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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赖活着”的俗人。不错，当年我们落在日本人手里没有叛变，但那不能说明我们勇敢，而是还没“死到临头”，一旦刀搁在脖子上谁也不敢担保自己会怎么样，人心有亮的一面，也有暗的一面，暗的一面只有自己看得见。就拿我们刚被捕时来说，大家拒不向敌人交代地下抗日的秘密，也不出卖同志，敌人警告说凡态度顽固者要加重判决，尽管我们没因此改变态度，但不可否认在心理上增加了负担。后来上级通过内线指示我们：可以做“一般性”的交代，因为“一般性”秘密敌人都已掌握，说了无碍，争取换得从轻判决。坦白说当时心里是很复杂的，也感激上级的关怀，就照上级的指示做了。可仔细地想想，心里又很是发虚，即使是上级允许，即使无碍大局，向敌人屈服终是不光彩的行为啊。
话说回来，在要不要担当对顺东的承诺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暗面”起了作用，把我们往“道义”的反方向推，只要顺东不在眼前，大家就议论起来，诉说着对顺东的不满，说他只想自己不想别人太过自私，你不仁我不义，不能为了他一人把大伙全搭进去，那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天底下也没有这种道理。很快就统一了认识，不再管顺东，把戒指再集中起来交给工作队，决定一做，大家顿觉轻松，反过来又替顺东考虑如何脱险，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后来建越提出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就是给顺东的手指做个外科手术，取下戒指。大家听了不由瞠目结舌，觉得这办法太过荒唐，这和老黑砍田宝安不是一个样吗？建越说不一样，老黑是一斧子砍下整根手指，手术是贴着戒指切下一小截，取下戒指再接上或许能长住。听到这儿我再也忍不住了，说这办法根本行不通，指头可以切，断指也可以接，但需要有器械和药品，没有器械无法将血管和神经接通，没有消毒药品肯定会感染，那就不是一根指头的问题了。建越仍不服气，说眼下就这么一个条件，只能因陋就简，至于消毒也不是绝对的，田宝安也没消毒，他感染了吗？我说他感染没感染你知道？建越继续强词夺理，说我说过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嘛，你要有好办法讲出来呀。我讲不出，大家也讲不出，最后竟又回到建越的办法上，贾开说退一步就算接不起来，用一根指头做代价换回一条命也是合算的，舍车保帅嘛。安和说不妨跟顺东说说，听听他的意见，也说不定会同意呢。贾开说不同意就开导开导他，让他明白世界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
内忧外患使每个人的思维都极度混乱。
11
上午我和姜先生找到镇派出所，主要想打听一下报案后警方采取了什么行动，案情有无进展。接待的是派出所一位姓郝的所长，郝轻描淡写说，昨晚接到市局120指挥部通报，今天一早便派警员去厂子询问情况，没找到负责人，回来了。我们告诉他工厂不得已唱了“空城计”，郝“嗯”了声，说他们会立即采取行动，解救人质。
在我们起身告辞时郝提出借车的问题，他说目前派出所的交通工具严重不足，直接影响到破案的效率，希望厂子能提供一部车。郝提的问题太突然，也太离谱，厂里的轿车只有万虎开着的这一部，一旦借出去就没的用，郝提了一个让人为难的要求。当然了，如果姜先生是个虚与委蛇的人，也可以在不得罪对方的前提下婉拒，比方推到万身上，可他没这样，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郝的要求，这个过程郝脸上始终挂着深不可测的笑，听到姜先生的拒绝笑便僵住了。
出了派出所，我们按计划去寻找吕厚忠，出了镇子汽车行驶在凸凹不平的山道上，颠簸的厉害，可这并不影响姜先生打盹，昨晚讲述“历史”到深夜，影响了睡眠。趁他休息的当儿，我与万虎聊起来。万虎是万的侄子，在部队当过驾驶兵，复员回家正赶上建这座饮品厂，就人尽其用地给他叔开起车，什么叫“嫡系部队”？这就是了。许是在部队锻炼过的原因，他的眼界比他叔宽，人也更活泛，我甚至想假若让叔侄俩换个位置，由他来管理这个厂，一定会比现在好。自然我也知道这“一厢情愿”与姜先生的“报恩”初衷相违背。我问万虎对厂子的前景怎么看？万虎说不乐观。我说撇开目前遇到的困难来说呢，他说也一样。我问为什么？他说要干成一件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可我们都不具备，特别是人和这一条。我问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呢？万虎的情绪有些激动，说怎么可能不得罪人呢？有权有势的来勒索，满足了好说，不满足就坏你，比方刚才的郝，不给他车能帮咱破案才怪呢，你不知道，厂子最早进的是一台日本丰田，没开几天就叫镇工商所借去了，说是借，可谁都清楚是有借无还的，这台国产捷达一进，又让不少部门盯上了，不弄了去不甘心。社会上把我们这种私企叫做“菜鸟”，开始不晓得这菜鸟啥玩意儿，问人家，才知道菜鸟就是给人吃的物，太对了，谁都想吃我们几口，没吃着就咬。我问怎么万总就坚持说没得罪人呢？万虎说我叔糊涂，他以为给了人家好处就把事摆平了，事实不是那么回事，狮子大张口，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像那些贪官得了百万想千万，有一千万想过亿，没有个够。我问厂子为此要付出很多吧，万虎说肯定，停停又说我老婆是厂里的会计，她专门记了一本账，一笔一笔记得清楚。我问这个万总知道吗？万虎说他怎么会不知道，每一笔都是他签字支出。
路程不远，不一会儿便到了吕厚忠的家七桥村，万虎把车停在村头上，立刻有一群小孩子围上来看稀罕，其中一个问我们去谁家，万虎说吕厚忠，有几个孩子一起指着一个长兔唇的男孩说吕厚忠是他爹。我不由“唔”了声，仔细端量起这个有缺陷的男孩子，这么说吧，要是给他换换衣裳，理理发，洗洗脸，再把他的嘴用手挡一挡，当场就变成个十足漂亮的男孩子。当然这个漂亮的男孩的形象只存在于想象中，现实的男孩却是又肮脏又丑陋的，让人感叹生怜。我问你爸爸在家吗？他摇摇头，我又问你妈妈在家吗？他还是摇头，我心头一惊，转向别的孩子问：他不会说话？不等别的孩子张口，男孩立刻用行动证明自己不是哑巴，说俺妈上山（下地）了。我问远不远？他又摇起头，于是我明白是生理缺陷让这个孩子怯于说话。
我们让这孩子去地里找他妈，孩子撒开小腿飞奔而去，一会儿就钻进庄稼地里。我们等在当街，看着街两旁破旧低矮的草房和一堆堆隆起的粪堆，看着孩子们光着脚丫在满是秽物的土街上奔跑，这一瞬间我兀地忆起自己的童年，在半个世纪的两端，“光景”是那般毫无二致，时光似乎凝固，只有人一茬茬生，一茬茬老。
那男孩返回来，身后跟着一个背玉米秸的年轻妇女，不用说她就是吕厚忠的女人，这孩子的妈，还可以这么说：要是给她换一身衣裳梳妆打扮一番，那就是一个漂亮女人。她似乎已知道我们来的目的，看了看我们没说话，径直往自己家走去，我们跟着她来到一座房前，大门敞着，院里堆满了刚收来家的玉米、地瓜、花生之类毛粮，走进去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那女人把玉米秸依墙放下，拍拍身上的草屑，然后拿出钥匙开了屋门让我们进，与杂乱的院子相比，屋里却空荡荡，见不到一件像样家具，只有一个锅灶，一铺炕和靠墙的几口装粮食的缸，要不是亲眼见，怎么都不会相信人能穷到这份儿上，又职业性想，要是以后要拍旧社会背景的影视剧，到这里拍摄即可，不用现搭景。
没有可以落座的地方，我们只能站着，那女人也站着，犯人似的低着头，姜先生问她：孩子几岁了？许是没料到会问这个问题（我和万虎也没料到），她打个艮，后回答：八岁。
姜先生又问：上学了？
没。
到了上学年龄怎么不上学？
他不去。
为什么？
嘴不好。
嘴能矫正啊，很小的手术。
没做手术。
怎么不做？
太贵。
多少钱？
听说好几千。
应该做，影响上学是一辈子的事。
谁说不是。
就是钱的事？
嗯。
去做吧。
我出手术费。
啊！女人惊吓得瞪大眼，看看姜先生，又看看我和万虎，问：你们来是为这个？
姜先生说：我们来找你男人吕厚忠。
女人说：他跑了。
姜先生问：知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女人使劲摇着头。
万虎大声呵斥道：你是他老婆，咋不知道？
女人畏畏缩缩说：俺真的不晓得。
万虎哼了声说：包庇罪犯就是同案犯，要坐牢，你必须悬崖勒马大义灭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女人不言声，使劲低着头。
万虎又说：你听好了，要是吕厚忠回来，就告诉他，乖乖放了万厂长，否则事就大了，成了重案犯，不枪毙也得坐一辈子牢！
女人完全呆了。
姜先生不满意地看着万虎，示意他住口。
我也不赞成万虎用这种态度对待这个女人，可要和吕厚忠谈判，就得找到他，而最可能知道他下落的就是他老婆，就对女人说：你别害怕，只要找到他，让他把人放了，人就会没事，吕厚忠还会在厂里干活，这位姜先生刚才也说了，事情解决他出钱为你儿子做手术。我对姜先生的许诺多少有些“篡改”，加上一个前提，因为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女人用疑怯的眼光看看我又看看姜先生。
姜先生对她点点头。
正这时，从外面拥进几个青壮汉子，万虎说他们是这村在厂里干活的人，不用说是闻声赶来的。本想从他们嘴里探听吕厚忠的消息，不料这伙人的态度十分强硬，说只有发还欠薪才说出吕厚忠的下落，其中一个留小平头的还威胁说：不给钱你们也走不了，一时间气氛剑拔弩张。
姜先生问小平头：厂里究竟欠你多少钱呢？
小平头气呼呼：一个月三百十个月三千。
姜先生惊讶：怎么，一年没开工资？
一片怒声：就是，就是。
姜先生把目光转向万虎，万虎默认。
姜先生从嗓子眼里挤出句：这个小万。
我对万的恶感也就在这一刻油然而生，心想，你个万，原本也是个种地的农民，穷得连老婆都讨不上，只因为姜先生一心帮你，给了你一份产业，可刚刚成了一个人物，就对邻里乡亲这般刻薄无情，与那些为富不仁的黑心老板没什么两样，真的让人愤恨。我又想到自己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无疑是助纣为虐，要不是看在姜先生的面上，我定会甩手而去的。
找不到吕厚忠，又问不到下落，就只有走了，到村头发现汽车已被人用铁链子锁在一棵树上，小平头那一伙站在远处冷眼相观，事情明明白白我们不知该怎么才好。
也只有和小平头他们谈判，对方却不谈，只要钱，说不见钱说破天也没用，谈不拢，也就僵住了。
突然万虎换了一副面孔，冲小平头一伙怒喝：你们听着，你们这是犯法，是抢劫加绑架，我已经报了案，警察一会儿就来了，你们要不想倒霉的话，就乖乖地开锁放我们走，否则——哼！
没人相信他的话，包括我和姜先生，寻思他是使用恐吓战术，不过他的话却引起我的担忧，如果事情不尽早解决，走到万虎说的那一步也不是不可能的，这样对谁都不利，我正想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小平头一伙，这时就听见了由远而近的摩托声。
姜先生瞪眼看着万虎，问：你真报警了？
万虎满不在乎地说：报了。
姜先生吼句：浑！
后来知道，万虎是在双方对峙过程中偷偷打手机报警，从镇上到这里很近，摩托车是说到便到的。
姜先生看着我。
我命令式冲小平头喊：把锁打开，快跑。
没人动，许是发蒙，我又喊，这当儿两辆摩托风驰电掣般进了村。
四个警察从两辆摩托车上下来，一起拔出枪，见这阵势小平头丢下手里的钥匙和他的人四散而逃。
警察没追，一个大块头警察横横地冲我们问：谁报的警？
许是万虎已意识到自己的鲁莽，吞吞吐吐说：是我，可是……
大块头又问：逃走的可是嫌犯？
万虎看着姜先生。
姜先生说：这里没事，误会了。
大块头警察皱起眉头：误会了？你们和公安开国玩？
我怕姜先生把事情弄糟，赶紧对警察说：是这么回事——
大块头警察不由分说地打断：别啰嗦，是不是你们报了警？
不等回答又问：逃走的是不是涉案人？
万虎说：他们……
大块头又打断，说：行了，事情已经清楚，这里发生了劫车案。说罢转向一个白面小警察道：小宋你带他们回所做笔录，向郝所汇报，我们捉拿了案犯就回去。
我们的思维被弄得一愣一愣的，竟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是事实，三下五除二，警察就给案子定了性。
抱着把事情澄清的愿望，我们同意照大块头警察的话做，回镇上做笔录，就这么离开七桥村。车开出去，我们看见吕厚忠的女人远远地望着我们。
你得承认，大多干公安的人都很耿直，不善于伪装，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比如郝所长。当我们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就不是先前借车时那副模样了，黑着个脸，说话横横的，好像我们是他捉拿归案的犯人。
姜先生不会写简体汉字，笔录由我这个“局外人”做。当我把“精心”炮制出来的笔录交到郝手里，他看了看，用不无挖苦的口吻说：真是奇了怪了，受害人为犯罪嫌疑人开脱，可是东郭先生转世？
我刚要解释，郝挥手打断说：你们出尔反尔，是对国家执法机关的蔑视，不要紧的，我们会从犯罪嫌疑人那里得到口供，不让你们的伎俩得逞。
我们张口结舌。郝告诉我们现在可以走，但不能离开镇子，随时等候传唤。走出门，带我们来的那个小警察走向万虎要车钥匙，万虎不给，小警察也不说话，伸手抓住万虎的胳膊一扭，万虎哎哟一声，钥匙从手里脱落，掉在地上。这时郝走出来，说不要低估我们警察的身手。又说我们是依法办事。姜先生气愤地质问：无缘无故扣车，这是哪国的法？郝艮艮地说：自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不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法。顿了顿又说：需要我解释一下吗？这个案子属抢劫性质，根据你们的报案我们已立案侦察，所以这辆车就是涉案的赃物，我们有权扣留，直到结案。
我们总算明白郝为什么一定要立这个劫车案了，是为这辆没“借”给他的车啊。不过细想想郝也是“有法可依”的，就算是“法为己用”，也是我们自己撞到他枪口上去了，对此别说我和万虎，就是持美国护照的姜先生也没咒念了。
12
姜先生说建越用一件羊毛背心换了房东的几个玉米面饼子，他不吃独食，招呼大家到他那里一块享用。不早不晚，刚要吃，进来几个武装民兵，宣布奉工作队之命将我们逮捕，可怕的一刻终于来到，奇怪的是当时我们没想别的，只想把冒着香喷喷热气的饼子吃下肚，我们也提出这个要求，没得到允许，他们把饼子揣进自己的怀里，说是“战利品”，押着我们出门。
我们被关在祠堂附近的一座空房子里。房子很小，我们几个坐下就占满了，只有一扇门，窗棱子都破碎了，透过露天的房顶，能看见天上的星星，等月亮也升上来，对我们的审讯就开始了。头一个被带走的是贾开，过了大约一个时辰，他被带回来，又换了雷觉。门口窗外都有监视的民兵，我们不能向贾开询问情况，只用眼看他，贾开连着咳了三声。咳是我们在日伪监狱时用过的暗号，三声咳代表秘密已经暴露，事态严重。贾开故伎重演，使我们的心一下子提到嗓门，又大惑不解，会有什么秘密暴露呢？我们没有隐瞒什么呀，连国民党地工的身份都做了交待。说实话，交待之后我们就意识到失策，特别是在邹国甫和田宝安分别以汉奸与特务的罪名被处死后，我们更是懊悔不已。有句话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我们已将“罪证”和盘托出，授人以柄。我们在惴惴不安中等待雷觉回来，雷觉回来后依然是咳了三声，于是大家就意识到事情确实不妙。
不知是按照怎样的顺序，我是最后一个被带走的。临时审讯室在祠堂的一间屋子里，进门见侯队长坐在一张香案后面，吸着旱烟袋，昏暗的油灯照在脸上，神情很平和，也没因连续的审讯露出倦相，相反倒显得很亢奋。让我奇怪的是屋里只有他一个人，等带我来的民兵退到院子里，门就关上了，屋里只剩下审人的侯和被审的我。我知道这不符合规范，因为我是经历过无数次审讯的人，对这一套再熟悉不过。当然我不是挑剔什么，我只是觉得意外，甚至产生错觉，感觉好像不是在审问，而是两个人在谈心。
一开始也确实有点像谈心，侯队长的态度很和蔼，眼笑笑的，说话慢声细语，与先前的侯队长简直判若两人。他让我坐下来，给我倒一杯水，问我吸不吸烟，我回答说不吸烟，而心里想的是他最好问问我要不要吃饭，他没有，继续说与我毫无干系的烟，他说他是在读大学时学会了抽烟，一抽上就戒不掉了，开始吸纸烟，后来参加革命工作就改抽旱烟了，一是须和工农打成一片，另外纸烟也不好搞。说完他朝我笑了一下，抬起一只脚像模像样地在鞋底上磕掉烟灰。接着他又问我的家庭情况，其实在“材料”里已交待过了，他应该看过，为了让他满意我又说了一遍，他说这种情况土改是要划地主成分的，我没吱声，他又笑了笑，说你家比我家可是小巫见大巫的，我家是我们县首屈一指的大财主，光地就有五百亩。我煞是吃惊，一下子清楚他是怎样出身的革命者了，同时也知道他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个。果然他说共产党是工农党，但也不排斥工农之外的人，只要能坚决背叛自己原来的阶级，就能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我还没吱声，心想把我们抓起来为的是动员我们加入革命队伍？他又说下去，当然了，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