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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施剑翘为有期徒刑十年，经辩护律师代为申诉，念其事出有因，天津高级法院的二审判决改为有期徒刑七年。
关于施剑翘行刺一案的议论，当时，社会各界较为一致的说法是，施剑翘刺杀罪恶累累、劣迹斑斑的大军阀孙传芳，其志可嘉，其情可悯。对于有人提出的关于孙传芳已经皈依佛门、理应既往不咎的说法，当时的《大众生活》杂志曾经在1935年11月23日发表文章进行反驳。文章说：
中国许多军阀官僚们在屠杀了一阵人命刮饱了民脂民膏以后，往往跑上念佛学禅的一条路上去，这自然有两重意义：一是想仗佛力来洗脱染满身上的血迹，二是想藏在佛幡后面来进行各种卑劣的卖国分赃的阴谋，中国有一句俗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很可以为许多“屠户”们解解嘲的。不过另外也有一句跟这针锋相对的俗话，是“黑心人念阿弥陀佛”，这话是很有心理学上的和事实上的根据的。例如有人一面念佛吃素，一面作践女人（玩弄了一阵之后，便马上一甩）；一面做和尚，一面当间谍（替帝国主义当鹰狗）；一面入空门，一面做强盗。至于那些在野的“屠户”们更不消说了，他们今天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也可以“放下佛经，立地复屠”，“有刀则屠，无刀成佛”，是很可以替这些寓公们写照的。孙传芳就是这当中的典型屠户。大家当然不会忘却他从前做五省联帅的时候，屠杀了许多青年，制造了无数炮灰，到后来一败涂地，便卷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到天津租界当寓公，兴致一来，又要坐汽车到“居士林”学佛听禅。然而他积欠下来的血账是一笔一笔写在老百姓的心头的。
当时的全国妇女会，江宁、扬州、江都妇女会，旅京安徽学会，安徽省立徽州师范等团体则尤其同情施剑翘，纷纷通电呼吁，希望最高法院能对施剑翘援例特赦。电文中有“况孙传芳曾南拒革命之师，又北窥齐鲁之境，今施剑翘之事，直接以复父仇，间接即除国憝”的话，深入人心。另外，此案还惊动了大名鼎鼎的冯玉祥将军。冯玉祥不认识施剑翘，但辛亥革命时期，冯玉祥曾与施剑翘的生父施从云一起奋勇战斗。他闻讯后立刻联合民国元勋李烈钧、张继等人，呈请南京政府特赦为父报仇的孝女、为民除害的侠女施剑翘，以敦化人伦，弘扬正气。有的报纸还披露了冯玉祥曾单独向蒋介石请求特赦施剑翘的消息。
结果，在施剑翘入狱不到一年的时候，也就是在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此后，由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下达特赦令，将其特赦释放，重获自由。
但是，也有人认为，蒋介石接受了冯玉祥等人的请求，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将施剑翘特赦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孙传芳早就是蒋介石想要杀掉的人，而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正中其下怀，因此，蒋介石乐得对冯玉祥卖个人情，将施剑翘特赦了。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杀孙传芳呢？据说，这和孙传芳密谋勾结日本人策动北平驻军叛变一事有关。1933年5月7日，当时的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天津站站长王天木伙同军统局北平站工作人员白世维，将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刺杀于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多年以后，陈恭澍在回忆中透露：刺杀张敬尧，是执行当时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制裁令，因为张敬尧受日本人坂垣、土肥原的指使潜入北平，策动驻军叛变，妄图制造暴乱，而和张敬尧一起策划这次叛乱的，据说就有孙传芳。因此，孙传芳当时虽然逃脱，但是也早已经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和迟早被清除的对象。只是，因为孙传芳发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故此深藏于天津租界内，闭门不出，韬光养晦，暂停汉奸活动，蒋介石才没有急于下手，使他又多活了两年。
施剑翘被赦免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施剑翘随即奔赴南方，先后辗转到长沙、重庆等地，筹措慰劳品，并兴办小学，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工作。新中国建立后，施剑翘于1952年因病移居北京，病愈后一直以居士身份在碧云寺修行。1957年，施剑翘还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直到1973年病逝。
孙传芳被刺之后，他的外甥程登科特意请他的结盟兄弟何毓华监修孙传芳墓地，历时三
载。1939年3月7日，孙家子女将孙传芳及其二位夫人（张夫人、周夫人）合葬于北平市西山墓地。民国社会名流章太炎和陈陶遗、孙思孚、郭则禨、顾祖彭等分别为其撰写了“孙君神道碑”和“孙君墓志铭”。
居士林血案发生后，在天津影响巨大。当时引退的军政界要员对居士林从此避而远之，林长靳云鹏即使偶尔前去视察，也都戒备森严。一般居士们更认为居士林是个凶杀之地，不敢问津。昔日车水马龙的佛门胜地，从此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第2章 汉奸末日：汪精卫死因之谜
在中国动荡不安的现代历史上，汪精卫绝对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曾经叱咤风云、权倾一时，却最终落得个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下场。当了汉奸的汪精卫国人皆曰可杀，但是其死亡的原因却至今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日本人害死的，有人说他是蒋介石派人毒死的，还有人说他是病死的。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就成为民国史上的一桩疑案。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之后，在汪精卫复杂多变、惊险和耻辱并存的一生中，他最终的死因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个疑团。
从领袖到汉奸
在中国，像汪精卫这样背叛祖国的人是最让国人痛恨的。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原来姓“汪”的人都去掉三点水，变成了“王”姓。就连汪翻开资料，汪精卫祖籍安徽婺源，按现在省界的划分，今属于江西。元代末年，其祖先从婺源迁至浙江的山阴（今绍兴）。绍兴在明清是个出“师爷”的地方。所谓“师爷”也就是为官员出谋划策的人，即幕僚。汪精卫的父亲便以此谋生，先后在广东的番禺、三水等县署做过幕僚。汪精卫在汪父的十个孩子中排行第十，在四个男孩子中排行第四，所以汪精卫又常被家人唤称“四哥”。
汪精卫生于1883年5月4日，当时汪父正在广东省三水县任职，汪精卫的出生地应该是广东三水，但翻阅汪精卫个人填写的履历，出生地一栏却填的是广东番禺。汪精卫本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精卫”也是他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文章使用过的笔名。汪精卫少时生得眉清目秀，且聪明伶俐，曾一度被称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他于1902年春考中秀才，1904年又考取了官费留日生，东渡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在日本，他开始投身革命，成为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他演讲时口齿清晰，条理清楚，抑扬顿挫，一时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偶像。在南洋演讲时，有一个华侨巨富的女儿名叫陈璧君，竟抛开学业，追逐汪精卫的行程，聆听汪的精彩演说。1908年两人结婚，当时汪精卫26岁，陈璧君只有17岁。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前，汪精卫代孙中山起草遗嘱。孙中山去世后，他和胡汉民、廖仲恺一起成为最有望担任孙中山接班人的三个人。1925年7月1日，改组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16人为政府委员。国民政府主席选举前，汪精卫听到有人要选他，便一再谦让、推辞，正式选举时，却急不可耐地投了自己一票，结果以全票当选，成为国民党领袖。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被刺杀。汪精卫紧急召集军政部长、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和粤军参谋长、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廖案。调查的结果表明，是右派领袖胡汉民背后策划的。许崇智、蒋介石主张除掉胡汉民，汪精卫却让胡汉民以赴莫斯科考察为名，出了国门。不久蒋介石又以汪精卫与许崇智之间的矛盾，借汪精卫的势力把许崇智赶到了香港，蒋介石由参谋长爬上了粤军总司令的位置。汪精卫虽然是军委主席，但军权实际却由蒋介石掌握。随后，蒋介石又借“中山舰事件”打击汪精卫，汪精卫被迫于1926年4月请假出走香港，然后赴欧洲。蒋介石不失时机地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自己被选为国民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彻底取代了汪的位置。
汪精卫回国后，他的政治思想发生转变。1932年春，蒋汪再次合流。汪精卫上台任行政院院长，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主张中日发生冲突时，中国应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蒋汪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大肆出卖中国主权。而汪精卫在这种卖国思想下，也最终走上了一条被人唾骂的不归路。
替蒋介石挨了三枪
在汪精卫的一生中，曾经遭遇多次暗杀，而最终导致他死亡的主因之一，也正是遇刺后，残留在他背上的一颗子弹。造化弄人的是，这颗子弹，原来是打算送给蒋介石的。
事情还要从他遇刺说起。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按照惯例，中央全会开幕式之后，全体委员要照一张集体照，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那一天，原定到会者一律穿礼服，上午8点钟去孙总理陵堂举行谒陵仪式，然后到中央党部大院内集体留影，9点钟开会。但到会者有的穿中山装，有的穿礼服，有的穿便装，并且拖拖拉拉，这让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十分不满。而且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程序单，把“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给遗漏了，又为会场制造了一些混乱。
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作为副总裁的汪精卫亲自去请，蒋介石却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也不相信会出什么事情，就自己一个人出来照相。
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分别击中汪精卫的左颊、左臂和后背脊椎骨。中央委员张继沉着敏捷地抱住了刺客，张学良从旁边飞起一脚踢掉刺客手中的枪，汪精卫的侍卫趁势连开两枪，刺客负伤被捕。
枪声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妻子相继从礼堂内奔出，蒋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汪妻陈壁君见照相时蒋介石未到场，疑心此事是蒋所策划，顿时大哭道：“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无言以对，十分尴尬。但事后详查，证实此事与蒋介石没有任何关系。刺杀活动是由上海暗杀大王王亚樵精心策划的，本来准备在会议期间暗杀蒋介石。在国民党六中全会的前10天，部署了这次刺杀活动，曾任十九路军排长的孙凤鸣志愿执行任务。在行动的前一天晚上，大家于晨光通讯社的小阁楼上还为孙凤鸣摆酒饯行。
11月1日，孙凤鸣胸前挂着记者出入证昂首阔步进入会场，他见蒋介石未出场，就按第二方案，冲出枪击汪精卫。怪的是蒋介石那天居然有先见之明，预料到要出事，不肯参加照相，结果就由汪精卫替他挨了这三枪。
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性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背部伤势较重，弹头夹在五、六两肋骨间，并伤及脊椎骨，经过多方努力也没能取出。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并最终成了导致汪精卫死亡的主要原因。
蒋汪彻底决裂
在和死神擦肩而过后的第三年，汪精卫又一次成为被暗杀的对象。而这次下暗杀令的居然是蒋介石。
1938年7月，日本决定撇开蒋介石，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十天后，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第二天，汪精卫建议日本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蒋介石因此对汪精卫恨之入骨。1939年元旦，蒋介石下令追杀汪精卫。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马上行动，并任命陈恭澍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思维缜密，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曾任戴笠贴身警卫，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曾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十八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对其考察了一番：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的撤离十分有利。
在军统磨刀霍霍的时候，汪精卫其实是孤独和失落的。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散步。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能带。
陈恭澍等人在河内一直在做着准备，但戴笠告诉他们：没有蒋介石的“制裁令”，不可轻举妄动。此刻的蒋介石对汪精卫还抱有一丝希望，为此，他派谷正鼎赴河内，对汪进行最后的游说。结果，谷正鼎无功而返。
3月19日，蒋介石命令戴笠：“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次日上午9时，陈恭澍接到报告，说汪精卫全家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陈恭澍决定携带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9到10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
3月21日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等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两次机会错过，陈恭澍非常恼火，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6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时，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
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
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陈恭澍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用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4人飞身上楼。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把门反锁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一男一女，便对准床下的男子开枪，三发子弹均击中此人腰背，但无法进入房间，以验明正身。随后，王鲁翘招呼特务们撤离。
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
对于刺汪行动的失败，军统方面后来总结原因，均认为根本症结是情报不准确，误将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实际上，因为汪精卫为人狡猾，行动诡秘，白天多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去别的房间睡觉。刺汪行动组误以为北房就是汪精卫的卧室。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颇不满意，对戴笠有所指责。戴笠此后又接连策划暗杀行动，但连续五次皆以失败告终。
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转移到了日本货轮“北光丸”上，于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汪精卫赴东京，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乞求建立伪中央政府。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
大汉奸之死
病死日本关于汪精卫的死因，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他旧创复发，治疗失败后在日本病死。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折，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瓦解，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
汪精卫心知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心力交瘁，坐卧不宁。这年秋天，侵华日军限令汪精卫调集大米100万石、壮丁20万名，用以支持东南亚战争。这期间，敌占区内反对汪精卫的呼声甚高，大部分地区离城10里就是游击队或地方武装的势力范围，汪伪政府的命令根本没人听。汪精卫左右为难，一筹莫展。
■ 1940年4月，汪精卫等在南京举行“还都大典”后，接受日本“大使”的“国书”。图中左为汪伪政府人员，右为日本人。11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和老婆陈璧君在楼上商量征粮一事，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促。汪精卫闻讯急忙下楼来迎接，一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从此汪精卫旧创复发，一直留在背上的那颗子弹时时发作，疼痛不已。12月19日，汪精卫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留在后肋的那颗子弹。弹头取出后，陈璧君破涕为笑，在南京的大小汉奸头目纷纷到医院表示祝贺。汪精卫自己也强打精神，一连几次发表“卧床演说”。谁知好景不长，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手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
陈璧君见西医看不好，便乞求于中医单方，经其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终于在无锡探悉到一位名医，这位中医姓刘，是江苏吴县人，他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枪伤和无名肿毒很有名，外号“刘一帖”，意思是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帖药，立马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