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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是，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居然不得而知。你表现好不好，跟你能否放出去，毫无关系。
所谓“管理组”，也仅仅是个管理机构，早已不能决定我们的命运。他们惟一能决定的是随时可以揪出一个人来批斗，那当然权力也不小，专政机构嘛！所有犯人的思想陷入了极度的灰暗之中，忍受着残酷的精神折磨。大家都特别关注“文革”的进展情况，希望混乱早日结束，至少有一个可以决定我们命运的人或机构，告诉我们：我们目前的真实处境、我们刑期还有多久、我们的未来由谁负责。没人相信已宣布的“无期徒刑”，镇压犯人的手段而已。随着各派的“大联合”，“革委会”的相继成立，似乎乱得好了些。下边会怎么样呢？难道没有一个部门还能想得起我们来吗？
又是一个严冬，南口的气温要比北京低四五度，土地硬得像水泥地，一镐下去只是一个白点儿，不到半小时，我们便大汗淋漓。有几个人，当然有我，居然在数九寒天脱光了膀子干活儿了。干活已经是我们排遣忧愁的惟一的好办法了，一天干下来，浑身松快。收工了，当我们排着队走回监舍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一辆大卡车扬着尘土停在了我们监舍前，雄赳赳地从车上跳下了十几位男男女女的革命小将，红臂箍上分明标着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一下车便大吼：“北大的学生，收拾行李，上车！”“北大”是揪出反动学生最多的学校（北京高校中只有清华大学没有。据说是蒋南翔校长抵制了，这在“文革”中成了他的一条罪行），这里一共有六个。
这六个人诚惶诚恐地进屋收拾行李，根本不知出了什么事。收工回来的人没一个人进屋，都远远地站着看，眼神中充满了惊奇和困惑。这天管理组正好没人，好像是进京开会去了。这更奇怪了，不跟管理人打招呼就把人带走？红卫兵，没人敢惹啊。六个人拿着行李磕磕撞撞地出来了，看得出都是满头雾水。他们被赶上车，卡车呼啸一声扬尘而去。
人们乱了，开始进行各种猜测：有的说这是揪回学校批斗；有的说这是转回学校劳改；也有人说咱这劳改队大概要散了。
这时只见一位管理组的人，气喘吁吁，满头大汗飞奔而来。见我们都站在门口便吆喝着叫我们进屋去，并说吃完晚饭全体集合。很明显，他从外面跑进农场的时候神情十分慌张。
晚上开会时，管理人员声色俱厉地说，他在公路口遇见了那辆卡车，拦住一问才知道是把六个人揪回去批斗——斗完了还要送回来。可现在有人在搅浑水、煽阴风、造谣传谣，说什么劳改队要解散，这是破坏改造。你们必须认真改造，好好劳动，否则的话决不姑息！大家听了以后不能不信，可又不相信！这么大的事管理组会不知道？既是斗完了还送回来，干嘛叫他们把行李全带上？终是满腹狐疑，但不敢再议论了。
第二天出工，正在干活儿，忽然管理组来人叫航空学院的马上回去，大家又是一愣。难道又是来揪回去斗吗？第三天矿业学院的又被接走。说出大天来也没用了，哪儿那么巧？几个学院同时揪回去斗？肯定有事！但谁也不敢（倒不是不愿）想得太好。扑朔迷离，如在十里雾中。早上出工便有人丢着眼色唱起了样板戏：“这几天多情况，勤瞭望，费猜想，不由得心潮起伏似长江……”大家无不会意，真是费猜想啊！
第五天出工，工间休息时，一北师大的天津籍学生走到我身旁捅了我一下，然后大声说：“撒泡尿去！”我知道他有话要说，忙随他下到一个沟底。看看四下无人，他立即塞给我一封信，是“北大”来的。打开一看里面，我简直不敢相信，是那个用电线杀人未遂的C君。信中写道：我已回到学校，受到工宣队和红卫兵的热情欢迎，亲热地称我“同志”，昨天在天安门还参加了反美大示威……天呐，天！这不变天了吗？他怎么从反革命杀人犯一下子成了革命同志了？这还有谱没谱？天津哥们儿兴奋地说：“到头啦！回家啦——”这次已经不是谣言了，消息传开，人人振奋，个个翘首以待，盼亲人“红卫兵”来解救我们。管理组的人不那么神气了，也客气了许多。
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接走，每天都有信来。矿业学院一小子来信说：“我自由了。你们怎么样？南口风大小心闪了舌头！”也不知是什么意思，狗屁不通。
过了元旦，劳改队没剩下几个人了，我慌了，怎么不见电影学院的人来接我？真是望穿秋水不见伊人之倩影。我沉不住气了，跑去管理组问。一个人居然说：“你们学院的人说了，不管你了。”这犹如晴天霹雳。我惊恐地问那我怎么办？他阴阳怪气地说那我们也不能老陪着你，凡是没人接的，一律送到“四类分子劳改队”。这就意味着我将万劫不复，那不只是十八层、那是十九层地狱啊！我陷入绝望之中。
同舍只剩下电力学院的一个和“师专”的两个，我们都将面临着进“四类队”。几个人如热锅上的蚂蚁，绞尽脑汁，一筹莫展。谁知第二天去食堂的路上，我忽然看见管理组门前停着一辆“罗马”吉普，正在擦车的竟是我们学院原来给院长开车的司机。眼睛顿时一亮，狂喜使我的心“怦怦”乱跳，我忙冲上前招呼。他抬头一见是我，竟吓得不敢搭话，忙又低下头擦车。我很尴尬，向和我一起去食堂吃饭的电力学院的Y君说，这是我们学院的司机，肯定是来接我的。他叹口气说：“又走一个，我完了！”我们俩站在食堂里吃饭，管理组的人匆匆走来，我激动地望着他，这是叫我来了。谁知他竟向Y君说“电力学院的接你来了”，我大惊忙问：“错了吧？是电影学院吧？”他把眼一瞪说：“电力学院！”
我如掉进了万丈深渊，眼前直发黑。Y君走了，兴奋不已。这不可能！我不死心，这太离奇了，我又奔向“罗马”吉普，不管司机理不理我，焦急地问：“师傅，你调到‘电力学院’啦？”他惊慌地头都没抬地“嗯嗯”了两声。完了，彻底玩儿完！认命吧，天杀我也！我失魂落魄地回到监舍。刚刚坐下，只见Y君气急败坏地走进来说：“×他妈的！电影学院！叫你呐！”我已经顾不得高兴了，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一进管理组的门，一个胖胖的中年人立即站起向我伸出手。
“郭宝昌同志，我是学院工宣队队长老王，我来接你回去。”
“同志”！这个称呼实在是久违了，这不是习惯性的随便叫一下吧？而且这工宣队的手是可以随便握的吗？在我常年受到非人待遇的时候，这善意的表示我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我惊诧地、胆怯地握了一下他的手。
“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咱们马上走。”
这温馨的声音像在云外，像从天上飘来。我跑回监舍，没什么可收拾的，用凉席把烂被子烂褥子一卷完事。
当我把行李扔上吉普车的时候，一件令人揪心的事发生了。一个女孩子端着饭碗匆匆跑来，停在了管理组门口，神色惶惑地望着我。这是果树四大队的一位革命女职工，两年多来她特别照顾我，每次到劳改队要劳力的时候，她准点我。她没有把我不当人，她是我在劳改期间惟一使我感到人的温暖的人，使我感到人间还有同情，这曾极大地鼓舞了我生的欲望。有时她过分地关心，经常使我慌乱，使我心颤，使我恐惧。我是什么？我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感激她，喜欢她，但从未有过任何非分之想。她呆呆地望着我，我感到所有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俩，我慌忙上车，深深地低下了头。
车子启动了，我一抬眼，她仍呆呆地站着。车到农场门口要拐上公路了，我再看，她仍呆呆地站着。再见了，好姑娘，我谢谢你、会记住你，但我的心已不在农场，已经飞向了北京，飞向了学院。
一路无话，我想象着回到学院老同学们的笑脸，热情的问候；想着我该说些什么……车行至北太平庄，终于看见了街道、看见了马路，再往前走就是电影学院了，我的泪水突然夺眶而出。工宣队长望了我一眼，我忙扭头擦去眼泪。进了学院，车停在中楼门口，工宣队长下车仰头大叫：“王师傅！郭宝昌回来了！”二楼窗口立即探出一个花白头发的人，这就是王师傅了。他下了楼还带着两个人，我一看竟是原来字幕车间的张老师和实习处的刘老师。我忙叫老师，两人却惊慌地低下头去拿我的行李，我忙上去抢，我怎能享受这种待遇？但王师傅却厉声说：叫他们拿！我惴惴不安地跟着两人走进北楼，竟然一个人也没见到，更不用说老同学了。
整个儿学院冷冷清清、死气沉沉。我被带进了一间由厕所和洗澡间改造的“牛棚”，这里关的是“全托”的现行和历史反革命，加上我共六人。那两个拿行李的老师也在其内。
所谓“全托”，是借用了托儿所的名称。每晚家长把孩子接回家的叫“半托”，不接而住宿过夜的叫“全托”，我们这六个人是不准回家外出的。
我还没缓过神儿来，王师傅又把我带走交给了工宣队的副队长，并把我带到了“黑帮”班。
这是一个我们原来上课的教室，一进门，我就傻了：两长排桌子，坐在那里的上自院长、书记，下至导演系、表演系的老师，满满一屋子。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望着我。副队长宣布，我今后就在这“黑帮”班里参加学习。我按指定座位坐下了，我旁边坐的竟是我原来的班主任汪岁寒。他很惊慌，不时偷看我，忽然他低声向我说：“我没整你，我没整你！”谁问他了？
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一走进食堂，忽然一声怒吼吓了我一跳。
“站住！”
一个我不认识的学生（应该是在我劳改后才入学的）凶巴巴地指着我。我站住了，他走过来，立即围上了很多学生。
“低头！”
这我很内行，很习惯，立即便找到了在劳改队的感觉。
“告诉你郭宝昌，从现在起，你不许和任何同学说话，不许外出，不许写信，不许打电话，必须老老实实交代你的问题，听见没有？”
我说听见了，我的所有美好的想象，当即灰飞烟灭。回到“黑帮班”我已是万念俱灰。突然走进三个军人，后面两个一看就是跟班儿的，前面的人是军宣队长。他背着手边走边依次问了几个人的认罪情况，又走到一位导演系老师前，这是中外知名的大导演啊。队长问：“你是××吧？”××立即毕恭毕敬起立站得笔直答曰：“是。”又问拍过什么片子？答曰××片，××××片。再问你对自己的罪行有什么认识？啊！××真是条老汉子！他竟然说：“我拍的××片、××××片子，我不认为是毒草！”
这不找死吗？奇怪的是队长什么也没说，又走到我面前看了看问你是新来的？我也忙站得笔直回答是。又问你是郭宝昌？我说是。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扭身走了出去。工宣队的副队长又大声宣布：“郭宝昌和你们不一样，他只在班里参加学习，不参加发言，你们管不着他！”
不一样？这是什么意思？是“性质”不一样，还是具体问题不一样？那时凡能管我的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会十分敏感地引起我的猜测和分析。想来想去这“不一样”当然是“性质”，“黑帮”班里的人都是“半托”，每天可以回家的，而我是“全托”，不折不扣的“反革命”！
同“牛棚”的六人中除那两位老师外，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孙教授，曾任国民党高官，还有一位是老右派，在“文革”中跳楼自杀未死摔断了腿，抗拒专政，也关在这里。还有一个总务处的，太恶心了，是“鸡奸集团”的首犯，且多次猥亵少女。怎么什么人都往这里关？太不讲究了。当然，无论什么人，关在这里头的都是“狗屎堆”，这是错不了的！还讲究什么？
躺在床上我睡不着，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早已回学校的“反革命”全都没事了，杀人犯都参加反美大游行了，而我还关在这儿？为什么工宣队长已经和我握了手还口称“同志”，我还是“反革命”？只想得我头痛欲裂才昏昏睡去。突然一声炸雷把我惊醒，我惨叫着猛然坐起，满身大汗。灯亮了，张老师忙冲过来紧紧地抱住我说：“别怕别怕，没事儿，是工宣队的敲门，每天夜里要查房。”
门开了，几个工宣队员走进来，见我惊恐的样子问出什么事了？张老师说没事，大概是做噩梦呢！工宣队走了，我才把一个月前劳改队发生的杀人事件说给张老师听。那天夜里的惊吓，不光是我，w君在离开劳改队以前几乎每夜都从梦中惊醒惨叫着坐起。我直到十几年以后才渐渐去除掉这个“恶习”，在下干校时，多次把同学惊醒，大家都不愿和我住一屋。结婚以后，我老婆经常被我吓醒。几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每年我也至少做两到三次噩梦，只是不惨叫了。现在打官司，有一种叫“精神赔偿”，很多人不理解，精神有什么赔偿的？但我深有体会。当然，我现在也不会要求什么“赔偿”，也不可能“赔偿”，真正赔偿起来的话，整个中华大地非把咱们国库赔空了不可！
第二天是星期日，“半托”的都回家了，“黑帮”班只剩了我一个人，我把自己的疑问告诉了工宣队副队长，他叫我别着急，有些问题还没闹清楚，会有人找我谈话的。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不清楚？最滑稽的是，忽然被劳改队释放回校的航空学院的P君来找我了，说要请我吃烤鸭。我觉得近似胡闹，还烤鸭？我这儿还是“黑帮”班呢！他不客气地质问副队长，所有人都没事了，为什么还把他关起来？P君走后，我说这回你看见了吧，都没事了。副队长说五年都过来了，你还急这几天？
接着，有人找我谈话了。我被叫到工宣队办公室。里面竟坐着原来我们班的一位老同学，毕业留校的，正满脸杀气地望着我。三问两问我才清楚，问题依然纠缠在我为“反动集团”翻案的那百分之九十九，这差点儿要了我性命的百分之九十九啊！我老老实实说明了我当时的想法，为什么那样做。他恶狠狠地说：“你不老实”！我说当时的形势险恶我没有办法。他咄咄逼人地问：“你是不是不老实？！”我说我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如此。他厉声厉色地问：“说，是不是不老实？”我无奈地低下头说是。
那真是屈辱啊！怎么一点儿同窗之谊都没有了呢？逼人忒甚了啊！他勒令我回去重新写交代材料。至少我算知道了继续把我关起来的原因。我写好材料交上去，此后隔三岔五便有人把我叫去提出一些新问题。我便一份一份地写。余下的时间则要劳动。我和张老师负责打扫校园和厕所，这些活儿对我来说简直就不叫活儿。只是遇见老同学，脸上十分难堪，特别是表演系的女同学，便觉得还不如在劳改队脱光膀子抡大镐。只有在打扫厕所的时候，张老师无论如何不叫我干，他刷，只叫我站在旁边看。我怎么抢着干也不行，他说：“你是少爷，哪儿能干这种活儿！”都什么年月了？还“少爷”呢！张老师，真是菩萨心肠啊！
同“牛棚”的孙老师更叫我难忘。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冒着严寒去户外跑步、锻炼。我由于羞见同学，则始终龟缩在“牛棚”内。一天他忽然问我为什么不出去锻炼？我说太冷，他十分严肃地说什么太冷？你原来在学院是运动场上最活跃的人之一，现在怎么了？是不是不好意思见同学？孙老师真厉害，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小心眼儿。他说：“挺起腰板儿来做人，问题总会弄清楚嘛！走，跑步去！”我跟着他去跑步。
操场上人很多，有很多学生也在锻炼，我昂着头，任人去看，居然还有两三个人和我打招呼。顶着西北风跑得满身大汗，孙老师又带我去洗澡间冲澡。好家伙全是凉水，早上哪有热水，孙老师“哗哗”地冲上了，北京的水夏天都乍手，甭说冬天了。冲了一下我就逃了出来，我说：“孙老师，跑步可以，这洗澡就免了吧！”
就这样，提审、写交代、劳动、跑步，过了一个多月，王师傅把我叫去了，脸色很难看地说，你交代的差不多了。我们审查了你在劳改队的表现，你怎么搞的？在劳改队还散布反动言论？我先是一愣，不知从何说起，坚决地说不可能。他愤愤地拿起一张纸拍在桌上，说这是什么？六条呢！我看了一眼便明白了，是劳改队的“战友”们揭发的，而且由于我很少说话，是他们挖空心思揭发出来的。我笑着说您看看都是什么反动言论。他这才注意看，并念出了一条儿：“郭宝昌极其恶毒地说‘打到了媳妇揉到了面’，猖狂地提倡封建社会的‘打老婆’。”
王师傅也笑了，说这叫什么反动言论？我忙说，一百多个人里我是最少的，才六条，您去外调一下、查查别人，最少的三四十条，多的一百多条。他恍然大悟说：“我说呢，这上边儿连公章都没盖，是你们狗咬狗吧。这不算数！”我忙不迭地说：“对对！狗咬狗，狗咬狗！”我这是把自己骂成狗啦，狗好啊，不管咬人和被咬，都是狗，是不算数的！王师傅的脸色立即缓和了，把那张纸扔到了字纸篓里说这不能进档案。他权力真大！我才知道，我的档案不是纸袋卷宗，而是麻袋！大概是全国之最了，能装一百一十八斤大米的麻袋，满满一麻袋。除了拿出了这一张以外，这“麻袋”整整跟了我十五年。王师傅叫我下午再来有重要事跟我说。我心里又打鼓了。
下午走进去一看，除了王师傅，还有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小姑娘，表情都很庄重，很严肃。王师傅说：“经过审查，现在由‘反革命专案’组组长×××，向你宣布处理意见。”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前几天我刚和“黑帮”班的一起参加了一次全院大会，一个老师被宣布解放，一个老师被升级逮捕，一个女老师被当场揪出，立即押上台坐了“喷气式”。我会怎么样呢？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王师傅叫那个女组长宣布，不知为什么那姑娘扭扭捏捏地非叫王师傅说。王师傅很不满，说这是你们组的事，当然你宣布。姑娘好像很不好意思，抬头看了我一眼，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低下头笑得不行。我没觉得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