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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一个为国而死的故事。至于历史风景的内容，那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神，宽恕死亡的人。死亡，是一种精神解脱。设若屈原不死，他也挽救不了国家灭亡的命运，精神也就不会存在。所以，自杀，成就了屈原，也是屈原对中国人做出的最大贡献。
二
屈原在他的时代，像一匹困兽，发出过惊天泣地的叫声，但他没有在他的时代摇撼出惊人的波浪。寂寞的深潭，在吞噬投掷它的石块之后，连声音也被吞没了。
万物都在宁静中入睡。
宁静就如一本书，就如《史记》。
宁静与寂寞有时是可以划等号的。
后世知道的屈原，都是从《史记》中来的。
《史记》让屈原在绝途上静静地卧伏着，那里有供屈原惊骇的灵魂短暂休息的卧室。许多人去到他的卧室参观，拜伏在他的毁灭方式之中。
屈原之后，为寂寞而死的，或者是自杀的文化人前仆后继。
屈原生活的年代，是一个英雄末途的年代，战国时代已接近尾声，楚国也行将就木。屈原生活在楚怀王的阴影里，他在朝中担任一个叫任左徒的官职。由于对于国家治乱的道理非常清楚，并且擅长辞令，他常常和楚王商议国家大事，发布政令；对外就接待各国使节，和各国君王相酬酢。楚王很宠信他。
做了高官，而又得到君王的过分宠信，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问题是屈原并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好，我猜想他在言语之间也多少会流露出志得意满。
当时的上官大夫和屈原爵位相同，也一心想争取楚王的宠信，嫉妒屈原的才华。有一回，楚王指派屈原制订国家法令，屈原刚刚起草，还没有定稿，上官大夫看见了，便想夺取这份草稿，屈原不给他，屈原自己也想把稿件当面交给楚王，以求得更高的赏识。他犯了低级的错误。（要是屈原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低级错误一定不会重犯，因为现在的人都知道做一些讨好上司的事情，比如在自己的文章前加上上司的名字，或者有权的同事的名字，而那些要名的上司或者同事也会提醒你，他的名字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你的名字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大凡现在合著的书，排名在最末的一个，一定是真正的作者。）屈原得罪了上官大夫，上官大夫因此在楚王面前毁谤他，说：“大王指派他制订法令，没有人不知道，每当法令制订完成，颁布出来，他就自夸其功，认为‘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作得出来。”’楚王听后大怒，因此疏远屈原。上官大夫的话虽然是谗言，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打开历代那些官场失意的文人的文集，里面不乏自我卖弄的言辞。清代沈德潜替皇帝写诗，按理说写了就算了，可他不甘心，后来自己出诗集，硬是将给皇帝写的诗也收了进去，这自然是犯了天底下最大的忌讳。你的诗歌让上司看中了，从此以后，你逢人就说那诗歌是我写的，你跟上司的关系自然变成了落叶与秋风的关系，只有在寒风中呜咽发抖的份。这种情况就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比如你的上司命令你写一篇博士论文，你只得忍气吞声地写，切记别跟人说某某上司的毕业论文是你写的。
屈原的心，是像太阳那样悬在高空的，离现实很遥远。屈原对于楚王被小人迷惑，不能辨别是非、分清黑白，以至于邪恶伤害公道，正直的君子不为小人所容，感到痛心。所以忧愁苦闷，沉郁深思，写成了《离骚》。司马迁说：“屈原所以作《离骚》，原是为了抒发内心的怨愤。”在官本位的时代，口头上发发怨愤已经是犯忌了，写成文章泄愤那就更犯忌！
于是，屈原被放逐了。
屈原虽然被放逐，但是对于楚国还是极为怀念，希望有朝一日能重回朝中，继续忠君爱国，担当挽救楚国的颓势的重任，但这些愿望到底未能实现。怀王死后，顷襄王继位，令尹子兰与上官大夫一样继续在顷襄王面前攻讦屈原，导致顷襄王拒不采纳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免去了屈原的所有官职。现在已经缺乏历史材料，我想那个时代打屈原小报告的人一定还有很多，甚至极有可能是顷襄王亲自读到了屈原的文章，才会对这个本已流放在外而过气的臣子，采取削官夺职的做法。
不管如何高尚的心灵，都是有灰尘的。他们在苛刻地要求别人的时候，同样对自己充满了苛求。太阳不可能将无与伦比的爱给他们，因而也就不能洞察他们内心绝望的部分。
屈原是一个心胸不太广阔的人，没有陶渊明那种超然物外的风范。屈原生活的时代，老子和孔子的学说早已流行。他没有从他们的学说中学到如何处理战乱和安抚灵魂的方法。屈原之前的大文化人，没有一个是抱着他那种荒凉的心境的。屈原是一盆养在温室里的兰花，离开温室，就会在寒风中枯萎。
屈原在湖湘的大江大泽边流浪，徘徊于绝途，披头散发，在荒野草泽上且行且歌，—脸色憔悴，形容枯稿，一副落魄诗人的样子。有位渔夫看见他，就问他为什么来到这样的地方。屈原说：“全世界的人都是污浊的，只有我保持干净；众人都昏醉了，只有我依然清醒。所以我被放逐了。”细细想来，屈原的话很偏激，就像是指摘上天用太阳照亮天下所有的人，惟独将他放在黑暗里一样。古往今来，讨：多人将这句话作为人生高尚品格的追求，但没有人思考这句话的真实成分。他的偏激，让他否定了一切，让他在绝途—I：愈行愈远。他作了一篇《怀沙》赋，说：“我抱持着高洁的品质，竟然这样孤独寂寞。伯乐已经死了，有谁能辨别千里马呢？……世间污浊龌龊，没有人理解我，人们的心是何等固执而不能容纳善言啊！知道死是无法避免的，我又何必珍惜自己的生命。”
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楚国国都被秦攻破。屈原悲愤过度，于是怀抱石头，投汨罗江自杀身亡。据说人们在河中捞到了被鱼吃得只剩骨架子的尸体，葬在汨罗。如今的汨罗仍有十几处疑冢，不知哪一座有他倔犟的骨骼。
三
司马迁在写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屈原已经逝世将近两百多年，他的事迹，已不那么清楚。司马迁动笔的时候，很可能自己已经受了腐刑。屈原的悲痛，与他自身的悲痛，在一‘个神秘的空间合流。他从屈原生命的绝途中，闻到了一种欣喜若狂的气息。司马迁因为李陵而获罪。李陵为汉武帝时代曾与匈奴作战七寸·余次的名将李广的孙子，在与匈奴作战时被俘，身陷匈奴。司马迁没有想列李陵投降的严重性，在汉武帝面前直言不讳地赞扬李陵叛汉之前的功劳，得罪了武帝，被打入监狱、定了死罪。汉武帝时代，死刑罪犯在两种情况下可以免死。一是拿钱赎，赎罪需钱五十万左右（根据学者季镇淮考究），司马迁官小家贫，获罪之后，平时与他有交往的人惟恐殃及自身，无人愿意帮助他，所以用钱赎罪根本不可能；二是接受“腐刑”，即变成宦人。做宦人在那个时代是奇耻大辱。司马迁后来选择丁忍耻活着。司马迁受刑的时候是48岁，《史记》写成之时，大概是53岁，写完之后，好像是隐居了，历史学家没有找到他后期生活的确切消息。
曾经有学者说，司马迁写屈原是因为他想起了贾谊。这是因为贾谊与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接近。司马迁在研究贾谊的生平事迹的时候，读到了贾谊的《吊屈原赋》，于是想起一个比贾谊，甚至比他自身更不幸的人——屈原，并由此决定将屈原和贾谊放在同一篇传记中来写，这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史记》中那篇著名的《屈原贾生列传》。这种说法，好像没有确切的依据，因为司马迁作《屈原贾生列传》之前，曾奉父司马谈的命令，乘“传车” （供官吏等人乘坐的——种马车），到过长沙。司马迁从京师长安起程，经南郡 （今湖北荆州）渡江，先访问了泪水屈原白沉的地方，又从长沙前往营道县 （今道县、宁远等地），考察舜帝的葬地九嶷山。相反，明代学者李东阳认为：“司马迁作《史记》，（贾谊）徒以吊湘之赋（即《吊屈原赋》），与屈原同传。”（《李东阳集·杂记·南行稿》，岳麓书社）其实司马迁因何种动机而想到屈原都不重要。就像一件伟大的艺术品，创作的动机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本身。这篇传记的成文，是三个走在精神绝途上的灵魂合谋的产物，这才是事物致命的根源。屈原、贾谊、司马迁三人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就是精神的同一性。
贾谊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与屈原类似，贾谊生活于汉文帝时代，比屈原晚生一百四十来年。贾谊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被立为博士（官职）。每逢天子交下问题向大家咨询，那些年老的博士无法回答，只有贾谊能回答出来，文帝对他很赏识，越级擢升，一年之内，就把他提拔为太中大夫。贾谊的这种作法，在官场同样犯忌，充满丁年轻人的盛气。以现今的官场而论，一般回答问题，在资深人士回答之前，即便能回答，也要装出一副不知如何问答的诚惶诚恐的样子。
贾谊认为汉朝从开国到文帝时，已经有二十多年，天下太平，这正是应该改变历法、变易服色、奠立制度、订定官名、振兴礼乐的时候，于是草拟了各种仪法，崇尚黄色，遵用五行之说，创设官名，完全改变了秦朝的旧法。这的文帝刚刚即位，一再表示谦训：，认为变法改制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后来许多律令的颁发，及《诸侯全须赴任封国》等法令的订定，都是采纳厂贸谊的意见。于是天子便和大臣们商议，想把贾谊拔擢为公卿。这时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都嫉妒他，就毁谤说：“他年纪轻轻的，读了一点书，就想专权，在各种事情上制造纠纷。”因此天子后来也就渐渐疏远了他，不再采纳他的意见，派他去做长沙王的太傅。
做长沙王太傅，其实也很不错，但这个年轻人认为是贬职，内心充满愤怨，因此，在渡湘水的时候，就借凭吊屈原来抒发内心的感慨，他说：“屈原遭遇的逆境无有穷时，冈而以身相殉。”叹息无才的小人获得尊官显禄，拍马的臣子个个志得意满。
从前凄书作文，总有—篇《奉献》，结尾—定是那句人人都写过的话：“我愿做一棵小萆！”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同样是做小草，也有地域的不问，做长安的小草和做长沙的小草，心情完全是不一样的。
贾谊处在长安，感觉很幸福，处在长沙则感觉末日就要到来。贾谊不喜欢长沙，这对呵护他的长沙人足——朴心理考验。贾谊未到长沙之前，听说那里地形低湿，便认为到那样的地力：去一定享寿不长。贾谊当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汉文帝七年）四月庚子日的傍晚，有一只鹏鸟飞进他的住处，停在座位旁边，他疑心这只鹏鸟是来向他索命，心中伤感，写了一篇《鹏鸟赋》来宽慰寂寞灵魂。他说万物的聚散生灭，没有尽头。偶然生而为人，何足珍贵爱惜；忽然化为异物，又何必悲哀伤痛！小智之人总是自私，通达之人所见远大。贪财的人以身殉财，节烈之土以身殉名，好权势以自矜夸的人死于权势，一般凡民则但求生命之长存。被利所诱、为贫所迫的人，终日东奔西跑，趋利避害；圣人不为物欲所屈，万物变化虽多，却能等量齐观。把身体付托给命运，不把它当作已有。活着就好像寄托在世间，死了就像长久地休息。上德之人无所牵累，知道天命而不生忧愁。死生祸福，原属小事，又何足以疑惑挂怀！
太史公司马迁说：“当读《鹏鸟赋》时，看到文中把生和死等量齐观……不禁爽然若失。”在长沙这样的地方，能把生死看透，这大概是万般无奈中的一种收获。贾谊后来果然只活到 33岁。
文人写文章大抵言不由衷，纸上写的跟心里想的有很大差距。就贾谊的生命本身来说，远没有通达。鹏鸟事件一年多之后，贾谊被召回京师谒见皇帝，那时汉文帝正好坐在宣室受福，因为对于鬼神之事有所感触，就向贾谊问起鬼神的本质。听完之后，文帝说：“我很久没有和贾谊见面，自以为超过了贾谊，看来还是不如他。”过了不久，遂拜贾谊为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是文帝的幼子，文帝很爱他，梁怀王本身也喜欢读书，所以叫贾谊做他的太傅。过了几年以后，梁怀王骑马不慎，堕马而死，又没有后代。贾谊为自己做太傅没有尽到最大的责任，非常伤心，哭泣了一年多，也去世了。 长沙给了贾谊什么？历史学家可以反复研究。至于贾谊在长沙的生活，用当下的话来说，可谓典型的小资生活，比普通老百姓要逍遥快活得多，有奉厚的薪金，有仰仗他的高官显贵。任光椿先生曾著《芙蓉国秘史》，内有一篇《贾生奇情》，说长沙王的姊姊吴灵筠与贾谊相爱，并有大雪封门、万籁俱寂的夜晚，二人和床而眠，蜂恣蝶曼，意暖情浓，春愁冰释的浪漫细节。这使人想起古代诗人寒雪之日作诗，红泥火炉，外加温酒暖被的佳人。光椿先生的书写的虽是轶闻趣事，但不难看出他是在广征博采的基础上成文的，至少可以当作传说来读。当然，这只是事物表象的一面，内心的寂寞是别人看不见的。
屈原、贾谊之后流放到湖南的文化人，大多有一种末日感觉，不幸遮蔽了他们的心灵，杜甫、赵汝愚、蔡元定都死在湖南。柳宗元曾在文章中反复诉说，待在湖南这块地方是多么的无可奈何，灵魂在这种诉说中似乎已经缺席，这使我感到很迷惑。因为精神的不幸，而迁罪于这块土地，使人们在进入这块土地时，心境郁闷，脸色苍白，形容枯槁，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时人著文，喜好夸卖，常常历数一地的名人，但掩藏在名人背后的无奈却很少述说，这种世风与文风偏离了事物的原本方向，说是文化的谎言也不为过。
四
一个文化人如果有幸到湘j匕旅行，不去汨罗一定是一件遗憾的事。
车往汨罗方向开，穿过田野、村庄，然后下车，漫步在乡风簇拥的田埂上。熟悉地形的人领着你东转西转，来到一条江边，指着那条江说，那是汨罗江，然后告诉你哪里是屈原投江的地方，哪里是出产粽子的地方，以阴雨绵绵的方式向你描绘当地的清明与端阳，用不了多久，你便会对事物有了新的看法，思想也就仿佛进入到一篇楚辞中，感觉到万事万物都被拆散成了若干的零件，分藏在词句中。那些零件藏得很隐秘，没有人能够将他们一一找出来，因而，也就没有人能让屈原的肉体复活。
屈原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没有影响，那个时代的文献中也没有与他相关的记载。数年前有一位学者在研究《战国策·楚策一》时，意外地考证出一段文字中出现的“有人”即是屈原，以证明历史上确有屈原这个人存在。这个考证令人兴奋。但马上有学者指出，这恰好说明屈原在他那个时代的默默无闻，以至《战国策》只能用“有人”来称他。
屈原在后世的声名，得益于屈子祠或者汨罗书院那样的灵魂宣教场。
在这个世界上，屈原以精神的方式干预文化人的生活，他就像一棵树，以天空作背景，不仰望他都不可能。
他以他的方式溶化着我。我曾数次骑自行车去泪罗，像一个古代学子那样走走停停，怀抱着屈原的书，行吟于江边山野、地头田埂，夜晚随便敲开一户农家投宿，体验那种古雅恬淡的生活。时间像宁静的江水那样，慢慢地流淌着。我对屈子祠和汨罗书院曾经存在过的文化生活很着迷。因为那样的殿堂完全围绕屈原的精神空间而展开，有一种心灵的幻想，思想的氛围变幻莫测。因为幻想存在，身处其中，能找到激情的安慰，视域被精神笼罩，能在瞬间感悟事物的真谛，辨别风吹过庭院的方向，预设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曾长久仰望屈子祠那座安放灵魂的建筑，墙檐上的琉璃瓦、大门上的泥塑，用怪诞的眼神与我对视，门环和墙面出现斑驳的痕迹，石阶和栅栏的棱角都已磨平，由此我想，一种仰望也能将一座建筑改变成另一种样子，就像曾经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他们看到了时间拿着錾子在祠庙深处工作。时间是一个勤劳的工作者，既能将精神打造出来，将灵魂磨出锋利的光芒，也能让一切变钝，甚至毁灭。时间能够改变一切。
由于这样的灵魂教场的存在，屈原走在绝途中的模糊的轮廓还有一些值得回忆的细节，拔地而起的时空中，凸现了隐藏在事物背后的灵魂的高山。人们重塑屈原，内心圣明，想象奔驰，情感炽热，灵魂惊狂，生命跃出了世俗的地平线，上升到了凡俗生命难以仰望到的高度。
重塑工作，实际上是灵魂的重造工作。也就是用浪漫主义的天性做着文化的加法和减法。像泥塑家那样，创造艺术。亏虚的地方补足，盈溢的地方减弱，根据事物的规律涂描着色，总之，使它变得清高，变得有质感，让它具备一件伟大艺术品所应该具有的一切品质，以求最终钓：合社会公众的需求。所以“屈原”这两个字，与其说是代表一个单一的人，不如说是两千多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人反复扪·造的一个文化品牌，是一个民族道德思想的集成体。人们在膜拜他的叫·候，实际上是在膜拜一个民族的神魂。
这样的屈原其实已经不是原来的屈原了。
鲍鹏山先生认为屈原影响中国历史。不在于他的思想也不在于他的事迹．而是因为他的失败。“是个人对防史的失败，个性对利：会的失败，理想对现实的失败。”（《J田原，无路可走》）屈原与孔、盂在社会底层挣扎不问，他的贵族血统和白壁般的心灵，决定他无法与世俗苟合，高贵的普性，在人间的倾轧中，被秒L恨和嫉妒的利剑搅得粉碎，灵魂的尊严无法阻挡庸俗社会的进攻。屈原的故事是阳春白雪的故事，他的痛苦是高层知识分子的痛苦，是上层知识分子的集体失意，其主题是失宠于帝王，落魄于官场。屈原是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代表，是他们用来抗拒堕落、战胜自我的—“种话语武器，是梦中的一朵睡莲。——个民族需要无数成功的英雄温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