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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就这样折磨着母亲、我，也许还有姐姐们，她们在夜里缩成一团，睡在地板的角落里。一天，又一天，父亲和外公还是没有回来。他们是不是被抓了？母亲喃喃地说着，好像是在问我。我又怎么知道呢！也许在问她自己，或者问老天爷。反正与其这样呆呆地等着，不如蛮问几句，说不定凭空会有一声回答呢。在等待期间，母亲带着我偷偷回过一次家，大门可以进去，因为这栋老房子里还住着别人。但我家的厨房和卧室都被贴了封条，白底黑印的封条。从门缝里看进去，里面的东西破碎不堪，横七竖八地丢在地上。大厅中央横着两根长凳，是支棺材的。现在棺材被移走了，凳上还留着棺材上流下的黑漆，很呛人，对这种气味敏感的人会头痛欲裂。我们扫了一眼就走了。晚上我做梦了，梦见凳上放着棺材，但薄薄的长凳支撑不住，棺材摔了下来，姨夫的尸体就从棺材里掉出来了。后来我一直希望能早点回家，把那两条长凳搬开，扔到很远的地方去。
这些难熬的日子我还想起了小姨。我知道是她给我们带来了灾祸，她在我心中显得更神秘，甚至我觉得，只有她能够解救我们。她的白里透红的皮肤，冷漠的眼神，对姨夫不屑一顾的样子，她所做的一切，显得更酷了。为什么我会崇拜一个给我带来恐惧、折磨的人，是不是恐惧本身的力量？
父亲和外公一去不返的事实像乌云压着头顶。世界在我眼里显得宏大、高深莫测，公安局是世界的核心。而一个农村的人是多么渺小，不了解世界的人是多么渺小，我多么看不起父亲，看不起自己，看不起在农村里生活一辈子的人。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公安局的亲戚，但没有，除了等待，我们没有父亲的消息。终于我母亲找到了一个肯去打探消息的人，一个勇敢的叔叔。我们送他走的时候，像送走一个去火星上探险的人。哦，公安局，你是多么牛逼的、残酷的地方！
他很快载誉归来。他带来了消息。我外公和父亲正在被拘留，受审。他还带回一个很重要的消息是，让我母亲去公安局录口供。母亲是这个案件中很重要的人物，那碗置姨夫于死地的面条是她做的。稍有文化的人再联系到最毒妇人心这个古训，母亲的嫌疑大得很呢。母亲跟着那个叔叔去了。我从二楼的窗口往下看，一股自由自在的孤独飞了上来。我的恐惧也飞了很远。如果父亲和母亲都被抓去，都不回来了，世界会怎么样？这种想象让我的心里更自由了。我不知道怎么了，母亲在身边我更恐惧？难道恐惧也是她传递给我的吗？
我忘了父母亲什么时候回来的。也许是过了十几天，也许是过了一个月。我寄居在一个邻居家里，已经准备做一个孤儿。是的，我已经有很充足的心理准备了。我也从没问过邻居我父母亲什么时候会回来，我想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还有很多事要忙呢。我自由自在，萦绕在我脑海中的只有一个问题：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复杂？我什么时候才能摸清这个世界的来龙去脉，什么时候才能把公安局、婚姻、死人诸如此类的问题想清楚？这个问题太大了，我自由地思考，自由地翱翔。父母回来的时候，除了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我还有一种淡淡的失望，好像我希望他们在公安局呆久一点。案子有没有了结我不知道，但父母亲回来后就没准备走了，这一点让我放心。我们回到被封了好久的家，锅碗瓢盆都碎了，能用的物什也都坏了。我们有一次重新布置这个家的机会，父亲一腔愤怒，我心里有一丝丝新奇。姐姐们拼命地洗粘在门上的封条，我把垫棺材的两条凳子扔到一个很远的地方，那地方堆着很多死人的遗物。
事情远远没有结束，这是我后来知道的，在当时也能够预感到。父母亲没去坐牢是一个大幸，是外公周旋的结果。他有老战友在当很大的官。但是这一个悲剧的责任得有一个人来承担，即使判定姨夫是自杀，也要有人来处理后事，有人来承担导致他自杀的责任。鸟屿村的人又来了，是几个男人，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母亲必恭必敬，用刚买的新碗给他们盛上四颗鸡蛋煮蜜枣，黑白相间，是待客的最高仪式。几个人吃饱了，擦了擦嘴巴，休息了片刻，就开始理论了。为首的那个说，你们一定要把那个害人精叫出来，一定要说清楚，你们不能让人死不瞑目！母亲说，我们早就想把她叫出来了，叫到你们面前，这副破担子挑在我身上，我早就想还给她了。母亲确实去叫小姨了，她要把小姨叫到鸟屿人的面前，把所有的麻烦都转给她，让我家从此过上清净的日子。去了几次，每次都气咻咻地回来，看来小姨是死活不回来了。而鸟屿人的兴师问罪像粘在身上的狗屎，没完没了，甩不掉。
那天是母亲最后一次去叫小姨。母亲已经气急败坏了，她已经被没完没了的狗屎熏得实在受不了了，走的时候匆忙，憋着一肚子气。过了许久，有人来给父亲报信说，林贵月（母亲的名字）让驼子打了，你快点去看看吧！父亲拔腿就往外跑，像一头惊慌的笨驴。我跟在后面，不由自主地跑，像父亲的影子，但渐渐被父亲落下。我跑过整个街道，到驼子家，他家闹哄哄的，挤满了人。我找不到父亲，也找不到母亲，在看热闹的人群里乱转。人在哪里？被打的人在哪里？有人在问。在前厅呢，还躺在地上。我从人缝中挤到前厅，看见母亲躺在地上，双眼紧闭，不知是死过去还是晕过去了。我吓坏了，呆呆地站着，竟不敢靠近她。我不敢让人知道我就是这个引人注目的妇女的儿子。我去找我的父亲。他们说我父亲去找驼子了，是驼子把我母亲打昏过去的。我跑向驼子的裁缝间，看到驼子正从里面跑出来，我没想到平日里跟个死人一样的驼子现在跑得如此迅速，像只澳大利亚袋鼠。我父亲在后面追，但被拥挤的帮助驼子的人给拦住了。驼子跑到我身边时，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揍他，但被躲开了。驼子回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打了个激灵，然后驼子就消失在人群中了。
我母亲被人抬往县医院救治，我父亲也跟着去了。人群渐渐消散，谁也顾不上，我不知道干什么好。回到家里，我和姐姐们都没什么话说，每个人脸上都很沮丧。我问，我们到哪儿去吃饭？姐姐不言不语地去做饭了。晚上我躺在床上，空空荡荡的（以往都是和母亲一起睡），一会儿想起驼子恶狠狠的眼光，一会儿想起小姨很臭的脸（每次我去裁缝间里叫她回来，她都是这种脸色）。虽然她的皮肤是白里透红，但表情依然很臭。在我梦中出现还是很臭。而且，这种臭让我很痛心，很失望，甚至嫉妒，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我还听说小姨和驼子离开这个村庄，远走高飞了，这让我心里更不舒服。小姨的所作所为，像我心里的一块疙瘩。
母亲从医院回来，就被抬到驼子家里，继续治疗。这是李师建做的工作。他为了省去住院费，请了一个姓马的医生回来治疗。那个马医生对父亲说，像我母亲这样的病人要弄回家护理，要有安静的环境，医院里人来人往太闹了，还是回来继续治疗吧。我父亲就活生生地被说服了。在治疗的过程中，李师建不时地和马医生嘀嘀咕咕，商量着怎么早日把我母亲打发走。那个马医生白白胖胖，说话不紧不慢，绵里藏针，是我年幼时见到的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他在李师建家受到贵宾的待遇，一日三餐就不用说了，每天给我母亲服几次药，把几次脉，悠闲地在院子里走动。傍晚时，还会带我姐姐到村口散步，讲很多稀奇古怪的事儿，让我姐姐对他充满好感。我姐姐那时也有十六七岁了，发育得很好，连我都感觉到她陪着马医生散步是一种损失。我像一根尾巴跟在他们后面，我能感觉到马医生有不良企图，但我姐姐毫无知觉。我心里急，也希望他快点把母亲的病治好，然后滚蛋。
事件的发展也如我预料，很快，马医生就宣布我母亲彻底康复了。父亲带着她回家。然后，驼子带着小姨回来了，他们很快就结婚了。挂在李师建嘴角的，是得意的微笑。作为小时候发生在我家的一桩案件，它的结局就是这么草草收场。大家都疲倦了，包括鸟屿的人，我家以及小姨和驼子，也筋疲力尽了，谁也不愿意再惹出一出新的事件来。姨夫的棺材被搁在马路边上，谁也不愿意花钱去埋葬他。多少年了，直到今天，我还能看见那副放在马路边的棺材。每次我从那条马路经过，心里总是发毛。棺材里装的是个可怜的人，他获得了姨夫这个称号，然后就过完了一生。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个事件。它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从小变得极其敏感而已。当然，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听我讲讲后来的事儿。后来，我小姨和驼子生了两个小孩，一男一女，都长得眉清目秀。我们村通往电影院的路要经过驼子家，偶尔我去看电影时，会看见小姨的儿女，但我不相信那是驼子生的。因为他们太健康了，毫无驼背的倾向。有时也看见小姨，我们已经是仇家了，没有说话。后来，驼子死了，小姨也没有做裁缝了。她带着两个孩子到城里，小孩在小学念书，她开着一家小吃店。这事也是李师建策划的，李师建在工商局工作，要办一个小吃店很容易。那时我在城里念高中，经过市场边会看到她和她的小吃店。我已经没有感觉了，没有爱也没有恨，没有关心的欲望。
外公快死的时候，我去看他。我发现小姨也来了，还和我母亲说话，两个人淡淡地聊。后来她看见我，说你长这么大了。我没有回答她，只是点了一根烟猛抽。我心里其实挺想和她说几句话，但不知道怎么开始。我想问她的是，那两个小孩到底是驼子的，还是李师建的。但直到吃完午饭回家，我也没有开口问她。
李师江，1974年生，籍贯福建宁德。1997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2000年辞职，已出版畅销小说《比爱情更假》《他们都挺棒的》。现居北京，自由职业者。
任性的方式（随笔）
小 雨
流泪在什么时候
你最近一次流泪在什么时候？昨天。准确地说，是今天凌晨。我不记得自己为什么流泪。也许流泪只是一种抒发，好比闷了听听音乐，烦了抽一支烟，愁了喝一杯酒。或者，流泪是一种排泄，就像每天上洗手间一样，没有固定的时间，也用不着什么说得出来的理由。流泪原本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第一次流泪不知是什么时候，印象中十分清晰地知道自己因为伤心而落泪，大概在小学的时候。晚上，一个人裹在漆黑的被子里，因为白天母亲不经意的一句话伤了我的自尊，我泪流不止，又生怕睡在脚头的姐姐听见，只好让眼泪默默地流，直到鼻子严重受阻，才伸出头来用枕巾擦一把。我用的那块印着“上海”的粉红色晴纶枕巾经常是硬硬的，上面好几处地方都结了一层厚厚的壳，摸起来手感不好。当着母亲的面，我是坚强的，甚至装出一丝傲慢，母亲看不出我的伤心。
父亲则是一个细腻的人，和孩子们说话，他都会想好了再说，点到为止地提醒。父亲在意我们的感受。反而，父亲是威严的，我从小就怕他。有一件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见父亲流泪。那天是正月十五，历来是我们家之骄子的哥哥被一所名牌大学辞退不久，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全家人度过了一个沉痛的春节之后，父亲与少言寡语的哥哥关上门进行单独谈话。我贴在门后，从门缝里观察着里屋的动静，父亲说着说着抹了一把脸，我分明听到了父亲的抽泣声，那一刻我几近栽倒在地，顽强的意志促使我一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捂着泪水涟涟的脸。那一刻，我唯愿自己有一种无穷的足以改变世界的能量，赐予我亲爱的父亲，使他身心愉快，让他在亲朋面前重拾底气。事实上我什么也做不到，我四肢叉开，倒在床上，想着可怜天下父母心。那一年，我十六岁不到。那一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震撼力。
我的男朋友极其强大，是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型的硬汉。可是，当我看到他撒开手脚痛哭流涕的时候，我束手无策，一下子蒙了。那是一个醉酒之后的夜晚，他歪歪斜斜地倒在床上，前言不搭后语地念叨某次刻骨铭心的别离，说着说着便呜呜大哭。这时的他完全是个无助的孩子，大颗大颗的眼泪足以令我心碎。我将他紧紧地搂在怀里，想象着在遥远的大西北，一个背着深重感情负债的男子，挎着空瘪的行囊，踽踽踏上南行的列车。望着他痛苦的表情，我看到了一个无比真实的男人。我轻抚着他爬满泪水的脸，自己的眼泪也开始一行行溢出。哭吧，宝贝，让眼泪尽情地流吧！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就是你的亲人，我愿意分担你所有的苦难。当我第二天问及他为什么流泪，他反问我他流泪吗？我将小镜子竖在他面前，他粗略地照了照肿得老高的眼皮，什么也没有说。大概每个人的心海之底都封存着最深最痛的情感片断。
分别总是令人难忘，尤其和一个情深义重的亲人分别的时候，我不知如何表达自己。哥哥大学毕业分配在北方的海滨城市，动身离开华容县之前，父亲拿着托人在岳阳买的火车票对我说，你代表全家送送你哥吧。在县城通往市里的公共大巴上，我和哥谁也没有开口说话。一到火车站候车室，放下行李，哥就对我说，你回去吧。我没敢抬头看哥哥一眼，就乖乖地转身返回。当我走出候车室，这才回头朝哥哥那边张望，竟然正好和哥哥目送我的眼光对碰，我迅速地扭回头，滚滚热泪顺流而下。不知道从火车站到汽车站相距有多远，我顾及不了路人奇异的目光，流着泪走完这段平时乘公车都觉得遥远的路程。哥哥这一走意味着永远地离开了家乡，小小的华容县城只不过他偶尔探亲访友的驿站。我多么希望哥哥能多停留几日，我多么希望和哥哥交换心里的想法，我多么希望哥哥能带我走出县城。回家的路上，我不停地设想，要是我和哥哥也像别人家的兄弟姐妹那样，事无巨细都可以说给对方听，帮忙出出主意，那该是怎样一种生活。后来哥哥来信含蓄地提到此次感人的送别，我相信一路上哥哥同我一样难以平静。可是我就我，不是别人家的孩子，我和哥哥永远只可能采取这样的沟通方式，将对方铭记在心。
有一种眼泪，叫做喜极而泣，我不能明辨它到底是喜还是悲。当见到一个相思多年的爱人，当获得一次想望许久的回应，有一瞬间，我会乐极生悲。但我不习惯将它归类为喜和乐，而是武断地将它归类为悲和苦，因为追究到底，喜和乐的根源还是悲和苦的长时间积累和沉淀。即便那一瞬间你流泪了，过程也极其简单而短暂，你会笑着将眼泪擦干，然后从容地继续。
我的恋爱自始至终伴随着无尽的泪水。十多年过去了，没有答案，一切归零。除了面容和生理机能不断衰老，我的视力也在急剧下降。奶奶七十那年眼睛突然看不见了，在广州眼科医院，通过一次白内障手术之后，奶奶戴上眼镜，又能自如地行走。奶奶常说，她眼睛不好是因为年轻时哭多了，眼睛完全是哭瞎的。那时候她带着七八个孩子，为躲避日本鬼子，四处逃奔。那么，我的眼睛也会像奶奶一样双目失明吗？我将怎样对我的儿孙们讲呢？说是因为年轻时恋爱多了泪流多了吗？这个理由我好意思说出口吗？他们听了会不会觉得太不可思议？除了流泪，我还有很多心理和生理基因沿承奶奶，比如糟糕的皮肤、匀称的身材、敏感的内心、清高的外表……我预感有一天我也会像奶奶一样，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借助拐杖，在想象和回忆中度日。如果实在受不了了，再上手术台，那种重见天日的感觉会很不一样吗？
流泪有时候是一种需要，泪流过了，也就归于平静，可以合眼睡觉了。如果你还会流泪，表明你生动地活着，你还有丰富的情感，你还有付出的要求，你还有得到的欲望。我常常为自己毫无缘由的落泪作这般解释。可是活着意味着什么？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假如我没有亲人，只是一个孤儿，又没有什么未竟的事业，早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么死纯属个人行为，千万别费尽心机阻拦我。那些躺在病床上的植物人，遵照亲人而非自己的意愿难看地活着，既不能选择死亡，又不能选择生存，该是何等可怜可悲！
我很长时间没有嚎啕了。嚎啕大哭需要激情，需要对生的渴望，需要对死的恐惧。爱得深了，寄予深了，痛得深了，绝望深了，便想找回同样深的平衡，殊不知嚎啕大哭才是你最终能找到的平衡。去年，我最要好的朋友一夜之间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追悼会上，我忍不住嚎啕大哭。两天前还手拉手的姐妹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消失了，仿佛流星划过天际，除了瞬间的光亮，什么也没有留下，地球上的生灵们照样活蹦乱跳，尔虞我诈，朋友们依然安康，天天通过麻将缩短生到死的时间和距离。可是我和我的姐妹再也不能见面，我再也听不到她求助的呼喊。生和死只相隔两天，一天，一小时，甚至一秒。我看见她笑盈盈地从不同的方向迎面而来，她从窗口向我飞来，从门缝向我飘来，从洗手间向我走来，从电视里向我扑来……在梦里，我和她天天见面。那段时间，我时刻担心自己会突然死去。
我既不能选择生，又不敢选择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流着泪，等待今天过去，等待明天来临，坐观自己一天天枯萎、衰败，然后心甘情愿地认命，等待寿终正寝，宇宙轮回。
有时候看到兴高采烈手舞足蹈的人们，我总忍不住想问：你流过泪吗？你最近一次流泪在什么时候？
首都人民怎么连鲇鱼须都不知道？
地理老师曾讲过一个笑话：鲇鱼须镇上某人到北京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