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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疲从霉愀嬉庖宓木薮笮ЧＬ醋楹先煤和跤辛苏感碌男蜗蟆BM的名声，市场对于新鲜玩意儿的狂热追求，消费者对技术的无知，这些客观条件都成了汉王的助推器，也彻底改变了它在与摩托罗拉角逐中的被动局面。人们开始争购汉王听写，每套1500元，也不嫌贵。在接下来的1998年，他们花了2000万元，在1999年又花了6000万元，全都是买汉王听写的。直到今天，这都是普通消费者花在软件上的最大一笔钱。
预言胜利还嫌太早，但刘迎建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人们对中国软件业的悲观情绪。刘迎建也不会再说什么大手笔和小儿科了，因为战斗的双方即便不是强弱逆转，也已势均力敌。1998年结束时，《计算机世界》预言，汉王和慧笔将开始新一轮大战。其实最残酷的战斗已经结束。慧笔仍是个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就像刘迎建当初的预见，捆绑销售日愈显露出它的弊端。这一年，慧笔与联想分家。差不多同时，刘迎建却和微软做成一笔交易——授权视窗使用汉王。报纸从技术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这件事，欢呼这是中国软件的最强音，又说这是软件业未来的希望。然而刘迎建不是民族主义者，也不管未来，他只管现在。如果市场如战场的比喻是可以成立的，那么现在战场上形势已经对他有利。慧笔退出曾经占领的高地，这让汉王的销量超过慧笔，成为市场第一。刘迎建得意洋洋地对属下员工宣告，花在IBM身上的钱全部回来啦！其实远不止如此，他还足足地捞了一笔呢。
多年以后刘迎建人过中年，本来不高的个子越发显得矮了，两鬓开始发白，依靠一副花镜打量对面，像个上了年纪的人一样用紫砂杯喝茶。可是谈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仍然两眼放光，声调激昂，所有紧张、忧虑、焦躁、以及背水一战的残酷景象，全都成了胜利者的反衬。当他冷静下来时，就会说，汉王的成就来源于他的两个正确的抉择：一个是1984年投入手写输入；一个是1997年迎战摩托罗拉。此人一向都是技术至上主义者，矢志使用自己的智慧和激情去改变亿万人的生活。直至来到个人道路上这个偶然的落脚点，他才发现，技术之所以能够走进千家万户，奥妙不在它的完美无瑕，而是它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找到通向消费者的商业之门。
当中关村还处在混乱无序充满生机的年代时，一些像刘迎建这样的人物极力想使自己和别人都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民族创新运动的真正途径。他们是一群与众不同的人，开创了一群与众不同的公司。他们的成功——无论是昙花一现的还是持续不断的——让媒体热血沸腾，也吸引了公众和政府。一片每天都在造就创业英雄和财富传奇的土地，也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诱惑力。整个国家的资源，资本、技术、知识、信息、人、社会关系、创造性的思想，当然还有政府权力以及拥有垄断力量的团体，都会不由自主地投入其中。
在90年代后期，人们已经注意到资本追逐利益的本性，其实权力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国家经济在过去18年以一位数的幅度增长着，而政府税收的增长却是两位数，仍然入不敷出。中关村的公司交给政府的税款增长更快，在当地政府的岁入中超过三分之一。即使是最迟钝的官员也能看明白，无论于公于私，这都是一块迅速成长的大肥肉，其中油水由于试验区的一项独特制度而加倍丰腴。按照国家既成制度，税务征管机构所得之全部税款，均须依据分税规则，在中央政府、省市区政府和县市政府之间做出分割，基层政府只能得到其中很小部分，倘若因此入不敷出，则中央政府酌情予以补贴。这在我们国家成为基层政府财力拮据的一个原因，也在地方官员中造成对中央政府的不满，唯有中关村与众不同。早在1988年试验区刚刚建立之时，北京市政府就颁布一项政令，将试验区上缴税款全部返还当地。这一政令在当时被叫做税收返还条款，一直延续至今。它促使每年数千万元现金回流到当地政府手中。
一个新的政府机构在1997年11月11日宣布成立，这就是当初胡昭广一力推动却遭到海淀区政府坚决反对的那个大管委。大管委正式的名称叫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在官制序列中隶属市政府，居海淀区之上。然而就政府行政来说，它和当初的小管委并无本质不同。
也许最重要的区别发生在调动社会资源以及鼓动社会情绪方面。1997年秋天到1998年春天这段时间，中关村沐浴在一片激昂的气氛中。依靠税收返还条款所得到的资金，政府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建设计划。此前人们一直在抱怨这块土地混乱不堪，房子低矮陈旧，街道狭窄肮脏，商家乱七八糟地排列在马路沿上，公司全都躲在灰溜溜的建筑里，卡车轿车自行车行人挤成一团，难解难分。有一次有位领导前来巡视，满脸不悦地抱怨中关村没个高科技的样子，远不如张江那样新鲜靓丽整齐划一当时有机会来到中关村的美国人，显然看到了另外的东西。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米切尔于1997年7月初访华回国后，发表长篇报告说：在北京，我们注意到，在技术园区内为技术商业所做出的努力集中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先进材料和制造自动化领域。中国的综合科技资源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两市拥有具体科学领域的专长并传播到全国各地。北京开发区比上海的先进，因为它包括海淀地区，在那里，中科院、清华、北大已开始成立公司，使学术人员开发的技术商业化。另外一个美国人，英特尔公司副总裁马克尔o艾马，当时也看出，中关村是中国家用电脑乃至整个计算机市场快速增长的动力。他在1997年12月接受《北京青年报》网上采访时说：中国北京有个中关村，是很出名的，中关村市场上的计算机价格，非常便宜，性能又比较好，可以说价廉物美，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数一数二的，这种情况已经是中国家用电脑，乃至整个计算机市场快速增长的动力。。张江原本是上海市郊一片广袤的农田，政府在1992年把它圈起来建设高科技园区，其情形有如毛泽东早年赞美国家一穷二白时说的一句话，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当然画家不是别人，是政府。所以张江的一切——道路、桥梁、楼宇、花园，都是政府意志的产物。中关村不是白纸，而是一幅图画。一眼望过去，这幅图画不仅不美，还很丑陋，涂满乱七八糟的线条和色彩。就像我们此前的叙述，中关村的历史是开拓先于规划。在政府的意志进入之前，创业者已经干起来了。这是它与外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最大区别，也是它的伟力之所在，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成为拒绝美丽和秩序的理由。所以大管委会接管中关村行政权力之后的第一个决心，就是要让中南海的领袖们再次来到这里时不会留下难看的脸色。这是一个毁掉一切从头再来的年代，而1998年是破旧立新的高潮。超过100个建筑工地同时开工，有10万名工人不分昼夜和钢筋混凝土滚在一起。工程进展神速，令人惊诧。中关村今天的大部分建筑，不是在这一年已经竣工，就是在这一年开始建设。但是从外观来说，最显著的变化还是白颐路。这条名声很大的小马路，原来只不过由两条车道、两排杨树和路边排水明渠组成，从南到北，弯弯曲曲地穿过整个中关村。现在经过28个星期，把树砍光了，把沟填平了，拓宽60米的路面，铺垫33万平方米的沥青，埋下32公里的管线，变成一条康庄大道，一直伸向上地产业基地。在它上地入口的街角处，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厦一字排开，这座亦中亦西、砖石结构的建筑在夏天启用时有个新鲜名字——海淀留学生创业园。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每周至少有两家公司在里面诞生，创业者还真的都是归国留学生，他们来自英国、美国、德国、荷兰、法国、日本和新加坡。
经济崛起让这个国家精神大振，昂首挺胸进入现代世界，却又与它保持一段距离，用自己的货币壁垒和贸易壁垒阻挡着突如其来的危险。这时候，一个巨大的危险正在家门口转来转去。它在当时和后来都被人们恰如其分地叫做亚洲金融风暴，是从泰国开始的，然后经过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扩张到整个太平洋的西海岸，把韩国、日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全都扫荡一遍，连俄罗斯和南美也受到牵连。就像好莱坞电影《龙卷风》一样，卷到哪里，哪里就要倒霉，就是没有登上中国大陆。全世界一片混乱，而中国稳若泰山。中央政府的官员得意地说，风景这边独好。朱镕基总理宣布，过热的经济已经软着陆。理由是，出口增加、就业增加、老百姓的工资增加、房地产投资增长率降低了49个百分点、货币发行下降了20％、工业品供过于求、粮食连年丰收导致仓库爆满。银行把不良债务减少200亿元，重新向外放贷。
市场又在召唤。它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也让社会的天平倾向民间资本。经济第一。一切为了发展。私营，更多的私营。按照当时报纸上的说法，1998年的春天是民营经济的春天。几个月前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公开承认现在国家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承诺把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承认非公有经济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还向全国人民保证，不分姓公姓私，依法对各类企业予以保护、监督和管理。这是共产党对既定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做出的重大修正。
对于旧制度来说，它是颠覆性的。然而颠覆早在18年前就开始了。陈春先点燃的那团星星之火，现在就要烧遍整个国家。民营科技企业不仅成了媒体刻意追捧的对象，而且还是官员们表明自己政治倾向和行政水平的标志。贾庆林说了一句，要把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他属下的那些官员便赶忙呈上一份报告，告诉这位还不太了解中关村的新书记，中国最早的民营科技企业就是出现在北京的。而现在，这个城市已有11847家这样的企业，有20多万人在这里工作。这让贾庆林大喜过望：要帮助民营科技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
民营企业的所有者们听了这话，嘴上高兴，心里还在嘀咕。他们说只要党的报纸不再把他们打入另册、政府官员不再对他们百般挑剔，那就谢天谢地。这可不是不识抬举，乱发牢骚。此前很多事实都在证明，民营经济是被列在另册的。几乎所有官员都认定它是一个占有社会资源，带来无穷麻烦的祸根。而现在，这些事都被当做反面教材，人们说起来就像是在控诉旧社会。
民营企业主已经不是敌人了，但是还在争取成为国民。这局面要拿今天的眼光来看，真是奇特，可是在那个年代，政府方针的潜在逻辑就是这样。好多有权有势有影响的人物，只不过主张把私营企业主当做国民，就像是个青天大老爷一样受到民间拥戴。其中有个名叫萧灼基的人最为有名。这位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党的新理论是个网开一面的产物，很不牢靠，所以对一位记者大谈了一番修宪的必要。国家宪法应当明确保护私有财产。他说。这句话在用友公司总裁王文京听来，恰如久旱的禾苗遇到一场甘霖从天而降。我们已经提到过，王文京的事业，就是由10年前的那一次修宪鼓动起来的。
自从1988年开创中关村第一家纯粹的私营企业，10年来王文京已经建立起一个年销售2亿元的软件王国，还将在下一个10年引领中国企业全面超越外国企业，占领财务软件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以驾驭政治和法律的细微变化、剑走偏锋的本领来论，这完全是王文京个人的辉煌成就。1988年当所有人都在争戴一顶红帽子时，他别出心裁地为自己挑了一顶黑帽子。1994年当他的合作者苏启强对公司失去信心时，他自己掏出几千万元把苏抛下的股票全部购进，以确保他个人对公司的控制权，同时也避免任何人来把他的公司染上红色。在那之前的几个月，中关村爆发了第一次财务软件大战，至少有20家公司卷入其中，由于北京之外的地方几乎没有像样的软件行业，所以这场战争也可以说是一场全国性的战争，结局是王文京名利双收。他的用友公司拿下全国财务软件市场40％的份额，还得到试验区优秀企业和拳头产品两块招牌。直到今天，这都是中国软件产业史上由私营企业写下的最辉煌的篇章。
媒体吹嘘他的英雄事迹，政府给他颁发奖状，请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表演说。而他始终做出一副腼腆模样，不是躲在人家身后，就是钻进那辆最低配置的雪佛兰轿车，逃之夭夭。1995年他在上地购置一块土地，兴建用友大厦，成为这个信息产业基地的第一笔私人资本。他刻意把这件事的本质掩盖起来，却对采访他的两位记者大谈，在党的生日之前，用友公司党支部接收广告主管夏冰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还添油加醋地说：这是试验区私营企业中第一个被批准入党的新党员。这些事情全都表明，此人拥有超越常人的眼光和谋略，大智若愚。他利用了当时中国人还没想明白的民族性格中的好些方面：老一套价值观念声誉扫地、争论不休却并不追求结论、民众普遍希望富裕的心理、全社会的实用主义倾向、中国式的老辣、中庸、给失败者一个体面的台阶。随着公司壮大，这一切渐渐成了历史的陈迹。到今天，只是当他想要向后代讲述我们曾有那样一个年代时，才会有用。
1998年春天，王文京和他周围那些最亲密的合作者得出结论，头上那片意识形态的阴霾已经散去，他清晰地感受到社会的冲动，觉得没有必要再韬光养晦。上地的那座大厦已经建成了，用紫色花岗岩和大理石筑成底座，外饰银色的玻璃幕墙，借助于太阳的光芒，让人在老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大厦如此张扬，其实并不符合王文京的性格，可是我们如果考虑到他的被压抑了整整10年的愿望和激情，就不会对此惊讶。大厦当时可供500个工程师同时在里面工作，几经扩张，如今能够装下1200人。王文京本人在顶层有个巨大的套间。房间中央摆着他的加长老板台，被兰花、橡树和奖杯环绕着。墙上是他喜欢的条幅：大智世人用，至诚天下友。背后有他喜欢的照片，尺寸巨大。其中一幅是他和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合影，另外一幅是公司全体员工，总计700人，个个笑容灿烂，满怀期待地从镜框里望着他。
王文京当时34岁，是个外表圆润、慈眉善目、没有棱角的人。他出生在江西上饶的一个农民家庭，家乡是个风景优美、贫困闭塞的地方。在王文京的故事广为流传之前，那里发生的最著名的事件，就是40年代国民党政府开辟的一个专门关押共产党员的集中营。就像刘迎建一样，从90年代后期，王文京也成了中国计算机软件事业的杰出代表。刘迎建是借助于国家资源成长起来的，但是他的追随者都是普通民众；王文京无论财产关系还是技术源头，都代表了民间的力量，但他的用户十之八九都是公家客。那时候全中国的软件业已经超过100亿元，这其中的60％集中在中关村，应当说基本是这两个人的成就。他们都是本领高强的市场入侵者。当然他们的对手也是一样，刘迎建的对手是跨国公司，而王文京遭遇的却是一场地道的内战。
从市场动向来看，有个名叫许正文的人在《试验区报》上写道，1997年中国财务软件产业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大转折期。4年前的那场大战之后没过多久，财务软件行业便又蠢蠢欲动。由于这一行业的技术门槛不很高关于财务软件的技术含量，王文京曾对本书作者这样陈述：财务软件在技术上的门槛不是特别高。它的门槛在于运用。就是说，它不是那种纯技术，而是怎么对一个企业的财务系统分析设计规划，它主要的作用是管理技术，是把软件应用于财务管理的过程中。为什么外国公司在这个领域里打不过中国公司？因为中国的财务管理特色特别明显，非常微妙。就是说它有本地化的特性。我们现在的财务软件是标准化、行业化、个性化的结合，所谓的标准化，就是全世界的企业都一样；行业化是这个行业遵循的规则；个性化是单个企业的特征。在我们的管理系统中，它们分别站70％、20％、10％。，所以那些小公司都不甘心用友一家独大。到了1997年，全中国有超过70家公司涉足财务软件的开发，它们包揽了市场上37个产品中的34个，在全国4。5亿市场销售总额中占有96％。
关于用友和他的两个主要对手之间的争斗，已被很多人描述过这个故事的最详尽的表述，见刘韧的两本书。一本是《企业方法》，另外一本是《知识英雄》。，它被形象地比喻为三国演义，其中情节起伏跌宕，就像好莱坞的商战电影一样动人心魄。王文京以财务软件起家，顾客大都是他早年在财政部任职的同事和朋友。这些人对他有一种天生的信任，所以他没费什么力气就抢得市场先机。他踌躇满志，到处演讲，毫不掩饰自己心中的得意，完全没有料到有两个人正在窥测他的领袖位置。一个是徐少春，一个是王虎。
像王文京一样，徐少春也是个外省人。他生长在湖北，天赋甚高，16岁就成了大学生。当王文京辞去他在财政部的官员位置、骑个自行车到处兜售他的财务软件时，徐少春正在财政部科研所会计电算专业读研究生。他在潜意识里把王文京当做榜样，不过他没有留在中关村，而是直奔南方去另起炉灶。他写了一个财务软件，取名爱普，挣了一笔小钱，然后在深圳创办他的金碟公司，小心谨慎地蚕食南方市场。就这样，从财政部出来的这两个人，一北一南，做着几乎完全一样的事。
要不是在1994年受到一次极大打击，徐少春也许永远不会加入北方战局。市场过于庞大，而徐少春的野心虽大，却还没有大到妄想通吃全国，也许偏居岭南一隅悄悄经营自己的天地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市场上只知用友，不知金碟，他也不急。那一次他携带新一代金碟软件来到北京，参加全国首届会计电算化成果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