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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师傅一脸的苦相直嘬牙花子，更为严厉地说：“不许笑！你们组的事当然是你说，快点！”我快急死了，姑奶奶，姑祖宗！我这儿等着呐！姑娘强忍住笑，酝酿了一下情绪，似乎比较有了可以不再笑的把握，才板着紧绷的不笑的脸半抬起头，她一直没敢看我。我一直纳闷，我的模样很可笑吗？还是她觉得自己扮演的角色很可笑。她突然迸出一句话：“你没事儿了！”话音一落，竟然捂着肚子“哈哈”大笑起来。王师傅看着实在不是个事儿。便忙把话接过来：“好了，郭宝昌，宣布完了，你没事儿了。”
我半天没醒过味儿来，“没事儿了”是什么意思？这是结论吗？这叫结论吗？也不在公开场合宣布？也没个盖章的文件结案？什么“没事儿了”？王师傅说你是个学生，学生问题用不着公开宣布，也不用文件，反正没事了。
我依然迷惑，难道我可以和别人说话、写信、打电话、一个人外出了吗？王师傅不耐烦了，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会闹不明白？“没事儿了”就是“什么事儿都没了”！难道我外出可以不请示、不招呼，回来以后可以不汇报？这些年我外出回来都要详细汇报，几点到几点几分都干了些什么、见过谁、说了些什么，以供管理人员去查对。这都不用了吗？王师傅摇摇头说你快成傻子了，你没事了，你自由了，你爱上哪儿上哪儿！我终于弄明白了。
不过这也太儿戏了吧？且不说宣布的过程很儿戏，就事情本身也太儿戏了，狂风暴雨、疾雷闪电、刀枪剑戟、劈杀抡砍，整得我六佛出世、九死一生，嘻嘻哈哈一句“没事儿了”就完啦？这能算数吗？
王师傅又亲切地问我多少日子没回家了？我说三年。又问家里还有什么人？我说妈妈。他说回家看看吧，看看你妈。我竟突然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我竟然看见那小姑娘也在擦泪，她不笑了，从桌上拿起一张“毕业生登记表”给我，叫我填写好交上来，然后与同学们一起下干校，顶多劳动两三个月就和同学们一起分配工作了。
我知道，我已经彻底“平反”了。
我最急于想做的，就是上街，享受一下没人管的滋味，享受一下“人”的滋味，享受一下——自由。
我带上我的全部财产二十二块钱上街了。走到电影学院门口，我犹豫了，可以出去吗？就这么走出去？太嚣张了吧？真没人管？我看看传达室，里面有俩人聊天，看都不看我，我壮着胆子走出校门。我突然感到一声怒吼：“站住！”我急忙站住了，忙回头看，一个人也没有。我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可越走心里越嘀咕，后边肯定有人跟踪，有人监视，我不敢回头。当走到新街口豁口时，我沉不住气了，猛然冲进一条横胡同，像个地下工作者；十几秒钟后，我又突然探出身向后看，想叫跟踪我的人措手不及、猝不及防、无法躲避。可后面没人。只远远的有几个行路之人。我心里踏实了，大步向新街口走去，我不坐车，我也坐不起车，我要回家，我要一路走回家。我要看北京，看北京的街道，看街道的每一尺每一寸，太好看了。
第五节 我自由了
三月中旬我和同学们一起下干校，来到张家口地区腰占堡四六一九部队干校，谁也没想到这一去又是四年，期间经历抓“五·一六”运动，我因整天下棋，讲故事，继续散布反动言论而再次被揪斗。每天八小时九十度弯腰撅屁股挨斗。这时我才知道，我根本就没“平反”。有个人曾很凶地指着我说：“你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你以为你是革命群众了？你还是反革命！你的材料全在你档案里，你的行为就是破坏抓‘五·一六’运动！你要觉着在这儿不舒服，我给你换个地方？把你再送回去！”
我重新失去自由，重新受到监视，又是写不完的“认罪服罪书”。
一九七三年干校解散，我被分到广西，我的性质属于“‘帽子’拿在群众手中”的反革命，只要不老实，可以随时再把“帽子”给你戴上。我在广西电影制片厂终于熬到了打倒“四人帮”。
一九七八年，全国“右派”平反，我蠢蠢欲动，借上京出差的机会，我伸冤告状。身边所有的朋友，包括在劳改队的战友，都好心地劝我别闹了，你现在可以了，都当了副导演了，还要怎么样？这已经是万万人之上了，再闹，弄不好还要倒霉！我不服，与其这样窝窝囊囊地活着，还不如再进劳改队，还能怎么倒霉？决不苟活！我相信新政权。于是我给市委、给文化部、给学院、给中央，全写了告状信。
一九七九年初，电影学院终于派人来到广西找我。这人是人事科新来的，我不认识，他说经审查，我们班“反动集团”一案纯属“冤假错”案，决定要平反，叫我重新写澄清材料。经过半年的周折，冤案终得平反，重新发给我“毕业证书”。
我成了全国上学之最：一九四六年入小学计六年；再入中学，计七年；入大学，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九年计二十年，共计学历三十三年。
我的“平反”日期永远定格在了“毕业证书”上：一九七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