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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中关村并非这场运动的先行者，如果它对全国产生了更大影响，那也是因为它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一块皇城根下的土地以出卖方式易主，这中间的象征意义远甚于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当时这个城市的土地管理局局长名叫陈书栋。他坦率地对一位记者说：我们一定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更多次。这位局长成功地阻止了官员中流行的利用土地出让为政府牟利的主张，并力主把土地的收入全部用来建设基础设施。他在3月18日签发的一份报告指出，上地的土地有偿出让仍属试点，所以应当贯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胆子更大一些，敢于试点的指示精神。他把报告呈送北京市三位副市长，张健民、张百发和陆宇澄，后面附有一套详细规则，主张将全部土地收入用于当地建设，又说它已获国家土地管理局的一致意见。然而他却没有提到，他的规则并不符合当时国家的财政制度，所以一经实行，立即和税务机关发生矛盾一家由政府创办的专门从事上地开发的公司，北京实创高科技发展总公司，在1992年7月21日提出一份报告，专辟一节说明关于土地出让金收入全部上交财政问题，淋漓尽致地描述了这种矛盾。报告说：按国务院《关于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管理的通知》和财政部颁发的实施暂行办法，依土地平均出让价每平方米800元和可出让地72万平方米测算，土地总收入为5。76亿元，即：1、交市土地局管理费每米1。50元，共108万元；上交区财政每米159。70元，共1。15亿元；上交市财政每米383。60元，共2。56亿元；上交财政部每米255。20元，共1。62亿元。我们认为如果执行土地收入全部上交，应先拨给征地拆迁和开发用款，不然无法进行开发工作。对此我们建议，目前仍按市土地局拟定土地出让和转让收入全部留给公司作为补偿征地拆迁和开发建设用款。
法律是慢慢改变的，当它改变之前，即使是某些执法者也常常会对越轨行为视若无睹，这在整个国家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它的确激发了先行者的热情和想像力，并且给予他们更多空间和更多利益。与今天某些政府官员拼命抬高城市地价的行为截然不同，在上地开发的早期阶段，这位北京市国土局局长促成了事实上的低价土地政策，使那些先行进入的人能够获得政府补贴，并且在尚未付清土地转让金的情形下开展大规模建设。
现在，试验区终于开始试验了。对于那些除了满腔热血之外毫无经验的城里人来说，上地还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蛮荒之地，然而从这时起，情形不同了。巨大的财富会在转瞬之间涌进来，又在第二天早晨流出去。有个名叫王思红的人成了这场变化的主角。中关村历史上杰出的女性凤毛麟角，此人有幸成为其中一个。她本来是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失意教师，1988年中关村的一则招聘广告把她引来，通过一连串应聘程序，成了胡昭广的副手。1992年3月23日，在接到突如其来的一纸任命之后，她成了北京实创高科技发展总公司的总经理。政府匆匆忙忙把这个公司创办起来，名义上是发展高科技，其真实意图则是为了把上地以最快的速度卖出去，至少在最初是这样。
和中关村其他公司经理不同的是，王思红从一开始就代表政府。她很快得到5000万元的现金。政府把这笔钱交给她，说是启动资金。和中关村的那些寒酸的开拓者们相比，这实在是个大数目。她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我甚至无法想像，她说，5000万元是个什么概念。
这位前政府官员就这样一夜之间成了中关村最富有的女老板。但是当公司的会计人员把财务预算交给她时，她立即意识到，手上这笔钱充其量只是钓鱼杆上的一小块鱼饵。这些钱能做什么呢？设计人员告诉她，你要把农民搬出去，把地推平，还要修路、挖沟、下管子、埋电线、建造锅炉房，要把所有的公共设施建起来。这是她第一次听说七通一平这个词。当时我就蒙了，她这样说，觉得上了政府的当，因为摆在她面前的工程预算至少4倍于那笔启动资金。她刚刚把地扒开、放进管子，还没埋上呢，这点钱就花光了。于是她一边挖沟一边卖地，拿着买家的钱来埋管子。就像后来那些赚得脑满肠肥的土地开发商一样，王思红在那一年就已经发现，原来所谓开发，其实就是一个把玩土地的戏台子。这在当时有个好听的名词叫滚动发展，也有个不好听的说法叫空手套白狼。
上地的建设规划颇为类似旧时的井田。这一规划把大片土地切成方块，每块1万平方米，让道路纵横其间，可使每方土地濒临交通干线。这与其说是为了整齐划一，倒不如说是为了更便捷地出卖土地。当时这位总经理用主要精力去游说买家购进整方土地，如果有人声言只需少量土地，她便声明决不拆开零售。到了3月最后一周，她已经成功地售出8块，收回至少4800万元，眼看就要赶上政府当初的全部投资。这给上地带来一阵乐观气氛。为了吸引更多投资者，他们决定再接再厉，投资修建一条马路，南接白颐路，北达上地，取名信息大道，全长8公里。政府当日的会议纪要中还留着这样的记载，把这条马路周遭逐步改造成为美国硅谷式的科技产业区。
王思红就这样成了那一年中关村的最大刀阔斧的女人。她的激情、果敢和雷厉风行很快就被证明有了用武之地。这一年她做的事情真不少。她搬走324户农家，拆了1626平方米农宅，砍了4386棵树，挖了150座古墓，把812个乡下人改为城里人，把455个农民弄到城里去上班，还修了15条路、埋下30公里管道、建了一个供水场、一个供热厂、两路高压供电线路、一个变电站，以及一个拥有4万门的电话局。随着这些鼓舞人心的消息，企业经理们的热情也被挑唆起来。到1992年年底，至少有21家企业进入王思红的领地，买走了大约18％的土地。
这事很不容易。然而政府依靠自己的权力和资源进展迅速，让所有人感到兴奋，也成为媒体传诵的话题。只不过当时公众并不知道，王思红是在咬着牙做赔本买卖。因为她每开发一平方米土地就要花费855元，却转手以607元的平均价格把它卖出去。这局面就连她本人也感到忧心忡忡。有一次她把这笔赔本生意计算出来，报告上级。她一方面预计亏损甚至周转不动的局面在所难免，同时又表明，地价太高不利于吸引高科技企业和好的项目进入基地。大有意味的是，政府中没人指责她的亏损，她的赔本难免的逻辑很快得到上级支持。那时候政府为了追求心中目标，真是什么也不顾了。
20世纪90年代前期陡然崛起的工业浪潮是全国性的，它不仅需要大规模圈地、而且还需迅速延伸的交通系统、大量的资本和技术，以及人力流动，而这一切的获得都依赖于政府权力。这个时代的中关村，其实成了民间自由意志和政府行政意志的复合体。它的版图在政府力量的推动下迅速拓展，但真正意义的中关村精神却没有随着一起扩散出去，它依然回荡在那条陈旧混乱、狂放粗野的白颐路上，自顾自地书写着自己的历史。要经过很多年以后，世人才能知道，原来这才是中国信息技术发展史上的最壮丽的篇章。这个篇章已被深深地打上一个人的烙印。他就是本章开头提到的王志东。
1992年王志东25岁。从这样的年龄来看，他在中关村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应当属于第二代，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看待他的，他本人则自称是第2？5代。他的那些前辈——柳传志、王选、倪光南、段永基，都是个人计算机时代的英雄；他的那些后辈——李彦宏、张朝阳、周云帆、邓中翰、汪延，则是网络时代的精英。而他是中关村唯一的两个时代的先锋。中关村的那些成功者们，要么被称作科学家，要么被称作企业家，只有他同时拥有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双重身份。他的外貌不像柳传志那么威风凛凛，也不像李彦宏那么清秀奶油，然而特点突出。他有一副典型南方人的脸盘和北方人的身材，满口京腔却夹着明显的南音。日后出名之时，他的这一形象成为媒体弘扬的话题，被当做中关村海纳百川的象征。
王志东是地道的外来人——事实上中关村第二代中那些卓有成就的人物几乎都是外来人，而早先的创业者几乎都是本地人。他生长在岭南东莞一个小镇的教师家庭，有着读书和崇商的双重传统。17岁那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无线电系。这在小镇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对他本人来说则意味着开始了全新的人生旅程。他第一次离开小镇，奔向北京，先坐长途汽车，又坐火车，进入这座城市，登上104路无轨电车，再换一辆332路公共汽车。在辗转两天两夜之后，他走进中关村。那是1984年秋天，正是电子一条街的开拓者们蠢蠢欲动之时。此后几年，这个在校大学生也成了这条街上的生意人，当时中关村的大学生们把这叫做上街。他在校园外面攒电脑，写软件。他成了所有最新软件的收集者，还是一家小公司的合伙人。大学三年级时，他的收入已经超过他的老师。这让他成了白颐路上小有名气的人物。
一个偶然事件把他和王选联系起来。此前这一老一少之间似乎存在一种神秘的吸引力，虽然相知然而无缘得见。那一天有个人来找王志东，带着刚刚购买的北大电子排版系统和一台计算机，告诉他这两个东西不能兼容，甚至北京大学那些卖给他软件的工程师们也无能为力。王志东没费什么力气便破译软件密码，略加修改，大功告成。王选很快得知此事，以为自己的密码被泄露出去，又惊又怒，派人追查。此人凭借顽强的努力成为激光电子照排技术的发明者，当时正在蒸蒸日上之时。一定是当初那段郁郁不得志的经历，让他成了一个惜才之人，对于后辈学生极为友善。当他得知让他难堪的人居然是王志东时，大为诧异。两人就这么见面了。王志东那时刚刚毕业，学校把他分配到一家国营企业，而他不喜欢这份工作，拒绝上班。这让王选大喜过望，他在这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于是邀他加盟汉字激光照排的事业。这正是王志东想要的。他没有怎么犹豫就答应了。王选对这位新员工有一种奇特的信任。他告诉王志东可以不来上班，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任何事情，也可以不必向他汇报。王志东于是每天钻在北京大学南墙外的一间小屋里苦思冥想。这屋子是王选为他租下来的，尽管又小又破，连个卫生设备也没有，但它地处白颐路和海淀大街的拐角，这位置让他能从最近距离观察和吸收电子一条街上的新技术。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中国计算机技术的当务之急，是建造一个成熟的中文操作环境。第一代软件工程师在这个领域的一系列发明，把中关村迅速变成计算机时代的一面旗帜。但是直到90年代初，技术的基本途径仍然是把外来软件程序加以汉化，其作用类似于把一本英文图书翻译成中文。这在法律上本来就留下未经授权的纰漏，又因软件本身的更新速度快捷无比，令人备感头疼。当时这些长于汉化的程序员们，最怕搭载着新鲜功能的英文操作系统突然出现，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原来煞费苦心汉化来的旧版软件，又将白费功夫。
王志东早就是中关村颇具规模的汉化队伍中的一员。他曾参与制作DOS操作系统的中文版本，也曾把电子一条街上流行的应用软件解密和汉化。在加入王选团队之后的一年里，他关注的是微软公司的视窗。90年代中期视窗95的巨大成功，使得这种图形界面的操作系统最终统治了微机世界。但是在那之前很多年，视窗一直默默耕耘，并非大众手上的消费品。在中关村，谈论视窗是前卫和尖端的表现，只有一批专业人员和计算机发烧友才会对它感兴趣。有一次王志东和王选谈到视窗，两人一致同意这东西早晚有一天会主宰天下。王志东还老实坦白，在他解开的无数软件里，只有视窗让他感到震撼。于是王选开始挑唆这个后辈：你有本事改我的东西，你敢不敢把微软的东西也改了？王志东被这话激起万丈豪情。这是我露一手的好机会，他对刚刚结识的女友说，咱们少见几回面吧。此后他便闭门不出。他的打印机终日作响，不分白天黑夜，把吐出来的程序一层层堆在地上。他满地乱爬，在那纸堆里寻找视窗世界。两个月后他走出小屋，身后一片狼藉，手上拿着视窗1。0的中文版。
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过，这个成功无法在市场上应验，甚至连技术上的原创也说不上。就像过去曾经做过的那些事一样，王志东现在做的也无非是把英文变成中文，这在专家们有个术语，叫内核汉化。他并未得到微软授权，所以篡改人家产品本身就牵涉到版权问题。这一点王志东并未想到，事实上当时整个国家都不在意。但是他很快遭遇一个沉重打击。他这里为视窗1。0中文版的得意劲儿还没过去，电子一条街出现了视窗2。0。这等于他几个月的努力全都白费。等他拿出汉化后的视窗2。0，大街上又来了视窗3。0。除了步步紧跟其后，他似乎别无他法。可是公司销售人员对他的永远的马后炮终于不能容忍，把他轰出门来。
他决心另觅新路。他接连好几个月闭门不出，苦思冥想，毫无进展。有一段时间他几乎绝望。这一夜他倒在床上，睡梦中忽有一道电闪雷鸣划过，把他惊醒。啊！是不是可以这个样子？他大叫一声，跳将起来，打开计算机，写下一个小程序。那是他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体验，直到很多年后依然铭记在心。
灵感！他说，真正的灵感！
他的想法是，不再篡改视窗的内部程序，只把自己的中文平台从外面挂上去。他把自己的新程序叫做陷阱技术，还说这是他的核心思想。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他是在视窗程序上切开一个缺口。当信息数据跑到这里时，就会掉下来。而他预先设置的中文平台则会张开双臂拥抱这些数据，把它们转换成中文，然后送回原来的地方，让它们按照既定流程继续运行。他在那天夜里做的全部工作，只是制作这样一个陷阱，或者更形象地说，是一个挂钩。这就是他说的那个小程序，总计不超过60行。
他把它拿到视窗3。0上，一举成功。又把它拿到其他版本上，百试百通，甚至还可以兼容各种型号的显示器和打印机。这可真应了计算机软件世界里的那句箴言：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
他停下来，忽然意识到自己刚刚完成一个伟大创举，激动不已，无法入眠，嘴上振振有词：从来没人做过这种外挂啊！全世界都没有啊！就这样直到东方渐白。
他是对的。个人计算机的中文平台从此成为一个独立程序，也叫外挂程序。王志东和所有软件工程师，再也不必煞费苦心地篡改人家的程序。他给自己的发明起了个不中不洋的名字，叫BDWin，这是北大二字汉语拼音的字头，加上英文视窗的前半截，所以又叫北大视窗。后来有人借助汉字的谐音，说它也可以叫笨蛋视窗，倒把王志东说笑了。这么叫也对啊。他说，笨蛋都能用，正好说明它最聪明。这跟傻瓜相机是一个道理。
他没有申请专利，却跑到女友面前吹嘘一番，说他完成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又说没有人比我做得更好。女友名叫刘冰，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为他生了一对龙凤胎，当时她只是北大计算机系的二年级学生，瞪着一对眼睛听来听去，对那陷阱技术将信将疑，但她无保留地相信这个男人。你说是世界第一，她对他说，就是世界第一。王志东于是去找他的老板，告诉他不要再卖那个视窗2？0了，因为已经有了更棒的玩意儿。老板问他有多棒，他说世界第一。这老板正是那个楼滨龙，是个久经商场、老谋深算之人，当然不会像那个涉世未深的女学生一样天真。他把眼睛一眨说：我要是卖你这个东西，那不是打我自己吗？这意思很清楚：一旦王志东的新技术获得成功，那么所有旧式汉化版软件就全都砸锅了。
新技术总是借助市场力量青云直上，但也常常被市场压着不能成长。两种情形在计算机的世界全都屡见不鲜。当初王选求贤若渴，可现在王志东的发明在他眼皮子底下竟被冷藏。看来王选一门心思都在激光照排系统上，对微机操作系统并不在行。然而陷阱技术一经证实简洁有效，立刻像潮水一样在中关村蔓延开来，接着又向全国扩散。1991年6月8日，福州召开全国第一届视窗技术大会。它本身就是一个预言：视窗势不可挡，要成气候。会议主持者名叫严援朝，我们一定还记得此人是我们国家第一代程序工程师，在长城微机的研发中功业卓著，尤其擅长微机操作系统的汉化。这一回，他带来了自己的中文视窗系统，本以为能够成为会议主角。然而当他看到王志东和他的外挂式中文平台，立即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逢人就说，去看看北大的，去看看北大的。这么一来，全中国都知道了，中关村有个王志东。
今天回头来看，1991年夏天的福州会议在计算机历史上是可以留下一笔的，它标志着中关村第二代软件工程师登上舞台。BDWin现在成了北大新技术公司的招牌产品。那一年剩下的几个月里，楼滨龙把它卖出至少1000套。每套680元，用一张5英寸软磁盘就装下了。
24岁的王志东现在成了一颗耀眼的明星。然而他既不需要、也不向往公众的欣赏和追捧。他羞于面对记者的访问。他内心深处那种散淡自由的性格发生了作用，他打算急流勇退，见好就收。于是他逃离舆论中心，筹划婚事，把那个一直用信任和仰慕的眼光看着他的女学生娶过来。到了这一年11月，他决定离开北大。王选问他为什么。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他对北大把他的发明冷落一年之久耿耿于怀，甚至对王选团队也感到失望。他还特别讨厌公司内部帮派争斗。他就这样转身离开，走之前留下了BDWin的源代码。他打算到新加坡去留学，尽管前程无法预测，但他希望告别过去，轻装前进。有一段时间，他在中关村的朋友们全都感到，他们就要失去这个软件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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