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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9年春天到1992年春天，这非同寻常的3年是中国的艰难时代，非但国家政治无常，经济跌宕，而且年轻一代的心态也出现根本变化。在经过漫长的茫然和颓唐之后，他们重新开始追逐自己心中的梦想。出国潮已是既成事实。徐小平在后来好多年里一直把它叫做逃亡的时代。这是有点根据的。因为当时源源离去的不仅是人群，还是人心。在太平洋的那一边，美国总统布什宣布给予中国移民更加宽厚的永久居留政策，叫无数中国青年惊喜万分。不用说，这些人内心深处最重要的计划就是得到绿卡。如今中关村的好多出名人物，徐小平、李彦宏、邓中翰、严望佳、周云帆、杨宁、田朔宁，都是这支队伍中的成员。当时没人想到，他们居然在10年以后掀起回国潮，会把你怎么还没回来啊当做最常用的见面问候语，那口气就像10年以前说你怎么还没走啊一个样。
但是也有些人，被一种鬼使神差般的力量留在白颐路上，没有逃亡。杨元庆是其中一个，郭为也是一个。这两个人自从在1988年进入联想，一直都在盘算着出国读书的计划，却被柳传志以各种方式挽留下来。到了1992年4月，此辈双双成为柳传志新人战略中的重要角色，郭为被任命为联想公司助理总裁，而杨元庆也从一个低级销售人员一跃成为计算机辅助设备部总经理，实际上是外国品牌的代理商。此后2年里，杨元庆把它的年销售额增加10倍。在一定程度上说来，它是联想微机终于崛起的前奏曲，也是杨元庆个人历史的新起点。十几年后他如愿以偿来到美国，但不是作为留学生，而是就任收购IBM全球个人计算机业务之后的新联想的董事长杨元庆后来成为是联想集团总裁；郭为后来是神州数码总裁。关于这两个人的故事，我在《联想风云》中有详细的叙述。
至于当初留下不走的原因，与其说是柳传志的规劝，倒不如说，他们初来乍到，发现中关村是个老一代已经过气、新一代还无踪影的地方。于是他们打算做这新一代人，而且说到做到。很多年后学者们喜欢说的第二代，就是指他们这些人。其中有些人在90年代把中关村弄得红红火火，一浪高过一浪，因而名气颇大，还很富有，就连他们的那些在国外留学的朋友也艳羡不已。
除了杨元庆和郭为，还有冯军。当我们国家进入21世纪的时候，此人已是华旗资讯的总裁，把他的爱国者牌弄得满世界都是。而在1992年早些时候，他还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四年级学生，跟着新东方学校一个名叫李雨红的老师学习托福攻略。很显然，这是在打出国留学的主意。可是到了夏天毕业时，他却改了主意。他来到中关村大街上，从推销计算机机箱开始了自己的事业。由此可以看出，中关村第二代人的工作方式和资本积累，和他们的前辈没有什么不同。此外还有鲍岳桥，还有雷军。这两个人都是在这一年进入中关村，一来就不想走了。前者钻进希望公司的一间地下室里。这小房间原本是女员工的更衣室，现在被他搬进一台电脑和一张床。后者创办了一间公司叫北京金山。我还是喜欢中关村，雷军说，曾想去硅谷，最后还是没有舍得离开。他这样说，是因为他念念不忘在中关村里认识的两个人，一个是周志农，一个是求伯君，都是第二代程序员中的出类拔萃之辈。
那时候中关村是中国计算机产业的荟萃之地，或者像雷军说的，是圣地。到这里来朝圣的年轻人真不少。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是一代新移民。仔细推敲起来，中关村的第二代中，除了发明自然码的周志农是个北京人，其余都是外来人。这是一个很长的成功者的名单。杨元庆来自安徽，郭为来自河北，冯军来自陕西，雷军来自武汉，鲍岳桥和求伯君来自浙江。此外还有用友公司的总裁王文京，他来自江西。汉王科技总裁刘迎建，他来自南京。新奥特集团的郑福双，他来自浙江。亚都公司的何鲁敏，他是中关村第一个从海外回来的留学生。这些人当时全都30岁上下，全都毕业于中国的名牌大学，全都拥有无比的自信，全都游离于浩浩荡荡的出国潮之外，留在中关村，然后出名了，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关村的风云人物。
有个人当时并不在这个名单里，然而他却是中关村第二代企业家中最精彩的人物之一。此人就是王志东。他的故事我们在前面已经开头，在后面还要继续，现在要说的是，1991年和1992年相交的那几个星期，他做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那就是放弃他的留学计划。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一决定让他的命运以及整个中关村的面貌都大为不同。
这是一个变幻莫测的早春，就连《人民日报》这家一向在关键时刻号令全国的报纸，也不知所措了。它在等待中南海新一代领导者的指示，而全中国都听到了时代的脚步声。可以说，这声音是从大批判转到经商潮、从计划转到市场、从主义第一转到经济第一。1月的最后一周，广东省有个农民说：我不管你们搞的什么主义，现在就很好。你说这是社会主义，那就社会主义好，你说这是资本主义，那就资本主义好。这话如果只在私下悄悄说说，倒也没什么。让人惊讶的是，当时这农民的对面站着一大群党的高级官员，他们簇拥着一个老人，那正是已经退休26个月的邓小平。《1992年邓小平与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出版）。
然而事情还没完。这位88岁的老人从北京走到武汉，从武汉走到深圳，然后又在上海过了春节。他一路走一路说，发自内心，既真诚，又尖锐。国家主席杨尚昆成了陪伴在他左右的一个配角。那一天是2月10日上午，晴空万里，天光澄澈。邓小平走进贝岭公司。眼前一大片设备全都来自美国，被巨大的玻璃笼罩着，一尘不染，所以这里也就叫做百级净化车间。它是生产集成电路的，这在当时中国是件新鲜事。公司领导者倾心尽力地向老人讲述这种技术。邓小平对于技术的热情与想像力，显然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当他在放大镜里终于看清了那块集成电路时，就感叹这东西像高楼大厦。然而，邓毕竟是一个政治家而非科学家，在他的内心深处，想着另外一个问题。他指着集成电路，忽然转头问吴邦国：
你说，这东西姓社还是姓资？
吴邦国那时是上海市委书记，全程陪伴在邓小平左右。听到老人问话，当即回答道：这东西过去姓资，现在为我所用，就是姓社。
对嘛，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引过来，它的姓就变了。变成姓社了。邓小平笑道，我们不少干部，至今姓社姓资这个观念还没有解决好，要再开放一点。
这话的用意，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全都心知肚明。要说他在力挽狂澜，也不过分。自从他在年初到南中国走了一圈，把那些激进的改革人物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全中国都跟着风起云涌。文人们再次激动起来，记者、作家、诗人、歌手，竭尽全力为这个春天唱出一曲又一曲颂歌。民间喜欢把它说成南巡，官方则说是南方谈话。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把他说过的话变成党的决议。2000多位人民代表聚会人民大会堂，要求把邓小平的话加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杨尚昆告诉那些还在犹豫的政府官员：更放宽些，更大胆些。他说完这话没几天，中南海再接再厉，制定文件号召全国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取消对沪深股市交易价格的限制，批准兴建和筹备一大批保税区，批准60个县市全面开放。还决定开放长江沿岸的5个内陆城市。从深圳开始，土地价格开始上涨，由南而北席卷整个沿海地区。不过，那时候政府官员不为这个发愁，他们最头疼的事情就是不知道怎么把产品卖出去。对于联想公司竟能每月把至少10万块微机主板出口海外，国务院机电部的官员全都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于是召开厅局长会议，把柳传志邀来，听他讲述那茅台酒质量，二锅头价格的故事详见《联想风云》。。
经商之风已蔚为壮观。人们不约而同地用大海来描述市场，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经商称为下海。没有谁会忘记这个激动人心的季节。此前他们对商人的说法不一，但几乎没有人会把自己与商人联系在一起。此后他们投身商界，有些人将成就大事，另外一些人则一事无成。他们都非等闲之辈，平生目睹中国的无穷变幻，经历无数挫折和成功，早就看破红尘，可是这一年下海对于他们价值观念的冲击最大，影响最深。他们不是辞职就是改行，不是当了董事长，就是当了总经理，再不就是公司顾问或者个体户。按照国家人事部事后的估计，这一年辞官下海者有12万人，不辞官却又投身商业的人超过了1000万！另外还有大约数以百万计的教师、学生和科技人员在经商。你可以想像，那些还没有忙起来的人心里是多么躁动不安。眼看着别人纷纷兼职挣外快，心里着急啊。北京大学一位研究生说，看来图书馆是坐不住了。
全中国都在传播着发财的欲望和浮躁。现在回过头来看，很难说是党的方针立竿见影，还是整个社会在推着党向前走，也许两种情况都是有的，互为因果。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人热衷于经商不是没有过，1984年有过一次，1987年是第二次，但是都被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和经济整顿打断了。现在，国务院把那些年颁发出来禁止人们经商的文件都找出来，不是废止，就是修改，有400多份。我们国家的行政机构叠床架屋，一向仰仗红头文件的逐级颁发，或疾或缓地运转。如今中南海风气即开，各地群起响应，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牟利。有个检查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有个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税务官员从来都是锱铢计较的，现在也大方了，说是可以不交营业税。皮包公司在1988年还是过街老鼠呢，政府严令除恶务尽，现在，报纸上公开为它们喊怨，说皮包公司是商业领域的润滑剂！学者们也开始编纂新时代的理论，很快达成共识：买空卖空不是犯罪，是供求双方的红娘。
中关村的人们看到这局面，颓唐之气一扫而光，不仅柳传志在国务院的官员面前神气活现，而且胡昭广他们也激动得脸上放光。5月15日是个星期五，江泽民来到中关村。尽管中关村好多年来就是中南海桌上桌下的话题，连续几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全都过问，但是党的最高领导者来到这里，却还是头一遭。那些等待好久的人们——李锡铭、陈希同、沈仁道、胡昭广、柳传志、段永基，眼看机不可失，一个接一个地在他耳边说：开发区没花国家一分钱啊、这就是科技人员下海啊、真是了不起啊。党的领袖被这一群人簇拥着，来到电子一条街，从南涌到北，又涌回来。他的笑容，他的眼光，他的举手投足，他在四通公司的展品前驻足观看，他在一架电子琴上奏出一首《大路歌》，都为这条大街增添光彩。这最后一个情节后来还被编成中关村的新故事，人人传诵。
这是在说电子琴？说《大路歌》？说这条街上的科技人员？还是在说试验区？没人知道。不过，这不重要。在中国，领袖亲临历来都是一种象征，而现在更有双重的含义。在中关村，这表明来自保守主义者的威胁从此寿终正寝。《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杜涌涛一定闻出此中味道，所以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说：视察决不是一般的视察，讲话也不是一般的讲话。的确不一般。不然，这位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就不会当场做出决定：把中关村的模式推广到全国去；也不会在回到中南海的第二天便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成立另外22个新技术开发区，把它们设立到全国各地；也不会在三个星期之后再次来到中关村，坐在中央党校的讲坛上，宣布他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统一全国的行动，进而把过去两年多来保守派营造的反和平演变的理论来个大逆转。
从这时起，全中国都不再讳言市场经济的好处和计划经济的害处，国家计委宣布指令性计划指标将减少一半，半死不活的私营企业重新活跃起来。记者纷纷跑到中关村来寻找新故事，这是在回应国务委员宋健的呼吁，花些力气宣传一下民办科技企业家。有个记者说：当年陈春先等人点燃的星星之火，已经形成燎原之势。还有个记者干脆把那些民间企业家和最杰出的科学家们相提并论，说他们一样的高尚。说高尚，有溢美之嫌；说燎原之势，倒是真的。民办科技企业在经过两年彷徨之后，陡然增长起来，到了1992年夏天，全国已有1？9万家，有40万人在为它工作，这中间有70％集中在北京。而北京的这些民办科技企业中，又有70％集中在中关村。
今天人们沿着中关村大街向北，穿过三环路、四环路，进入信息大道，走马观花一番，可以看到道路逐渐宽阔，楼宇忽然高大，边缘整齐，开阔豪迈，一草一木都是新气象。这片土地在1992年的火热形势中被政府圈起来，开工兴建。当时它只是一个有着800户农家名叫上地的村庄，被一片农田包围着，一条狭窄的马路弯弯曲曲地伸到这里，像根羊肠似的。而今天，它已成为信息产业基地，被并入中关村版图，成为其中最具感召力的一部分。
单就成长速度来看，这片土地可算是突然崛起的典范，和中关村的核心区域相比较，它的影响大不相同。核心区在漫长岁月里渐渐形成，它所遵循的顺序是，先建大学和研究机构，然后修建居民区，最后才是新公司从里面乱七八糟地生长出来。公司混杂在社区中间。社区淹没公司，而不是公司覆盖社区。在旧城里，由原住居民制定社区规则，形成道德标准和民间习俗。而在上地这样的新兴之地，创业的历史是由外来人的突然闯入开始的，他们毁灭当地人的村舍和良田，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开始。城市化的进程开始得晚，并不意味着它的步伐也会落后。事实上，在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建设新城，要比改造一个历经千百年一砖一瓦建设起来的老城，更加容易，也更加便捷。这是整个国家城市扩张进程的通例。从中关村的特有环境来看，这块城市化进程较晚开始的地区，更有其独特之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政府行政力量的产物。
自从1988年试验区成立以来，上地堪称政府意志的第一个作品，也是由杰出和愚蠢共同绘就的伟大篇章。这一计划早在1990年就已悄悄展开。一群地方政府的官员认定，中南海为试验区划定的100平方公里疆界实在太小，因此试图制定一个扩张蓝图。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名叫戴卫的处长奉命来到这里，在做了一番详细调查之后，主张将中关村的原有边界向这座城市的三个方向大举推进。他甚至亲手绘制一幅想像中的新版图，附在自己的雄心勃勃的报告后面，呈送上级。令人称奇的是，后来15年中关村的扩张步骤，基本上就是按照他的这幅蓝图推向四面八方，他本人也成为中关村管理委员会的主任。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中，中关村的支持者们焦头烂额，自身难保，所以这一计划在长达12个月里被束之高阁。1991年，一批官员联合起来，试图在上地建造新社区。他们来自国家科委、北京市委和中国科学院，所以行动相当有力。北京市政府甚至不惜把上地村从版图上一笔勾销，把这块2600多亩原本属于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到了这年10月，政府匆忙宣布要在这里建设信息产业基地，把它当做北京市的第二号后劲工程。
冬天接着就来了，气温很快降到零度以下。在这个城市，这不是个适于施工的季节，然而建设计划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起来。让人放心的是，当时无论官员、学者还是企业经营者，没人对此持有异议。自从电子一条街诞生以来，还没有哪一件事能够像开发上地一样得到如此一致的赞同。这样，中关村试验区的扩张计划，就在它成立40个月之后付诸实施了。到1992年3月26日，这片土地迎来第一批买家。为了迎接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时刻，政府把一大群记者请到香格里拉饭店，向他们宣布，这是北京市第一次公开出让土地使用权。
把土地有偿出让当做一个招牌向媒体兜售，最好地说明了，上地的早期开发在本质上是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圈地运动。它所包含的特征——丈量土地、修路、输电、供水、移民、摧毁原有的一切、输入资本和技术、营造新产业，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基本内容，一直持续到今天。
为了弄懂中关村在此后10年的扩张进程，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这场圈地运动的由来和影响。就我们国家的历史来看，土地的买卖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农民由于贫困而将土地转卖他人，这一过程经由漫长岁月造成阶级分化，乃至严重的社会冲突。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也正是利用失地农民的怨恨和贫困，才获得广泛支持。这在30年代被共产党表述为打土豪，分田地，在40年代又有土地改革运动，也即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及至共产党夺取政权，立即颁布法令禁止土地买卖，然后又在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中把农民的土地收归乡村集体所有，而将城市土地全部归属国家。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1988年，终于在一个宪法修正案中被改变。根据这一修正，土地所有权仍被禁止私有，不许买卖，但它却第一次允许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和出租。好多年来，在深圳和珠海这样的新兴城市，乡村干部一直都在偷偷地出卖他们名下的土地，由于利润巨大，甘冒违法风险。如今法律禁忌既开，土地买卖便在转让使用权的招牌之下日愈兴隆。依照当时国家税制，出让国有土地的收益，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四六比例分配，而农村土地也必须先由政府收购之后才能转为他用。政府很快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财源，不免趋之若鹜，终于形成一场席卷全国的圈地热。
老实说，中关村并非这场运动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