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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我还没吱声，心想把我们抓起来为的是动员我们加入革命队伍？他又说下去，当然了，要参加革命就得对革命有认识，有认识又必须有行动，现在是你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问采取什么行动呢？他说这个我说过了嘛，与反动阶级决裂啊。我问你说的反动阶级指什么？他说自然是地主富农和其他有财产的人。也许是自己刚被剥夺了财产的缘故，听他这么说我心里十分反感，就不管不顾地说，只因一个人比别人富裕些，就认定他有罪是反动派，就剥夺他的家产，就把他消灭，这是荒谬的，不人道的。我以为他会发怒，却没有，他看着我，不说话，神情依然很平和，好似鼓励我说下去。我又说反正我对共产党的这种革命是不赞成的，你家是财主，你真的认为你家的财产是剥削而来？你的家人是有罪恶的反动派？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把话说得那么激烈，好像要把对革命的成见一吐为快。侯队长一直在认真听，他慢吞吞装上一袋烟后说：你的认识大致不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财产并不代表罪恶，有产阶级也不见得反动，从某种意义上甚至还代表着进步，对人类社会有贡献。我没想到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惊讶地看着他。他说下去：就拿我自己的家庭来说，从我的曾祖父到祖父再到我父亲，几代人都勤劳本分，为人和善，乐于助人，热心公共事务，办学、修路、赈灾、济贫样样都舍得出钱，当然家里也雇了伙计，但家里待他们很好，工钱很高，吃得很好，干完一年活他们就要求下一年接着干，有一个姓邹的老伙计干不动了，就养他直到死。是啊，这样的人怎么能说反动呢？颠倒黑白，但是，因为革命的需要，就必须打倒我父亲这样的人。我说这很功利。他说是啊，把财产分给穷人，穷人才能跟着共产党去打国民党反动派，这你也就明白共产党打倒富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没想到侯队长对问题有这样的认识，也好像头一次认识他。当然他讲的“革命”道理我还是不能理解，我问：那么田宝安和邹国甫……他打断说：我知道你会提到他俩，因为你看见他们被处死，觉得很残忍，是不是？我点点头，他说事实上我也认为很血腥，但问题在于他们必须死。我惊讶地问：必须死？他点点头，说人是一定要死的，至于死的是谁不重要，怎么可以想象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和风细雨呢？就像打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才能体现出战争的壮烈。听得我的脊背发冷，简直不相信这些话是出于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县委组织部部长之口，就是说，让我吃惊的不是他说了些什么话，而是说这些话的人，这个人像对我施了巫术，让我疯狂，让我不知好歹不知死活，我说侯队长你的观点我不敢苟同，就算是中国的现状需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加以改变，那也可以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我听说阎锡山在山西也搞土改，办法是政府买下地主的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耕种，实现耕者有其田。侯队长说这个我倒没听说过，就算有这回事，也是因为阎锡山搜刮民脂民膏，手里有钱。我说阎锡山再能搜刮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他给地主发放一种为期十五年的债券，十五年后国家发展好了，债券会升值，发展不好就贬值，这样地主们也无话可说。侯队长说你说的这种方法温和倒是温和，但不符合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宗旨，我们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我说剥夺地主的地分给农民，土地换了主人，照样是私有制。侯队长说不是这样的，一旦我们革命成功取得政权，就会像苏联那样消灭私有制，走集体化道路，土地不再为个人所有。我说要是这样，那你们现在的土改便是一种欺骗了。侯队长说我们并不这么认为，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在中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我冲口问句：侯队长你信仰共产主义吗？侯队长朝我翻了一下眼，喉咙像被什么卡住了，我想他可能没料到我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摇了摇头笑了，说跟你说实在的吧，信仰不信仰我还真没想过哦，没想过。他的话让我惊诧，我本以为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他会说信仰，坚定不移的信仰。我所以这么问是想引出这个话题从而谈谈我的看法。我接着问：对你们共产党人来说难道这还是个需要想的问题么？侯队长咬了一下嘴唇，说如果要负责任的回答是需要想一想的，平常革命工作忙，还真没时间想这些问题，而且人总是注重眼前，对遥远的事也就容易忽略不去想，就说共产主义吧，目标宏伟，可什么时候能实现呢？一百年？二百年？我们这一代人谁又能活这么久？何必钻这个牛角尖？我说既然这个目标虚无缥缈，为什么还要以它的名义，发动一场让那么多人无谓牺牲的大革命呢？他脸上泛出微笑，轻轻说两个字：政权。停停又说，其实我们共产党人丝毫也不隐瞒这一点，明白无误地宣告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政权。我问夺取政权的目的呢？他一笑说这也是个问题？打江山坐江山呗。也就在这一瞬间我开始对侯队长产生怀疑，怀疑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而是共产党中一个投机分子，一个败类。说实话，我倒真的希望是这样的，尽管我不认同共产党，但也不愿意共产党就是侯队长说的这样子，太可怕了，如同要再次认证似的，我又问：侯队长你说的都是你的心里话吗？侯队长的脸突然一变，冷笑一声，说：面对一个将死的人，我有必要说假话吗？我的心“咚”地一跳，侯队长又笑笑，将那杆与工农打成一片的烟袋插进荷包里，装上烟，把头凑近油灯点着，烟雾在他的眼前弥漫开来，使他的面目更加迷离，似真似幻。他从嘴里拔出烟嘴说下去：本来还想给你最后一个机会，让你悬崖勒马，可你太不识时务，自己把这扇门关上了，还自作聪明，问这问那，好哇，我满足你，现在满意了吧？我暗暗叫了一声天，终于明白他所以毫无顾忌地对我说这些为党所不容的话，是因为他在心里已将我判了“斩”。在他的心目中是在跟一个死人说话。不过一经清楚自己必死无疑，心里倒没有顾及，我义正词严地质问道：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你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他说你们自己清楚。我说：不错，我们曾是国民党的抗日地工，叫特务也行，但我们是爱国者，你们和国民党打起来了，可以说国民党是反动派，但我们不是，我们没有和你们作过对，倒是为抗日工作过，坐过日本人的监狱。侯队长说：说下去呀，坐了日本人的监狱，最后怎么当了日本人汉奸？我说我没当汉奸，侯队长问难道没向敌人自首过？我说没有，侯队长说：算了，不要再以英雄自居了，俗话说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你讲，你们向没向敌人交待所谓的“一般性”秘密？我顿时明白侯队长所指，又十分惊讶，我们在“自传材料”上并没有写“一般性”交待的事，侯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侯紧追不舍：你讲呀，是不是我诬陷？这时我才晓悟过来，一定是我们中间有人对侯讲了那件事，这个人会是谁呢？我没有时间对此进行分析判断，既然侯知道了，我就必须把事情讲清楚，就是死，也不担这个汉奸罪名。于是我把“自首”的来龙去脉给他讲了，侯始终是一副嘲笑神情，听我讲完他说：无稽之谈，难道世界上会有这种不讲原则的上级？当然了，你们几个说法一致，但这是串了口供的。我说我们讲的全是事实。他说你以为我弱智，会相信你的鬼话不成？我说怎么是鬼话呢，难道上级为自己的下属着想是不正当的吗？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保留下级的生命不是一种仁爱精神吗？侯队长哼了声说：让你和你那劳什子随仁爱一块见鬼去吧。
我被民兵押回关押小屋，路上我一直在回想临走时侯队长呜噜的那一声是不是个“斩”字，不过回到小屋，见月光从破屋顶照上墙壁，倒真像悬着的一把斩首利剑，心不由猛地一沉。同伴们没一个人睡觉，大瞪着眼，我没像其他人回来那样咳嗽，因都过过堂了，再通报什么已没有意义，而且我也知道，再继续保持沉默也没有必要。坐下后，先朝每个人看了一眼，然后说大家一定都清楚，我们中间出了个告密者，把我们大家都出卖了，现在我们要把这个人找出来，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道理何在？我的话音刚落，顺东开口说：不用故弄玄虚了，你要找的人就是我。我吃了一惊，大家也同样，所以吃惊不是没想到是顺东，而是他承认得太痛快。这就使大家一时无言以对。良久，建越开口说：你承认了好，就是不承认也知道是你。顺东拖着长腔说是吗？建越说你恨大家，顺东又说是吗？不过我倒要问问，我为什么恨？不等大家回答，顺东接着说：不错，我是恨你们，因为你们背信弃义，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干的好事，停停又说：你们交上了戒指，这意味着什么？很清楚嘛，你们只想着自己活命，而不顾我的死活。大家面面相觑，疑惑顺东怎么听到了风声。贾开说顺东你得通情达理才是，不是大家不管你，是实在没有办法，事实上大家也为你着想……顺东哼了一声，说：为我着想？不就是把指头和戒指一块切下来么？这也叫办法？安和说可终归比丢掉性命要好呀，顺东说我不想丢命也不想丢指头。我忍不住，接他的话说：所以你就以牺牲大伙为代价，来保全你自己？顺东反问错了吗？你们不管我，就不兴我自己管自己？雷觉说顺东你以为这样就保住自己了吗？顺东说：当然，我为共产党立了功，我说：好哇，缴枪不杀，你就等着共产党论功行赏吧。说实在的，那时我真的很恨顺东，由于他的所作所为，我们没有一点回旋余地了。
13
早晨醒来，姜先生说晚上做了一个梦。我说在梦里回到了田庄。姜先生问你怎么知道？我说猜。姜先生叹口气，说要不是眼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倒真应该去一趟的。我说我也想去，以后吧。
“以后”就是一年以后了，我去了田庄，一个人，这自是后话了。
不知从哪一刻起，在我的意识中，历史的田庄与现实的长庄忽然有了某种联系，虽然两者处于时光长河的两端，首尾不见。后来我想这也许是季节所致吧，姜先生所讲的田庄与我们所在的长庄，都同在秋季里。
多事之秋。
早饭的时候我问姜先生你讲了这么多田庄的事，怎么还没讲到救命恩人老万呢？姜先生说看来你听得有些不耐烦了，我也知道讲得太啰嗦，人上岁数了，不知不觉就絮叨起来。停停又说，不过我还是慢慢讲为好，一讲完你拔腿走了，这里谁来帮我呢？我笑起来，说你只管讲好了，要能讲上一千零一夜，或许就有一部世界名著了。话是当玩笑说，但心里却很是内疚，姜先生这么寄希望于我，我却没有做出有成效的事，事情不仅没有解决，反倒越来越复杂。
饭后我给彭局长打电话，开始占线，拨通后我问他赵处长那边给没给回话，彭说还没有，要不你直接打电话问问。我就给赵处打电话，拨了十几遍才通，我像问彭那么问赵，赵的回答也如同彭，说小舅子还未回话，你直接给他打电话吧。我感觉到彭、赵明显在敷衍，推到“下家”了事，想想也无计可施，就“直接”找“小舅子”。倒是很顺，电话一打就通，就好像小舅子正等在那儿似的。他说我知道你会来电话的，放心，我已经把任务交待给姐夫了，姐夫很重视，说他们公司目前正是“保鲜”整改阶段，抓行业不正之风和腐败，一经发现坚决处理，决不手软。听着从“姐夫”那里传过来的铿锵之言，我不仅高兴不起来，反倒很失望，很明显事情还未着手办，仍停留在“务虚”阶段，同样是在敷衍，我很是不满，却还要违心说要他代向“姐夫”致谢，希望能尽早把问题解决，小舅子一口喊出三个没问题。我要挂电话，不想被小舅子止住，说老兄别急，我寻思……有句话我还是说了吧，我稍稍一愣，说有话请讲，他说我是个直性子脾气，不会曲里拐弯，我也不是官场里人，也用不着避嫌，就实话实说了，我知道你们急于恢复生产，时间对你们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所以我想最好能把事情摊开。我有些茫然，问怎么摊开？他说你们请人帮忙，自然会有所表示。我一时没转过弯来，问什么表示？他说“点”啊。我问“点”？他没回答，却从耳机里传来手指摩擦的声响，我兀地明白他说的“点”就是点票子，他似乎也猜出我懂了他的意思，就说：你老兄别怪我把话说得太直了，其实我也可以像别人那样玩猫捉老鼠啊，可那样有什么好处呢？只有误事，到头来还是该点点，该收收，既然这样，大家就不如去掉伪装，真诚相见，以达到双赢的目的。小舅子的一番话惊的我张口结舌，不是因为他提出要钱，而是要得太赤裸裸，连“双赢”这个富于时代感的词汇都用上了，到此我已意识到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不是我有意拒斥，而是在“钱”上我不具谈判资格，我是个局外人，我清楚这个，却不知怎么从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我同意，你具体谈个意见吧。他说可以，我匡算了一下，从替工厂捡回经济损失的数额上，工厂给我们不应低于五十万。我没吱声，他接着解释起来，说20％的回扣是约定俗成的，比方现在的工程，发标人都会从中标方拿到这个比例的回报，所以现在就到处都修路到处都建花园嘛，所以就有若要富快修路，若要钱建花园一说嘛。我说那些与我们无关，还说我们吧，这五十万彭局和赵处是什么意见呢？他说他们还能有什么意见呢？我说可他们没提……他打断说他们能提？那才是大傻呢？我说我知道他们不傻，他说岂止不傻，脑瓜灵光着呢，特别在这方面。我说哪方面，他说你没听人说，现在那些当官的，把全部聪明才智都用在两个方面，一是怎样拍马溜须往上爬，再是怎样搂钱才不会被发现。我煞是惊异，这些年官场腐败的话听得不少，也多有振聋发聩之言，可像小舅子说的这种“一箭中的”的话却没听到。小舅子仍滔滔不绝地说，甚至还告诉我这五十万怎么分他自己能拿到多大份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透明，难道是一桩能摆到台面上的事？
与小舅子通完电话，我正考虑要不要把内容跟姜先生说，这时万虎从外面回来了，他一早便去探听情况，连早饭也没顾上吃。万虎说昨天警察在七桥村虚晃一枪就回来了，根本没认真抓捕那几个“劫车匪”。这倒是没想到的事，看昨天他们那副气势汹汹的架势，好像不一网打尽决不收兵。我问万虎今天他们去没去七桥村？万虎说没有，又说他们不会再管这件事情了。我说不把人抓到案子就结不了啊，万虎说他们才不想结案呢，我问怎么？万虎说结不了案，咱们的车就永远是赃物，永远扣在派出所里，今天一上班，郝所长就坐咱们的车出去了。姜先生气愤地说当成赃物，就应该封存，他们无权使用。万虎说他们才不管这一套呢。
事情真是陷入泥沼中。
姜先生想想说：咱们走，不要车总可以吧。
我说不要车自然可以，可去哪儿呢？
姜先生说回厂。
万虎说不行，我老婆来电话说又有不少人去送水果，等在那儿不走，不住口地骂，回去又来麻烦了。
姜先生使劲抓着头上的白发说我还真忘了这档子事，可是……
我知道他“可是”后面的意思，打断说现在顾不上枝节问题，还得集中精力解决停产和万总的事。接着我把刚才与小舅子通电话的情况大体讲了讲。姜先生好像在算账，可能没算出来，问我五十万人民币合多少美金？
我说：六万多。
姜先生惊讶：要这么多，这座厂才值多少钱呢？
我说这个人家清楚，要的这六万美金是总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姜先生更惊讶了，说真见了鬼了，这座厂当初的投资就是三十万美金，他们怎么知道？
听姜先生这么说我也感到十分意外，原以为小舅子的“匡算”是故弄玄虚，事实上却是有根有据，我也重复着姜先生的话：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万虎说：这不难，资本金从有关部门能查出来。
我问万虎：现在拿回扣真的有一定比例吗？
万虎说：这种拿法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和他谈判，往下压。
姜先生说：压到一万两万眼下也拿不出来呀。
万虎说：另想想办法吧。
我说：要不我再联系一下报社的老总，看看他那边有没有进展。
万虎说：对，咱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姜先生说：那就去市里吧，在那里办事方便些。
我说：可以是可以，只是花费要大。
姜先生说：这是个问题，没有厂里的证明，美金兑不出来。停停转向万虎问：那里有没有收美金的饭店呢？
万虎说：有涉外宾馆。
姜先生说：咱们走。
也不是说走就能走的，车给扣了，有没有合适的公交车还不晓得，万虎说他出去问问，刚要出门又停下脚，说：家里有辆手扶（拖拉机），带斗，要不叫我老婆开过来？
我和姜先生对视一下，点了点头。
万虎正要拨电话，我想起什么，对万虎说：昨天你说的那本账，叫你媳妇带过来？
万虎说好。
趁万虎打电话的时候，我把昨天在车上万虎说的账的事，对姜先生讲了讲，姜先生疑惑说还有这样一本账？我说这种账恐怕所有的企业单位都会有。姜先生问带账来有什么用？我说上面有些线索兴许能看出我们得罪了什么人，姜先生怔怔的，中风后遗症使他的思维慢半拍，过了许久才“噢”了一声。
到市里须事先跟“老弟”通通，我便往报社打电话，没等我开口“老弟”先通报他那儿的情况，说小马（跑工业记者）到长庄镇去调查，政府头头讲那个沂东饮料厂垮了，老板携款外逃，公安正在缉拿，一切得等到犯罪嫌疑人归案才行，所以小马就回来了。我听了十分气愤，大声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政府怎么说话这么不负责任。接着我简要说了真实情况，“老弟”叹口气，说镇这一级我最清楚，在他那儿也一亩三分地，谁都拿他们没办法。我说上级……“老弟”说他们能当上镇头，又能坐稳了，就说明有“上级”罩着，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