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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完全出乎佳丽和康博斯的意料。“什么？你说，”佳丽看看康博斯，把手从康博斯的胳膊上放下来。“小号，谢谢你。你的心意我领了。我觉得你还是留在北京比较好。”佳丽说，“你们俩都是我朋友。”
小号搓着手，窘迫地低下头。佳丽拍拍他的肩膀，“好了，我该走了，帮我拎一下箱子。”
他们把行李箱拎上去又下来。火车开动了。佳丽的脸贴在玻璃上，康博斯看到她在哭，然后渐行渐远。只有火车的声音。他和小号对着火车挥手，胳膊越伸越长。
2004－7－25，北大万柳－江苏盱眙
车倌儿
□ 刘庆邦
早上六点来钟，太阳还没出来，窑嫂宋春英就去窑口下面接她家的骡儿。这里不把骡子叫骡子，这家那家，都在骡后面加了儿音，叫成骡儿。这种叫法儿好像是对骡子的一种昵称，叫起来亲切些。煤窑既然是一座开采规模不大的小煤窑，窑下运煤就没有使用电机车，而是使用了运输成本相对低廉的骡子拉车。一天三班倒，一班大约下窑六十来头骡子。拉车时间加上交接班和上窑下窑在斜井里走道儿的时间，一头骡子一个班要在窑下待十来个钟头。比如上夜班的骡子头天晚上九点下窑，要到第二天早上六点至七点之间才能陆续上窑。到了这个时间，宋春英就提前到窑口下面去等。不管好天好地，还是刮风下雨，她一天都不落下。其实宋春英家的骡儿认路记家，宋春英不必到窑口接它，它出了窑，自己就会回家。可宋春英每天接骡儿已经成了习惯，不及时把骡儿迎接一下，好像对不起劳苦功高的骡儿似的。以前她每天接回来的还有她的丈夫，自从丈夫不在了，她接回来的只有她家的骡儿。
有接骡儿习惯的不止宋春英一个，不少窑嫂都在窑口下面等着接骡儿。窑口建在一个山坡的平台上，平台高出地面两丈多。平台下面是窑上的风机房，那些窑嫂就站在风机房后面或房山东头，仰着脸，眼巴巴地朝高处的窑口望着。她们沿着阶梯攀上平台，直接到窑口接骡儿不行吗？不行，绝对不行！不知是哪个说的，煤窑是窑儿，女人也是窑儿；煤窑属阴性，女人也是阴性，窑儿碰窑儿，阴性碰阴性，是不吉利的，女人一到窑口，窑下就可能出事儿。女人们别说到窑口去了，哪怕走得离窑口稍近一点，就会遭到窑口信号工和检身工的大声呵斥，让她们离远点儿。别的大一些的煤窑，开绞车的，发灯的，做饭的，要用一些女工。女工工资低，用起来便宜些，还可以给窑上调节一下空气。这座窑为防止女人因工作关系接近窑口，连一个女工都不用。窑主因此很骄傲，说在我窑上做工的是清一色的男人。那些等着接骡儿的窑嫂对该窑的性别歧视都很有意见，她们说，都到啥社会了，还这样看不起女人，真不像话！有意见归有意见，窑上窑下的规矩她们还得遵守。
一个窑嫂说，出来了！好几个窑嫂马上附和，出来了出来了！她们的声调和表情都很欢喜。
此时太阳刚露出一点红边，从那点红边看，将出升的太阳不知有多么巨大呢，也许会把半边天都占满吧。太阳红得很厚实，恐怕挑一块最大的煤烧红，都赶不上太阳红得厚实。太阳红得也很艳丽，很有传染性，它不仅染红了天际，连那些窑嫂们脸上都有些红红的。别误会，她们说的出来了不是指太阳，而是指从窑口出来的第一头骡儿。不错，窑口朝西，骡儿是从地底冒出来，是从东边出来。太阳出来的地点、方向、时间和骡儿几乎一致。可窑嫂们用近乎欢呼的声调所说的出来了的确指的是骡儿，不是太阳。也就是说，在她们心目中，骡儿比太阳更重要，更值得她们关心。
骡儿从窑下出来，都要在窑口处稍稍站一下，往下面的窑场看一看，并不急着马上离开。它们都不会说话，从没接受过记者采访，谁都弄不清它们为何站下？看到了什么？有何感想？它们目光平静，像是有所沉思。沉思过后，它们顺着绞车道往上走几步，往里一拐，从平台一侧的斜坡上走下来。不管是黑骡儿、白骡儿，还是灰骡儿、红骡儿，它们身上的毛都湿漉漉的，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淋水。它们一定是累坏了，也饿坏了，一走下斜坡，就低下头，嘴唇贴向地面，开始找吃的。地上都是脏污的煤尘，没有什么东西可吃。有的骡儿嘴唇触到一根劈开的葵花秆儿，衔住吃起来。还有的骡儿衔起一只废弃的纸烟盒，竟像吃树叶儿一样吃到嘴里去了。每一头骡儿后面都没有跟着赶骡儿人。赶骡儿人也叫车倌儿。车倌儿下班后，都坐着笼形的载人车，提前出来了。骡儿的体积太大，进不了笼车。再说骡儿天生是拉车的，好像也没资格坐车。
宋春英的骡儿是一头青骡儿，青骡儿刚拱出窑口半个身位，宋春英一眼就认了出来。她的嘴张了张，想对着青骡儿喊一声，告诉青骡儿她在这儿呢！因青骡儿没有姓氏，她也没给青骡儿起名字，不知喊青骡儿喊什么。她快步走到斜坡下面，一手抚着青骡儿的脖子，一手把绾在青骡儿辔头上的拴青骡儿的皮绳解开，把皮绳牵在手里。她看看青骡儿的眼睛，还没等青骡儿看她，就把目光躲开了。她听人说过，骡儿的眼睛看人时，人形是放大的，能比人的原形放大好几倍，简直就是庞然大物。不然的话，骡儿的力量比人的力量大出许多，不可能受制于人类，在人类面前不会这样驯服。因骡儿的眼看人高大，才对人有些害怕，不得不受人使唤。宋春英之所以不愿让青骡儿看见她，是不想在青骡儿眼里变形放大，免得青骡儿害怕她。她想跟青骡儿保持一种平等和睦的关系。不看青骡儿的眼睛了，她就看青骡儿的四条腿和四只蹄子。蹄子踏在地上哒哒的，四条腿迈动得很均匀，没有什么问题。青骡儿的背部和臀部两侧呢，也没有磨破和受伤的地方。看到青骡儿一切正常，她就放心了，牵领青骡儿到一个固定的、细土多的地方去打滚儿。从窑下出来，骡儿们都要在地上打一个滚儿，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动作和程序。骡儿们为什么非要打滚儿呢？是为了去痒？解乏？还是为了干净呢？也许这几项作用都有吧。好比窑哥们儿从窑下出来都要洗一个热水澡，热水澡一洗，就舒服了，来精神了。青骡儿腿一屈卧下了，先把肚子右侧在土里滚了两下。滚过右侧，它四蹄一弹，弹得仰面朝天，又迅速滚向左侧。左侧也滚了两下，青骡儿的滚儿就算打圆满了。它站起来那么一抖擞，仿佛身上又来了使不完的劲。下一步，宋春英就该伺候青骡儿吃饭了。门口有一根木桩子，旁边支一个由大铁桶锯成两半做成的铁槽，铁槽就是青骡儿的饭碗。宋春英把青骡儿拴在木桩子上，青骡儿就在外面吃饭。新鲜的谷草筛过了，上好的黑豆泡好了，也煮熟了，青骡儿一回家就可以开饭。可惜青骡儿不会喝酒，要是青骡儿会喝酒的话，她会把白酒备上一点，举起杯对青骡儿说，来，干！宋春英早上给自己熬的是小米稀饭，盖在锅里还没吃。等青骡儿开始吃了，她才陪着青骡儿一块吃早饭。她听见青骡儿吃得很香，好像自己的稀饭也香了许多。
晚上八点半，车倌儿赵焕民准时到宋春英家牵青骡儿，准备下窑。这时宋春英已把青骡儿牵到屋里去了。她家用泥巴糊顶的小屋是两间，一间住人，一间住骡儿。两间屋有门相通，门口只挂一块旧布帘子。这里的贼人偷骡子偷得很猖獗，只要天一落黑，她就得把青骡儿牵到屋里去。之所以把两间屋打通，也是为了保护青骡儿，只要青骡儿那边稍有一点动静，她都听得见。赵焕民站在门口说，嫂子，牵骡儿。
宋春英开了门，让赵焕民进来。
赵焕民说，身上脏，不进去了。他头戴胶壳矿帽，脚穿深筒胶靴，已换上了下窑的衣服。窑上不发给工作服，他的工作服就是自己平常穿的衣服。他上身穿的是一件红秋衣，下身穿的是蓝裤子。不过煤粉子把红和蓝都遮盖住了，上下的衣服几乎都变成了黑色。
宋春英说，脏怕什么，进来嘛！
赵焕民只好弯一下腰进屋去了。屋里的地比较低，他脚下一闪，像下进坑里一样。屋顶也很低，只要一伸手，就会摸到屋顶。
宋春英指着一个小凳子说，坐一会儿嘛！
赵焕民没有坐，坐下说什么呢！他说还要去领灯，没时间了，牵骡儿吧。
宋春英打开那屋的门，把青骡儿牵了出来，交到赵焕民手里。她想跟赵焕民交代几句，青骡儿在窑下要是不听话，该骂就使劲骂，只是打的时候注意点儿，别打得太厉害。若打得太厉害，骡儿会受伤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骡儿有可能跟人记仇。有一个车倌儿打骡儿打得太厉害了，骡儿就跟他记了仇，拉着重车把他往煤墙上挤，结果把他的胯骨挤断了，好好的人成了残废。这些情况都是丈夫生前告给她的。听丈夫说，每个车倌儿在窑下都打骂骡儿。他们骂骡儿骂得声音很大，也很恶毒，从骡儿的亲娘亲姐亲闺女，一直骂到八辈祖宗。他们一边骂一边打，打骡儿打得也很凶。他们打骡儿的器具有多种，有的用皮鞭，有的用钢丝鞭，还有的用劈柴棒子，你只看骡儿出窑时身上的道道鞭痕、块块伤疤，就知道骡儿在窑下挨了多少打了。反正骡儿不会说话，他们好像不打白不打似的。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看得起做窑的，他们在窑主面前连大声说话都不敢，他们觉得憋气、觉得委屈，只有拿骡儿们发泄一下。不想想，你们拿骡儿们出气，骡儿们也有血有肉、知冷知痛，它们找谁出气呢！话到嘴边，宋春英没说出来。以前她每次向赵焕民交代，赵焕民都不说话，不好好答应她，这让她甚是担心，赵焕民在窑下不知怎样欺负她的青骡儿呢。每次接到青骡儿时，她都马上细心检查。还好，青骡儿身上没什么鞭痕，也没有被鞍子和套绳磨破皮的地方，这表明赵焕民对青骡儿还是不错的。这天她说出来的是，小赵，谢谢你！
赵焕民问，谢我什么？
你对青骡儿挺好的。
看出来了？
早就看出来了。
怎么看出来的？
宋春英笑了一下，说这话问的，用眼睛看出来的呗。
赵焕民说，我对青骡儿再好，也比不上嫂子你对青骡儿好呀！
宋春英说，那是的，我和郎郎就指望这头青骡儿了。
年初的一天，窑下的变压器着了火。因变压器放在一个用木头支架支起来的煤棚子里，变压器一蹿火，就把木头支架引着了，接着煤壁和煤顶也着了火，整个窑腔子里顿时狼烟动地，浓烟从窑口冒了出来。那些烟像水一样，无处不到，很快把各条巷道、各个采煤工作面都灌满了。烟和水又不一样，水先往低处流，在斜巷高的地方，人还可以暂时躲避一下。而烟是轻质的，不管高处低处，它一处都不放过。越是高处，越是边角，烟充得越满。须知那些烟是有毒的，它们到了哪里，就把哪里的氧气吃完了，只剩下毒气。当时在窑下干活的有一百多个窑工，七十多头骡儿。毒烟一起，窑工和骡儿霎时乱了套，你往这边跑，他往那边跑，撞得人仰骡儿翻，堵塞了巷道。大概连老鼠洞里也充满了毒气，白毛老鼠也乱窜一气。那次着火，一共毒死了二十三个窑工，六十一头骡儿。当时，宋春英的丈夫驾驭的骡儿拉的是装满煤的重车，他想把骡儿从车上卸下来，拉着骡儿一起跑。结果还没等他把骡儿卸下套，他和骡儿就被毒烟熏死了。丈夫的尸首是完整的，倒在车辕里的骡儿也没有少皮掉毛。据下窑救护的人说，她丈夫死时，两只胳膊还紧紧抱着骡儿的脖子。死掉的骡儿，各家都没有剥皮、没有吃肉，也没有卖到肉坊里去，而是在窑外的山坡挖个坑，把骡儿深埋了。一头骡儿的市场价是四千块到六千块，窑上只给死骡儿的主人赔了一千块钱就完了。
丈夫和骡儿死后，宋春英和儿子在窑上没有走。窑上停产整顿四五个月，宋春英成天一点事干都没有，但她仍然坚持不走。她的老家在四川，离窑上很远。老家就那么一点点山地，每年打那么一点粮食，恐怕连供孩子上学都不够。窑上恢复生产后，宋春英把丈夫因工死亡窑上给她和儿子的抚恤金劈出一些，加上因死骡儿赔给的钱，她花了五千多块，买了现在这头青骡儿。没人为她下窑赶骡儿，她就雇了赵焕民当车倌儿。她家除了骡儿，还有一辆胶皮轱轳铁壳子车，她是主家。她和赵焕民的关系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赵焕民刚到窑上打工不久，他没有骡儿，也没有车。而没这两样东西，他就没有下窑的资格，只能被有这两样东西的人来雇佣。这种关系不能说成赵焕民租用宋春英家的骡儿和车，只能说是主家雇佣车倌儿，主次相当分明。窑上在月底跟他们结算工资时，也是只找主家说话，窑方把工资付给主家，再由主家分给车倌儿。分配的方法一般是一半对一半，比如车倌儿一个月在窑下赶车拉煤挣了三千块钱，那么主家先留下一千五百块，另一千五百块付给车倌儿。这种雇佣车倌儿的办法不是宋春英发明的，她是跟别人家学的。有的人家只养骡儿，只置办车辆，骡儿养了两三头，铁车打制了两三辆，家人一个都不下窑，每辆骡车都雇佣一个车倌儿，只等着分骡儿和车股的钱就行了。当然，在一家只有一骡儿一车的情况下，男主人下窑赶车的多些，这样人和车挣的钱都是自己的，对自己家的骡儿也会爱惜一些。话说到这里就明白了，宋春英和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的确没有别的生活来源，全靠青骡儿给他们挣钱。他们吃饭靠青骡儿，穿衣靠青骡儿，儿子上学交学费更得靠青骡儿。宋春英的丈夫没有了，郎郎的爸爸没有了，母子俩不靠青骡儿靠谁呢！
秋风凉了，窑上的煤卖得好，工资也比以前发得及时。这才九月半头，八月份的工资就下来了。窑上的账房通知宋春英去领钱，宋春英找到自己的名字往后一看，心里突地一跳，这个月的工资总数竟有三千八百多，扣除了她家的房费、赵焕民的房费，还有骡儿的保护费（每头骡子窑上每月收取八十块钱的保护费），还能得三千五百多。挣钱挣得多，说明赵焕民运煤运得多。窑上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制。装满一车煤重量是一吨，车倌儿们把一吨煤说成一个煤。每从采煤工作面运到窑底车场一个煤，车主和车倌儿就可以得到十二块钱的装卸费和运输费。整个算下来，赵焕民一个月运了三百多个煤，平均每天超过十个煤。据说运一趟煤来回要走七八里路，这十多趟煤，青骡儿和小赵一天要走多少路啊！
宋春英把自己应得的一半钱留下，把赵焕民的一半给赵焕民送去了。赵焕民正在宿舍里吃饭，他用铁锅煮的挂面。他还用一个装糖果的大玻璃瓶子腌了多半瓶子咸菜，里面有白萝卜、红萝卜、包菜片子，还有辣椒。他一边吃汤面，一边就咸菜，吃得满头大汗。他从窑下出来，一定是饿坏了，连澡都没洗，连窑衣都没换，就那么黑着脖子黑着脸，就开始做饭吃饭。见宋春英进来，他有些不好意思。窑工都是这样，在没洗澡没换衣服之前，都不愿让女人看见。宋春英说，正吃饭呢，你的饭太简单了。
赵焕民说，吃饱就行了。
那可不行，稀面条子不顶饿。宋春英的丈夫活着时，丈夫每天下了班，她都要给丈夫炒点肉，炒俩鸡蛋，还让丈夫喝点热酒，从不会让丈夫吃得这样简单。
赵焕民说，屋里太脏了，你看，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没关系，我站一会儿就走。这个月的工资下来了，你干得很不错。
这都是青骡儿的功劳。
青骡儿有功劳，你也有功劳，至少有一半功劳是你的。给，这是你的一半工资，你数数。
赵焕民接过钱，没有数，就装进挂在墙上的干净衣服口袋里去了。
宋春英说，你这屋子不是放钱的地方，吃了饭，洗了澡，先别睡觉，马上坐车到县里邮局，把钱寄回家去。
我知道。
宋春英要走时，赵焕民喊住了她。赵焕民说，嫂子，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宋春英以为是有关工资分配的事，说，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吧。
赵焕民说，嫂子，我劝你以后别去打麻将了。
哦，是这事儿。宋春英说，我没打，我只是去看看。
我听说你昨天输了九十多块。
谁说的？
我在窑下听别的车倌儿说的。
宋春英无话可说了。她心里还是不大服气，我打麻将花的是我自己的钱，又没花你的钱，你管那么宽干什么！
马字搭个累字就是骡儿，骡儿挣点钱不容易。有那几十块钱，还不如给孩子买几本书呢。打麻将的人最后没有赢钱的，都是输钱的。
宋春英脑子里在拼字，骡儿的骡果然是马字和累字拼成的。她也是初中毕业，骡这个字成天在脑子里过，怎么没想到骡原来是马累或是累马呢！看来在对骡儿的理解上，她还不如赵焕民。
青骡儿吃饱了，在眯着眼儿晒太阳。天很蓝，太阳很好，阳光照在人身上穿透力很强。每天这个时候，宋春英该去打麻将了。窑场大门口右侧有一个饭店，去那里吃饭的人不多，去打麻将的倒不少，饭桌变成了麻将桌。每天，打麻将的至少开两桌，有时开三桌。有上手打的，也有围观的，每个麻将摊周围都站了不少人。周围的人不光是看，还压钱。见哪个人手气好，就往人家面前压钱。人家若是赢了，压钱的人就跟着沾光，压下的钱就可以翻番。如果人家输了，压的钱就被别的赢家收走了。他们把麻将在桌面上磕得很响，嘴里还胡乱骂着，饭店里甚是热闹。打麻将的有男有女，其中不少人是宋春英的老乡，从口音上，让宋春英觉得亲切。从一定意义上讲，宋春英是冲着乡音去的。可今天还去不去打麻将呢？宋春英有些犹豫。要是她去打了麻将，那些参与打麻将的车倌儿到窑下又会乱说，赵焕民又会知道。她倒不是非要听从赵焕民的劝说，一个她雇佣的车倌儿，与她非亲非故，她听不听两可。可是她得承认，赵焕民的话确实有道理。她丈夫活着时，丈夫打麻将有些上瘾。那会儿，是她劝丈夫别打了，丈夫就是不听。为此，她和丈夫骂也骂过，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