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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枪伤和无名肿毒很有名，外号“刘一帖”，意思是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帖药，立马就可好。刘一帖替汪做了仔细的检查，并出示膏药一张，命贴于背心。服药贴膏后的第二天，汪的痛楚竟大大减轻。汪陈夫妇暗自庆幸，即派陈春圃去江城客栈，向住在那里的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他复诊。刘一帖收下礼物后，随车再往医院。他见汪病痛减轻，便面露喜色地对陈璧君说：“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从小医箱内取出一张同样的膏药交给陈璧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社去了。
■ 日本驻南京汪伪政府“大使馆”
汪精卫夫妇本以为这一张膏药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谁知贴后不到三个时辰，汪精卫四肢抽筋，浑身上下痛似鞭笞，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病情恶化，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陈春圃去江城客栈接刘一帖到医院会诊。陈春圃气急败坏地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当晚并未回转客栈，眼下已不知去向。陈璧君意识到是刘一帖
在膏药中掺了虎狼之药，才引起如此严重的病变。3天后，有人给汪精卫寄去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黑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
刘一帖的这帖药，将子弹铅毒扩散入骨，使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厉害，不仅脊椎骨和胸骨疼痛难耐，麻痹状态已从两腿蔓延到了整个骨盆，而且高烧的次数也一天比一天增多。
1944年2月，日本名古屋大学神经外科斋藤正教授一行来南京诊治，因受条件限制，无法控制其病情发展，当即决定带他到日本治疗。
■ 1941年12月20日，汪精卫（右下）访问
日本，受到东条英机的“礼遇”。
1944年3月，近乎全瘫的汪精卫乘坐由日本天皇赠给他的“海鹣”号飞机，从南京飞抵日本名古屋机场，并被立即送进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一间特设的病房里，对外叫作“梅号”。日本政府把汪精卫赴日本治病当作最高机密，对外讳莫如深，医院内外军警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第二天，由名古屋帝国大学的专家组成了治疗小组，由斋藤主刀施行手术。手术中，医生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胸椎骨已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手术后，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全部用石膏固定。此时的汪精卫已元气丧尽，形如僵尸。
一周后，X光检查，汪精卫手术的地方非但没有愈合，反而开始萎缩。他的体温高至385摄氏度而降不下来。因为极度贫血，医院每天早晚两次为他输血。后来，医院血库的血用完了，而此时，日本本土不时遭到盟军飞机轰炸，名古屋与四周城市的交通中断，无法从别处运来血液，只好由同血型的汪精卫长子汪孟晋、二女儿汪文彬、三女儿汪文悌为其父亲输血。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汪精卫的病情日益严重，生命只能以日来计算。汪开始为自己的后事作准备。于是，由他口授，陈璧君记录，留下了《最后之心情》的遗书。汪精卫在遗书中，极力为自己叛国投敌进行辩护，宣称自己是“曲线救国”。
11月9日上午9时，盟军出动150架轰炸机空袭名古屋，陈璧君和子女们在一声声巨响和火光中，将奄奄一息的汪精卫连人带床送进地下室。这时，日本的天气已十分寒冷，地下室又无暖气设备。盟军的轰炸从上午一直进行到下午，汪精卫在地下室里熬过了难挨的一天，又惊又吓，再加上寒气侵袭，汪精卫的病情急剧恶化。到了第二天清晨，汪的体温上升至41摄氏度，心跳每分钟128次，呼吸极为困难。日本医生虽竭力进行抢救治疗，但最终回天乏术。1944年11月10日下午4点20分，汪精卫躺在病床上最后抽搐了几下，停止了呼吸。汪精卫1935年遇刺后，医生就说过，他只能再活10年，果然应验。
被毒死于虹桥对上述汪精卫病死日本的说法，多年来一直有人质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抗战风云录》中就刊有戴笠买通虹桥医院某护士，每日在汪吃的药中掺入一点玻璃粉，最终将其毒死在虹桥医院的说法。1983年9月16日，香港《广角镜》第一、二、三期刊载的霍实子著的《太平洋战争时期几桩史实的大揭露》一文中，也认为汪精卫不是病死日本，而是被国民党毒死在上海虹桥医院。
霍实子认为，1944年3月，汪精卫飞往日本治疗伤病，经日本名医小黑亲自动手术，安全地取出了子弹。此后的汪精卫不顾身体虚弱，就急忙乘飞机返回上海。随后，日本方面打了一份密电给日本驻南京的日寇转告汪精卫，请他回国后静养三个月才好起床活动。这份密电当即由国民党情报机关破译出来，送给蒋介石。
这期间，陈璧君不在上海，是因为广东出了一件大案子，需要她亲自处理。而后来证明，将陈璧君吸引到广州，是国民党的声东击西之计。
■ 1946年4月16日，陈璧君（中穿长袍者）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出庭，接受审判。
原来，汪伪政权成立，陈璧君的官衔是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而实际职务，则是“广东省政治指导员”。在陈璧君的一手操纵下，成立了伪省政府。她提议由她的胞弟陈耀祖出任省主席，汪精卫怕陈耀祖年轻办事毛躁，就封陈璧君为“广东省政治指导员”，代表“中央”坐镇广东，像垂帘听政一般，大小事务都要经过陈璧君点头方才算数。
汪精卫去日本后，国民党想趁机刺杀汪精卫，但是日方防范严密，无法下手。在戴笠的策划下，搞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趁陈耀祖在广州文得路古玩店看货的时候，把他给暗杀了。这一招果然奏效，陈璧君急冲冲地秘密返回广东去处理后事。这期间的汪精卫由他的情人施旦料理。
关于施旦的来历，自然要提到汪精卫的风流韵事。据说汪精卫当年虽然和陈璧君结了婚，但是并不爱陈璧君，而爱的是同在日本留学的方君瑛。
陈璧君小名叫“肥环”，身子肥胖，相貌平平，她出身富豪，从小娇生惯养，性格孤傲任性。方君瑛身材苗条，相貌出众，性格文静温柔，是个典型的贤内助。但是陈璧君先下手为强，方君瑛虽然也深深爱着汪精卫，却晚了一步，只好矢志不嫁，做汪精卫“精神上的妻子”。为此，陈璧君时常和汪精卫吵闹。有一次陈璧君居然当众羞辱了方君瑛。方君瑛气恼之下，竟以一死而明志，汪精卫十分伤心。
蒋汪合作以后，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有一天，他在日本留学时代的老同学曾醒家遇见一位长得和方君瑛十分相似的女士，此人姓施名旦，已经结婚，丈夫是曾仲鸣的随员。汪精卫对她一见钟情，施旦也喜欢汪精卫的风流潇洒，两人一拍即合。但是，不久抗战爆发，施旦随丈夫去了内地。
■ 汪伪政权的“外交部”
汪精卫投敌以后，施旦也从内地来到南京，告诉汪精卫：她已经和丈夫离婚。这时候陈璧君长住广州，不在南京，汪精卫即任命她当自己的秘书，从此可以公开出入公私官邸。从那以后，汪精卫的一切起居饮食，就都由施旦照顾。
1944年3月，汪精卫在陈璧君及子女的护送下，乘专机赴日本。行前，汪精卫希望施旦作为护理人员一起赴日，但是日本方面认为施旦名不正言不顺，不同意施旦随行。在日本治疗期间，汪精卫的生活主要由陈璧君照料。陈璧君自小娇生惯养，自己都要靠别人照料，怎么会照料别人？她身体肥胖，特别怕热，不顾汪精卫病重怕风，经常门窗大开。汪精卫病榻寂寞，日夜想念施旦。
陈璧君秘密返回广东后，独居日本的汪精卫更加思念起施旦来，坚持也要返回中国。在周佛海的安排下，汪精卫终于秘密返回上海，并把施旦弄来专门护理。为造成汪精卫“仍在日本治疗”的假象，他的子女们暂时仍住日本，并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
当时陈璧君还在广州，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用中文密电打到广州德政北路陈璧君的寓所，告知他已经返回上海。陈璧君也用密码回电给汪，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必须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院，一切等待她到沪后安排。这两份密电，都被重庆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中文组截获并破译，送交蒋介石。蒋介石觉得汪精卫既然秘密返沪，又是住在医院里，防卫一定不如以前严密，就命令戴笠趁机暗杀。
戴笠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
这一突然的变化，也使日本方面措手不及。经过斟酌，直到选定陈公博继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之后，又把“移尸”的细节作了妥当的安排，通知陈璧君急速赶到日本充当演员，这才在11月12日由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一个“丧典委员会”，发出讣告，并于当天由专机“海鹣”号将“灵柩”从日本空运到南京。用不着多说，从日本空运来的，当然是一具空棺。在礼堂接受吊唁时的尸体，才是真的。
汪精卫生前死后，施旦一直都在他的身边护理、守灵。开吊以后，改由陈璧君守灵。那一段时间，陈璧君知道汪精卫一死，即便伪政权还能存在，也不会有她的好日子过，因此脾气十分暴躁，动辄发火。施旦趁她离开灵堂的时候，也曾经身着丧服到灵前最后祭奠了一番。为躲避陈璧君的谋害，她没有参加送葬的行列，就带上汪精卫生前的物品及送给她的财物，更名改姓，到香港定居，还将汪精卫的衣物做了一个“衣冠冢”，终生守墓，没再嫁人。
日军的试验品关于汪精卫之死，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除了以上两种说法以外，还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那就是汪精卫是被日本人杀死的。
■ 伪国民政府主席任上的汪精卫
1944年3月，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著名内外科大夫经过紧急会诊，认为汪精卫主要是铅毒入
骨导致病变。第一外科部上野博士立即决定进行第二次开刀，做削骨去毒手术，由年轻的副手龟田良宏负责具体手术。龟田大夫早年出生于中国，曾在天津上过两年中学。“七七”事变后，他随父母返回日本，在仙台攻读医学，后来征召在帝大医院任外科医师。他的未婚妻小笠顺子也在该院当护士。在制订手术方案过程中，上野博士建议去掉一节胸椎骨，并同时从病人的骨骼上锯下一块骨头来，仿制成胸椎骨移植上去，以消除原来的病骨对神经的压迫。而另一名骨科大夫黑田久雄则提出了第二方案，主张削骨去毒手术后任其自然愈合，而不必植入仿制的胸椎骨。结果，黑田久雄的方案因为对病人风险太大而被上野博士和龟田大夫否决。
但在进行手术前的半小时，院方突然通知：此番对汪精卫的手术必须照第二方案进行。龟田无奈，只好执行。手术就在当天午夜进行。打开背腔后，他发现汪精卫受铅毒感染的三节胸椎骨已经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并严重压迫神经。
一星期后，经拍照检查，汪精卫削骨处非但没能自然愈合，反而已经萎缩，但要重做“植骨”手术已经不可能了。龟田大夫不明白，院方为什么临时改变方案，硬要对一个过了60岁的人做“自然愈合”的试验性疗法呢？他带着这个疑问，几次三番地问了他的未婚妻小笠顺子。原来，小笠顺子的父亲是日本军部情报处的一名要员，所有机密情报，他都有副本留在手头。顺子在情人的再三恳求下，终于亮出了一份“军部指令”。龟田接过一看，见上面写着：
上野博士：
陆军117部渡边大佐，因早年枪创复发，患胸椎骨铅毒症，现住东京皇室医院，欲转去你院做自然愈合疗法。为确保削骨去毒手术的成功，限你们于一二天内，先做一名病理试验，无论何人，均可列为试验对象。注意，这是军部和首相府的最新指令。
看到这里，龟田完全明白了，原来汪精卫也被列为日军手下的试验品，院方当然想在他的三节胸椎骨上捞一点“自然愈合”的效验。但事与愿违，尽管服了大量的激素和钙片，收效却甚微。半月后，经第二次X光透视，那三节做过削骨手术的胸椎骨仍在继续变形。汪精卫的背肩部疼痛重又加剧起来，且元气散尽，彻夜呻吟，只好苟延残喘，挣扎等死了。
此时，陈璧君虽一起跟到日本，但日方以“加强护理”为名，将陈璧君及其子女安排在离医院较远的西山宾馆里。待汪精卫病势严重之后，院方干脆谢绝了陈璧君的探望。陈璧君无奈，只好向另外两个汉奸头目陈公博和周佛海哭诉。经陈公博和周佛海联名向日方陈说情由之后，日方军部才同意陈璧君去医院探视。但院方知道，汪精卫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断了脊梁骨的残废病人，如果让他与陈璧君面对面地交谈，势必将“试验品”情况暴露在世界公众面前，况且汪僵卧在床上，连一点“病情好转”的迹象也没有。为了应付这一难堪的局面，院方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他们拆去汪的石膏床，搬进一间隔音的病房里，预先给他注射全身性麻醉剂，待药性发作后，让他侧卧在一张倾斜形的病榻上，脸朝内壁，还在他手上放一本法国小说，形如看书消闲一般。
与此同时，陈璧君正好赶到医院。院方用种种理由阻拦她进入病房，只许她在大玻璃窗外向内探望一会，既不能说话，也不能敲窗。这一招，使得这个风云一时的女人十分狼狈，只好又灰溜溜地飞回南京。
经过这一番折腾，汪的胸椎骨又一次受到挫伤，不仅胸椎骨随时可能折断，颈椎骨也渐渐变形了。本来尚可勉强坐卧，后来，连头颅的重量也支撑不住了。
为此，日方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们用一个特制的钢圈，套住汪的下颌，将他的头颅凌空吊起来，用机械的方法，将头颅与颈椎骨拉直，就像投环自尽一般。
汪自知死期不远，只好任凭日本人的摆布，一直到1944年11月10日，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在日本人设下的“绞刑架”上了。
汪精卫死后，小矶内阁假惺惺地发了讣告，连天皇也说了几句“痛惜”之言。在南京一班汉奸的请求下，日本军部特地用“海鹣”号飞机将汪的尸体运回南京。
炸墓焚尸
尽管汪精卫死因扑朔迷离，至今众说纷纭，但是他死后被国民党炸墓焚尸却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早在1942年清明节，汪精卫在众汉奸陪同下祭扫中山陵时，就对众人说：他死后若能葬在孙中山陵园旁的梅花山上为孙中山守陵，就心满意足了。于是陈公博、周佛海众汉奸便决定在梅花山上为汪精卫举行葬礼，并决定1944年11月23日沦陷区放假一天，凡愿参加送葬的南京市民，每人可领取20元的中储券，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职工月收入的四分之三。经过一番冷冷清清的“悼念”活动，11月23日，在日寇军警的严密监视下，汪的尸体被埋葬在梅花山麓。
梅花山是紫金山（又称钟山）的一小部分，因宋代时在此种过梅树而得名。紫金山上有孙权、朱元璋、孙中山的陵墓，而梅花山刚好在明孝陵与中山陵之间。陈璧君自知汪精卫的尸体日后难免被人毁棺鞭尸，便亲自布置，用了5吨坚硬的碎钢块掺在混凝土里，然后浇灌成厚厚的墓壳。她满以为这样就能安全地保护好汪的尸体。没想到仅仅过了10个多月，抗日战争就胜利了，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呼声中，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派何应钦扒掉此墓。
何应钦又派陆军总部工兵指挥部马崇六和七十四军军长张灵甫，找到当年建墓的专家，经过认真研究，命南京某部工兵营用了150公斤德制TNT炸开墓壳，劈开棺材。炸坟是秘密进行的，提前三天，往中山陵方向的交通即被封锁，对外放风说是为了抓汉奸。工兵爆破分两步，第一步炸开外层混凝土，第二步炸开内窖。工兵们从墓基下打入一条地坑，然后在坑内装上大量炸药。引爆时，只听得一声巨响，泥石飞天，坟壳裂成数块。开棺时，由当时的南京市市长马骏超亲自检查，发现棺内的尸体经防腐处理、依然保存完好。另外，除了陈璧君亲手盖上的“魂兮归来”的白幡外，还发现一本汪精卫手抄的诗稿，虽已发霉，但字迹还可辨认。稿本中的多数诗作，先前都曾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只有最后一首《自嘲》，字迹歪歪斜斜，不具年月，估计是汪精卫死前的绝命诗。诗中写道：“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汪精卫的尸体随后连同棺材被运往清凉山火化，骨灰被丢弃于路边的一个水坑里。工兵营当夜平整好坟地，在坟地上建了一座小亭，两边修建了长廊，随后又种上花草树木，使这里成为一处风景点，与中山陵遥相映衬。
第3章 戴笠之死：失事还是谋杀
岱山村坐落于南京西南方向、距离板桥镇大约10公里的江阴县马鞍山之中。1946年3月17日下午，雷雨刚过后的天空显得格外阴沉压抑，乌云弥漫在草木覆盖的丘陵之上。午饭后不久，岱山的村民们听见低得罕见的飞机引擎声，盘旋在布满了三丈高的树梢的地面上。不久，附近的居民就看见一架飞机撞在一棵树上，又随着惯性冲了200来米，撞在山顶上，一声爆炸巨响后，火焰万丈。
1946年3月21日，《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等多家报纸同时刊出消息：国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将军乘飞机从北平途经青岛飞往上海，因飞机在南烈士陵园。京西南郊外撞到马鞍山山头坠毁而死亡。据悉，他烧焦的尸体已被确认，并于22日装殓。
消息传出，中外震惊。尽管在媒体的对外报道中明确指出，因为恶劣天气原因影响，戴笠死于飞机失事。但是在民间，却存在各种各样的传闻：一些人认为，戴笠并非死于飞行事故，而是被人谋杀的；而另外一些人则相信，那天戴笠根本就没有上那架飞机，而是假造了自己的死来挫败他的敌人。
那么，戴笠——这个有“中国的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