震惊”，认为“蒙巴顿所掌握的人力物力也许有必要用于其他更重大的行动之中”。一句话，他们不同意蒙巴顿又搞什么“猎猪”计划。1943年岁末，白厅电告蒙巴顿，在印度停泊的5艘大型坦克登陆舰，其中有3艘不准他动用。蒙巴顿以为至少会把另外两艘留给他，于是又以此为基础匆忙地修改了自己的计划。岂料，白厅还是挥下了最后一刀。1944年1月7日，参谋长委员会来电命令他取消在东南亚战区所有的两栖攻击行动，并将所有的登陆器材转运至欧洲。他的“猎猪”计划变成了“被猎之猪”，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任命蒙巴顿这位前联合作战总部指挥官为东南亚战区总司令的目的之一是领导两栖作战，而白厅出于欧洲战局考虑而发来的种种指示，实际上使蒙巴顿在这里干不了他所熟悉的事情。正如斯利姆将军后来描述的：“迪基所遇到的真正的麻烦在于，他制订的作战计划总是无法实施。在二战的最后阶段，没有一位总司令的处境如此尴尬，要他在某个基础上制订作战计划，然后又把这个基础拿走。”蒙巴顿自己在日记里发牢『骚』说，他的这种差事“足以使我剩下的头发都变成灰白『色』。我简直难以相信还会有什么人会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那些对我的工作表示羡慕的人（如果有的话）一定是发疯了”。
然而，无论境况是多么地令人泄气，从外表上看，蒙巴顿却没有使自己表现出消沉的情绪。他要趁这段天赐的时机整顿他的部队、解决未来作战时将必然要面临的诸多难题。
重整旗鼓
蒙巴顿来东南亚战区就职的几个月里，忙于协调各种关系、参加一系列会议及制订一个又一个的作战计划。随着这些计划接二连三地告吹，他总算有更多的精力来整饬部队及解决一些对作战不无举足轻重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工作更是迫切和必要，按中国的俗话来说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1943年底，蒙巴顿沿着印缅边界视察了一些部队，得出的结论是首先要重振士气。因为缅甸失陷后，从那里溃退下来的几十万英、印、中部队惊魂未定、士气低落。他们已成了惊弓之鸟，对日本人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恐惧感，觉得日本军人是超人，是丛林战中的战神。所以，蒙巴顿意识到必须尽一切努力来恢复这些部队的信心，帮助他们认清自己，认清日军。
这也正是充分发挥蒙巴顿个人领导艺术和魅力的时候。他的做法是深入部队、贴近官兵，不拘礼节、气氛宽松，充满信心、鼓舞士气。只要飞机能着陆或吉普车能驶入的地方，他都要亲自去看一看。每到一地，他都要召见军官们，与他们单独谈话，详细地询问各人的情况，并且总能够找出一些彼此之间的相通之处以显示亲近。在谈话时，蒙巴顿的随行副官则默默记下对方的过去和偏好等，下次再见面前把这些交给他。所以军官们常常感到总司令如此熟悉他，又惊又喜，并佩服蒙巴顿的博闻强记。与军官们谈完了，他又去看士兵。蒙巴顿认为，士兵与军官不同，对他们不能装腔作势，也不能耍滑头，一定要真诚地对待他们。蒙巴顿通常是站在放肥皂的木箱上，大声吆喝着士兵靠拢过去。他的讲话简短而随便，使人感到他把听众当作知心朋友。他告诉士兵们，日本人也是脆弱的，他们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丛林居民，而是城市人，并且是目光短浅的城市人。他还会经常提到国王和丘吉尔对他说过的话，言下之意是他能够解决问题，是一位握有实权的指挥官和一位有才干的人。接着，他还向士兵们指出在该地区进行战斗所面临的那些特殊困难、丛林作战的注意事项等等。
为了便于接近印度籍士兵，蒙巴顿还学会了一些乌尔都日常用语，然后就和印度士兵试着说一说，希望他们能听懂。这一作法在多数场合获得了成功，印度士兵们见总司令肯于说一些自己民族的语言，很受感动。特别是他们得知蒙巴顿是英王的侄子，也就是说，身上带着王室的血『液』，能够放下架子做其他英国军官做不到也不肯做的事，就更对他留有深刻的印象了。
在印缅地区的美军部队并不多，蒙巴顿也得亲自去看望。美国人发现，来到他们这里访问的最高统帅跟他们想象的大不一样。1943年岁末，刚刚过完圣诞节，蒙巴顿去印缅边境慰问一支美军的侦察分队。美国人对能够亲眼看到这位“『迷』人的小伙子”感到好奇。他们想，既然蒙巴顿要留下过夜，“这位高贵而爱挑剔的指挥官一定会需要洗澡的”。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从一个野战救护所里借来一个白『色』的澡盆，然后把它安置在一顶帐篷里。蒙巴顿慰问完部队后，晚上到那里满意地洗了个澡，并连连夸赞他们想得周到，说自己洗得很痛快。美国士兵们觉得，蒙巴顿既不故作高贵态，对生活也不过分讲究和挑剔。“我们发现他友好，懂得战地军人的生活，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显得宽厚而体贴，对我们这支部队的士气鼓舞很大。”
在印度兰加驻训的中国部队，名义上也归东南亚战区司令部管辖。蒙巴顿清楚缅甸对中国抗战的价值，那里作战的主力将主要依靠他们，他需要去看望他们。中国军队的兰加驻地，在高高的喜马拉雅山脉和滚滚恒河之间，满目荒凉，人烟稀少，兵营里缺少娱乐。所以蒙巴顿每次去兰加营地访问，都让副官们带一些诸如卓别林、盖博、嘉宝、费雯丽等大明星主演的电影胶片。有了电影看，中国士兵自然非常高兴，军营里放电影，银幕竖在山坡上，正面反面都坐满了人，并不影响效果。蒙巴顿让随从的参谋们，也跟大家挤在一起共同分享艺术的魅力，以示对中国士兵的亲近。蒙巴顿还与中国驻印部队的罗卓英、孙立人、郑洞国和廖耀湘等高级军官，建立了比较良好的个人关系。
尽管蒙巴顿不可能与散布于印度和印缅前线的数十万官兵都见上面，他到一群士兵中时，也不可能跟每位士兵都聊一聊。然而，听过他讲话、见到过他的官兵们，以各种渠道把蒙巴顿其人其事告诉自己的战友们，结果整个部队的官兵都知道了他们的头儿是蒙巴顿，是有信心带领他们打胜仗的人物。
其次，疾病尤其是可怕的疟疾，是蒙巴顿必须要解决的又一个难题。
印缅地区，凶恶的疟蚊往往不分白天黑夜地向官兵们发起进攻，把病毒和疟原虫散播在他们的血『液』中。官兵们一旦染上，便被高热和高寒轮番折磨，时而如熬炎夏，时而如坠冰窟。特别是在丛林中，“发高烧的人一旦昏『迷』倒下，马上有蚂蟥吸血，蚂蚁啃啮”，令人胆颤心惊。蒙巴顿经过了解发现：“小小的疟虫，现在竟是我们最主要的敌人。”因为在1943年的夏秋季节里，野战医院里病员和伤员的比例是120∶1。
马上，蒙巴顿在战区司令部内设立了研究和防治热带疾病的专家小组，并且在经费和器材方面予以充足的保障。很快新的防治『药』品被研制出来，改进医疗制度和治理疟蚊的措施开始收到成效。随后，他又要求印度殖民『政府』为前线医疗所提供更多、更好的设备，致电伦敦要求增加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
蒙巴顿视察了所有能够前去的战地医院，对值得赞扬的大力表彰，对懒惰和卫生恶劣的状况提出批评。同时给官兵制定了严格的卫生措施：洗澡、理发刮胡子、打预防针及清除污垢等，肮脏的被装堆在一起，泼上汽油烧掉。他的努力取得了成果，仅仅数月病员和伤员的比例便下降到20∶1，1945年所辖部队中疟疾的发病率已由1943年的84％下降到13％。
还有一个难题就是东南亚季风季节恶劣的雨季天气。每年从5月份开始，在印度洋上空积聚了一冬的暖湿气流被强劲的西南季风搅动着，气势汹汹地闯入南亚次大陆，翻滚的浓云就如一座座沉重的大山低低地挤压着地面。凶猛的暴雨像呼啸的长鞭不停地抽打大地和河流，道路被冲断，桥梁常常被卷走，低洼地变成了一片汪洋。面对这样恶劣的天气，在五月至十月期间，除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之外，战争基本处于停止状态。
蒙巴顿认为，这样一来会拖延作战计划，而且在雨季进行作战能够具有突然『性』。他要求专家们研制工程部队用来开辟道路和加固桥梁的特别装备，并坚持让部队做好雨季作战的精神和物资准备。后来证明，蒙巴顿在雨季作战的决定“尽管遇到了许多相反的意见，它却是在这一地区击败日本军队的一个主要原因”。
除了士气、疟疾和季风这三个问题外，这段时间蒙巴顿需要解决的还有一个课题就是缓和与印度人的紧张关系。
蒙巴顿清楚，他的通讯、人力和物资完全要依赖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而问题就在于印度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正在高涨，1942年国大党还通过了“要求英国撤出印度的决议”，对英国殖民当局展开了不服从运动。同时，日本也在利用这一点，进行“驱逐白种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蛊『惑』宣传。
蒙巴顿现时要做的是尽量缓和与印度人的紧张关系。他在政治上是精明的，在安抚印度人的反英情绪和反击日本的蛊『惑』时，蒙巴顿想到了中国人。他请中国驻印机构的人员在各城市印制、散发宣传品，宣传品中称：“现在，全世界阵线分明，一为德意日侵略集团，一为中英美苏和全世界各民族的反侵略集团，所以这一次战争为光明与黑暗之战，自由与奴役之战，正义与残暴之战！”并指出：“日本已发动了这场妄图奴役人类的不义之战，却还公然欺骗我们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南进是为了驱逐白种人，解放亚洲各民族’。这是何等卑劣无耻之诳语，中国人不是亚洲人吗？他们何以要处心积虑侵略中国？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