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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振：改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原来的法规条例进行突破，对不对？突破什么呢？就是违规。你如果是完全按照过去的条条框框，你不敢越雷池一步，那肯定什么也做不成。
胡昭广：海关只不过是想要敲山震虎。这个东西是市场经济跟计划经济的碰撞。她没进口批文，可是她要发展高科技。你让她怎么办？
沈仁道：企业肯定同情她。政府有一批干部也是同情。我作为区里主要领导，有一次想打听一下金燕静被关在哪。那个人都不肯说。他们认为让区政府处理的话，可能就大事化小了。应当说确实有这个可能，因为区委区政府对他们的处境更理解。
邵干坤：我知道她个人没贪污。她就是为了企业。这个人有能力的，有魄力，有头脑。
柳传志：这样干是不是走私呢，是走私。可是老实说，当时整个国家是走私风行，都在买卖批文，买卖外汇，他们都没事。你是想抓谁抓谁，想打谁打谁，这不就是民不举官不纠嘛！
曹友迅：你就没有给她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这不是替她辩护，是考虑实际的情况。你不能让这些先行者违法是死，合法还是死。
纪世瀛：真正的罪人是改革的保守派。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时进口关税极高，批文垄断。这种情况下，电子一条街上凡是从事电子技术的人，除了通过深圳和广东走私以外别无他法。我毫不客气的说，正是这种有限度的走私行为，支持了中关村的发展。我之所以敢说这句话，就是因为我没有干过这种事。。尽管这么多人打抱不平，金燕静已是罪证确凿，没有人能够公开袒护。接下来的一个月，银行纷纷致函信通公司收缴贷款本息。8月12日，公司董事会召开会议，把金燕静的总裁职务和法定代表人资格一并免去。9月7日，试验区办公室发出通知，宣布自即日起，撤销北京信通集团公司试验区优秀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
金燕静是个天生的冒险家。除了更加肆无忌惮、大张旗鼓，应当说她并不比无数逍遥法外的走私者更坏。她在检察官面前一直坚持说，公司的走私情节都是下级人员所为，而她本人并不知情。但是从她一贯的强势领导作风来看，她是不可能对属下失控的。她的下级也不会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把她蒙在鼓里。当时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出示的证据，也表明金燕静在说谎根据判决书的陈述，这些物证包括：企业合同、政府批文、介绍信、向海关人员行贿的报销单据、库房发货清单、假发票、调汇账目、照片、货物记账单、进口报关单、警察查扣的走私货物现场照片、购入商品清单、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海关笔录、汇款单、传真、董事会纪要、金燕静的日记信函，以及至少35个证人的证言。。这检察官名叫李天裕，一向有铁骨柔情的美誉，不过他在金燕静一案中表现出来的只有铁面无私，这让金燕静再也无法辩白。到了1992年1月19日，区委书记沈仁道终于承认金燕静的案子再也没有回旋余地，只好批准属下清理金燕静还有什么荣誉称号，如有，按程序办撤销手续。
金燕静和她的公司就这样失去往日的一切辉煌。
中关村因此一案在道德和法律方面蒙羞，甚至还牵涉到政治的清白，这让政府极为尴尬。有消息说，海关缉私处的调查已经扩展到更大范围，至少又抓到四通公司、东方科仪公司和高立电脑软件公司的三桩案件。这让当地气氛更加紧张。官员们深知中关村很多企业屁股上都不干净，倘若穷追不舍，就有可能让一个信通的悲剧变成整个中关村的悲剧。用当时海淀区委书记沈仁道的话来说，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
不安的气氛很快逼近台基厂大街一号，于是导致北京市委的一次意味深长的会议。会议在北京市委大楼225会议室召开，时在1992年1月10日。市委书记李锡铭一定是觉得事关重大，所以亲自主持。我们在当时的会议记录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官员们是如何寻找理由为中关村开脱，并且以市委法纪联席会第39次会议的名义发布决定：
试验区的工作带有试验的性质。这是改革的试验，也是法规的试验。不能把用于管理特区的办法不加区别地完全照搬到试验区来。对试验区的创业不能不管，但也不能管得太死，检查要适度。要研究新的办法，既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又保证它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
对当前试验区出现的国内买断等问题，要具体分析，划清界限：对国内配套无法解决、需要购置进口关键零部件用于开发企业自己的高科技产品，采取国内买断的做法，不能作为违规问题对待；对有意购买走私物品直接用于倒卖的，要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严肃查处国内买断是当时国内企业与走私者串联起来的一种方式。意思是，走私者负责将货物偷运入关，而国内的公司则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全部买断。这样，走私者不必承担国内销赃的风险，而国内的买家不必直接参与走私。。
为了更好地搞好开发试验区的工作，有利于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会议决定：目前在试验区进行检查的一些行政执法部门，要从企业中先撤出来，集中后，由海淀区领导尽快向检查组和各检查组上级主管领导，介绍情况，讨论研究适应试验区的执法执纪的政策性问题，提出初步意见，报市政府。
决定下达海关方面，立竿见影。2月26日，海关副关长王均银为此写了一信给北京市的两位副市长。信里报告，海关已按预定安排撤回试验区的调查组。对于正在调查的三起案件，王均银认定并不属于国内买断，而与纯粹的走私行为无异。尽管如此，海关还是决定网开一面，对高立公司涉嫌的100多台微机，我关已启封让其销售，责成高立公司向委托人追索合法进口手续；对四通公司，我关又派人南下，尽快查出；东方科仪公司我关仅扣三台残缺微机，正常立案追查。从这封信里还可以看出，海关官员的心情相当矛盾：我们认为建立试验区的决策是正确的，实践证明试验区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为保证试验区的健康发展，有如下几点建议：1，对于试验区的实际困难应由国家从宏观政策上给予解决，确应支持的从政策上给以放宽，开正路。2，由市政府与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商讨试验区的有关政策界限，以使具体执法部门便于执法。
中关村通过政府文件、会议和小道传言，让人知道金燕静已无可救药。同时见好就收，宣布另外一个消息：海关不再继续追究国内买断问题。这是我们可以查阅到的、由政府决议来拐弯抹角地宽容走私行为的典型证据。白颐路上的公司放下心来，但是混乱依然不能幸免。中关村积累起来的问题是复杂的，已经深深地根植在开拓时代的企业中，而且企业越大越是出名，问题也就越是严重，直至发展成为尖锐的冲突，其中关键仍然在于国内买断。
我们此前已经叙述那桩1364万元的买卖令陈春先的华夏公司陷入一场官司。现在来说后面的故事。事情的表面看上去是一桩合同纠纷。中科院的器材供应站向华夏订购100套微机。等到华夏把全部货物准备齐全，供应站却坚持取消合同，其理由是这批产品的质量存在诸多问题。
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三年，由政府仲裁演化而为法庭诉讼，始终不能了结。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华夏在道义和法律方面始终占着上风。主审法官亲自尾随技术专家进入华夏库房提取样机，开箱检验，结果证明所谓质量问题并不存在。根据1985年8月28日工商局仲裁委员会下达的裁定、1986年10月2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一审判决、1989年9月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二审判决，华夏都是胜诉一方。但是对方仍然不服，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庭审的情形来看，他们希望渺茫。
然而情势急转直下。问题出在上诉状中提出的一项新指控：华夏想要卖给他们的这批计算机都是走私货。其代理律师还在法庭上信誓旦旦地宣称：为此我方不仅不能不清不白地提货付款，而且还要坚决与违反国家利益的行为作斗争。
上诉者从合同纠纷的一方，一变而为道德化身和法律卫士。这让旁观者看了既惊讶又好笑。然而从法律的立场上说，他们的指控相当严厉，直指华夏的要害。一经证实，则陈春先就不仅面对一场民事纠纷，而且还将成为刑事罪犯。当时华夏在庭审中极力申辩，他们的货物是从广东南海工贸公司购得，双方为此签署一份内贸合同，根本不涉及走私。然而这种声音听上去有气无力。原来不仅华夏只是个中间商，就连他们说的南海公司也只是转手倒卖，真正的进口商是广东省一个名叫粤海的公司。这有广州海关保留下来的一份1986年11月19日的违章案处分通知书作证：
南海工贸公司在1984年间，委托广东省粤海公司进口100套电脑全套组装件，向我关申报为零部件，逃避许可证制，根据《暂行海关法》210条和205条，已构成违章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南海工贸公司）科处人民币1万元。
这一证据似乎证实涉嫌走私的指控，但是实际情形则又相当复杂。根据广州海关官员的陈述，违章并不能等同于违法。而他们对于走私者也不是一概而论。其一般处理原则是：逃证又逃税，按走私处理；逃证不逃税，按违章处理。南海工贸公司乃是属于逃证不逃税，所以当时广东海关只作违章处理，不算走私。
由于南海的行为是因华夏而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在后者是一桩典型的国内买断。就算政府网开一面，将其区别于走私，但是从法律立场来说，这却不能成为断案依据，华夏以失败收场，也就成为必然。1990年11月11日，法庭判决华夏败诉。现在供应站不仅可以撕毁合同，而且还要求华夏把他们已经付出的40万元定金如数退还。在这整个诉讼过程中，华夏曾经三战皆捷，而今一败涂地，再无翻身余地。
事实上，早在诉讼的失败之前很久，华夏已经名存实亡。公司业务完全停止，员工不知去向。那间面对白颐路、光彩夺目的紫红色商铺，也被拆平，一条新辟的大街从这里穿将过去，直通海淀区政府。急于收回贷款的银行封存了公司的只剩370元的账号，继而又将它的剩余物资诉讼保全。陈春先眼看法警打开公司仓库，把里面所有东西——共计44种产品、逾万件、价值219万元，装上卡车，呼啸而去，只把那块写着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的铁牌子留下来。陈春先和纪世瀛，这两位中关村的第一人、开拓者、满怀建设中国硅谷之梦的理想家，此时相顾无言，枉自惆怅。此后他们还有一个短暂的辉煌，那是在纪世瀛主持的民办科技实业十周年庆典上，陈春先登上主席台，以民办先导者的身份获得金奖，又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万里委员长的接见。听到万里说他是冲破束缚的千里马，看到国务委员宋健题词贵在民办，他便激动不已。一位老红军，徐可倬，听说了他们的故事，就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给他们打气。1991年2月28日，《科技之光》报发表文章，说到华夏，带着强烈的惊叹和疑问：难道我们真的只能在上帝面前为她祈祷吗？安息吧！？永远的安息吧！？华夏所！15个月之后，也即1992年5月31日，这张报纸再次谈到华夏一案时稍微冷静，说的话也是当时我们国家的真实写照：推一推就算犯法，依法治罪，治得名正言顺，拉一拉又不算违法。
然而金燕静是无论怎样都拉不过来了。1992年9月，北京市检察院将其起诉到市中级法院，此案被告除了金燕静之外，还有一个香港商人、两个昔日信通的经理。主审法官名叫周为群，是个女性。庭审持续15个月，在检查了所有物证和35个证人的证言之后，周为群认定，金燕静走私罪名成立。判决在1993年12月9日做出。金燕静获刑8年，并被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其余三人分别被判处13年到5年有期徒刑。判决书还附有扣押款物清单一份，法庭将其全部没收，此外还判处信通罚金200万元。
金燕静不服判决，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她没料到初审法官周为群原本就是高院法官，其判决也代表着高院的意志，所以上诉很快就被驳回。金燕静从此开始牢狱生活，身体日渐衰落，精神越发不振。她在2001年1月4日刑满释放，重获自由。这时她的糖尿病已到晚期，致使肾脏功能衰竭，终日幽闭在家，依靠定时透析维系生命。偶尔有人前来探望，她也绝口不谈那些往事。除了在中关村的老朋友们中间留下无限惋惜和怀念，这个人似乎永无翻身之日。
转变的年代——我完成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
1992年4月27日，星期五，王志东在北京大学西门外他的小公寓里一觉醒来，朦胧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脑子里涌现出来的画面居然不是那个中文之星，而是别的什么东西。突然之间，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软件工程师，还是公司老板了。于是他一反往日的懒散随意，翻身跳将起来，以总工程师和副总经理的身份开始了他新的一天。
王志东是一个可以钻在小屋里一年不出门的程序员，一个让同行惊叹的软件奇才，也是中关村第二代企业家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人物。中关村的创业者大都能将精明强悍和吃苦耐劳融于一身，喜欢散漫无矩的生活，他也一样。然而他对计算机软件的理解比之大多数同时代的程序员都要机敏和深刻，就连前辈师长王选也对他另眼相看。但是在这个春天里，他禁不住两个同学的怂恿，不再恪守程序员的本分，办了一间公司，还取了个很响亮的名字叫新天地。
新天地其实是个简易楼，坐落在白颐路北端的丁字路口上。楼下是个公共厕所，他的办公室在二楼，一股臭哄哄的味道顺着楼道飘上来，包围着这几个年轻人。他们却都像没有鼻子似的。这是个有点象征意味的场面。那时候大学生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出国留学。过去一年里，有超过10万人拿着签证走人了。王志东和他的新婚妻子原来也是这样筹划的，事实上，他已经把新加坡的签证拿在手里好几个月。如果当时走了，中关村日后看到的一定是另外一个王志东。可是他没走，为了新天地，他放弃了新加坡。这件事要是让他的那位北大校友俞敏洪知道，一定会大摇其头。
俞敏洪是个坚定的托派由于出国留学普遍需要经过托福考试，所以当时人们把想要出国的人叫做托派。同时把那些不想出国留学，整天打麻将混日子的人叫做麻派。托派这个称谓中还有某种黑色幽默的味道，因为苏联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把赞成托洛斯基思想的人叫做托派，并且加以整肃。。1992年开始的时候，他和北京大学闹翻已经两年了。这个来自苏北、瘦小、孱弱、疾病缠身的年轻人，成了自80年代以来中关村60多所大学中引起争议最大的一个教师。他原本供职北大，却跑到校园外面开办一个英语培训班，专门讲授托福攻略。一大堆学生跟着他荡来荡去，由此激怒他的上级。校方给他一个严厉处分，在广播喇叭里连续三天播出这一决定，还把他的错误张贴在三角地的公告栏上示众，让全校师生都知道。俞敏洪遭此羞辱，一气之下离开学校，自立门户。现在人们都已知道，这场冲突后来铸就了俞敏洪的伟大事业——新东方学校，把他变成一个拥有100万在校学生的校长。他的新东方大厦位于中关村西区。这里早先是海淀区政府机构的所在地，后来政府搬走了，老式建筑被推平了，插满一大片光彩照人的大厦，就此成一个热闹、奢华的商务中心。有一天俞敏洪来到这里，一眼看中，把其中一幢楼买下来，作价3亿元。
这都是后来的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未来竟会如此辉煌。1992年初他的大学在中关村第二小学的一间小教室里开张。他的第一批学生只有3人。北风呼号，天寒刺骨。教室里连个暖气也没有。他后来回忆说，那是他平生最艰难的一段时光。然而随着冬去春来，他的学生迅速膨胀，乃至这间教室里面无法容纳。于是俞敏洪把他的大学带回未名湖畔，先是租用一间大教室，然后又租用大礼堂。后者面积巨大，可以容纳3000人，居然场场爆满，没有虚位。
这位28岁的校长讲起课来，听者众多，如同一场盛大的集会。他能如此叫座，原由在于9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的特殊形势。出国留学变成年轻人的时尚。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那三年里出国留学的年轻人，比此前30年的留学生加在一起还要多。你怎么还没走啊？成了那个年代的流行语。在中关村，大学生们聚在一起就是这个话题。托派迅速占了上风，这使得英语培训和出国咨询转瞬成了最走红的行业。俞敏洪印制的小广告在急速增长。根据一位擅长调查的记者卢跃刚的统计，开始时每周印制1000份，后来每天5000份。那时候大多数公司不在媒体上刊登广告，他们没有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大街两侧的电线杆子就是他们的广告牌。也就是被叫做城市牛皮癣的那种东西。好在这里集中了30万个大学生，出门就能看见。像北京大学三角地的那块十几米长、三米高的广告栏，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俞敏洪指派一个属下前去，把自家的广告糊到别人的广告上，却不料早有竞争对手潜藏暗处。那一边跳将出来，挥刀便砍。这一边猝不及防，血溅当场。
这场不大不小的械斗发生在1992年早春，意味深长。北大三角地的闻名遐迩，原本因为它在过去年代始终都是青年学生指点江山的舞台。20年代的要科学要民主、40年代的反内战反独裁、80年代的反腐败，学生们都是从这里出发，一路喊着口号，走到都市中心。而今天，三角地竟因争夺广告进而发展成为持械行凶的现场，这是社会风尚由热衷国家政治转向物质第一主义的一个证明。
从1989年春天到1992年春天，这非同寻常的3年是中国的艰难时代，非但国家政治无常，经济跌宕，而且年轻一代的心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