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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窗向外望，这几个“孙子”（后来有人说这几个人是你的福星，受天意来保护你的）看来是不想走了，跟我耗上了。我只好走出厕所，他们照例又用手电筒光把我送回监舍，我再次躺下，不知为什么忽然不想死了。去你妈的，爱他妈怎么着怎么着吧，睡觉！这时才觉得真的太累太累了，从未有过的一种疲惫，一秒不到，我进入了梦乡。
您大概觉得真没劲，闹了半天你没死，连吊都没上成。哪怕吊上去了，再让人救下来又活了，也比这有劲，这叫什么“自杀”？——我真要死了，您还看得到这篇文章吗？
人有这样一次经验挺宝贵的！
第三节 他杀
都说犯人是最难管理的，因为他们残忍狡猾，卑鄙无耻，恶念丛生，诡计多端，都是些满脑子祸国殃民的歹徒。其实不尽然，只要得法，那是不难管理的，最好的法子就是叫犯人管犯人。叫他们互相揭发，互相告密，互相争斗，互相暴打。犯人打犯人，那可是下得去狠手的。怎么叫他们“互相”呢？太容易了，一句话就够了，那就是“谁表现好，谁可以先出去”。所谓“先出去”，那就是“自由”啊！什么叫“表现好”呢？那就是揭发得狠，告密得勤，争斗得凶，暴打得毫不留情，方证明你立场坚定，划清了界线，有重新做人的决心。只有在牢狱中度过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贵，那太有吸引力、太诱惑了。
我至今不能也不愿原谅那个告密者。他并非坏人，而且也一样是犯人、是受害者（我这里所指的犯人仅仅是我们这个劳改队的大学生，与现在狱中的任何犯人都无关），只是“自由”对他的诱惑太不可抵御了，他告密了，“密告有人怀疑毛泽东思想”。一个“问号”，险些酿成十条人命。那是一九六六年的深秋了。
下午出工，我们排队走出没多远，忽然我们同监舍的W君说他忘了什么东西要回去拿，好像是少带了一把镰刀，他跑回去了。这是很正常的事，谁也没在意。收工的时候，刚走到监舍门口放下工具，管理组立即把我和S君叫了去（当时S君是这个监舍的组长，我是副组长）。管理人员告诉我们，有人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今晚开批斗会。谁攻击？怎么攻击？我们一概不知。
晚饭以后，批斗会开始，管理组人员亲临坐阵。这时管理组的人员三个中已换了两个，一个是由于诱奸女犯而被揪斗调走；一个是本来犯了错误被处理到我们这儿——那可是真真正正被监护起来——这次又被原单位揪回。新来的两个人是公安系统的，一到这里先把手枪拍到桌上，说有不服从管教者，枪毙！那时杀个人是很随便的，哪个不怕？
按照惯例，批斗会前先读几条有关阶级斗争的毛主席语录，七八条之后，管理人员突然插上说翻开×页念×条。念完以后，管理人员一下子转向C君，问道，你学这一条有什么感想？C君毫无思想准备，稍稍一愣，但说些学习心得和感想还是不难的，他说了。管理人员问：“你说的是心里话？”他说是，管理人员立即叫他把语录本交出来叫大家传着看，这一传大家都惊呆了，C君的语录本上，在这条语录上面赫然画着一个“？”。
这分明是对“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怀疑。那好像是一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语录。这还了得？所有的人都怒吼着：“站起来！低头！”不吼是不行的，那就是同情罪犯，叫他交代这？是什么意思？他居然狡辩说是还没有完全理解，准备要再好好学。这分明是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妄图掩盖自己的滔天罪行，进行诡辩。
大家指出他这就是极其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可谁都知道，我们进劳改队初期，管理人员分明宣布过我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以C君的“问号”在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其实都存在。批斗了两个小时以后，管理人员宣布暂停：从今晚开始所有人睡觉以后，C君必须再写一个小时的“认罪书”才可睡觉，并每晚留一人监守C君。
散会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是白天出工时，w君回监舍取东西，顺便翻检了C君的东西，发现了语录本上的问号，立即向管理组做了告密。这太遭恨了！w君给我的印象一直不错，怎么会做这种事？大概是太想“早一点儿出去”了。
当时正处于“文革”的高潮时期，公、检、法已被全部砸烂，整个社会毫无秩序可言，你貌似正义向所谓“邪恶”斗争，你本人已先陷入了邪恶之中，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C君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仪表堂堂，一米八的个头儿，身材匀称健壮，是北大“校运会”上的五项全能冠军。脑袋方方正正，大家给他起个外号叫“色子”，就是打麻雀牌掷的那个“色子”。他性格较孤僻，不大合群，干活儿也不错，因他身体太强壮了，没人敢惹他，真打起架来，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是他的个儿。
犯人打架是常有的事，而且从来无人劝架，都是闪在一旁看两个人打，直打到两人都觉得没劲了为止，带着青紫伤痕继续干活。这种事管理组也从不过问，一般来说弱者不敢上前，那不贝青着挨揍吗？
有一次挖沟，活儿很急，职工特意调我去，管理组特意要搭配一个干活儿不大灵的。一个上午要挖十米，我知道他不灵，我说我挖七米，剩下三米归你，到了中午我的七米挖完了，他那三米才挖了一半儿，我火儿了，一拳把他从坡儿上打得滚到了坡儿下，我又追，他吓得东逃西窜。结果那天午饭也没吃成，还是我把剩下的挖完了。这件事一直叫我后悔了好几十年，现在如能遇到他，我还是要向他赔礼道歉，欺负弱者，不光彩。
这天是垛草，不知为什么，C君的情绪一直很坏，多次把草甩到垛外，全散了，我说他几次，他像没听见一样。又一捆草散了，气得我突然从脑后给了他一巴掌，他的棉帽子都被打飞了出去。他怒了！两眼凶光毕露，指着我的鼻子问：“你想干什么？”这就是打架的信号，所有的犯人立即散开后退，围成了一个大圈儿，那是给我们腾出打架的场地。
我们两人对峙着，都虎视眈眈一触即发，看谁先动手。两强相遇，大家都知道今儿有好戏看了，气氛骤然紧张。互相瞪了有十几秒钟吧，他突然说了一声“操！”便捡起帽子去干活儿了。我想我们俩当时的想法大概完全一样，真打起来，两败俱伤，不想叫别人开心看热闹。大家都失望地又去干活儿了。
一天，工间休息，只有C君一人远远地坐在草垛边在看一个小本子，那显然不是毛主席语录。我到草垛后解手，转过来坐到他身边，问他看什么？他两眼望着远方没有回答，我又问他看什么呢，俩眼发直？他低下头仍不说话，忽然拿出刚才已经藏起来的小本子伸给我。我打开本子一看，里面夹着一张黑白照片，一个书生气十足的长者身边站着他和一个长得十分标致的女孩子。照片上的他真是翩翩少年，英姿勃勃；少女婷婷玉立，落落大方。再看看我身边的这位，简直判若两人，剃光了的头更像“色子”。就说他这件棉袄吧，我的棉袄才补了一百多块补丁，他的棉袄已经全是补丁，根本看不到原来棉袄的面儿了，活脱儿的一个叫化子。
说起补丁来，那真是劳改队的一大景观，您找不到一件没补丁的衣服。三年与世隔绝，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么些人，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两人蹲在茅坑拉屎，只要一个人一使劲出点儿声，另一人就知道你是谁，不用说话。可那么多的补丁从哪儿来呢？
犯人中我要算是比较勤快的，有破即补。每天上工、收工一路上我都要东张西望，见块破布就捡起来，回去以后洗净压平，按它的原始形状剪去毛边儿，压在床褥下。我总有几十块破布的积蓄，当居补丁首富，要补衣服的都来找我，一般情况我也不那么吝啬，有的专拣大一点的、新一点的、颜色好一点的，我就不太舍得了，也有时会忍痛割爱。
C君身上的补丁至少有一半儿是从我这儿要的。看到他那张照片，我就猜到了，那个女孩子是他的女朋友。他点点头。又问那长者是谁，他说那是他们系的教授，是那个女孩的父亲。还能说什么呢？可以想见，C君不但是五项全能冠军，而且必是他们系的高材生，否则这位教授怎会把宝贝女儿给他呢？他独领风骚，正平步青云，有着可以说是远大的锦绣前程，却突然从金字塔尖顶上落入了十八层地狱。
看着这张照片，他在想什么？那一定是卿卿我我甜蜜地爱抚，亲亲热热忘情的拥抱。看看他现在这副样子吧，连叫化子都不如，叫化子还有讨饭的自由呢！三年被断绝音信，还有什么希望吗？
我黯然神伤地把本子还给了他，物伤其类，同病相怜啊！所以不管他怎样掩饰，我经常从他的眼神中看到愤懑和仇恨，尽管他后脑平平，我却始终感到他脑后的反骨要顶了出来。
C君每天夜里写检查，隔两天批斗一次。每夜负责监视他的人越来越不耐烦，开始怨声载道。这一个小时的觉，对每个人来说那都是太宝贵了。十天过去了，管理组找我们去汇报，问起C的情况，我们都说C最近表现不错，夜里是否可以不用值班看守，叫他自己写就行了。管理组同意了，大家都松了口气，可以多睡一个小时了。
夜里大家上床睡觉以后，C君便很自觉地把灯线放长，将电灯尽量放矮，然后用报纸蒙住。一个小时以后，他再将灯熄灭，自己上床睡下。实行了几天，相安无事，我们已经准备向管理组请示，解除对C君的处罚，不必再写了。他也确实承认了攻击毛泽东思想，认识得也差不多了，当然在他的改造记录上已多了一条反改造罪行。还没来得及请示，出事了。
这天夜里我们都忙着准备上床睡觉，C君一反常态，并未坐下写交代材料，而是站在那儿仰头望着电灯发愣。组长S君说了一句：“你发什么愣？还不快写！”只见他匆忙解开系着扣的电线，把灯放低，蒙上报纸。疲惫的犯人们不用四五秒钟便都鼾声如雷了。我几乎睡死过去，突然一声呐喊：“打雷啦！”把我惊醒。听听，并没有声音，我以为自己在做梦，一合眼又睡着了。又是一声呐喊：“打雷啦！”又把我惊醒，我听出是我上床的w君喊的，我以为他在做梦，便也喊了一声：“你叫喊什么？睡觉！”我困得连眼都睁不开又睡过去。
喊声再次把我惊醒的时候，我知道既不是我做梦，也不是w君做梦，好像有点儿什么事了。w君天生的说话结巴，北京人叫“结巴磕子”。他喊叫的声音已经变形了，惊恐而凄厉。
“这你……你……你用冰……冰凉的手摸我干什么？”
我完全想不到出了什么事，他又喊：
“这……这你……要干什么……郭宝昌……郭宝昌！”
他突然大叫我的名字；我依然一无所知，也大叫着：
“怎么了？怎么了？我在这儿！”
我想侧头向上看他，忽然觉得眼前有个什么东西，您经历过真正的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吗？那就是说把手伸到眼前一寸距离仍看不见，这天夜里就是这么黑。我忙伸手向前，立即触到了什么东西，真把我吓坏了。我床头旁总放着一张小方凳，用来放衣服杂物什么的，怎么会立着什么东西呢？再摸，分明是两条腿。
我惊得大叫：“谁？”
只听上面瓮声瓮气地说：“我！”这分明是C君的声音。
我忙问：“你干什么呢？怎么站在这儿？”
他说：“没干什么。”
这时w君又狂叫：“起来！起来！你……要干什么？”
出事了，我忙伸手向枕头下拿手电筒，居然不见了。
我边摸边说：“哎？电棒儿哪儿去了？电棒呢？”
我想照个亮看个究竟。只听“咚”的一声，C君从方凳上下来了，说了一声：“在这儿。”
顺手把手电筒扔给了我。天呐，我睡得有多死，他什么时候从我枕下拿走的手电筒，我全然不知。我立即开了电筒照去，实在过于恐怖了，只见C君两手握着两圈电线，每只手中都有一根裸露着头儿的电线，直伸向前方。他向我伸来，吓得我三魂出窍，闪电般地向后缩到床角，将右腿直直地伸出大叫：
“你再往前走我就踹你！”
C君止步了，上床的w君狂喊：
“起来，起来！开灯！”
不知是其他人都睡死了，还是已经醒了不愿管闲事，毕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听到连续的喊声这才翻身坐起，几只手电筒的光同时射向C君。只见他非常镇定地走到屋子中间，突然两手分别捏住两个裸露的电线头，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
邻床邮电学院一个小子大叫：
“不好！自杀！”
一下子从上床跳下来，抄起一条板凳把电线一挑，电线头儿从C君手中脱出。组长已去开灯，拉了几下都不亮。大家忙把手电筒光射向灯头，老天爷！灯泡已被拧下，两根电线接在灯头上。组长忙将电线拉下，接上了灯泡儿，大家一看，全傻了、懵了、惊呆了，每个人的床头都立着两根狰狞的裸露的电线头。
C君醒了，慢慢地从地上爬起，用力地搓着两只被电打得乌黑的手，低着头缓缓走到床前一坐。这是要把我们所有的人全杀死，V君怒不可遏地冲到C君面前狠狠地说：
“蛇蝎心肠！你想把我们全杀死？”
说着抡圆了胳膊左右开弓足足打了十几个嘴巴。C君不躲，也不反抗，低着头一声不吭。
我和组长立即跑去管理组报告，敲了半天才从屋里传出一个极不耐烦的声音。
“干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大C杀人！”
“谁死了？”
“没有人死。”
“没死叫我干什么？睡觉去！”
我与组长面面相觑，难道死了人他才出来吗？可再也不敢叫了，只好无奈地走了回去。屋里的人都紧张万分地眼巴巴地望着我，问我怎么着？我说“睡觉！”您琢磨琢磨，还有人敢睡吗？就是敢也睡不着啊！看着C君庞大的身躯，就像个大定时炸弹，还睡觉？大家都坐着没动，满地满床头拉的电线，叫人看着就没拧Ｎ吮３窒殖∷捕济欢勺乓膊皇鞘露阶椒｝，可谁也没话，说什么呀？于是，组长带着大家读“语录”，屋里一有了声儿，气氛就显得稍微松弛了一点儿，很快一本“语录”念完了，再念一遍，又完了，再念，三遍已过，离天亮还早着呢，也就两点来钟吧。
我起身说上个厕所，没想到忽拉一下子全起来了，都要去厕所，这才看出大家的紧张情绪一点儿没松，谁也不敢一个人出去上厕所，太黑很恐怖，谁也不愿意留下来守个定时炸弹，什么事都会发生。我说你们先去吧，几个人赶羊一样地出去了。我单独面对C君，心中说不出的伤感，便问他有什么深仇大恨啊？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嘟嘟囔囔地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他们回来了，我又出去，尽管有电筒光，仍很可怕，总觉得黑暗中会窜出个人或什么东西。
回到屋里整个儿一大眼儿瞪小眼儿，w君更是神不守舍、惊魂难定。原来他说打雷是C君把两个电线头捅在他的两个太阳穴，他被电激醒，以为打雷，他晃来晃去便有了“用冰凉的手”按他的头。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是一种什么心理；几十年了我也没想通。邮电学院那小子忽然撇着嘴十分不屑地说：“这样子是杀不了人的，杀不了。人一动线头就会离开，假如先把地线拴在脚趾上，再用另一头……”说到这里突然他不说了，他看见我正惊讶万状地瞪着他；别人也都扭过头来瞪大了眼睛看他，他忽然摆摆手说“不说了不说了”，大家都拿出“毛选”假模假式心不在焉地看起来，我仍万分不解地瞪着那小子。他又忽然抬头向我说：“郭宝昌，你不要老看我，你是不是以为我要杀你？不不，我不会，我不会杀你，不用害怕，我真的不会杀你。”可他说不杀我比说杀我还要可怕。这都叫什么事儿啊？都怎么了？人已经完全变异了，人性已经完全迷失了，人与人之间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来？！
看“毛选”一直看到了天亮，C君坐在床上始终一动未动，只做着一个动作，不停地搓着自己乌黑的手。
管理组的人终于懒洋洋、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笑眯眯地问出了什么事？我们指着满屋的乱电线向他讲述了夜里发生的事，他说上午不用出工了，每人把详细经过写一份材料。他把C君带走了。叫我们继续保持现场。
一个小时后，材料都已写完，别的监舍的人都跑来看稀罕，又闹哄哄地出工去了。管理组的人带了两个公安局的人来，挨个询问我们并做了笔录，而且画了现场图，说不必保留了。这才把乱线收起。管理组的人仍笑眯眯地说C已说了，从w杀起，先w后郭，那就说的是我，我是第二个，然后按次序一个不落地全杀死，再自杀。果然如此。小个子V君忽然问：“这我们要死了怎么算？”管理人员似乎没听明白：“什么怎么算？”V君说：“我们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敌人做斗争才被杀死的，我们还是反革命吗？”管理人员又是反问了：“那你们是什么？”V君说：“我们死了，至少给我们摘了反革命的帽子吧？”
管理人员冷笑一声说：“你们死了，不过是臭块地！”
C君出去以后我们奉命搜查他的东西，在那个小本子里夹着一张C君写的绝命书，没有那张照片，是否和我一样也吃下肚去了？原来他父母早亡，是姐姐把他带大的。姐姐在福建。
绝命书上写着：
“姐姐，我活在世上，除了给你增加耻辱以外，再没有别的了。”
只有这么一句话。
第四节 平反
我自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入劳改队；到一九六八年底整整四年。中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乱了套，这批“反革命”大学生成了无头公案，刑满释放也是遥遥无期。命运肯定是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糟糕的是，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居然不得而知。你表现好不好，跟你能否放出去，毫无关系。
所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