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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拧开床柱，解开那些信，像我从前见过的拉开航海图那样用两只手把它们展开。
〃库克医生是我爸爸，〃我说，〃1880年在纽约他遇见了我妈妈。
〃就在这幢弗朗西斯·斯特德和我母亲曾经住过，眼下爱德华叔父和达夫妮叔母正睡着的房子里，大声地把这些话说出来，对我来说是一种释放。
说到这些信，我为之遗憾的，当然也是爱德华的得益之处，就是达夫妮了。
这些信把她信以为真的一切全推翻了。
当着达夫妮的面，我一无所思，唯一在想的就是自己的一生所依据的是一条不真实的前提，我知道那前提是假的，可她却依然相信那是真的。
弗朗西斯·斯特德不是我父亲。
我父亲原来不是我父亲，母亲在与我共度的每时每刻里却假装着他是。
我想象着她夜晚坐在客厅里，读着书，或呆望着炉火。
她就坐在那儿，无动于衷地保守着自己的秘密，带着那种自我认罪的坦然掩饰着。
可这不公平。
她误导我，当我是傻瓜，跟弗朗西斯·斯特德结婚，当他是傻瓜，这不公平。
爱德华不是我的叔父。
我跟斯特德家族毫无血缘关系。
这一点甚至连爱德华也不知道。
好像他并不想知道库克医生为何给我写信。
好像他极其不想知道，当他递给我那些信时，都是封好的，他非常注意当着我的面把信烧掉。
似乎万一我们的事情被发现了，我可以向达夫妮证明，向任何人证明，他没有读过那些信。
他在帮着库克医生欺骗，却不肯泄露理由。
他和我在合谋欺骗达夫妮，可我们之间对这场阴谋却从来只字不提。
骗局比比皆是。
我怀疑还有谁是表里如一的。
我已经不再表里如一了。
我每时每刻都意识到自己在隐瞒什么，或向谁隐瞒。
〃你好像不再盼着和我一起读书了，不像以前那样热心了，〃达夫妮说，〃但愿不是因为你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了，认为自己这么大了，干吗还让叔母给自己读书？〃我向她保证不是这样的。
〃以前所有的书都是我挑选的。
你干吗不选几本？〃她说。
我从图书馆挑选了几本书，我知道这些书她会喜欢的。
与此同时我一直在想：要是把我隐藏的所有书信在我俩之间一分为二，相互朗读，那会是什么情形？我想象得到爱德华叔父惊慌的模样，当他意识到自己在楼下，从达夫妮和我的口中听到的是库克医生不许说的话时，他精心练就的镇静将彻底不在。
我心想，要是在别的情形下，要是听我给她读这些信，让她给我读这些信，达夫妮会有多么的高兴。
最能理解这些信件对我产生意义的人却是最不能知道它们存在的人。
我不禁觉得，自己忠诚的天平已经从叔母的这一边斜向叔父的那一边。
他和我共享着一个不让她知道的秘密。
这个秘密只有增加我俩之间的憎恨，可这并不重要。
就像爱德华被排斥在我和叔母的相互吟诵之外一样（即使是他自愿的），达夫妮也被排斥在这些书信之外，非但不知它们的内容，就连它们的存在也不得而知。
有时候，爱德华的表情似乎在说：不管这些信中写的是什么，50年前写的几页小说怎能跟这些信件的内容相比？我跟他共享着信息，共谋着把信从他向我进行传递，由此我俩的盟约远比我跟叔母相互吟诵简·奥斯丁和弗朗西丝·伯尼时结下的同盟更加牢固。
当我和叔母开始朗读时，叔父便走上楼，他的表情仿佛在说：你们两个相互读吧，愿读多久就读多久，嗓子愿扯多大就扯多大。
他知道这是假的，知道我是装的，可他不敢冒险向我扮鬼脸，甚至连朝我笑笑也不敢，害怕叔母察觉，或者害怕引我露馅。
不过，他很少看我，因此，除了我所赋予的那种意思外，那些眼神不可能会有什么别的意思。
我感到很虚伪，特别是在为叔母朗诵小说的时候。
我无法忍受自己的声音，每一个单词都在增加我对她的背叛。
我声音单调地读着，因为带着感情，带着真诚去朗读仿佛成了嘲弄她的笑话，字字句句被一种讽刺所弱化，这讽刺她一无所知，而我和人不在场却正在偷听的爱德华却在共享。
当她朗读时，我感到是在遭受责罚。
如今，在这些朗读中，仿佛涉及我们三个人：两人在读，还有一个人不读不听，却怀着暗中颠覆的沉默坐在那儿。
我甚至有些希望叔母会发觉我们。
我想象着她说这样的话：〃你们唱诗班练歌那天爱德华干吗总戴红手帕？〃于是，我会坦白一切。
一天，在书房里，达夫妮叔母问我：〃德夫，你最近不如从前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更好了。
〃我真想说，我所不如的那个从前的〃我〃不是我想要成为的人。
从我的变化中，她为什么就想当然地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她不知道产生这一变化的缘由。
可是，难道她看不出我更加快活，更有生气了吗？〃你好像始终无精打采的样子。
〃她说，〃看上去很疲倦，很苍白。
〃她所说的恰恰不是我所感觉的，可对着镜子看时，我吃惊地发现她没说错。
我所看到的与自己的感觉完全相反。
我的内心和外表竟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也许是因为青春发育期。
〃达夫妮说。
我意识到自己已精疲力竭。
几个月来我沉醉于异常的欣快之中，几乎完全醉心于自我了，近乎于狂热，那狂热从库克医生的第一封信开始，从来就没有消退过。
我因此简直不敢正视镜中的自己。
〃这孩子也会'那个'的，等着瞧吧。
〃一个周日，当我们离开教堂时，我听见身后有个妇女在说。
她的口气在暗示，人们说这话或这样说已经有好多年了。
要是达夫妮叔母和爱德华叔父无意中听到这话，他们不会做出任何的反应。
我心想，我让自己陷入的这种状况是否就是〃那个〃的先兆？对于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变化，我能表现出其中的原因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我母亲的一生中，不是也有类似的原因吗？不过，人们认为我也会〃那个〃，依据是我的双亲都已经〃那个〃了。
可是我知道自己身上没有弗朗西斯·斯特德的丝毫基因，而且在库克医生的身上也丝毫没有〃那个〃的基因。
因为守着我母亲曾守过的秘密，我就要付出同样的代价，这没有道理。
更多的是她的秘密，而不是我的。
我更多的是在为她和库克医生，而不是在为我守护这秘密，其负担也完全不像她曾承受的那样重。
我告诉自己，因为达夫妮说过〃你最近不如从前了〃，她已经从我身上察觉到可能是发病的最早征兆，我母亲快30岁时，病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这样想太可笑了。
我注视着她，想发现她是不是在看我，想看看从她的表情中，我是否能看出她有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在怀疑我的血液里存在〃那个〃的基因。
然而，从她的脸上，我什么也没发现，只有那种一如既往的安详，自信在她的呵护下，谁也不会真正受到伤害。
她叫我到爱德华那儿去再做个〃检查〃。
〃查查保险点。
〃她说。
这一次，爱德华真的给我做了个体检，望闻问切，还提了些问题。
在我快要离开时，他才拐弯抹角地提到那些信的事。
〃小心你的举动。
〃他说，〃甭以为别人都看不见你。
小心你的模样。
希望你最近的行为不是更糟糕的事情的前奏。
比如说精神崩溃之类的。
要知道所有这些都与我无干哟，知道不？〃〃当然，知道。
〃我说。
〃不会有什么相反的证据吧？〃〃不会。
〃正如爱德华叔父所说，没有任何人能够把他牵扯进任何事，那么，他为何如此害怕呢？我要是把库克医生的事情告诉别人，或出示我誊写的用我的笔迹签写他名字的信件，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我会遭到嘲笑，甚至更糟糕。
假装成另一人自己给自己写信，在信中用一个素昧平生却想象成自己真正父亲的人的口气说话，难道这不就是德夫林·斯特德会做的事情吗？就连达夫妮也不会相信我的故事。
尽管我是相信库克医生的，但他自己也无法证明他就是我的父亲。
突然，我意识到爱德华为何做这般安排了。
他不是怕我万一去达夫妮那儿把信的事告诉她时为他自己找个不知情的托辞。
他不需要托辞。
要证明自己没看过这些信，他的对象不是达夫妮，而是库克医生。
连看也不看便把信转给我，上面的封泥没有拆开，我还给他时立即当着我的面把它们烧掉，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小心，而是在遵照库克医生的指示行事。
库克医生告诉他不要看信，而且不知用什么办法说服了他。
唯有一种解释：爱德华并非心甘情愿地在为库克医生和我充当〃邮差〃。
库克医生怎么知道爱德华没看过这些信？我是唯一知晓的人，可库克医生又明确地要我不得写信给他。
也许我错了。
很难解释爱德华为何这般安排。
不过，一想到库克医生为了与我联系，也许恐吓过他，我便有种变态的得意。
而且我对自己该如何面对他，心中更有数了。
《纽约的探险家》第8章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在我返回之前，这是你将收到的我的最后一封信。
我们是坐雪橇出发的。
我们补给队的最后一批队员明天返回，把我们每个人给各自亲人的信带回去。
之前，在每次远征的这个时刻，便有一种忧郁的感觉向我袭来，因为除了对我的兄弟姐妹之外（我与他们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很亲密），我能说〃暂时告别了〃的人就没有谁了。
我必须坦白的是，即使可以给你和安娜写信，我仍然感到有些忧郁。
明天，我们这队精挑细选的人真的就要开始如此伟大的壮举了，在这前夕，人总会有这样的感觉。
这次远征一旦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我的目标是通过这次远征吸取教训，使下一次远征失败的可能性小点，可我没有把这个目的透露给此次远征的资助者或全体队员。
极地探险就是这样成功的，靠一次接一次失败的启迪和教训。
可这不是人们想要听的，更不是资助者们想要听的。
那些资助者。
这是我第二次担任远征队指挥官，但就已经讨厌他们了。
有钱的男女付钱给我，把我发现的什么地方，某个岛屿，海岬或海湾，命上他们的名字，如今，在地图上这些地方都是他们的名字。
谁给我的钱最多，我就用谁的名字命名最显眼的地方。
百万富翁们付钱给我，要我远征时带上他们的儿子，好把他们塑造成才。
我被指定为这次南极远征队的副指挥官。
远征南极，朝南极圈而不是北极圈进发，这似乎是浪费时间，因为从前我去过那儿多次了，对那儿了解得够多了。
我想去的是北极用皮尔里曾说过的话，是〃地球之巅，而非地球之脚〃。
但我必须努力做到专心致志。
我可以从这次远征中学到许多可用于北极探险的经验。
北极可达，但永不可占。
我相信，在自己尚未垂老得无法率队远征之前，将会有人抵达北极，而且我相信，没有哪个活着的人更有可能比我最先抵达那里。
当光线还充足的时候，我便阅读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 ，我的那本诗集是拿外科医生用的胶布粘在一起的。
《鲁拜集》，算不上是对南极昏天黑地的一种排遣吧！〃在春天的暖火中，扔掉你冬日厚袄般沉重的懊悔！〃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念着这诗句。
它在诗中有何意义已不再重要了。
我被冬日厚袄般沉重的懊悔重压着在寒冰上跋涉，此时，我是多么地企盼能扔掉这层层外套，感受源自身体以外的温暖。
夜晚，空气中，水中，冰上，地上，有种东西吸引着我的注意力，让我没法入睡。
为了看到夜空，我已经习惯了钻进睡袋，躺在离帐篷不远的冰上。
开始，我的牙齿打颤，全身肌肉发抖。
我想让体温快些散发出来，快些温暖睡袋里的空气。
我把睡袋拉紧，只留一个类似吹气的小口，透过小口我能呼吸，看到星星。
其他人说，从帐篷里往外看，月光下能看见我的气息不时地冒出来。
他们觉得我奇怪，心想我何以能忍受这严寒，既然给自己留的睡觉的地方最宽，又为何要这样，露营时每晚睡在外面，像个孩子？如若我不是头儿，他们是不会容忍我这古怪的行为的。
没有风，没有声响，唯有我挪动时身下的雪发出的嘎吱嘎吱声。
我很高兴自己无法入睡，更喜欢这宁静，而不是我那些嘈杂的梦。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我不知道你何时再会接到我的信，极地探险就是这样。
希望你会想着我，在你的祈祷中记住我。
就此暂别。
你的 F。A。库克医生 1898年4月17日 摩西·普劳迪曾告诉我，而且达夫妮叔母也证实过，我父亲的船间或在圣约翰斯停靠，可虽然近在咫尺，他却不肯联系我们。
我心想，自从北格陵兰远征开始，自从库克医生发现他是我父亲之后，他是不是也到过圣约翰斯？通过翻阅图书馆里的过期报纸，我可以断定，自格陵兰远征以来，他没有来过，没有往北来过。
也许原因很多，还不只是〃那些资助者们〃的异想天开。
一旦他把注意力转回到北极，他的船队或许会在圣约翰斯停靠。
他会愿意见我吗？安排某种形式的相会？或者像我父亲以前那样躲避我？如今我已长大成人，只要他的船靠岸，我就能找到他，找个机会我们相见，不过在信中他只字未提。
既然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在给我写信，那么他肯定不愿与我公开相会。
但我发誓，假如他真的停靠圣约翰斯，我一定要找个途径把我自己介绍给他，或者至少不声不响地看看他。
我决定尽其所能了解库克医生，从他写的书中，从杂志和报纸上有关他远征的报道中把他的人生故事拼凑起来。
但我不可能做到。
关于别人率领的远征，他是不准写的，也不得接受采访，因此有关他早期的探险经历没多少东西可以读到。
按照他跟像罗伯特·皮尔里上尉这样的远征队指挥官达成的协议，他只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没有稿费，没有读者，除了那帮相信极地探险能促进医学事业发展的为数不多的医生。
他的文章包括：〃居住地球北极的部落〃（《纽约医学考察》1893年）；〃关于北极爱斯基摩人患病、死亡和悲伤的奇特风俗〃（《今日》1894年6月）；〃爱斯基摩人的妇保与助产〃（《布鲁克林医学杂志》1894年）；〃北极寒冷、黑暗与光线的某些物理作用〃（《美国医学会杂志》1897年）；〃从风筝号上观察到的北极光〃。
最后一篇文章共12页，对极光进行了非常客观的描写。
这些文章我全读了，但大部分都没法读懂，我寻找着他无意中流露出的那些少有的，简短的轶事和感想，却无法找到他写给我信中的那个库克医生的丝毫痕迹。
《纽约的探险家》第9章
〃比尔及亚号〃晚了6个月。
此前我老早就莫名其妙地烦躁起来，如今我更有理由。
报纸推测说这艘船太往南冒进了，它还没来得及折回，冰便把退路给封死了。
除非它的木制船体能够承受冰块的挤压，否则船会被挤碎，船上所有人都会没命。
毁灭的噩梦在半夜里把我惊醒。
我再一次读起库克医生那段关于在北格陵兰远征途中弗朗西斯·斯特德神秘失踪的报告。
他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也许现在正卡在某座冰川的缝隙里，模样看上去与那天晚上坠落时没多大差别。
我一遍遍地给自己朗读库克医生的书信。
要是没有那些我誊写的可以拿出来看的信，我可能就不再相信他曾写过信给我。
有时候，我仿佛觉得站在他和毁灭之间的其实就是我，仿佛只要我脑子里想着他读着他的信，时不时地努力唤起他可能的真实的形象他或许至少还有一次从另一世界回返的机会。
但是，要是我不保持觉醒，要是我让自己长时间地连想他一下都不想，他便会死去。
我不知道，也真不忍心知道那种等待是什么滋味。
我从图书馆借来理查德·哈克卢特 的《航海大事记》，书中探险者被称作〃航海家〃；我读以利沙·肯特·凯恩博士 的《极地探险》，这书讲述的是在北极的史密斯海峡一连数月船被冰冻住后的生活。
那艘船当时被认为是船毁人亡了，可很久以后它居然回来了。
我寻找其他类似的书籍，寻找有关早被人认为是船毁人亡却又回返人世的故事。
我偶尔读到一段关于格里利 率领的远征队的故事，这队人在萨宾角遭遇海难，传说为了不至于饿死，他们吃自己同伴的死尸。
虽然格里利给予否认，但如今大家都相信那些传说是真的。
我读关于富兰克林远征队的图书，这支队伍消失得无影无踪，本身成了其他注定要失败的远征队搜寻的目标。
无疑，我和库克医生还没有相互彻底地了解，因此他不会这么快就消失的。
每天早晨，我急切地等着爱德华叔父下楼来，希望看到那张从他背心口袋里伸出的红手帕，情不自禁地希望我会第一个得知库克医生返回的消息，不过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知道那消息会先出现在报纸上，而不是在他给我的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