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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机缘，国界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以向世俗挑战的口吻说，“就说中越两国的边民，互相联姻的多得不胜枚举，当然还可以追溯到黑旗军和马留人。……也许乔文亚和阿娟一时不能如愿，那是客观的障碍所致，并不是他们两人有什么不能容忍的错误。……”
即使我不点明，黎东辉全家也会感到他们的家族也是中越两国国民联姻的结果，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这时，我听见黎文英咳嗽了一声，拄着单拐走了进来，我站起来迎住他，他借机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
“黎同志，你说的对，一件事就分怎么看，为这事我还打了妹妹，这真是让我后悔莫及了！”
他说完后坐在竹床上，点上了一支烟。
我也非常清楚，这些带有强词夺理的论点，只是端正了一些认识问题，这当然很重要，因为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端正认识、端正态度、端正立场，几乎是贯彻每次任务的首要问题。可是，关于乔文亚和阿娟的实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阿娟的孩子怎样抚养？算不算私生子？在公开孩子的父亲是谁之后，社会世俗会不会容忍？阿娟是在无望地等待还是改嫁他人？改嫁他人后孩子将怎样处理？
至于乔文亚信中的许多安排，纯粹是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幻想，我怀疑他能不能信守诺言，因为环境改变之后，思想也会变。那种从一而终、枉自眷恋、殉节痴情，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一方在死守一方却变了心，怎么办？他们很可能从此分手，天各一方，自然各奔东西，各找新的恋人，这就苦了有孩子拖累的阿娟。……对于人间悲剧，就是上帝也无法使他们避免。
这些难题老是在我脑海里反来复去。关键还是在于阿娟如何挺住。在我来看，人生经历，不过就是一种自我感觉的流程，这里面含着一种享受观、幸福观，一种虔诚的信仰和一种人格的力量！我忽然想到了霍桑的《红字》中的女主人翁海斯特·白兰；想到了数不清的殉情者和殉道者。想到那些慷慨赴死的就义者和那些贪生怕死的人；想到那些吃喝玩乐的寄生虫，想到那些奋斗终生献身于造福人类事业的人！
谁最充实？谁最空虚？谁最幸福？谁最痛苦？伟大与渺小，高尚与卑劣，无私与利己，勇敢与怯懦，不就是一种观念吗？在人生十字路口上，一失足成千古恨，不就是在闪念之间的抉择吗？那些在小桥流水边游荡的人和冒着危险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谁更欢乐？满身珠光宝气在歌舞厅里争艳斗丽或是争风吃醋的人和满身血迹攻克敌军阵地高举枪支脚踏敌人军旗的战士相比，谁更幸福？那么，我要灌输给阿娟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呢？
不记得哪几位哲人说的了：“幸福——就是对幸福的期待！”还有“人之幸福全在于心之幸福！”还有“人生所有的欢乐是创造欢乐！”
那好，我现在就按照三位哲人的格言对阿娟施加我的影响。
我预感到我的貌似唐突的过激之论已经使这个家庭的阴云初开，明亮的阳光已经透过云隙洒在黎氏父子二人的脸上。如果猛投药石也许反而有害，应该适可暂止，我觉得需要给阿娟一个沉静的过程，她现在蓬头泪面，心碎形毁，肯定不愿见我。如果我不跟她照面就走，似乎也于理不顺，而且也无法对她的思路加以引导。
我把乔文亚给我的留言思考了一遍，觉得让阿娟了解乔文亚的心情非常重要，即使有一些颓唐之处，我也正好对着阿娟借题发挥。我对黎东辉说：“今天，支队有一个会议，我必须立即赶回去参加，因为听到乔文亚和阿娟的事，我才急忙赶来，既然阿娟能冷静对待，我也就放心了。这里有乔文亚给我留下的一封信，上面自然是一片真言，所以我想留给阿娟看看。”
黎东辉表示出对我的信赖，顺手给我一张白纸，要我给阿娟留下几句话，这自然是很周密的思考。
阿娟：你要相信本家阿叔在关心着你的幸福，也要相信他有一种变痛
苦为快乐的本领：聪明人脚下千条路，我相信你也不是只按一条路走到底
的傻瓜！有个西方的名人说过一句话：“我要按照我的想法走我的路，别
人怎么说我不在乎！”我给你留下乔文亚写给我的信，不管他想的对还是
不对，全是一片真心。你赞成哪些反对哪些，你可以跟我说，我回国后可
以告诉他。今天你们的事一点也不为怪，还记得在菩提树下我给你讲的故
事吗？今天，我要回支队去开会，也许明天或后天，我再来给你讲一个故
事，而且这个故事我已经想好了。
你的本家阿叔留言，并希望你高兴起来。
（三）并非哄小孩
回到支队，便埋头整理奠边府之行的采写记录。下午4点钟，卫生队小宋给我送来了一张纸条：
副政委：阿娟在我处等你，你如果不能来，她想去支队，也许不太好
吧？我想最好你来，并且来吃晚饭，我让小宋等你一齐来。苏即。
我一边收拾桌子上的材料和稿纸，一边问小宋：
“你见到阿娟了吗？”
“见到了。”
“怎么样，情绪还好吧？”
“还可以！”
“还可以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不好也不坏。……”
“你们卫生队对乔干事和她的事有什么反映？”
“卫生队指导员说了，谁也不准乱传，这是国际纪律。”
“你的看法呢？”
“他们都不对！”
这大概就是群众对乔文亚“事件”的基本反映，对他们的行为并没有过激的谴责，由此推想，阿娟在越南公众中，压力不会太大。
当然，乔文亚和阿娟的恋情与所谓的“西贡小姐”完全是两回事。它却能说明，在男女关系方面，越南妇女似乎更开放一些，公众更能容忍一些。这种联想的产生不管对错，无非是不愿阿妮受过大的社会责难而已。
阿娟在苏军医的宿舍里等着我。我一走进去，她就从床沿上站起来。由于失眠和哭泣而红肿的眼眶里一下涌满了泪水。憔怀的灰白的脸反映出内心尖锐的隐痛，她向我迎过来：
“阿叔！我总是觉得今生今世见不到阿乔了！……永远永远见不到他了！……”她接着向后退了两步重又坐在床沿上，捂着脸呜呜痛哭。我觉得像一阵电击打在身上。
我慢慢在床前坐下来，没有想到她会这样悲伤和绝望。我能用什么话来安慰她呢？忽然我想到哄小孩：如果一个小孩从睡梦中醒来忽然发现妈妈不在，他就嚎啕大哭：“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在这种时候，你就哄他说：“你妈妈很快就要来了，……你妈妈给你买好吃好玩的东西去了。……”他要妈妈，你就左不离妈妈右不离妈妈地哄他，因为妈妈又不来，他必然越哭越厉害。……你不能就他之范，你必须使他换一个兴奋灶，换一个注意点，你根本就像没有听到他哭着要妈妈似的，而满脸惊恐和神秘地向他报告说：“宝宝，在你睡觉时，咱们的小白兔叫大灰狼吃了，爸爸去找你的玩具枪，枪也叫大灰狼偷走了，你说咱应当怎么办？你敢不敢自己去打大灰狼？”
宝宝这时的眼睛一愣愣地，摇摇头：“我不敢！”
“那么爸爸和你去打怎么样？”
宝宝点点头。
“那好，你快穿上衣服，咱们走，你听，小白兔在哭着叫咱们哩：宝宝快来救我，快来救我。……”
这时，这个啼哭的小孩就不再要妈妈而一心一意去救小白兔了！
阿娟不是小孩，但有时也要哄，甚至伟大人物也要哄，老8子娱亲是哄老人，阿谀奉承可以哄帝王。“校人烹鱼”可以哄于产。因而孟子叹曰：君子可以欺其方。
我得用一点策略：
“我说阿娟，你以为你痛苦吗？我看你一点也不应该有痛苦你看苏军医痛苦不痛苦？他的痛苦比你大十倍！
“阿叔？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阿娟惊诧地两眼一愣一愣地盯着我，“你还有心跟我开玩笑。……”
“开玩笑？我倒觉得你这个聪明姑娘变得糊涂起来了，我问你，乔文亚是不是真爱你，你是不是真爱乔文亚？”
“这还用问吗？”
“真诚相爱就是幸福，一时的分离是真正爱情的试金石，不是苦；我为什么说苏军医比你痛苦呢？他和他的夫人不相爱。你知道苏军医不称心的婚姻吗？”
“知道一点，是阿乔告诉我的！”
“他们结了婚却不相爱，所以比你们的分离更痛苦，今天你来得正好，咱们先解除苏军医的痛苦怎么样？”
“咱们是什么意思？我怎么能解除苏军医的痛苦呢？”
“咱们共同出主意想办法，我已经想了个办法，不知行不行，我想问问你，请你参谋参谋。……”
“我？”阿娟愕然地凝视着我，她一直认为我是和她开玩笑。却又觉得不像玩笑，“我能当什么参谋呢？不过，你还是先说说你的办法吧！”阿娟的嘴角上竟然漾起了微微的笑意。
“你听着，我现在就想给国内发去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我在上海军医院当副政委时的一个吴副院长，他是个二等残疾军人，是杨淑兰第一个丈夫的战友，在攻打上海时，杨淑兰的丈夫牺牲了，他的腿也受了伤，现在还一瘸一拐地走路，养好伤就留在医院当行政副院长，至今还孤身一人。……”
“我懂了！”阿娟兴奋起来，“你是想要这个副院长去向杨淑兰求婚？”
“对，不过，要用一点计谋，得让杨淑兰首先同意和苏军医离婚。现在是杨淑兰坚决不同意，来一个不欢不散！”
“什么叫不欢不散？”
“一般来说。夫妻闹矛盾，不但不爱而且怀恨，因此打离婚，叫作不欢而散。杨淑兰抱着惩罚苏军医的态度：坚决不离，可又不相爱，你不让我痛快，我也不让你痛快！互相折磨。所以苏军医就是受着这种折磨，已经多年了，所以他的苦恼比你大十倍！”
“那么你怎能要他们不欢而散呢？”
“干么要他们不欢而散呢，我要他们皆大欢喜！中国有个故事，叫‘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咱们为什么不给他们点点鸳鸯谱呢？”
“啊哟，我又明白了，”阿娟双手竟然拍了一下，“你想让那个副院长和杨淑兰结婚，当然苏军医也就可以跟白护士长结婚了！”但她的眸子亮了一下又暗淡了，“你怎么能使杨淑兰改变主意呢？”
“你听，我想给吴副院长写这样一封信，开头就这样说：
吴副院长：我在越南与苏军医相遇，得知他和杨淑兰关系有些紧张，
中国有句俗话，‘好聚不如好散’，我拜托你去做杨淑兰的思想工作，你
告诉杨淑兰，就说越南有个叫阿娟的小姑娘，听说人间还有‘不欢不散’
之说，觉得非常奇怪，她认为应该；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哪有互相折磨的
道理？她说：‘这个杨阿婶应该找一个爱她的人，报复别人就等于惩罚自
己。’我觉得她说得很对！……”
“阿叔，这是你的话不是我的话！”
“你既然同意，就是你的话，你说，比我有用。……我下面再写上：
我和这个叫阿娟的姑娘都认为你跟杨淑兰结合非常合适。我希望你拿
这封信立即去找杨淑兰，劝她回心转意。我不久就要归国，路过上海时，
我会去看你们，并且希望你们不要辜负阿娟姑娘的一片好心！……如果你
们急于结成连理，我归国时，便把苏长宁的离婚申请书签字盖章之后带去。
……变不欢不散为皆大欢喜。……
“阿叔！这就是你要向我讲的故事吗？”
“这不是故事，这是真事。……”
“你的故事一定是根据你的愿望编出来的。”
“算你说对了，我立即编个故事给你听：从前有一个叫阿娟的姑娘，她跟一个叫阿乔的青年相爱。可是阿乔不得已离她远去；阿娟非常伤心，结果人也瘦了脸也丑了，有一天，她忽然想道：我为什么这样傻？伤心有什么用处？一点用处也没有。我应当按照阿乔的愿望去生活。结果，她就变得坚强起来，不管别人说什么，她都不在乎，后来，她就跟她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快快乐乐，结果有一天，忽然从远方来了一个人，走进了竹萝村，……”
“阿乔来了！”阿娟凄恻地笑笑。“阿叔，你这故事可一点也不生动，更不感人！……”
“所以我希望那个阿娟将来给我讲一个既生动又感人的故事！”
苏军医和小宋为我们送来了晚餐。出人意外的是阿娟竟然吃了一大碗米饭半盘咕噜肉。当苏军医得知我给阿娟讲的那种“好聚不如好散，把不欢不散变皆大喜欢”时，他也许不愿在阿娟面前表示出过多的欣喜，反而用阴郁的声调说：
“你以为吴副院长的想法和你一样吗？”
“苏叔，”阿娟已经投入到别人的命运中去了，“我看能行！”
“为什么呢？”
“那个吴副院长为什么老不结婚？不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吗？”
“他找不到合适的人，和杨淑兰有什么关系？”
“我也说不上来，”阿娟说，“我倒觉得他们准合适！”
我转脸向苏长宁笑笑：
“你看，你看，阿娟比你的信心还大！我看，阿娟说行准行！”
苏长宁脸上竟然罩上一层鲜艳的红晕，像个好羞赧的小孩，流露出无限的喜悦，或者是一种幸福的渴望，紧紧揪住了阿娟的祝愿：
“阿娟你说行就行！我得托你阿娟的福，感谢你的好心给我带来的幸运了！”
“那怎么敢当？”阿娟涨红着脸惶惑地说，“我就说了一句话，有什么值得感谢的呢？”
“噢，你可别小看这句话，”我略作夸张地说，“你苏叔痛苦了10年，就你这句话给他治好了！”
“那不成了灵丹妙药了吗？”阿娟快活地笑了起来。
“我看，你的灵丹妙药只能治别人，”我激将地说，“就是治不了自己。”
“是啊，”阿娟又忧郁起来，“可是，我现在已经觉得好多了！”
“阿娟，记住我一句话，”我边想边说，“世上没有从来不痛苦的人，也没有治不好的痛苦。……我上次跟你说过吗？山穷水尽疑无路，那就是你的痛苦，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你的幸福，苏军医说你是个幸运的人，我看也对也不对。……依我说，你是幸福在前，痛苦在中，幸运在后！……”
“阿娟！”苏军医趁阿娟的思绪慢转弯的时候，赶过来推她一把，“你们越南信佛教的很多，有句禅语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咱们两个都是身坠苦海之人，你已经把我拉到岸上来了，要不要我也拉你一把？”
“算啦！”阿娟笑笑说，“我现在已经回头了，还是让我自己爬上岸吧！”
第二十一章
1968年6月归国后，一直全神贯注地关心着越南局势的发展，直到1985年春，我从老山前线回到南京，才在资料室里见到了法新社记者夏尔·斯托里的题目为《越南战争求索》的长文。在越南时，他访问过黎文英，我对这位记者的印象不坏，我将他的文章摘录几个片段，以补充我在越南北方无法知晓的诸多信息。
（一）是奠边府还是凡尔登？
——斯托里《越南战争求索》摘录之一
溪山，这是以前不被人们注意的地方。它离老挝边境只有6英里，离军事分界线14英里，原来是法国殖民军的一个要塞式的据点。在这块长1英里宽半英里的孤立高原上，美国建立了第一流的火力点，成为扼守9号公路通往老挝和警戒北纬17度分界线的要塞。这里驻扎了美国海军陆战队近6000人，这是一支庞大的力量，再加第一流的空军支援，那是一个难以攻克的塞瓦斯托波尔。
1968年初，北越人民军以两个精锐师——据说是第304师和第325师包围了溪山。304师就是当年攻击奠边府的主力师之一。当时的基地指挥官戴维上校告诉我：最初，他判断攻击溪山的越共约为80000人；而他的守军只有5000人（我不能判断他所提供的数据是否准确），相差16倍，这不是一般的差距。他说，他的海军陆战队是进攻型的，结果被迫防守，觉得像是困在“臭水坑里的鸭子”那样窝囊，而且除了死守到底之外，无路可退！他们只能大量地贮藏粮食和水。又像法国人在奠边府提出的口号，把溪山变成“东方凡尔登”！他坚决拒绝这个不吉利的口号，威斯特莫兰将军却认定北越人把溪山当成第二个奠边府，丢掉溪山就等于丢掉南越，他下命令说；“我决定坚守溪山。溪山一旦落入敌手，分界线以南的部队就会受到严重威胁。”其实，这是约翰逊总统要威斯特莫兰将军“用血签署”溪山不会陷落的保证书。
从北越人春季攻势一开始，溪山就成为白宫和五角大楼最关注的焦点，也成了越战中最有争议的战场。对于北越人的春季攻势战略暂且不论，但这一步棋，的确引起了美国军事战略的一系列纷争。因为这一年，正是美国大选之年，选民们对拖得过久的越战早已不耐烦乃至厌恶了。约翰逊总统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安乐椅里，从超大电视屏幕上注视着溪山战地的飞机轰炸和炮火的闪光，心寒意冷，在他脑幕上出现的几个用火焰写成的字就是“奠边府之战绝不允许在溪山重演！”但是，他在屏幕上看到的是3500名海军陆战队和南越政府军的2100名别动队，被围在三层带刺的铁丝网内。
约翰逊总统知道戴维·朗兹上校是个丛林战老手，二战期间，在菲律宾的丛林里打过仗。但他能不能胜任防守的任务呢？威斯特莫兰将军表示出充分的信心。他举出1967年4月，溪山基地曾遭受过北越部队第一次袭击，那时还没有安置声音传感器，是在一个浓雾弥天的凌晨受到攻击的，那时只有两个连的守军，却守住了阵地，在长达11天的反复争夺中，950名北越军丧生。当然，他们大部分死于轰炸，这说明溪山能经受得住北越人的攻击。现在兵力急剧加强，守住当无问题。同时，他也准备最坏的情况：万一北越军攻下某个山头，他就用轰炸机把这个山头炸平，而后再空运部队重新占领。在这一点上北越军似乎有所失算，在溪山，不可能取得奠边府那样的战果，除了围困之外，别无办法。围困是一种消耗战，在美国消耗的是炮火和炸弹，北越人消耗的却是生命。所以威斯特莫兰把北越军在溪山集结的情报，当成“好消息”，增派5个营对付这次包围。
戴维·朗兹上校告诉我，在大雾中巡逻的海军陆战队和北越军巡逻队相遇，在短促的激战中，俘虏了他们的巡逻队长，一名越军少尉。他供出发动进攻的时间是凌晨三点。是否可靠不得而知。结果进攻的时间是在拂晓。
这一天的进攻，溪山出现了最大的险情，那就是刚刚运到却又来不及放入地下库房的弹药堆集站被敌方炮火击中。1400吨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