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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看到兴高采烈手舞足蹈的人们，我总忍不住想问：你流过泪吗？你最近一次流泪在什么时候？
首都人民怎么连鲇鱼须都不知道？
地理老师曾讲过一个笑话：鲇鱼须镇上某人到北京迷了路，他跑到警察跟前问天安门方向怎么走，警察告诉他后问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从鲇鱼须来。警察问鲇鱼须在哪里？他回答说，你们首都北京人怎么连鲇鱼须都不知道？
在详细的湖南地图上可以找到鲇鱼须，它属于岳阳市华容县的一个小镇，靠近湖北，长江的支流蜿蜒伸向那里，它是孕育我的土壤。鲇鱼须呈一条带鱼状，从南头的生资仓库走到北头的粮管站不过二十分钟，它在我幼小的心灵版图里却幅员辽阔。从镇上唯一的街上走过，可以看到或悠闲或辛勤劳作的男女老少，嗑着瓜子、有说有笑、叫卖着生意、挥汗如雨、自得其乐，这些古朴而特色的景致构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清明上河图。
我了解镇上每一扇门后面的家长里短，背得出他们的姓氏，知道他们家有几个孩子，分别上几年级，大人在什么单位工作。谁家里闹出了点什么新闻，第二天全镇人都在议论，仿佛有人在高音嗽叭里广播了似的。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项目，玄野白（相当于北方的侃大山）成了全镇人最时兴的娱乐。母亲单位的同事经常来我家玄野白，她们玄着玄着就叫我到别处去玩，小伢儿别听大人说话。一般情况，都是他们聊到某男和某女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当口。作风问题永远是她们最热门的话题。其实我早就知道，母亲单位的厂长和女质检员有一腿。质检员刚进厂的时候，常来我们家串门，后来风言风语多了，她就很少来我们家了。母亲照样很热情地邀请她，她同样热情地应着，热情中却生出一层隔膜。我多多少少明白点事之后，开始特别留意她，可她的平平外貌和言行举止愣是没能与我心中既定的沉鱼落雁和闭月羞花挂起钩来，是不是她的弱不禁风惹得厂长大人心生怜爱？我更弄不明白的是，她是个有夫之妇，自己的男人居然还蒙在鼓里，和厂长相敬如宾礼尚往来。看到那男人瘦瘦小小，每天在车床面前埋头苦干，总忍不住有一种说不出的憋屈涌上心头。长大后，一提到“绿帽子”，我的第一联想就是这三个人，是他们具化了我对这个词的理解，他们成了“绿帽子”的代表人物。
姐姐的班主任更是众矢之的。他分配到学校不久，就出任初中毕业班的班主任，比起其他年轻老师，他算得上前途光明。父亲和年轻人极谈得来，一起下下棋、拉拉二胡、谈谈教学业务，然后喝上几盅。他们有时候主动提着酒就过来了，把我们家当成自己家一样，毫无拘束。这种其乐融融的美好在一个周末戛然中止了，据说是姐姐的班主任将他们班女班长“那个”了。迅雷不及掩耳，这事一下子传开了。我极想弄清事发经过，可这事挺神秘的，一个人一个版本，我不敢找姐打听，更不敢问父亲。终于，机会来了。一天放学后，我在柜子里乱翻，无意中看到了一大本稿纸，翻开一看，全是我姐他们班上同学写的检举材料和当事人的交待材料，时间、地点、人物、经过，最后是签名。我以最快的速度浏览了一遍，真相大白。这下班主任和女班长全完了。从厚厚的文字材料中，我没有看出卑鄙和下流，反而感觉到了一种说不出的美好。里面大部分是过程的平铺直叙，不带心理描述和主观色彩。我注意到，字里行间没有透露出女班长的任何反抗情绪，这说明她也向往。我这就搞不懂，两个相互欲求的男女交换了各自的欲求，难道这有错吗？谁又有资格审判他们的“滔天罪行”呢？客观地说，它是一场不符合人们固有道德伦理模式的恋爱，没有必要用“道貌岸然、媾合、流氓、强奸”来毁灭它，至少应该问问当事双方的真实感受。我担心着两个当事人，还有女班长的一家人。如果事情没有败北，也许它是女班长愿意用一生来珍藏的初恋，不排除两者结合的可能。听说女班长已经退学了，我很想去看看她，可她家的门天天都紧闭着，似乎再也没有打开过。班主任被教育组的人带走了，听说还要判刑。我真替他们惋惜。虽然小镇上的流言蜚语日渐少了起来，我还是想知道女班长每天在想些什么，她如何面对父母？她恨班主任吗？她后悔了吗？一个十六岁的女孩真不该承受如此之重！我的母亲也是父亲的学生，不知他们产生好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镇上总是有吵不完的架，夫妻之间、邻里之间，甚至兄弟之间、母女之间。往往吵不到几句，就开始动粗，最后升级到抡棒挥拳，不可开交，惹得小孩大人全都跑出来看热闹。越是看的人多，上前解劝的人多，打骂者越是起劲，其声势之宏大，形成镇上的一道独特风景。这风景隔三差五上演一次，蔚为壮观。我常常挤到人群前面，瞪大眼睛，幸灾乐祸地希望来得更猛烈些。挺恶毒的吧？
镇上大部分居民都是手艺人，我家附近就有木匠、瓦匠、篾匠、裁缝，还有一些稍显冷门的，如做秤的、做洋铁皮制品的、杀猪的、画像刻章的、唱戏的，也有些生意人。我父亲一直以教书为业，我们家却不住在学校，在外面盖有自己的三间砖瓦房。小镇上的人都视父亲为知识分子，遇事常找父亲把把主意，对父亲颇为尊敬。父亲为人和善，朋友很多，三教九流。父亲清早上街买菜时总是带着我，我亦乐得如此。父亲通常会给我买油条饺子儿糕之类的早点，我提着满满当当的一篮菜先回家，父亲则两手背在后面，和路遇的各色熟人嘘寒问暖，不紧不慢地独自散着步回来。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县里就要调父亲过去，父亲极舍不得小镇，几次三番跑到县教育局找人，最后硬是留在镇上。因为此事，我们怪父亲太古板老套，人往高处走，怎么连这个道理都想不通呢。后来父亲调至县城，已是好几年以后的事。
母亲永远是一枚无声奉献的绿叶，承担着家里的一切劳动。除此，还从厂里领了许多晴纶衣回来，吃完饭就开始在晴纶衣胸口绣花。母亲的手真巧啊，我们跳完皮筋回来，母亲绣好了各式各样的花朵，绣一件三毛线，母亲一个晚上要绣好几件。我们全家穿着母亲内部价买来的晴纶衫，晚上脱衣的时候噼噼叭叭冒着星火，绣花的地方往往被太阳晒白了，我们将它翻过来穿，又跟新的一样。
在鲇鱼须，你可能不认识镇长，你却不可能不认识我的父亲，因为你的孩子迟早要入学。镇上还有一个和父亲一样极具知名度的人，那就是张八斤。张八斤是鲇鱼须唯一的车站的站长兼售票员，每天有很多人讨好他，希望弄一张时间好座次好的车票。张八斤从来都一脸严肃，一副绝不与任何人为伍的钢铁战士形象。每天，他将精致的棕色皮制票箱挂在胸前，手里飞快地用圆珠笔填着车次座位。听说他不是鲇鱼须本地人，人们猜测他在县里一定有后台，不由得有些畏他。不管老人小孩，还是镇上的头头或者乡下人，他都一视同仁，绝不走后门，按排队的先后顺序，依次从一号卖到最后一号。有人央求他说因为晕车能不能给张靠窗的位置，他这才抬头看对方一眼。这一眼让我觉得他不完全是个冷若冰霜的人。后来听说张八斤结婚了，妻子也是外地人，挺漂亮的，我很想知道在妻子面前他如何展示自己的另一面，却始终没有机会。现在，张八斤还是鲇鱼须车站的站长兼售票员，算起来，他在那里工作了三十多年，不知脸上的皱纹长得怎么样？添上笑容了吗？每当我们想起小镇，我们都会记起张八斤，记得属于硬汉张八斤的一个人的车站。
想到童年，想到鲇鱼须，我又想到了蝉鸣蛙叫的夏天和暑假。每天下午四五点，家家户户的孩子们出来劳动。先在禾场上拂一盆水压压尘，然后开始打扫，将垃圾堆在沟边烧成灰烬。打扫完禾场，将堂屋里的竹床抹干净后搬出来，然后找几个小朋友一起下弹子棋，下翻翻棋，或者独自躺着听收音机。每天，我家的竹床被抬出来之前，我事先爬上竹床在中间平躺好，等待哥哥和姐姐连着我一起抬出去。我的幸福是从爬上竹床那一刻开始的，这种幸福具体实惠得令我记忆犹新。女孩子们将床上的篾席擦擦，赶净蚊子，用夹子将蚊帐锁紧，然后开始择菜洗菜。男孩子们则纷纷结伴去河里挑水，一般都要来回五六次才能将缸装满，之后用明矾筒子在缸里来回搅动，等待十多分钟水就清了，各家各户开始淘米煮饭。父母下班回来，将菜炒好，然后在禾场上支一张小方桌或者一条高板凳，一家人的晚饭正式开始了。父亲爱喝酒，每餐都得备点下酒菜，所以比起那些天天白菜萝卜的家庭，我们家算得上有荤有素。尤其能满足我幼小的虚荣心的是，我们家有一台牡丹牌落地扇，价值一百二十五元。晚饭的时候，它任劳任怨地为一家人驱赶炎热，羡煞过路往来的人。
九四年送走奶奶的时候，我再次回到阔别多年的鲇鱼须。我们曾住过的三间砖瓦房已破败不堪，摇摇欲坠，现在的主人住在里面不怕它坍塌吗？我上前去看看，可那些人我一个也认不出来。原来镇上的人大多搬到县城里去了，这里被一群从乡下来街上做生意的人代替。曾经结实的水泥街道被一层厚厚的黄泥巴覆盖，两边的生意摊档差不多摆到路的中央，人在其中，仿佛走在乡间的田梗上，车只能绕道而行。国营饭店的招牌换成了低俗妖艳的录像海报，一群十多岁的红男绿女站在门口，无所事事地叼着烟，永远高八度地说着痞话。买菜者因为卖菜者少秤，双方争论不休，似乎要为几毛钱大打出手，大伙围了上来，个个幸灾乐祸的样子，跟当年的我差不多。站在鲇鱼须的大街上，我突然有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不行，我必须赶紧离开这地方。在这里，我再也找不到安全的感觉。这几年，听父母说鲇鱼须的路修好了，从华容到鲇鱼须只需二十分钟的车程，我又有一种回去看看的冲动。几经斗争，还是未能成行，我担心这一去，心中最后的一点美好记忆都将被它磨损殆尽。虽然曾经伴随我许多遐想的鲇鱼须消失了，但它永远伴随着我童年的记忆，无限美好地活在我的心里。
表现自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难题
前些天，受邀陪朋友出去吃饭，没想到包房里歇了一大堆不认识的人，据介绍都是些有身份的所谓成功人士。我一进去就浑身不自在，那种烦琐的礼节性的点头微笑、交换名片、不打底稿的吹捧、酒不要钱似的乱敬一通，然后天南海北神侃，真让人受不了。尤其恼人的是饭后还来几支舞曲，那些醉眼微启的酒鬼们趁机沿途邀请女伴。我说我不会，我真的不会。可谁信哪？我面带难色，向朋友挤了挤眼，朋友不理我这一套，没心没肺似的，上吧，平时怎么走路就怎么走。我扑哧一笑，硬是被连拉带拽进了舞池，真他妈受罪！
我从小就拙于表现自己，不会跳舞便是最好的明证。朋友都说，这么好的身材不跳舞真是浪费！我曾经的男朋友是个舞迷，在他的悉心教导下，我一度觉得自己跳得还不错。可一离开他，我便找不到感觉。所以，我的所有关于跳舞的记忆必定跟他联在一起。当然，也有例外，那是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向他多时不见的朋友吹嘘他的小女儿能歌善舞，并提议让我表演一个节目。父亲的朋友见我站在原地不动，颇显拘谨，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五分的硬币，高高地举在手里，来回晃动，说，跳完这就是你的了。尽管我生性笨拙，面对丰厚的诱惑，我有些心动，于是望了一眼硬币，然后将嘴巴翘起，坚持还是放弃？我拿不定主意。后来，我几经扭捏，对方作出让步，同意我独自在房间里跳舞，大人们站在窗户外面观看。那是一支那个年代的小朋友都会跳的舞——《东方红》，伴着几个机械的动作，我边唱边跳，还不时向窗口瞟一眼。完了，大人们夸张地拍手叫好，我打开房门，拿着五分钱，神气地望着哥哥和姐姐，好像在说，怎么样，没人叫你们跳吧。我不记得那五分钱后来怎样花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次表现是我一生中对妥协和退让的最真实淋漓的诠释和最生动逼真的写照。尽管我只有五岁，这种行径仍然不可以原谅，它带给我的羞耻感是终生的。生活中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妥协和退让，我敢说，自那以后，面对物质和金钱，我再也没有委曲求全。
中午出去吃饭，邻桌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坐在婴儿凳上，一手拿着一个棒棒糖，比划着对妈妈说，买一送一。弄得一桌人大笑，哟，这孩子多精灵，都知道买一送一啦。这令我联想到儿时的自己，那时候，我哪有什么入席权哪，更不用说当众发表个人意见。每次有客人来家吃饭，我们兄妹三人便饿着肚子，跑到邻居家玩，直到客人吃完，母亲才叫我们回去，就着残羹冷炙，我们几个边吃边听大人们聊。有时候客人好心地叫我们一起上桌，父母却自作主张地说，吃吧吃吧，他们没事，待会再吃。我不知道父母有什么权利替我们决定，我们正在长身体，我们需要按时的规律的饮食，难道你们生了我们，我们便成了你们的附属品？难道小孩就不能像大人一样，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父母的这种行为表面上似乎教子有方，不时赢得客人们的赞扬和褒奖，你们家小孩真懂事！父母也因此引以自豪。可他们残酷无情地剥夺了孩子们的正当权益，他们根本不明白，这种传统老套的教育模式导致的最深重的后果即是，我们家孩子都不出众，怕见生人，不善表达，疏于与人交往，社交圈极其狭窄。现在看来，这种教育方式是父母的重大失误（大概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多少企业的理念和口号是“以人为本”啊，不管那些CEO们能多大程度上实现“以人为本”，可以看得出他们曾经也深受其害。那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和大人平起平坐，啃着那只肥壮的鸡大腿，听客人们讲各种新奇的故事，还不时地问几个为什么。
有一次去面试，坐在宽敞华丽的办公室里，面对一个自负的老板，一轮镇定的自我介绍过后，老板开始发问，问题一个比一个苛刻，我回答起来却思维缜密，层次清晰，如行云流水，直到老板露出满意的笑容。走出写字楼，我还在想，刚才的即兴发挥真他妈精彩，那真的是我自己吗？我的口才居然这么好。事实证明，那只不过我生命中关于“自我表达”的一次回光返照，以后的日子，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滔滔场景。
当市场经济满面春风地走来，人们纷纷走出深闺，解开衣衫，袒胸露背，敞开怀抱迎接久违的春风。我兴奋极了，走在深圳的大街上，将纽扣解到第三粒，让锁了一冬的脖子吹吹风透透气，这样的感觉真爽，再也不必遮遮掩掩，左顾右盼了。你看，对面的女孩们纽扣都不用了，身着紧身背心，肚脐上戴着闪闪发光的金属片。这是一个张扬的秀的时代，与众不同、别出心裁、我行我素便能产生效果，不管这效果是正面抑或负面，只要敢为天下先，能吸引眼球，便能换取经济效益。策划人、经纪人如雨后春笋，一夜之间风靡整个中国。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搜肠刮肚，苦寻卖点，包装项目，推销自己。为迎合来势凶猛的滚滚洪流，好多人撕下脸面，不惜血本，招摇撞骗，牛皮吹到了大洋彼岸。我坐在家里，静观着发生的一切，眼花缭乱，颇感迷茫。我曾试图将自己抛入潮流的大海，结果谎言还没出口，就羞得满脸通红。我永远做不了一个好演员，我没有表现的欲望，我每天将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我只能用这种情绪化的方式演绎真实的自己。站在舞台中央的那个人，永远不可能是我，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观众，倾听别人诉说。
其实，父亲是一个好演员，他能模仿到别人骨髓里的神质。可父亲的这种天赋一丁点也没有遗传给我。一遇生人，我就紧张，说话就不连贯。记得在一家网络公司任职时，新员工轮流介绍自己。面对台下几十张陌生的面孔，尽管头一天晚上准备极其充分，我还是手足无措，惊出了一身汗。后来一个同事发来E…Mail说，第一天见到我，便开始暗恋我。我努力回想我上台的那一刻，除了腼腆，似乎找不到他可能恋上我的理由。我的男朋友曾用“腼腆”和“宠辱不惊”来描述我和他的初次遇见，并说“腼腆”在现今女孩身上很难觅到了。我自然认为它是优点。回过头来想，这种优点没有带给我任何实质的快乐。而我的这段由“腼腆”开头的爱情五年以后同样以“腼腆”收场。我将无法面对面说出口的句子写在纸上，然后悄悄地离开了。
怀念手写的文字
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尤其喜欢诗歌，安徽出版的《诗歌报》是我的最爱，每一期里总能挑出几首特别符合心境的。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准备好一杯清茶，坐在火炉边，将毛毯掖好，静静地打开杂志，先看看封面、卷首语、目录，再看后面的读者信箱、封底，然后从第一页开始，全身心地阅读。遇到一首好的，我会停下来掩卷而思，之后复读几遍，末了用美工笔将它们工整地誊在父亲从氮肥厂弄回来的红格竖体信纸上。那是一种多么纯粹的美好啊！一天，我不由自主地端坐于缝纫机前，胡乱地涂鸦出一行行长短不一的句子，取名《流星》，寄给父亲常年订阅的《湖南科技报》，居然有了回音。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名字变成印刷体，我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喜悦，因为我知道那什么都意味不了，虽然热爱，我并不能因此成为诗人，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不谙世事的女孩。父亲却将此信息向他的同事们发布，后来学校的老师见了我就提起这事，弄得我都有点难为情了。后来我仍旧写，因为觉得实在肤浅，便再也没有投出去。那时候，每每读到一首能引发共鸣的诗，我似乎觅到了知音。我当时觉得诗是世界上最美好的载体，它能带我飞越现实，实现许多不能实现的梦想。我满有把握地对朋友说，我将一辈子热爱诗歌，决不像有些人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