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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相比还少一半，一气之下辞了职。以后两年里，他刻意经营亚都，依靠自己的专业、敏感，和市场短缺，把台湾的加湿器贩卖到大陆，挣到第一笔钱。于是他想要开发自己的产品，这在公司内部产生分歧，一些早期的创业伙伴不能接受他的想法。他们说，只要倒买倒卖就能大捞其钱，既省力又安全，何乐不为？公司的领导者在经营方面意见不一，乃是一种常见现象，全世界都一样。何鲁敏面对这个局面并不着急。他把公司一分为二，自己带领一队人马来到中关村，注册新公司，当然还把他挣的第一笔钱——50万元，席卷而来。
麻烦就这样出现了。安定门街道联社，也即亚都的法律意义上的上级主管，认定自己拥有公司的财产权力，何鲁敏卷款而走，有贪污之嫌。他们一纸举报书投到公安局，警察甚至没有给何鲁敏任何申辩的机会，就把他抓将进去。
胡昭广知道这个消息时，何鲁敏已被关进看守所。他连忙跑出去打探情由，弄明白警方的行动并非逮捕，而叫传讯，还得悉看守所靠着圆明园的一堵墙，属于中关村的辖区。他于是紧锣密鼓地展开营救行动。
营救行动这个词，是何鲁敏自己说的。在中国官场，所谓营救，其实就是托关系。很多年后何鲁敏这样回忆当时情形，中关村地面很小，谁跟谁都是粘着的。他被关在里面不过两个小时，警察的电话铃就响个不停。他是后来才知道，那些电话都是来说情的。其中两人的话还真发生了作用，一个是北京市科委主任邹祖烨，另一个是胡昭广。当时只有这些具有官员身份人才有足够权威把他救出来，也只有他们才能把这红帽子的来龙去脉说明白。
何鲁敏就这么自由了，案子不了了之。他出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前一家亚都注销了，就此割断他和安定门街道联社的关系，也摘下他的红帽子。
这个秋天，中关村显得特别激昂，旁若无人根据政府的统计公报，从1987年到1991年底，试验区的新技术企业已由148家增至1343余家，增加了7？78倍，专职从业人员约4万人，年销售收入由7亿元增长到40亿元，增长了4？71倍；年工业产值由零增长到12亿元；年出口创汇由300万美元到4500万美元，增长了14倍；年上缴税款由2500万元增长到1？5亿元，增长了5倍。。京城风起云涌，他们却好像看不见似的。东欧一阵急风暴雨，也好像和他们无关。1990年11月23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里召开大会，庆祝北京民办科技实业创业十周年。这是从当年陈春先的三人团体开始计算的，到现在，这座城市的民营公司总数已有2184家，包括1943家集体的、226家个体的、还有15家纯粹属于私营当时政府把雇工7人以下的企业列为个体，把雇工8人以上的企业列为私营。
很多人原是偷偷摸摸的，不作贼也心虚，现在济济一堂，笑语喧哗。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邹祖烨代表政府走上台去，向大家祝贺，只说了第一句，光彩的十年，光明的前途，台下立刻掌声雷动，把人们心里聚集18个月的阴暗晦涩之气一扫而光。接着就听邹祖烨充满感情地说起10年前的那一天，他们走出高楼大院，在中关村创办了北京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种下了民办科技实业的第一棵树。它在人们不解与怀疑的目光中，在种种争论与非议中，经受了创业的磨练与考验。
官员的讲话大都枯燥冗长，套话连篇，这一次却非同寻常。然而令人称奇的事还不止这些。十周年庆典刚刚结束，接着又开颁奖大会，要给全中国20个最有名的民办科技实业家发个创业奖。这一回，主席台上的那些人更有来头，有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有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还有人大副委员长严济慈和科委主任宋健。在上台领奖的那些人里，居然有个陈春先，还有段永基。后者逢凶化吉，鸿运当头，挡都挡不住：摆脱拘押获得自由，在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沐浴一片辉煌，然后跑到咫尺之遥的北京饭店，迎接众人欢呼，发表一通演讲，庆祝四通2401打字机销售10万台。此外还有一个情节更有戏剧性：清查小组退出四通时，有个调查人员想要留下成为公司员工，这就需要他的调查对象段永基批准才行。
从1990年冬天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某些左派人物掀起的意识形态飓风还要刮上14个月。中国在过去10年里是靠改革开放立国的，现在北京城里一些人在召开会议，讨论这个改革开放究竟姓社还是姓资。这些人在发表意见的时候，总是具有一种你死我活的庄严和崇高。很明显，理论和政治是分不开的，它很快就被归结为一场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信誓旦旦，耸人听闻，把整个国家弄得风声鹤唳。有人兴高采烈，有人垂头丧气，外国人一定会说不可想像。有时候你会觉得，国家的差别首先就在于它们的人民在心里想的事情不一样。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这些事情，西方人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们心里想的是股票市场，是就业，是薪水，是住宅和汽车的贷款，是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他们会对任何一项新技术的诞生激动不已。这一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制造了一个速度是二百亿分之一秒的原子开关。欧洲实现了人类首次受控核聚变，产生出一点八兆瓦电力的聚变功率，达到3亿摄氏度——比太阳内部的温度还要高20倍，比核裂变产生的能量效率提高了600倍。这些都是西方世界发生的大事件。一位法国学者说，当今世界三年的科技用于生产力的变化，相当于本世纪初的30年，相当于英国大科学家牛顿以前时代的3000年。一位英国专家用另一种说法道出同样的意思：人类知识在19世纪每50年增长一倍，而20世纪70年代每5年增长一倍，90年代开始以后，每三年就能增长一倍。西方人这一年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些。美国的资本家们花了2100亿美元培训他们的雇员，还说要把这一数字提高两倍。他们说这钱值得花，可他们就是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热情、智慧以及数不清的资源，用来争论一句话是对还是错。那是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家，不知道这一句话的背后有着多少利益，也不知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道理。
假如这场飓风只有政治的性质，那么中关村的企业还真的可以在政府庇护之下置身事外，如同飓风的风眼中心那样平静。不幸的是，他们可以对来自政治的攻击置之不理，但却无法抵御来自经济方面的追究。因为无论从道德还是从法律来说，中关村早期的创业者都不是无懈可击。如果说，政治方面的深谋远虑为中关村的企业群体赢得前所未有的尊敬，那么他们中间通行的无法无天、欺上瞒下的行为方式，则给中关村增添了另外一种色彩，并成为它的早期创业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事实上，1991年中关村遭遇的最为严厉的打击，并非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而是来自道德和法律。在这次打击中倒下去的是金燕静。她在一次走私行动中被当场查获，因此获罪，她所领导的信通公司也一蹶不振。在中关村早期的创业史上，如果说1989年的段永基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页，那么1991年的金燕静就是最沉重的篇章，叫人扼腕叹息。使人难以理解的是，金燕静似乎比那些打败她的海关关员、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更不易被人遗忘。这位中关村的早期开拓者和女中豪杰成为阶下囚的那个场面，直到今天仍然萦绕在人们眼前。她所牵涉的问题，则在更大范围里制造着惋惜、同情、抱怨和恐惧。
金燕静一案的东窗事发，是在1991年6月。在此之前，她领导的信通是中关村第一代企业中的佼佼者，而她本人也有一连串耀眼的头衔。她是北京市劳动模范，还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在民间口碑中，公司位在两通两海，而官方给予的称号则是中关村优秀新技术企业。应当说，金燕静能够得到这一切，并非侥幸。她拥有创业者的天赋。每当行动起来时，这女人看上去更像一个男人。她的身材比一般人更高更宽，做事果断，说话嗓门极高，旁若无人，脾气暴戾，对于她不喜欢的人和事决不容情。熟悉她的人说，她在公司里一手遮天，威风凛凛，令她的手下敬畏有加，只要她一跨入公司的大门，全体员工都要马上站起来，垂手肃立以示敬意。这是在她身陷囹圄之后的描述，不免带着贬意。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中关村早期的那些成名男人大都对她另眼相看，她越是强悍和独树一帜，他们就越是对她钦佩。这大概就是她能够在这个男人世界里出人头地的秘密。自从她在白颐路上销声匿迹，那些男人就常常感叹，中关村再也没有这样的女人了。
在这样一个人物的领导之下，信通蒸蒸日上，到1988年秋天，无论名声还是实际财力，都已达到高峰。原因在于它与一家美国公司达成协议，联合生产286微机。这桩生意随后又以国家教育委员会名义，获得世界银行贷款。于是信通成了全中国的一大新闻。新创刊的《计算机世界》还把它的成就列为那一年中国计算机界的十件大事之一。这个秋天当然也是属于金燕静的，她成为首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的金奖获得者，与她并列的获奖者有王洪德、万润南和陈庆振。她就像个明星一样走在主席台上，身后还有一群记者紧追不舍，而柳传志和他的联想那时候还什么也不是。
可是做明星和做事情毕竟不是一回事。一个人一旦成名，既会因名取利，也会为名所累，耽于做事，长于逐名，乃至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可叹金燕静虽然聪明，却又不能免俗。她的名声一路走高，直至1990年代表中关村出席在日本举行的高技术企业家研讨会，但也就在这时，后院着火了。
根据后来一个查账小组留下的会计账目，信通当时自有资金为1408万元，而银行贷款却有3047万元，还有至少165万美元贷款进了香港信通公司账号，不在此列。这种依靠银行贷款维系收支、越滚越大、以至资不抵债的情况，正是中国大多数企业的真实写照。问题在于，一个公司在获得了自己渴望的高速成长之后，它的欲望不仅不会得到满足，还常常由于公司领导人的野心、舆论的吹嘘和政府怂恿，无限制地自我膨胀，致使公司力不从心。这又是大多数中国企业的通病。就在信通大红大紫、万众瞩目之时，它的库存商品也开始增加，到1990年已累积1767万元。电子产品一经滞销，那就必须大幅减价直到成本之下，才能出清。公司遇到的这一问题，令久已存在的财务危机终于爆发，乃至不能偿付银行贷款本息。
金燕静历经多年风雨，深知政治攻击不能摧毁她的公司，但是经济危机却有可能带来致命伤害。接近她的人回忆说，她那时候情绪焦躁，一会儿若有所思，一会儿心急火燎。公司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然而昔日功名又促使她不得不煞费苦心地维持颜面。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公司的运转，希望能够度过难关。这是对的，她的错误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她选择了见效最快，但却最危险的伎俩——走私。她的好友陈庆振很多年后说过一句话：她太要强了！她没有别的办法啊！这是为她开脱，但却不无根据。
信通的走私开始于这年9月。由于在公司中的绝对权威，更由于在铤而走险方面的天分无人质疑，金燕静扮演了总指挥的角色。在最初的走私获得成功之后，她决定变本加厉。根据后来检察官的调查，她在这时成立经营部，任命一个名叫高健宇的副总经理直接指挥，实际上专门从事走私活动。这高健宇原本是个无法无天、利欲熏心之徒，一朝获得老板信任，大权在手，立即成为信通走私的关键人物。他使用公司营业执照、银行账户和销售发票，但却单独设立一本秘密账目。
法院庭审确定的事实记录表明，走私过程并不复杂，而且赤裸裸地不加掩饰。信通与一个名叫王锡康的香港商人沆瀣一气，借助后者与内蒙古呼和浩特电子设备厂签订进口打字机壳的合同，并弄到政府批文，接着在香港购买大批微机、打印机和B超机。经由天津海关转关提货之时，将这一大串集装箱全部运到北京信通公司仓库，擅自启封，把货物取出之后再行装入打印机壳和计算机键盘，按照报关数量重新包装贴封，运往呼和浩特，按照进口批文以打字机壳报关。其走私入境的货物，在经过一系列假账、假印章和假发票的过程之后进入仓库，再经经营部以高价售出。至少有两个海关官员加入密谋，里应外合，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把这个过程重复12次，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
风声逐渐走漏，在公司内部辗转传递。金燕静以为员工全在她的掌控之中，并不在意，从来不曾想过她在公司里的专横早已遭人嫉恨，其中有人抓住机会暗中举报。海关缉私处于是将计就计，暗中设防。
1991年6月14日，满载走私货物的集装箱卡车离开天津海关，浩浩荡荡开进中关村，直奔信通。就在一大帮人搬上搬下时，警察一拥而上，人赃俱获，当场扣押赃物价值2843万元。警察面对堆积如山、花花绿绿的包装箱子又惊又喜。他们发现自己查获了全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走私案。然而大头还在后面，随着调查迅速展开，信通的走私规模总计已有7269？5万元。
听说警察正在四处搜捕嫌犯，信通乱成一团，高健宇畏罪逃离，金燕静首当其冲。6月26日，她在中关村80号楼102号她的家中被警察带走。警车沿着白颐路呼啸而去。老实说，对于中关村，这有杀一儆百的作用。这一代企业家由于经济上的成功，正在春风得意。最近两年，更因政治风浪也奈何他们不得而头脑发昏，以为自己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因此无法痛快地接受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不免兔死狐悲。
之所以兔死狐悲，有个理由。在中关村的商家看来，走私并不是令人讨厌的事，甚至被当做对于外贸管制制度的一种痛快淋漓的报复行为。如前所述，那时候政府对于进口商品，除了设置高额关税，还构筑诸多非关税壁垒，比如进口许可证和外汇管理条例。中关村的企业多为民间自发形成，产销不在政府计划之列，自然无从经由合法渠道获得批文，所以只好另辟蹊径，甚至采用非法手段，进口他们需要的电子产品。1990年中关村经营电子产品的企业已经超过千家，几乎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与走私者打交道。他们要么是躲避进口许可证，要么是偷逃海关税款，更多的时候是两者兼有海关对中关村31家企业的一项调查认定，1991年的10个月里，它们共销售计算机2573台、打印机5715台、空调器850台。这些货物都没有合法的进口手续（进口许可证和整机纳税单证），而且进货价一般都低于正常进货价的20％至40％。该调查还指出，它们的进货渠道基本上是广东的深圳和东莞。。我们根据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可以知道，当时中关村的那些最著名的企业，大都曾因涉嫌走私遭到警方调查。在金燕静案发之前，柳传志和他的联想也差一点遭遇和金燕静一样的下场我在《联想风云》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联想涉嫌走私的经过。此处不再赘述。。正因此，中关村一直流行着走私难免的说法，比如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就曾说过，他们是叫社会环境逼出来的。那些最极端的走私难免论者甚至认为，如果有谁想要独善其身，保持清白，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关于这个问题，本书作者曾就柳传志涉嫌走私一事直接询问周光召，以下是当时的对话：
周光召：我们当然也批评了他，不过我们觉得有很多社会的原因，不能完全怪他。如果他当时不这样做，没法跟人家竞争，所以我们的态度说坚决保护他，另外告诉他，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凌志军：你的意思是，他做的有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是为了企业？
周光召：对。也是逼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叫社会环境逼出来的。比如说你当时不送礼的话你过不去，比如说海关什么的，就是完全不允许他们进口。至少我们做试验来讲，也不能这样子。所以，中国高科技发展，我越来越知道它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这样看来，柳传志得到了他的上级的理解，并且被坚决保护起来，而金燕静却没有那么幸运。部分原因是她的行为过于张扬，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为所欲为，这就不仅是个被逼出来的问题，而且还叫地方官员难堪。段永基后来如此评说这件事情：走私还敢明目张胆啊？也就是她敢吧！这不是欺负中国海关无人吗？这话过于直白，但却道出要害。官员有时候义愤填膺，不是因为是非，而是因为脸面无光。当时我们国家沿海一线走私横行，公司、个人、地方政府，纷纷卷入其中。局面如此混乱失控，让中央政府极为震怒，这时候出来一个金燕静，正好杀一儆百。这一点我们从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对这一案件的严厉批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除此之外，聪明的看客还能想到，1991年的政治形势对金燕静不利。也真该让她倒霉，这年夏天，就在金燕静东窗事发之后不久，苏联发生了8o19事件，这在北京引起连锁反应。反对和平演变的教育被当做党的既定日程贯彻下来，任何人都不能躲避，就连胡昭广也不敢搪塞。而金燕静一案，在那些保守主义者看来，正是和平演变的有力证明。两年来他们发起种种政治性质的攻击，终究还是不能点燃阶级斗争的大火，但是如果谁家后院先烧起来，它却足以火上浇油。
中关村的舆论从一开始就把金燕静看作改革的牺牲者。有些传言把她描述成一个代人受过的角色。检察官举证说，那些走私交易清单上都盖有她的印章。有人就说，那不过是个公司法人章，从一开始就不是由她亲自保管有些人当时为金燕静打抱不平，好多年后他们和本书作者谈及此事时，还是不改初衷。其中有：
陈庆振：改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原来的法规条例进行突破，对不对？突破什么呢？就是违规。你如果是完全按照过去的条条框框，你不敢越雷池一步，那肯定什么也做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