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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只知用友，不知金碟，他也不急。那一次他携带新一代金碟软件来到北京，参加全国首届会计电算化成果展。会场设在闹市中心的民族文化宫，盛况空前。根据刘韧的叙述，徐少春在自己的展台前做了一个账海无边，金蝶是岸的巨大条幅，煞费苦心想要引人注意，但是周围的一切都让他感到寒酸，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用友展示的视窗版财务软件，对他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接着他便看到王文京坐在主席台上侃侃而谈，旁边还有安易、万能、远方之类的软件公司经理们，而他却只能坐在台下，连上去和人家握个手的资格都没有。会议的主持者把贡献奖授予所有财务软件，它们在记者笔下都被叫做主流，而节外生枝的金碟只得到一个鼓励奖。这引起徐少春的不满，他提出抗议，没人理他。金蝶在他们眼里是个地方性的软件公司。徐少春恨恨地说，我们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多年以后，徐少春让任何人都不敢小看他的时候，他还记得这次展览会。他说那是金蝶的转折点，也还记得他当时抛给北京人的一句狠话：有朝一日，我肯定和他们一样坐在台上。
徐少春回到深圳，卧薪尝胆，蓄谋发动北伐战争。然而另外一个人，王虎，意外地抢得先机，一头钻进了被用友忽视的市场空挡。此人曾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在中关村的商业气息中浸润多年，即使后来作为山东师范大学计算机系研究室主任的经历，也没有能够抑制他的商业热情。1992年他辞去教师职位，成为浪潮公司属下的通用软件公司总经理。此后两年，他在DOS平台上编制软件，做过语音信箱和收费系统，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到处碰壁，头破血流，眼看着王文京的用友红遍大江南北。
王虎的机会出现在1994年底和新疆油田的一桩交易上。后者要求他提供的财务软件不是用于单个微机，而是一套基于服务器/客户机结构的大型数据库。这意味着市场上悄无声息地出现了一股巨大需求。很多机构在经过多年的单机运用之后，都希望建设内部网络，而这恰恰是计算机区别于其他文字处理机的最卓越的性能。王虎成功地履行了合约。他的新产品属于财务软件的高端，为市场上前所未有，专门用于服务器。他把它称之为浪潮国强。这一成功带来惊人的链锁反应。石油部属下19个大油田全都找上门，在它们的3万多台计算机终端上使用国强。紧接着，银行、电力、煤炭公司这些大客户也纷纷涌来，国强几乎成了他们的唯一选择。当王文京发现这一切，想要凭借用友的名声把这些定单吸引过来时，他的技术人员才意识到已经太晚了。
王文京由于坐失良机感到懊恼，然而事情才刚刚开始。就在王虎以山东为基地侵入财务软件的高端市场时，徐少春在深圳发起了蓄谋已久的攻击。几个月前，金碟的一个美国股东向他证实，微软视窗已在世界计算机市场上全面取代DOS，这让徐少春相信，中国的视窗时代即将来临。他驱赶公司全体研究人员昼夜苦干，只争朝夕，连春节也不准回家。到了1996年4月，终于推出基于视窗平台的财务软件。按照徐少春当时的解释，他在金碟和视窗之间首次实现了无缝链接。让徐少春兴奋不已的是，这款软件较之以往的DOS版拥有更多优势。它能把多个数据模块集成起来，而这一点在过去无法做到。
徐少春坚信这是他的秘密武器，可以吸引会计人员抛弃DOS，转向视窗。他说的没错，要不了多久，媒体就会宣布，1996年中国财务软件进入视窗年。现在金碟不再只是一个被鼓励的产品，而是中国首家视窗版优秀财务软件。它也不再是那个外地小公司了。徐少春带着它杀进北京，在白颐路南端的白石桥路安营扎寨，和不远处的用友遥遥相望。
然而单就技术水平来说，金碟到这时也顶多和用友打个平手。事实上，在视窗上开动脑筋的软件公司，金碟并不是第一家。在它之前，有个名叫吉联的不为人知的小公司已经动手，可惜没有成功。然后是用友，当王文京在大庭广众面前展示他的视窗版财务软件时，徐少春还只是台下的一个看客。可惜先行者常常不是最先到达目标的人。这在计算机市场上有着太多的先例。即使是绝顶聪明之人，也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那时候北京市场上还没有奔腾，用户手里的主流机型是486。在这些机器运行视窗相当吃力，如果再挂上财务软件，那就只能哼哼叫着一动不动，这导致王文京做出一个决定。他下令用友在视窗版的阵地前停止前进，把队伍全都拉回到DOS这条战线上来。那一边，深圳市场凭借其濒临港台之利，奔腾微机先于北京两个月出现在市场上。就是这点时间差，令徐少春挥师前行，后发先至，要把用友从视窗版的市场上扫荡出去。
DOS市场呢？有人问他。
那是块墓地。谁想要就留给谁。徐少春回答。
这是在嘲笑他的那位对手。事情的整个过程都让王文京窘迫难忍。自从在高端市场上被王虎抢去先机，这是他再次受挫。如此连连失策，如果换个意志薄弱的人，也许就要一蹶不振。但是王文京是绝不肯让任何人把他埋葬的。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纠正错误的行动更快，比徐少春能够想像的还要快。他依然控制着全中国最强大的一支财务软件开发队伍——有300多人，手上还有全中国软件领域里最大的一笔投资——数千万元，只要目标确定，必能反败为胜。
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先地位，王文京决定跳过流行的16位芯片，倾全力开发32位芯片的财务软件。现在轮到徐少春重复当初王文京的错误了。用户对我讲，计算财务账我用8位就够了，他这样谈论用友的战略，16位都多啦！我干吗要用32位？他可一点也没有想到，财务软件不仅仅是为了算账，它最终应当是管理的工具。用不了几个月，所有人都会心知肚明。
1997年，用友抢在金碟之前发布视窗95版财务软件，辉煌再次来到王文京身上。当大战在一年前打响时，公司年销售额还只有5000万元，而现在已经超过2亿元。他占领了全国市场的半壁江山，理应自豪，可是他再也不敢了。他在高端产品市场总会遇到浪潮国强，而在中低端市场上则有金碟在后面步步紧逼。对于金碟，他在公开场合总是摆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有些记者想要挑唆他和对手论战，他就是不上当。实在被问急了，他就会说，用友历史上遇到过无数对手，最早是先锋，接着是万能，后来是金蜘蛛，然后又是安易，这些公司都是中关村的，一个一个都没有了，最后才是金蝶、国强、新中大和金创。他是成心把金碟和国强混在那些昙花一现的小公司里面，说给人听，其实他在内心里面不敢有丝毫懈怠。视窗95的辉煌已是昨天的故事，现在从大洋彼岸传过来的都是互联网神话。他看到了新的目标：互联网上的财务管理。虽然这情形还很遥远，但是他可不会重蹈昔日两次失利的覆辙。要是等一种技术流行起来再动手，他说，那就晚了。1997年他把1000万元花在新产品的研发，然后开始疯狂地推销他的视窗95网络版。这是一场豪赌，也可以说是一场大战的总攻击。不用说，他赢了。1998年，他和海洋石油做成第一笔生意，把这套软件卖了800万元。于是一个新的市场就被炸开了。订单一个接一个地飞到他的老板台上来，把用友的大用户迅速扩张到5万户。他又是财务软件市场上的老大了。
可是那只金蝶仍然在他身边翩翩起舞。1998年5月6日，一家闻名全世界的跨国公司——国际数据集团（IDG）用2000万元人民币买下金蝶20％的股权。这是外国资本第一次进入中国财务软件行业。按照当时中关村《试验区报》上的报道，这是给金蝶插上了金翅膀。在这之前10天，徐少春把他在中关村的分公司沿着白颐路向北挺进至少两公里，在新落成的理工科技大厦落下脚。这样一来，就让两个对手挨得更近了。
即使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成功者来说，中关村也是一个充满风险、变幻莫测的地方，巨大的财富会在分秒之间易手，而失败也会猝然降临在头上。身边有个敌人，形影不离，低头不见抬头见，也许正是激励用友不断前进的最大动力。后来好多人夸奖王文京居安思危，每战必胜，就连坐在街对面方正大厦里那个老谋深算的张玉峰，也连连感叹这个企业值得研究。如果有谁听了这话真来研究，可别忘记，除了王文京本人之外，它身边有位强大的、具有战斗精神的敌人，是个原因。
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凭什么？就凭我们这帮人的脑袋！
我们此前谈到刘迎建摘掉上校军衔、王文京辞去国家公职，两人不约而同投身于计算机软件这个行当，从零开始，艰难挣扎，巴望着自己的技术能够占领市场，这都是过去10年发生的事情。到了1998年，情况虽有好转，却还没有谁能料到，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软件行业只因有了这两个人才显得特别精彩。中关村在高新技术领域中所具有的这种奇特的影响力，最大的缘由莫过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以去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比这个国家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拥有更多的自由，这一点在中关村人的开拓史上至关重要。中关村人这个词，我们是在《试验区报》1998年的元旦献词中第一次看到的。新年的太阳已经照耀在中关村的上空，海淀区副区长王孝东在这一天写道，让我们发扬中关村人的理性思考，大胆创新、携手并进。
经过沙尘漫卷的几周之后，北京进入了它的最美丽的季节。5月4日是个青年节，北京大学迎来了建校100周年纪念日。全世界几乎所有著名大学的校长都受到邀请，到中关村来参加一个校长论坛。69家日本公司捐出27000万日元，要为北京大学修建一座校史博物馆，而这所大学也的确渴望着永久性地保留过去百年的沧桑。然而这样一来，又惹出问题。就像刘军宁当时在北大百年同学会演讲中的叹惋，北大建校已百年了，社会对其传统是什么却莫衷一是。然而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们在谈到北大精神时，喜欢说爱国主义，至于自由二字，他们不喜欢。中关村迄今为止都是以新技术产业试验区来自我标榜的，有趣的是，它再次成了一场争论的发源地。有人说北大百年是个导火索。那么炸药是什么呢？它肯定不是那些喜欢闹事的大学生，当然也不是那些标新立异的文人墨客。一个记者这样回答，假如你说的炸药真的存在，那么它一定深深地埋在民间。
自由这个话题虽然在1998年春天涌到表面，但却不是谁的新创造。它只不过表明，这个国家开始接受一个早已被它的人民接受的思想。假如我们以为试验区的含义仅仅就是发明新技术和推销新产品，那就小看它了。事实上，它也在试验着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这一定是开拓者们始料不及的。1998年的争端除了为双方提供一个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之外，没有结论。中国人在过去岁月里一直从极端的意识形态和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吸取力量，最近20年则又事事依靠模棱两可。自由主义者的队伍壮大，士气上升，从纯粹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立场上来说，它却是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然而所有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在1998年，没人这样说。那时候中关村人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让他们的饱受争议的事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5月第二周，也即北大百年庆典之后那几天，超过80万人在一个周密计划的诱导下来到白颐路。政府以一场盛大集会，首届中关村电脑节，来纪念试验区成立10周年。他们把23条横幅横挂在9座过街天桥上，在白颐路和海淀路两边竖起800面彩旗，架上600个灯箱。距离北京大学东门不远的十字街头，一个巨大的金属结构的分子链模型矗立在百花丛中，这是政府刻意设计的标志物，一到晚上，发出道道光束，胡乱射向浩渺的星空，街上华灯齐放，照得中关村如同白昼。警察封锁了所有机动车进入的通道，只有10条公共汽车线路除外，它们是被特意叫来为电脑节服务的，免费乘坐。当地人以鲜花、欢呼、锣鼓、彩旗、气球和飞艇来欢迎蜂拥而至的参观者，让他们不花一分钱就能进入任何展馆和会场。每个角落都被五颜六色的标语彩带弄得热血沸腾，其中一个巨大的横幅上这样写着：
中关村——伴您进入信息时代！
在海淀大街才落成不久的1号大楼第八层，有间小小的套房，被临时开辟成电脑节组织委员会指挥部。依靠两部黑色的老式电话机，他们保持着和上级的联系，操纵街上发生的一切。尽管官员们全都说中关村的产业包括了信息、光电、医药和生物工程，但是他们把10周年庆典归结为电脑节，这多少证明计算机对于中关村的意义重大。
引人注目的不是政府的全力以赴，而是他们感到有必要为中关村扬名立万。与电子一条街的年代比起来，这可真是换了人间。组织委员会的人员都是政府公务员，巨大的花费来自政府拨款。不过，一个能够促使当地更有名气的公共活动，往往也能激发私人捐款的热情。中关村的又一个特色是，人们普遍认为公共活动和私人活动并不冲突，更不是水火不容。人人似乎都能从人口的增加和商业的兴盛得到好处。组委员的官员挨家挨户动员企业加入进来，把这项公共事业当做义务，也是切身利益，结果他们得到总计423000元的民间捐助。
这不是小数目，可是对于这个奢华排场的节日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事实上，政府总共花掉2243762元8角9分。制作大街上那些五彩缤纷随风飘扬的东西，此外还有会标、会微、会场、地毯、乐队和保安，还有一个倒记时牌、5000份邀请函和5000份宣传册，还有旅差费、水电费、记者的车马费、工作人员的加班费，还有1000只鸽子、5尺缎带、一把剪刀、一个专为剪彩用的金属托盘、10位礼仪小姐。这些都是要花钱的，把所有企业赞助和广告收入全都加上，还嫌不够，政府于是从财政机动款中拨出110万元来救急。
节日持续5天，高潮不断。白颐路有史以来，还从没有过如此热闹的场面。热闹过后，又有数十万人投入一场规模空前的海选——选出他们最喜爱的十大知名电脑品牌和十大软件企业。面对这番景象，任何人都难免沾沾自喜，可是当时没有一个人说明喜从何来。不用说，官员们是主角，他们坐在主席台上，随着记者的镜头摆开姿势，照了又照，面带微笑。一位副市长，林文漪，来到庆祝大会上，代表北京市政府向中关村的建设者祝贺，这份经过政府讨论过的贺词有个鼓舞人心的题目：十年耕耘结硕果，任重道远再拼搏。
副市长朗朗有声，没看见下面有些听众面面相觑。十年耕耘？那么1988年以前的垦荒者呢？陈春先还是第一人吗？两通两海还是1988年以前中关村最杰出的代表吗？还有胡耀邦他们的批示呢？还有温家宝、于维栋的调查小组呢？还有周光召、曾茂朝这些人呢？还有李曼俊、严援朝呢？难道今天的中关村，不是在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续写出来的吗？
历史进程延续既久，人们就会淡忘源头，总以为今天的故事都是今天才开始的，很容易剪去千条支流，把历史净化到只剩下一条主航道。我们回看1998年的中关村，看到大街上挂着4525家新技术公司的招牌，看到它们把1263项科技成果变成商品，一年卖出451亿元的产品，为30万人发工资，把13亿元税款交给政府，还把4100万美元的外国资本吸引来，就容易忘记那些已经死亡的公司——它们比活着的公司还要多；我们看到有208家公司拥有千万资产，还有另外54家成了亿万富翁，就容易忘记它们连公司总数的6％都不到，至于另外那94％，都在生死线上挣扎呢。
我们曾提到，中关村的一个秘密是，这里的人们都能去做他们想做的事。但这不是唯一的。它的第二个秘密是新陈代谢，吐故纳新。其中要旨，除了让好的企业迅速成长，更要让不好的企业尽快死去。
历史有时候会埋葬开创历史的人，不然它就不能前行。在经历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剧烈变化之后，没有一个中关村人还能依然故我、不改变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国内市场其实是各种观念、各种习惯、各种经济理论、各种政府政策、各种社会关系、各种人性进行较量的战场。不但到处都有知识精英，而且到处都有背井离乡怀揣发财梦想来淘金的学生、工人和农民；不但到处都有成功者的神话，而且到处都有失败者的悲歌。昨天的失败者到今天就成了英雄，而今天的英雄到明天也许就会完蛋。
产生这些变化，有个新现象是其中原因，那就是市场上的优胜劣汰，物竞天择。段永基在这一年写了一篇文章，里面说：中关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在此地长大的都是民营企业。相反，没有一间国有企业在中关村长大。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民间力量的崛起之时，也就是国家力量的沉沦之日。甚至那些熟悉情况的人，也不免产生这种偏执的想法。可是单就产权来看，至少到1998年为止，中关村规模最大的三家企业——联想、方正，以及段永基本人领导的四通，都不能说是民间所有。不过，中关村所有成功企业的背后都没有政府意志，这倒是真的。别看他们见了市长就点头哈腰，其实眼睛里面只有市场。世道不同了，把企业引向成功之路的，不是政府高瞻远瞩的指导方针、不是官员们空洞无物的报告，也不是挂满墙壁的奖状和称号，而是消费者腰包里的钱。
依靠为消费者提供高性价比的微机而闻名的联想集团，现在又在发布新广告。春夏之交的时候，它的第100万台微机走下流水线。对于公司来说，这比政府颁发的任何奖状都重要。经过将近20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微机拥有量已经超过1000万台，但要说到国内的制造商，还没有哪一家达到了100万台的水平。三年前联想微机达到10万台的时候，长城微机还遥遥领先呢——20万台，可是现在轮到联想了。想到这些，乔健激动不已。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