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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张超主动请求陪同徐溥一同还乡,本来也就是随便说说,毕竟座师还乡跟他一路,他不这么说话没办法交代。没想到徐溥竟然同意了,他也只好捏着鼻子跟这位老先生一起走。
徐溥跟张超并不熟悉,也不怎么赞赏张超的做事风格,但是他觉得张超的本质是好的,利国利民的事情也做了不少,也还顾全大局。
张超所说的三个有利于,这个时候已经流传起来,那些儒家顽固派当然很看不惯,但是徐溥这样的极品官员反而觉得他说的有理。只有做事的才知道,有时候必须知道权变,只是张超看来没有弄清楚原则和权变的关系,毕竟还年轻嘛,还要多历练历练。
如此一来,徐溥对张超的观感好了不少,当然张超领头为他说话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这一天相处下来,张超真心诚意的小心伺候,徐溥就有些感动,他觉得可以跟张超好好聊一聊,看看他到底是如何想的,也教一教张超官场的经验。
张超对于此时的明朝,说到底还是有些雾里看花,他跟着徐溥这么一交流,就发现老徐待在翰林院这么多年养望,又入阁干了几年,确实有不少心得,而张超来自后世,眼界比较开阔,很多事情不局限在儒家的观点,所以两人的思想交流就碰出了火花。
对于明朝的财税制度,两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看法,是对是错,谁都难以说服对方,因为明帝国实在太大了,张超很多做法也许适合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可是要是到了北方,搞不好就祸害很大。
比如说赋税货币化这个政策,张超和户部都觉得要推行,这样确实有利于政府的运转,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但是在北方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徐溥就发现,在北直隶,现在户部要求不收粮食了,改成收银子了,老百姓看来也省了不少运输的花费,这是一件大好事。
可是具体执行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老百姓手里没有银子,他只能在交税的季节把粮食贱价卖给商人换取白银交税,这样的结果就是老百姓负担并没有减轻,甚至加深了。
另外国家北方收不到粮食,只能通过漕运多从南方运粮,这样的结果是江南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苏州空前的财税压力由来已久,老百姓用尽了各种办法逃税,国家执行力不足,也只能听之任之,能收多少收多少。
面对这样的局面,徐溥也没有办法,只能是能拖就拖,尽量使用循吏,所以他特别重视官员的道德问题,认为只要官员一心为民,就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张超来自后世,见识过官员的种种嘴脸,他很是不屑的说道,“读过几本圣贤书,就知道爱国爱民了?徐先生您这是掩耳盗铃,太祖皇帝用严刑峻法都没有办法阻止贪污,更不要说现在了,贪污早就是习以为常。”
徐溥听出了张超的不屑,他微微叹了一口气,“圣明如太祖皇帝都无可奈何,何况老夫这样的凡夫俗子,也只能坚守成法。
官员们多读点圣贤书,心中有畏惧,总比没有底线的胡作非为来的好。
老夫不喜欢你与阉宦交往过密,就是因为彼辈大都是小人,为人做事不择手段。子卓,你才干卓越,你欲追求事功,可以与此辈虚与委蛇,但是你不能被此辈迷惑了内心,要知道你是进士,是士大夫。”
张超非常清楚徐溥这个让步代表着文官集团的最后决定,你可以与太监交往,但是你要记住,你是士大夫集团的一员,别搞错了立场,这个态度事实上非常的严厉。
张超很郑重的站了起来,深施一礼,“学生明白,绝不负阁老所望,学生永远都会记住,学生是进士,是士大夫。”
徐溥也是长出了一口气,这种话说出来基本相当于摊牌,如果张超不接受,那就真的麻烦了,幸好,幸好,此子总算没有让他失望。
徐溥这个时候,脸色红润了一些,他有些高兴的转移了话题说道,
“汝出京前的那几份奏折老夫都拜读过了,确实写的不错。王三原本来对你刚出仕就主事钞关有所异议,但是听完你的几条之后,他就改变了看法,觉得你可以做好这个主事,你要好好珍惜这个出外的机会呀!”
张超则是有些苦恼的把萧敬的要求说了出来,“浒墅关钞关一年收入也就几万两银子,就算增加五成,也不超过十万两,学生自信能够做好。
但是让学生去苏州讨要欠税,这实在超出了学生的能力范围。要的少了,朝廷不满意;要的多了,吴人不满意,这个分寸确实有些难以把握。苏州是钱粮重镇,要是闹出事情,就是举国震惊。”
徐溥听完也有些担忧,他没想到天子是这样的想法。苏州欠税是开国遗留的历史问题,太祖把苏州的税定得太高,超出了老百姓的接受范围,到现在累计欠税达到几百万钱粮,几乎是苏州好几年的赋税。
所以当地已经习惯了欠税,国家对于这样的财税重镇又不敢乱来,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场博弈。国家控制力强,苏州就多交点税,控制力薄弱,苏州就少交,甚至闹事不交。
这个时候已经是弘治年间,士大夫集团控制政权,苏州人欠税愈发上瘾。可是现在偏偏遇到了黄河大水,皇帝自己都节衣缩食,所以苏州的欠税问题已经是众矢之的。
皇帝有想法让张超去收税也是情理之中,谁让他去年那么厉害搞了那么多钱粮。
徐溥是宜兴人,当地税虽然比不上苏州,但也是出名的高,如果他是一般官员和士绅,他也不赞同朝廷在苏州大力勒索,但是他在内阁处理过国事,知道有什么不得不有所牺牲,毕竟相比于北方九边,苏州很富庶,多承担一些责任也是应该的。
对于张超的苦恼,徐溥感同身受,但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两人又聊了一会,张超就告辞离开了。
第272章 三篇策论()
回到自己的船舱,张超想起跟徐溥的交谈,他发现中国古代优秀的士大夫确实是国家的精英,以国家为己任不是白说的,他们是切切实实在做,但是因为历史的局限性,他们有的时候只能是在原地打转,甚至走回头路,比如此时的明朝的这条内卷式发展模式。
历史已经证明这条道路就是一条死路,既没有扛过满洲的入侵,也没有挺过西方的殖民大潮,最后陷入到历史的深渊中,所以必须要改革,甚至要革命。而对于这些士大夫则需要改造他们的思想,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很快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王阳明就要出世,但是他的心学并没有完成救国救世的重任,反而在摧毁了理学的同时,造成了思想的混乱,所以当明朝遇到危机时,士大夫们集体堕落了,袖手旁观,一无所成,最后眼睁睁的看着亡天下。
所以张超要做的首先是改造思想,寻找自己的同路人,他现在有钱,有地位,有名声,有宣传工具,那是不是可以试一试呢。
李富贵是兵家思想,陈克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西方是国富论,果然英雄所见略同,要做事就需要先立言,那么张超需要什么或者说他需要什么样的治国思想。
他翻出了研究多时的大学衍义补,他决定来一个集众家所长,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两千多年的治乱循环,现在是需要抛开四书五经了,而且他身边正好有一个博学,经验丰富的士大夫,那就先开始两人的思想碰撞吧。
张超准备了三篇策略,论财富,论义利,论人口,从三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他的治国理念。
张超通过对历史的不同解读,从劳动创造财富开始,驳斥了财富有数论,说明了劳动工具的改进带来了财富的增加和国力的提升。结合他的发家史,他提出了第一个重要观点,生产力水平决定统治方式,张超认为要重视工匠,提高工匠的地位,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张超分析了他对三代的理解,认为三代时期刀耕火种的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财富稀少,因此才会出现无数邦国,并且三代的统治核心地区十分有限,所以儒家赋予三代的种种假想都是空想,井田也只是适应那个时代生产力的产物。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金属工具的大范围使用,牛耕的推广,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这才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最后秦国一统天下,根源在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导致的财富增加,让邦国有能力去扩张,典型的代表就是鸿沟和郑国渠这样大型水利工程的出现。
秦国的迅速灭亡,张超以为主要原因就是他的制度没有跟上大一统的国家现状。当初为了扩张推行的军国制度,到了统一之后,已经不太适合庞大的国土。另外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还是不够强大,所以秦国才会在建设诸多工程后,耗尽了民力,这也导致了秦帝国的灭亡。
所以到了汉初,才会重新分封,才会出现岭南独立这些现象,但是随着铁器的大量推广,生产力又开始攀升,汉代逐渐实现了中央集权,这个时候儒家才真正兴起。
对于儒家的崛起,张超认为中国庞大的国土导致的控制力不足,必须借助儒家来凝聚全国的力量,但是这也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外没有办法整合资源,所以凡是儒学昌盛的王朝,往往外患非常严重,比如东汉,比如宋朝,比如大明。
另外一个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就是世家大族的出现到灭亡,到了唐宋时期,为什么世家大族逐渐消亡了,张超给出了他的看法,生产力水平提升,纸张,印刷术的出现,导致世族没办法再垄断知识,这才是关键。
还有一个标志就是海运的出现,中国开始探索海外,从现有的周边几个小国,到印度,甚至阿拉伯半岛,中国人隐约都知道他们的存在,这就是生产力提高呀。
张超还零零碎碎的议论了很多,这篇策论被送给了徐溥面前,希望他点评一二,徐溥对于张超的立言之作,也是十分好奇。
这篇策论简单易懂,论据扎实,道理说的很清楚。但是无论是论点,论据,还是结论都让徐溥很吃惊,他没想到张超竟然还可以这么分析问题,但似乎很说得通,徐溥想反驳一时还真说不上来。张超还如此重视工匠的意义,考虑到张超的发家史,徐溥知道张超所说虽然有私心,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财富有数论被推翻,这个结论太耸人听闻了,这岂不是说无数士大夫坚持了一辈子的财富观都是错误的。既然财富不是有限的,那么又如何约束皇帝约束自己的贪婪呢,他不由得陷入了深思。
第二篇是义利观。张超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逐利光荣论,他认为通过合法的手段发财是国家应该支持鼓励的,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对于国家的稳定十分有利。但是逐利不能不择手段,需要义的约束。何为义,最基本的约束就是法律,更上一层是道德。
利也有大有小,为自己是小利,士大夫为国逐利,这是大利,那种鄙视利益的行为就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是一种渎职行为。张超借鉴了一个经典的外交语言,对于国家而言,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然后他又分析了对于不同国家的态度。对于敌国就应该跳出义的限制,不择手段,什么都可以做,那种站在道德的高度随意点评己方不义的行为简直就是叛徒。但是任何不义也要有度,对于蒙古鞑子,对于西南的叛民,对于类似于靖难的内部敌人,就不能用同样的办法,要注重当前和长远利益;
对于友国,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平等的交往,不能做冤大头,为了面子不要里子这样的事情少做;
对于国内要讲义,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任何握有权力的人都应该受到义的限制,特别是皇帝,他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人民为他服务。
徐溥不由得拍案叫好,说的太透彻了。他迫不及待的把张超喊了过来,他需要好好谈一下,奥,不着急,再看看第三篇。
第三篇就是论人口。张超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分析,随着牛痘和黄连素的推广,人口生育率必然会提高,死亡率会下降,这导致的结果就是人口大增。
他又提出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说明在当前生产力水平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人口大量增加造成的危机,这就是中国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这里张超先知般的提出了一个预言,他认为明朝的北方有可能在未来,更准确的说,二三十年之内,有一场大规模的农民造反,根源在于北方严重的生存危机。
张超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因为医药产业的进步和棉纺织业的发展,对于明朝热带地区的开拓和北方辽东等地区的扩张技术上已经没有问题,可以将这些多余的人口迁走。
等看完张超这三篇策论,徐溥感觉手都在发抖,特别是张超对于北方造反的观点,让他感觉毛骨悚然。不管张超的预言是否可以实现,他都需要问一个清楚,越清楚越好,于是他让自己的随从记录,他要记下这一次跟张超的交谈。
第273章 大同世界()
张超见徐溥有些疲倦,“先生,我们都辩论了十几天了,还要争下去吗?”
是的,这两个人谁都没有想到,他们这场谈话会拖延如此之久。张超拿出这三篇策论就是要试探一样徐溥这样的儒家精英对于他的观点的看法。
但是张超没有想到两人先是为三篇策论的观点争论,然后为论据争论,再然后甚至为策论的每一言而争论,到最后为了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而争辩,抄写的人抄的累了,就换人,笔墨纸砚不够了,就靠岸去买。
最后只剩下了厚厚的一大摞,到底记录了多少张纸谁也说不清楚,这是古代理国思想和现代治国思想的碰撞,结果就是徐溥和张超各有各的道理,谁也没说服对方。
“当然要辩论,你竟然能找到老夫的这么多不足,老夫也发现你有很多说不清楚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夫引退了,时间多的很。”
张超也万万想不到徐溥竟然这般老而弥坚,最后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阁老,学生很多论据确实有含糊的地方,那咱们就把这次运河谈付梓出版,让天下人来评价,让天下人帮忙找论据。”
徐溥听完,沉默了一会,良久,他以坚定的眼神看着张超,说道,“那就出版,只不过有些措辞需要重新修改一番,就让天下的有识之士一起讨论吧。”
张超深施一礼,“阁老如此开明,学生多谢了。”
徐溥坦然的受了这一礼,“虽然学识上你不需要谢我,但是有我在,你会减少很多麻烦,所以老夫能够受你这一礼,这就是你写这三篇策论的目的吧。”
张超默然,果然徐溥是个明白人,徐溥接着说道,“你需要做几件事,你说三代之治的生产力落后,举了殷墟为例,又说河南安阳殷墟中有龙骨和青铜器,老夫从来没有听说过,你给我找来实据,这也是儒学的大事,必须立刻去做。”
“学生明白,回南京后就安排此事。”
“你说二三十年后北方有可能有大的民乱,老夫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敢如此肯定。但是天下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老夫老了,应该看不到这一天了。
此事需要严格保密,否则万一被妖人利用,你反而成了祸国殃民之辈。老夫会将你的预测告知天子和朝中的大臣,只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
“多谢阁老,学生也不希望有这么一天。但是按照学生的计算,以现在的人口增长,二三十年后山陕北直等地,会出现大量的多余人口无所事事,又难以饱腹,一旦出现天灾人祸,那么出现民乱,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
“这也是老夫所说的第三点。你写的那些符号也是算学?竟然可以用来预测人口数量,应用如此之广,九章中从来没有这些,你看过的那本域西算学,记得多少就写多少,老夫会请算术大家来看一看,到底是真是假?“
张超点头称是,这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目的,推广数学和物理,让此时的大明知道什么叫科学思维,虽然他只知道一些简单的知识,但是目前也足够了。
这一次张超与徐溥谈话的非常的累,后世很多通俗易懂的东西,徐溥可能听都没有听过,他不得不从头普及,从头解释。
很多后世考古获得的论据,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逼的张超不得不说出了殷墟。后世挖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世纪了,除了把中国历史往前延伸了几百年,其他的意义并不大。
但是这个时候发掘出来,那就是轰动天下的大事,儒家喊了几千年的三代之治到底是什么样子,可算是见到实物了。对于徐溥这样的儒家信徒而言,三代之治就是一个理想国,如果能见到真相,就算结果不一定如他所愿,那也只能说明圣学是有缺陷的,他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弥补缺点,从而寻找真正的大同世界。
而对于张超而言,获得的结论肯定能确定三代之人用落后的龙骨来记录文字,用青铜来祭祀,陪葬远不如后人,至少说明一点,三代时期生产力落后,即使是贵族也不富庶,那就是一个实证,他张超的理论有铁的依据。
而对于有依据的学说至少也是一家之言,一定有有知识分子愿意去钻研,而这一点对于张超太重要了,到了那时他就会获得王阳明在思想界的地位,成为时代的先行者。
而张超相信,相对于心学,他的后世思想对士大夫的吸引力更大,因为真正的儒家信徒永远是现实主义者。
这也是徐溥愿意将他与张超的辩论公布于众的原因之一。作为入世的儒家,既然可以与世仇法家融合,可以与道家,佛家融合,又为何容不下张超的学说呢?
更何况,张超也是儒家弟子,他的学说同样是脱胎于儒家,比如他对于义利的看法,比如说他的格物观,这些足以被徐溥所接受。
到最后徐溥问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子卓,按照你的说法,生产力决定统治模式,那么等日后大明有了强大的生产力,你觉得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统治模式呢?“
张超沉吟了一会,先是给徐溥施礼,然后让记录的离开,这才说道,“学生以为,天子当垂拱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