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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探险家-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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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她真正爱着的还是她的未婚夫。

  我发现这个想法尤其无法容忍。

  当然,如今我才知道,她做了自己以为对谁都是最好的选择。

  自从弗朗西斯·斯特德向我吐露了真相之后我便知道了。

  她嫁给了一位爱她但自己却不爱的男人。

  因为爱我,她保住了我的声名不受伤害,我曾向她表明过,终有一天我肯定会名满天下的。

  那场酒会让我结识了你母亲,办酒会的人自愿要改善我的境地。

  我成了他们的帮手。

  我敢肯定,要是他们知道了我的秘密,就不会像这样优待我了。

  一年一度的酒会他们都邀我去帮忙,直到我也成了一名医学院学生。

  我不敢拒绝他们的邀请,害怕因此失去他们对我的兴趣。

  每次酒会,我都会找些借口上楼去看看那条走廊,在那儿,我曾经遇见过一位用奇怪的口音说〃我叫阿米莉亚〃的姑娘。

  办酒会的那对夫妇帮助我挣钱读大学,先借款给我办了一家印刷厂,后来又开了一家小的牛奶奶油公司,跟我兄弟一起经营。

  1887年,他们帮我说服了教务长,接收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说因为我是〃内科医生〃的儿子,所以我的入学费用应该减少。

  余下的部分由他们来付。

  至今,我跟他们非常友好,不过,我家搬到市区的另一头之后,每天来往哥伦比亚大学对我来说成了不可能的事。

  我转到了纽约大学医学院,不像以前那样常见到我的资助人了。

  他们依旧在自己的房子里举办一年一度的酒会,可我不再去了。

  举办酒会的时候我很少在城里,即使在城里,我也远远地避开,因为对于我,那幢房子承载了太多的记忆,自从弗朗西斯·斯特德向我吐露真相之后,那些记忆成了令人痛苦的回想。

  德夫林,你母亲和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死都应归咎于我,不论这有多么的间接。

  纽约使你母亲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使她无法做出理智的判断。

  可我没这样的理由。

  当弗朗西斯告诉我你母亲的死时,我感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羞耻和罪过,几天之后,这种羞耻感和罪过感又因为他的失踪而变得更加强烈。

  许多年来,我背负着这沉重的秘密活着,努力让自己相信,不论当时我占你母亲便宜时其行为是多么的令人不齿,但也不应受到谴责,因为我怎么可能预见到结果呢?这些年来,我曾试图不去想你,不去想那个因为我而成了孤儿的男孩,不去想那个由我的鲁莽所铸就的第三个也是唯一活着的牺牲品,可这做不到。

  他的母亲是我至今依然珍爱的女人,尽管我们相识只有三周。

  最近,因为我在头封信里向你描述过的那些原因,我痛苦到了极点,我意识到,应当对那个唯有我才知道他是我儿的男孩吐露我的过去。

  只有这个办法,别无其他出路。

  好像对我来说,这是偿还我所造的罪孽的第一步。

  你身上依然有你母亲生命的一部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否认你的存在了。

  弗朗西斯·斯特德拿出了足够的证据让我确信他的话全是真的,可由于不熟悉他所说的人和地方,你也许依然心存疑虑。

  我相信,经过思考,你会发现在这件事上我没有丝毫欺骗你的动机。

  忏悔就是为了乞求宽恕,不过对于我,这么快就请求你的宽恕显得太放肆了。

  我只是请求你,假如你认为我的任何请求依然值得尊重,假如你允许我继续给你写信(像上次那样,在信封上写下〃是〃或〃否〃),请再一次遵守你许下的保持谨慎的诺言。

  我现在还不能见你,不过我希望到能见的时候,你会认为我赢得了这个权利,到那时,你会发现相见的想法不论对你对我都是那样的令人向往。

  企盼回复。

  你的  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  1898年3月14日  附:我必须请求你不要给我写信,理由我现在无法解释,总之,不写对你我更有益。

  为了证明他是我父亲,他给我讲了我母亲的过去,有多少男孩像我这样听说过自己母亲的事情?有谁如此详细地被告知自己生命形成的细节?谁会告诉他这些?更不用说会是自己的父亲。

  这些最隐秘的细节从库克医生的心中,从他的笔端流淌出来,似乎毫无顾忌。

  他把这一切讲给跟我母亲邂逅相遇后所生的儿子听。

  我怀疑即使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还有哪个男人能有他一半的坦率。

  我不但没有感到不快,反而觉得无比荣幸。

  我在信封上写下〃是〃,然后从夹克口袋里掏出空白纸来,一阵狂抄,生怕爱德华会等得不耐烦,管我抄没抄完便进屋来把信烧掉。

  我一字一句、一标一点地抄完了库克医生的信,离开时兜里的信等于就是原件。

  我不会向任何人展示这封信。

  我坚信自己有能力保守秘密,有能力把这几页信纸隐藏下来,不为人知。

  (我把这封信塞进自己卧室的床柱里,第一封信和今后要寄来的信全都这样藏在柱子里面。

  8岁时我意外发现,床柱的顶端很容易拧开。

  我把信纸叠在一起卷成圆筒,这样要比折叠起来保存的时间更长。

  )我走到楼梯平台,把原件和信封交给爱德华,他默默地接过信,从椅子上起身时头也没抬,眼睛仍然在看书。

  我跟着他走进屋子,静静地站在壁炉边,看着他又一次执行起烧信的庄严仪式。

  他擦燃一根火柴,点燃信封,让火苗从下往上燃烧,从壁炉的两根铁栅之间塞进炉里。

  我们看着信烧掉。

  等信烧完,他点点头,动作细微得几乎看不出来。

  我离开房间,慢慢地走下楼,关上身后的门,匆匆走向后园的大门。

  这封信使我深信不疑,库克医生就是我的父亲。

  我觉得他过于自责了。

  事情的缘由很清楚,他的罪责并非他所说的那样深重。

  不过我觉得只要牵扯到罪责和羞耻这种事,推理和逻辑对于他没什么意义,就像对于我一样,因为如今我意识到,自己已经相信了摩西·普劳迪曾经含沙射影说的那些话:我的双亲之所以结婚,我的父亲之所以抛弃我母亲,我的母亲以及后来我父亲之所以死掉,都是因为我这个出乎意料的孩子。

  读我母亲的往事,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从一个在她跟我毫无关系之前就认识她的男人的角度来了解她,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信中的那位年轻女人不是背后写着〃坏女人阿米莉亚〃字样的那张照片上的年轻女人。

  在那张照片中,她的姿势是摆出来的。

  可怜的弗朗西斯·斯特德。

  即使她因为别的男人而怀孕了,他依然娶了她。

  为什么?因为爱她?因为她〃乞求他为她保密〃?不过,他们结婚之后,事情肯定发生了变化。

  在北格陵兰远征中失踪的那个人不是我父亲,我很高兴,这不只是因为我的父亲还没有死,而是因为我终于如释重负,知道我的父亲不是那个痴心于荒野的男人,他的死成了一个可怕的不可思议的谜,一个他身后的亲人永远无法解开却要纠缠终身的谜。

  我的母亲没有变,我依旧是她的儿子,可我终于摆脱了他。

  对我来说,他这个谜已经解开了。

  至于我母亲,她把自己的耻辱在心中秘藏了5年,让谁都不知道,尤其是我,我是这耻辱的人证,是永远挥之不去的提示。

  那些年,她一直在担心丈夫会不会把这些秘密告诉别人。

  到头来他还是告诉了别人。

  我不想对达夫妮讲任何事,否则她会写信给库克医生,那肯定意味着我再也收不到库克的任何信了。

  欺骗她我感到内疚,但我对自己说,我这样缄口会免她伤心。

  要是知道有这样一个名叫库克的医生可能会取代她和爱德华叔父作为我双亲的位置,她一定不会心安的。

  我没法想象:我怎能给她讲我母亲订婚后的那段韵事,告诉她我就是那段风流的产物?我没法想象:当她从我口中得知母亲是跟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男人生的我,而我与那个人人都视作是我父亲的人其实毫无关系时,她会怎样?不,为了我,也为了她,不能把这些告诉她。

  〃我母亲有没有离开过纽芬兰?〃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爱德华晚上加班没回家,我忍不住问达夫妮,眼睛搜寻着她的脸,可什么也没发现。

  〃离开过一次。

  〃她回答,〃她去了纽约。

  她在那儿有个表姐叫什么莉莉,大概是吧。

  是她邀请的。

  你母亲快要结婚了。

  莉莉告诉她成家之前应当出去见见大千世界,至少走几个地方。

  〃〃母亲讲没讲纽约是啥样子?〃我问。

  〃讲了,她说那地方很刺激,人很多。

  〃我又一次搜寻她的表情,依旧一无所有。

  这些年来,这件事她从没提起过。

  我母亲找到弗朗西斯·斯特德,告诉他自己怀孕了。

  我无法想象他们之间发生过一场什么样的交流。

  如果她同意的话,作为医生,他可以做出库克所暗示的不太体面的选择。

  不知道他们谈没谈过这事,谈没谈过那种简单的处置办法,没等我出生就给打掉。

  〃结婚后我也没跟她来过。

  〃对他们两人来说,这场婚姻一定是非常孤寂的。

  夜晚,在我自己的卧室里,点上蜡烛,我把这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

  库克医生是多么地不同于我所认识的任何男人。

  他居然写信给我,请求我的宽恕,我的赦免。

  他仿佛认为自己健全的心智,自己整个的生命,全都维系在这上面。

  要不是这封信,不知有多少事情我会永远不知道。

  虽然我对写这信的人有所了解,但它依旧犹如从天而降。

  又有一封信来了。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不知如何告诉你,你让我无比欢喜。

  你回答的〃是〃恢复了我的精神和勇气。

  在收到你叔父的信之前,我真的不敢相信你真真实实地存在。

  我第一次是跟利比·福布斯结的婚,她生下一个孩子后便死了,孩子也只活了几个小时。

  真是祸不单行,一时间我好像无法复原。

  我现在的未婚妻叫安娜·福布斯,是利比的妹妹。

  最后一次在纽约见她时,她病了,大概是担心我在这次远征中会出什么事。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除了你,我还没有孩子。

  德夫林,我很幸福。

  至少可以这么说,许多年来我第一次相信自己还存在有幸福的可能。

  得知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自己造就的孩子,有一个身体的一半是跟自己一样的人,我从此会带着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在此之前,我从没有真正这样想过。

  再过两天,我们就要出发去巴塔哥尼亚了。

  明天我会再写封信给你寄去。

  你读到信时,我已经到了巴塔哥尼亚。

  我的心又开始驿动了。

  停滞了如此长久的世界又蠢蠢欲动起来。

  我又要前往南极了。

  去过那儿的人甚至相互之间都说不清是什么感受。

  不过我知道,只要去过一次,没有谁不希望再去,没有谁不被那景象彻底改变。

  在去过极地的人和没去过极地的人之间有一堵不透光的、无法逾越的墙。

  前者所目睹的不仅有人性最好的一面,也有最坏的一面。

  你会经常听人说极地远征展示出〃最好的〃人性。

  可除了我在给你的信中所暗示的,你从没听说过它会昭示最坏的人性。

  我猜想你或许以为自己懂得在探险中〃最好〃和〃最坏〃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不过,你不知道,而且无论我怎么描写都无法使你懂得。

  我的所见,我的所做,使我不可能再把社交这样的大戏当回事了。

  需要补充的是,不把演戏当回事往往使人演得更加得心应手。

  我和皮尔里就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一个不是探险的人,其动机以及所谓内心深处的渴望在我看来其实跟孩子的一样显而易见。

  我不会再被语言所误导,所迷惑了。

  在布鲁克林的街道上,在南极,或者在巴塔哥尼亚的什么港口,不论我在哪里遇见这样的人,那双眼睛,那张脸,那张脸的颜色,还有那身体的姿势,都清清楚楚地向我昭示着他的真实自我。

  一次,有个人在我耳边喋喋不休了几个小时,单凭他的声音我就很快判断出他的人品,他的声音与他讲话的意思毫不相干,常常还相互抵触。

  这就是我要你不要给我写回信的原因之一。

  要是写了,你会无意中引起我对你这个人的看法走样,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你会故作姿态,明显得使我对你产生恶感。

  你也许认为我这是双重标准,也许感到奇怪,既然我对语言如此怀疑,甚至鄙视,不让你给我写信,那为什么我还在给你写?显而易见,我们见面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使有可能,也是不明智的。

  你在我前面提过的那堵墙的外面。

  我在用你唯一懂得的语言,也是我们唯一可用的途径把信息抛给你。

  暂且告别  你的  F。A。库克医生  1898年8月3日  

  我的生活仿佛与这个社会一直格格不入,可这些信驱散了生活中的孤独和沉闷,成了我在学校和家庭以外的生活。

  上教堂、听音乐、看演戏、去野炊,达夫妮叔母老是想方设法,徒劳地企图通过这些让我结交些朋友,但所有这些,甚至连跟她在一起的朗读,却仅仅是排遣的方式,让等信的那些间隔好受一点,让阵阵孤独好受一点,此时我只需想想这些信就心满意足了。

  这些信也成了我掩饰、伪装自己心神不宁的手段。

  只有当我读到它们,重读它们,或心想着下一封何时到来,会写何事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在做着生活中的正经事。

  要是没这些信,也许我得去寻找,或不得不去寻找别的什么适应的方式。

  我并不感到缺少什么,相反,我相信在费尔德主教中学上学的男孩中,名气再大的人,他的生活也没法与我的媲美。

  当我爬上楼梯朝〃我父亲〃的诊室走去的时候,当我知道里面有一封信在等着我,而没人知道写信的人其实就是我的父亲,哪个男孩的生活中有我所经历的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是男孩子看的惊险小说里写的东西,但是对于我,也惟有我,这些东西是真真切切的,当然,爱德华叔父的参与也不同寻常。

  每次,当我慢慢地爬上楼梯,这位乐于助人、不可思议的爱德华叔父总在现场,库克医生信赖他,我也信赖他,他成了一名不求我回报只求我谨慎的默默无声的哨兵(每次总是看不见那张手帕,可回家时又出现了)。

  在街上行走时,为了寻求犯事的快感,我会自言自语地嘀咕:〃我是库克医生之子.我是库克医生之子,并非弗朗西斯·斯特德医生之子。

  库克医生是我父亲,弗朗西斯·斯特德则不是。

  〃我把这事闹着好玩,看看朝我走来的人或被我追上的人在离我多近的距离之内我还敢大声地把这秘密唱出来。

  有人听见我了听见了我的声音,听见了那古怪的节奏可他们听不懂意思。

  我不在乎这种行为给我留下疯言疯语的名声,不在乎是否会引起人们议论,说我已明显地在朝着我父母的方向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信如同对肉体的监禁,对我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感觉自己好像生活在其中,被囚在其中,比从前更加离群索居。

  信中的世界成了我的所爱,使我自己的世界变得仿佛不那么真实、实在了。

  过久地逗留在这信中的世界,身后的那扇门即将关闭,使我身陷其中,我看到了危险。

  我想象这种情形会发生,为何不动用自己的力量去如愿以偿地制止它?我深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的确,有一阵子我再也没法如愿地让自己脱离他的世界了。

  走在上学的路上,坐在教室里,我的心却在北格陵兰远征的途中,跟随弗朗西斯·斯特德和库克医生,听斯特德向库克讲那个除了结局他早已知道的故事。

  我站在库克医生的身旁,在1880年他16岁的时候,当他搀着我母亲走上曼哈顿那幢房子的楼梯,我跟着母亲离开酒会,回到她表姐的家,看着她躺在床上,尽管闭着眼睛却无法入睡。

  我想象着库克医生遗漏的细节,从只言片语中编造出漫长的故事。

  在南美,在他的船舱里,当他尖叫着从噩梦中醒来的时候,我跟他一起汗流浃背。

  我注视着他给我写信,注视着他的脸,有时是那支在纸上滑过的笔,写出的字因为阅读了多遍而铭记在心。

  我注视着他写下我的名字:德夫林。

  我从读他的信变成了听他的信。

  信中的那些词语在我脑子里自发地冒出来,当我坐在客厅里时,我为他想象出的那声音便朗朗响起,达夫妮似乎不可能听不见,或者说我不可能没有大声地把这些词语说出来。

  有一次夜晚在我房间里,我呆望着那根床柱,所有的信都一层层地卷着塞在里面。

  像爱德华烧掉原件那样把床柱里的这些信一烧了之,告诉他我已经受够了,那会是件多么容易的事;再也毋须在吃早饭时心神不宁地等着看爱德华的手帕是不是红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解脱。

  整个事情就会一了百了。

  可在我的生活中,对我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些信更珍贵的了。

  没有那种对下一封信的期待,没有那种因为不能预知自己和库克医生的人生道路而产生的刺激,我无法想象自己如何生活下去。

  我拧开床柱,解开那些信,像我从前见过的拉开航海图那样用两只手把它们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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