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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急腹疼不是真的，因为我必须和阿娟相见。因为她告诉我已经怀孕，我
犹如当头受了一下重击，一时间手脚冰凉眼前发黑，身子一晃，险些儿跌
倒。……我说得了急腹痛自然有人相信，当时我的样子的确像是个得了重
病的人。我和阿娟相约找个机会从长计议，只有苏军医能够帮助我们。也
许我和苏军医是同病相怜，内心隐秘互不相瞒。
在您跟我深谈过之后，我曾经下决心和阿娟断掉。根植在心田上的爱
苗若想连根拔除，必然带着血肉，而且极其容易复萌。……同时，我也想
到，如果此时我再回避不见，那就等于始乱终弃，使阿娟受到双重打击，
我于心不忍，既违背我的本意，更违背为人的道德。……
住在医疗队里，我就获得了自由，我和阿娟又回到了那所被废弃的竹
屋。我们两个都像心志精力俱已衰竭的人，互相偎抱着却没有任何快意，
只有绝望和悲伤，两颗心紧贴在一起，就像钉在针下的蝴蝶翅膀簌簌颤抖，
却又觉得那个小生命在呼唤我们。
如果不是那个小生命紧揪住我们，我们有可能双双跳崖，做一个当代
罗米欧和朱丽叶。我们的第一个决心就是把我们两人爱情的结晶——婴儿
（不管是男是女）生下来；第二个决心，就是在不得已分手的情况下，等
待相聚的日期。
我们考虑到目前我留在越南没有可能，因为我们没处躲藏，支队必然
会派人找我。而且给中越友谊、给五个伟大的代表、给支队本身带来损伤；
带阿娟走也不可能，结果仍然和我留下一样。
唯一的办法是我们在合法的情况下重新结合，或者我当作华侨到越南
来找她，或者她去中国找我。至于要等多少岁月，不得而知。但是，除此
之外，我们找不到任何出路。
阿娟毅然揪下一缕柔发，打了个结，捺在我的手上：
“乔！见发如见人，你带上它，就像带上我。……”
那一幕的确带有惨烈悲壮的色彩。我们立即计划联络方法：我用什么
办法找到她，她用什么办法找到我？而后又研究，孩子生下来怎样养活？
要不要公开她或他的爸爸是谁？这是两个难题，一时间找不到妥善的办法，
只好先解决最容易的：生男叫什么名字？生女叫什么名字？
这是最好解决的问题：是男，叫黎念乔；是女，叫乔恩娟。
接着，我想起了最靠得住的联络方法，这方法来源于地下工作者如何
接头：我们相约，每年的单月第一天，各自到约定的地点碰头；当时，中
越边境基本上有国无界，两国边民多有亲友往来，要想见面并不困难。
越北边境和中国相通的有三关——友谊关、平而关、水口关。最后确
定第一年的会面地点在友谊关，第二年在平而关，第三年在水口关，周而
复始，不见不散。……
不管这些方法能不能实现，但它使我们走出了困境，犹如在隧道的黑
暗中看到了出口的光明，甚至想到万里边关喜相会时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悲愁顿失，心扉顿开，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沉醉在未来相见时的狂喜之
中。
又是信誓旦旦的低语，不是因为互相需要某种契约式的保证，而是说
说痛快，犹如说过万千遍的“我爱你！”好像我们已经不再为目前的困境
所苦恼，反而觉得由于种种障碍提高了爱情的品位。就像历尽千辛万苦之
后，才领略到险峰的无尽风光。
对于孩子生下来，是否公开他爸爸是谁的难题，已经忘却，好像是个
无须思考的问题，甚至觉得分离、等待也是一种乐趣。我们像两个嬉戏在
欢乐中的幼儿，忘记了身外的一切，根本无法想到命运的雷霆会隆隆打下。
“乔文亚，你出来！”竹屋外突然响起保卫科齐干事的气势汹汹的声
音。
这种突然而起的声音，使我的心猛然一沉，呆愣了一下，一时间想不
出这声音和我的处境有什么联系。直到吃惊的阿娟高叫了一声“有人！”
一下把我推开，只顾站在竹床前慌乱地整理她的衣衫。
我想不出齐干事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平时，我们两人相处得不好也
不坏，交往不多，只是向我借阅苏联侦察小说《匪巢覆灭记》时，对我诚
挚地感谢过一番。
他的出现非同小可，他的声调犹如呼喝犯人，我甚至来不及思索这种
情况出现的缘由，接着他又喊了一声。
也许这家伙还给我留了点情面，没有直接闯进竹屋里来。我只好既慌
乱又懵懂地走出屋外，我这时看见齐干事身后还站着友谊办公室的阮文兴，
这家伙平时对我不坏，还能写几句汉文诗歌，言谈问对中国充满向往，还
希望我回国前，把一本中国袖珍分省图留给他作为纪念，以便有机会到中
国时来我家作客。可好，现在他一脸凶相，满腔恨意，我不清楚他是不是
正在追求阿娟，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在监视我们的行动，我和阿娟的关
系就是他向支队政治部反映的，这座隐藏在丛林中的小竹屋也是他跟踪我
们发现的，所以他今天才把齐干事带来，捉奸要提双，好了，我无言可说，
只好俯首就擒。
“走！”齐干事把我猛推了一把，这家伙布袋里竟然带着手枪。
我只来得及回望了一眼，看到的却是阮文兴的背影，他正好把阿娟挡
住，我无法判断此时阿娟的情态。但我知道，有了我们的最后约定，她就
能够坚强的对待。
我回到支队，接着被推进了禁闭室。因为我的顶头上司张科长不在，
所以无人来追究我的犯错误的经过，只是齐干事给我送来了一沓子稿纸，
要我从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品质上作出检查，详细交待错误经过，
深刻检查错误根源，要提到党纪、军纪、国际关系的高度来认识，并且希
望我端正态度、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
他在转身外出时，我一把揪住了他，我问：“我可以给阿娟留下张纸
条吗？”
“不行！绝对不行！”他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你的漏子捅得够大了，
还想罪上加罪吗？”
“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我？”这话一出口就觉得是多余。
“这不是我的事情！不过我警告你，老老实实，争取从轻处理，是你
眼下唯一的出路。……”
他把门一摔走了，门外的哨兵——警卫排的一位我认识的战士，他推
开门用异样的神情望了我一眼，是觉得我的行为不可思议吧？
我坐下来，思考我的检讨，可是满脑子全是阿娟：她能顶得住吗？那
个阮文兴会怎样对待她？她的家庭会怎样对待她？她的过去的男朋友们怎
样对待她？她有苦向谁诉？有难向谁说？有疑惑向谁求教？我的忧虑又向
更深层次更久远的未来延伸：
我的女儿或是儿子的遭遇会是怎么样的？越南的大人孩子会不会歧视
他？当他追问谁是自己父亲时，阿娟怎么回答？我们每年相约在边关相会，
她能不能赴约？她也许正在分娩，也许正在抚育不能经风雨的婴儿，每年
的单月的第一天，这本身就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到那时，我有什么条
件可以离开岗位去赴约？我现在还不知道回国后的归宿。单就从我的家乡
去一趟友谊关谈何容易？有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有没有这样的时间和自
由？即使能够鹊桥一渡，隔着国界招招手说几句话又有什么意义？会不会
反增惆怅？想到此处，我的心袭来一阵阵疼楚。
黎老师，此时，我的方寸已经乱了，或者说是忧心如焚。我不知道你
什么时候回支队来，即使回支队来你也不便插手我的事情，我估计很可能
会把我押送回国，现在支队也许正在征求友谊办公室的意见，会不会把我
‘斩首’示众都很难说，但是根据我在友谊办公室的经验，这种事情是大
事化小、小事化了，绝不会大事张扬，但在事情与越方没有协商解决之前，
是不会把我送走的。
我之所以给你写下这份长长的留言，只是求助一个客观的处事冷静的
头脑，为我寻求一个在我这种情况下的最佳选择。你先把这个选择告诉阿
娟，回国后再把跟阿娟研究的最后选择告诉我。黎老师，拜托了。这封信
我留给苏军医。在你从奠边府回来后，他会转给你的。
归国后，我不知流落何方，为了免去您费神寻找，我把我的家乡的通
讯地址留给您：山东省黄县松山乡乔家村。我的父亲：乔升平，弟弟乔文
荣。
此致
敬礼
您的犯错误的学生乔文亚
又及：
凌晨三时，辗转反侧仍难成眠，许多往事纷至沓来，像破碎的云影飘
过脑际，不管是现实生活中实有的还是从文学作品中看来的各种人生悲剧，
在我眼前掠过。撕肝裂肺的痛疼变得能够忍受了，我已经心定神宁地思考
我和阿娟的未来了：我把历史上的许多爱情悲剧都翻腾出来，作为参考。
我准备放弃很多东西。人生总为名利所累，我何不去过闸云野鸭无拘无束
的生活？第一，我放弃我这个副连级的小小干事之职；第二，我放弃党籍
和军籍；第三，我并不追求奢华的生活。……想到此处，我忽然觉得无所
欲求一身轻松了！对无私才能无畏有了新解：既然什么也不想要了，还怕
什么呢？
我作为一个与世无争的平民回到家乡，我可以当一名合格的小学教师；
我可以下地种田，即使不能致富，过一个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式的生活
总可以了吧？我忽然想到在县文化馆里当馆长的同学乔延宾，我到他那里
当个馆员总可以了吧？那个不算太大的图书室里有12000册图书，那不就是
我享用不尽的财富吗？……我简直有点想入非非了，在中学时，我就在文
学上初露锋芒了，“意深辞丽，可见有才！”这就是老师给我作文的评语。
黎老师，文章憎命达，经过种种波折之后，说不定我还能成为一个文学家
呢！好了，不再写了。我现在已经完全想通了，甚至有一种与功名利禄诀
别的快感。支队政治部要的检讨我已经想好了：最后一句就是我甘愿接受
组织给予的一切处分，并且请求解甲归田弃官为民。
怎样走法，什么时候走，走前走后的一切我都无法预想，我想您会从
苏军医那里知道这一切。
暂别了，黎老师，让我们国内再见吧！祝您一切顺利。
读完乔文亚的信，我竟然一时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仅仅这样一次挫折，竟然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从现象上看，他找到了自我解脱之路，其实是沮丧颓唐、心灰意冷的反应。是自己倒下去而不是挺起来的消极表现，是一种厌倦人生的自暴自弃。但是，他已经走了。我没有机会再和他争辩。可是，此时，黎氏娟怎么样了呢？我能使她解脱痛苦吗？我面临的也许是几千年来，人类不断探求却又无法解决的问题。
因为世界本身就是永无休止的矛盾过程，谁也不能摆脱！人们所向往的世外桃源是没有的，即使有——大家都去过神仙般的生活，也就是过不吃不喝不饥不寒的庙里的泥胎的生活，就觉得还是下凡好！就像两个棋手，当你消灭了输棋的痛苦之时也就消灭了赢棋的欢乐。这个乔文亚是肯定无法脱离红尘的，那么，他和黎氏娟的爱情是肯定有变化的，谁也无法预知他们的命运，当然更无法安排他们的命运，因为任何人的命运只有一半抓在自己手里。拿破仑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肯尼迪的命运也是把握在一个刺客手里；一次错误的指挥，可以枉自牺牲数以万计的士兵，而这数以万计的家庭的命运不是把握在这个混蛋指挥官身上吗？客观对主观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个念头的出现燃起了我立即见到阿娟的冲动，也许我能够为她指点迷津使她走出不能自拔的深渊吧？
（二）阴云初开
“不！我觉得你现在去见阿娟不合适，”苏长宁听完我的思考之后说，“你得另想别的办法。”
“为什么呢？”
“首先，你在最近一个时期，最好不在黎东辉家里露面，因为那会使你非常尴尬，因为乔文亚事件使各方面关系都很微妙，而我，也并不了解全部真情。……”
“为什么呢？”
“先说支队，对于乔文亚的错误和处理，支队长和政委看法并不一致。但是，支队长又不好对支队政治部的事干涉过多，就乔文亚犯错误的领导责任问题上，政委认为这跟支队长对乔文亚的纵容有关，乔文亚几乎成了支队长的私人秘书了。……”
我想到了乔文亚在初次见面时交给我的那张纸条。其实，我忽略了这一点，我的一切活动应该由支队政治部来安排，而不该求助于支队长。
“对乔文亚的处分是留党察看一年，在行政上作降级复员处理，建议地方上安排到县文化馆工作，这是乔文亚自己提出的要求。支队政治部已经派人向越方表示歉意，负有对部队教育不力约束不严的责任。……好在越方对乔文亚的处理没有提出任何要求。……问题严重的还是阿娟家里。黎文英听说之后，竟然打了阿娟两个耳光；阿娟的父母为此颇为懊恼，他们不知道阿娟将来会怎样生活。……”
“这么说，阿娟面临着好几个方面的压力了？”我心头漾起深深的怜悯之情。
“可想而知！”苏军医说，“一是失恋的悲痛，二是怀孕的负担和可能受到的屈辱；三是家庭的压力；四是社会舆论的责难。……”
“有没有另外的压力？我从乔文亚的信里看到有个叫阮文兴的。……”
“他会给她什么压力呢？”
“他过去有没有追求阿娟而不得？今天借着这件事强迫她就范？”
“很有可能！”
“你以为阿娟能承受得住吗？”
“这很难说，”苏军医掂量了好一阵子说，“我去给黎文英换药时，没有见到她，我们对乔文亚的事都闭口不谈，在这件事上，我总觉得说一句多一句，还是顺其自然好。……”
“这就是说，我们只能袖手旁观啦？”我有些忿忿然了。就像看着一个落水将溺之人伸手呼救，而站在干岸上的人却怕沾湿了衣服，如果这个人虽然无力把落水之人救出，就是向水里扑去的瞬间，也会给落水之人带去一线希望和宽慰，想到此处，我反而变得急不可耐了，“不，明天，我就去竹萝村，黎东辉全家只有阿娟一人知道我介入她和乔文亚的事情，黎东辉到家后，阿娟自然也知道我也回到支队，出了这样大的事情，我反而躲得远远地，阿娟怎么想呢？”
苏军医仍然坚持我不介入好，最少也要等他再给黎文英换药时探探虚实之后再说。而且给我想好了借口；可以说回来忙于整理采访记录，或是去某工段深入现场。……
“不！你以为你们避而不谈阿娟的事是明智的吗？闹得纷纷扬扬的事避而不谈反而是一种作假，反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尴尬，……这是一种掩耳盗铃嘛！……”我不是在抗辩苏军医的回避政策，而是在说服自己，“从我的生活经验里，我感到有些事需要迂回、等待，有些事却需要快速进击，有时吞吞吐吐隐含不露，反而不如直抒胸臆来得痛快。……一团乱丝慢慢抽理反而不如一刀断去！”
“那你认为怎么办好呢？”
“明天一早我就去。
“可是，我要查病房。
“我自己去也许更好！”
此时，我的思想已经突破了世俗的樊篱，种种思绪脱颖而出，就像一个演员进入他的角色之后，对许多百思难解无可奈何的事情，不但觉得迎刃可解甚至有了全新的认识，生活中的转念是多么重要：就像在一只饿狼向你扑过来时，你是转身逃跑还是迎头抗击，结果绝不一样！
当我登上竹楼敲响黎东辉的家门时，这一家人还没有吃早饭，如果处在平时，显然是极不礼貌的唐突，我将成为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但是，大行不拘细节，大礼不辞小让，我的确是抱着解脱他们全家苦恼的真诚愿望而来，何必弄成假客气呢？我本来就是个不善于察颜观色总是按着自己主观愿望行事的人，即使碰壁也不会变得乖巧！
开门的是黎东辉，他用惊异和悲凉的神色迎接了我。
“坐！坐！”他非常尴尬地让我坐在他的床前的竹椅里，零乱的房间反映出主人烦乱的心绪，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堆满烟蒂，炉子没有升火，他无法给我沏茶。黎文英的房间、阿娟和她母亲的房间都寂然无声。显然，他们还没有起床，也没有准备早餐。我一个外籍客人在这种时候登门，显然使他们全家都非常难堪。
我知道来的不是时候，但也可以说来得正是时候。这种奇异的寂静，使我感到这个家庭正密布着沉重的愁云。它需要一阵狂风把它推开。黎东辉面色如土，面部表情严肃，近乎阴森，两颊深陷颧骨高耸，失去光彩的眸子布满血丝。我知道，我们的每一个响动或是每一句话，其他房间里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黎同志，你听说了吧，阿娟出了点事，真是不幸！”
“我正是为这件事而来！我觉得这件事算不上不幸！……”我觉得我的高嗓门一定能使他们全家都听得清楚！
“算不上不幸？”黎东辉重复着我的第一句话，面带凄恻，“还有什么更不幸的呢？”
“我们没有必要把好事看成坏事！”我冲动地带有抗辩意味的声音肯定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不就是两个优秀的青年男女相恋相爱吗？……第一，乔文亚是个多才多艺热诚尽职的热血青年，他对越南人民有着深切的情谊，他的越语说得流畅自然，连友谊办公室的同志也都交口称赞。……”我把乔文亚的优长之处淋漓尽致地列数了一遍，而后转向了阿妈，“阿娟在我眼里是个完美的姑娘，聪慧、美丽、热情、善良。中国有句俗话——有缘千里来相会。她和乔文亚相爱，不正是有缘分吗？……”
“可是，这是不允许的！”
“是的，问题是中间有一条天河，在主观上，他们并没有错，在客观上，他们还无法渡过这条银河。我们今天不是责备他们的爱情，而是想法帮助他们渡过银河！”
“帮助？怎么能帮助呢？”黎东辉盯视着我，声调里依然含着悲怆，“乔文亚已经被押送回国了！”
“押走了又算得了什么？好事多磨罢了！”我装作不太看重这件事情，“战争年代，成千上万的青年不也是被家人送上炮火连天的前线？‘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教儿打东洋，’乔文亚回国未必就比上战场更令人担忧吧？”
“这有所不同。”黎东辉的口吻里虽有抗辩的味道，心情显然已经开朗多了，“毕竟是两个国家。”
“我相信机缘，国界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以向世俗挑战的口吻说，“就说中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