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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13日下午2时，天津市佛教寺院居士林的殿堂里，几声枪响，原北洋军阀、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中弹倒地，登时毙命。由此爆出一条特大新闻，当日报纸发出“号外”，平津轰动；次日沪宁各报也刊出了这条“血溅佛堂”的特大消息。事发之后，女刺客施剑翘自称是为父报仇，并从容地打电话向警察局自首。一时间，好奇的人们忍不住纷纷打听：施剑翘究竟是什么来历？她和孙传芳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想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妨首先从大军阀孙传芳谈起。
“五省联帅”孙传芳
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民国时期直系军阀首领之一。山东历城人。
孙传芳祖辈务农，家境贫寒，少时历尽坎坷。后来，他的姐姐嫁给袁世凯武卫右军执法营务处总办王英楷当二房夫人，从此，他的人生才出现转机，很快踏上了一条青云直上的仕途之路。
1902年，孙传芳由姐夫王英楷推荐，进入北洋陆军练官营当学兵，不久，又转移到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就读。1905年，孙传芳赴日留学，后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六期学习军事，1908年毕业，期间加入同盟会。次年，孙传芳学成回国，同年经清政府陆军部考核，授步兵科举人，并担任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教官。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传芳任第二师第三旅第五团的辎重营营长。1913年至1921年，孙传芳一直驻守湖北，期间深受湖北督军王占元赏识，屡屡升职，由第五团团长、第三旅旅长、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直至湖北第十八师师长，一度还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军衔也从少将升至中将。1921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了湖北军政大权。吴佩孚对孙传芳非常欣赏，任命他接任第二师师长。从此孙传芳一跃变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
1923年，孙传芳率领军队进入福建，出任福建军务督理。1924年，直系军阀齐燮元讨伐皖系的卢永祥，江浙之战爆发，孙传芳奉曹锟之命出兵援助齐燮元，夹击卢永祥，占据浙江，并乘机大肆扩军。随后，他被大总统曹锟任命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同年授衔恪威上将军。10月25日，“北京政变”爆发，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联袂组建“临时执政府”。张作霖统率大军，举兵南下，大肆扩张奉系实力，直逼长江流域。孙传芳为保全自己利益，多方联络反奉势力，对张作霖军队进行反击。1925年10月10日，孙传芳对奉军突袭得手，占领上海、南京，并将奉军逐步逐出江苏和安徽。其中，在皖北固镇的一次战役中，孙传芳打败奉系军阀、山东督办张宗昌的部队，并俘获了张宗昌的部下、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随后，得意忘形的孙传芳将施从滨枭首于蚌埠车站，以振军威。这就是十年之后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为父报仇的缘由。
孙传芳对奉系军阀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东南各省。随后，鄂、皖、赣三省直系将领公推吴佩孚、孙传芳共主大计。1925年11月25日，孙传芳从徐州凯旋，成立浙、闽、苏、皖、赣等五省联军，自任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聘日本军官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开办联军军官学校，自兼校长，成为直系后期最有实力的军阀。其鼎盛时总兵力达20多万人，并同时拥有海军和一支航空队。
1926年6月，北伐军北上，反对军阀反动统治。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是革命的三大对象。9月，北伐军进入江西，孙传芳以“保境安民”为口号，亲自赴九江督战。经过数月激战，孙传芳损兵折将，被迫“放弃闽赣、退保江浙”，与北伐军进行对垒。北伐军多次奉劝孙传芳投降，孙传芳却坚持“讨赤”立场，拒绝谈判。11月，孙传芳微服简从，密潜天津，和张作霖捐弃前嫌，化敌为友。在孙传芳的怂恿和拥戴下，张作霖组建“安国军政府”对抗北伐，孙传芳被任命为安国军副司令，兼五省联军总司令。1927年8月，在南京龙潭一带，孙传芳的部队与北伐军展开激战，几乎全军覆没。1928年春，孙传芳被张作霖任命为鲁西前线总指挥，与蒋介石、冯玉祥的部队作战，失败后逃回济南。6月初，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炸死，孙传芳的部队残部撤至河北滦州一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宣布解体，所部被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收编。
1928年底，孙传芳退至关外，寓居东北沈阳，被东北军张学良礼遇为“客卿”，后来，又托辞躲到大连。12月，东北易帜，孙传芳、张学良关系日渐疏远。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孙传芳喜出望外，秘密加入反蒋同盟，但是，随着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大战”的失败，孙传芳东山再起的美梦也彻底破灭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孙传芳举家由东北迁至天津隐居。孙传芳初寓天津
，开始很不习惯，这位在势力强大的时候曾经狂妄地宣称“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的军阀，一直视血流成河为人间美景，以草菅人命为天下寻常儿戏。他曾经公开标榜替天行道的杀人主义，说什么：“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一口气七个“杀”字，并屡次搬出曾国藩麾下大将彭玉麟的联语“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为自己辩解。现在，闲居天津，孙传芳自然不甘寂寞，便转向在政治上与蒋介石政权较量。当时国家主义派党魁曾琦、李璜、左舜生、张君劢等时常和他联系，不断以政治舆论给国民党制造麻烦。孙传芳的这些举动也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反蒋势力，不断挑起事端，借此排挤国民党地方政权。日本军界“精英”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也和孙传芳多有往来，并把孙传芳作为华北伪政权的首选人物。为防止“华北政权特殊化”进一步发展，蒋介石指令国民党在津特务组织加强对反蒋分子和北洋政府下台政要的监控。孙传芳自然是重点受控人物之一。
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孙传芳深知自己的处境，所以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并且闭门谢客，深居简出。
这个时候，同样居住天津的原皖系国务总理靳云鹏看出孙传芳心绪烦乱，无所适从，遂劝其皈依佛门，借以超脱凡念。1933年，靳云鹏联合孙传芳，两人共同出面，将座落在东南城角草厂庵的清修禅院，改名为天津佛教居士林，由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并规定每星期日居土们来林念经，由富明法师主讲。靳云鹏、孙传芳这两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亲自领拜，在佛教居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信徒们辗转相告，陆续参加活动的达三千多人。
孙传芳皈依佛门之后，法名“智园”，开始到处宣扬“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的思想。他让家人炎夏时在家门前放置绿豆汤，免费供应过往行人消暑解渴。1933年中秋夜，孙传芳抓获了一名入宅行窃的盗贼，却大发慈悲，让家人给盗贼施舍了一些粮米，将其放归。孙传芳的善举被传开后，新闻界即以《孙公馆缉贼赏米，中秋夜乐善好施》为题加以报道。正当世人对“孙联帅如今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的猜测议论纷纷，不知道这个杀人魔王是真心悔悟还是逢场作戏掩人耳目的时候，1935年11月，居士林的殿堂里，随着刺客施剑翘的几声枪响，孙传芳立即毙命，也让对他进行观望的人们失去了继续考察的对象。
居士林的枪声
这个敢于刺杀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的女子施剑翘，是个什么人呢？
施剑翘（1905—1973），原名施谷兰，安徽桐城人。其生父施从云，辛亥革命时期和冯玉祥、王金铭等参加滦州起义，结果，施从云和王金铭与另外14名起义者被清廷通永镇总兵王怀庆处死，冯玉祥亦被囚禁。施剑翘自幼被父亲过继给他的弟弟施从滨。1925年，施从滨担任山东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在当年11月的直奉大战中兵败被俘。五省联帅孙传芳下令处斩施从滨，并枭首于安徽蚌埠车站。死讯传来，施剑翘悲愤不已，立誓为父报仇，并且写诗一首，以明心志：
战地惊鸿传噩耗，闺中疑假复疑真。
背娘偷问归来使，恳叔潜移劫后身。
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
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但是当时，一个毫无背景的孤单弱女子，要想杀死孙传芳这样的军阀枭雄，实在让人难以想象。因此，施剑翘起先是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施中诚自幼丧父，全靠施从滨夫妇对他的尽心呵护与大力栽培才长大成人，并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又得到施从滨的暗中扶助，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施从滨遇害时，施中诚已经担任烟台警备司令的要职，凭借他的力量，寻觅时机刺杀孙传芳还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当施剑翘提出要施中诚为自己的父亲复仇时，却被眷恋锦绣前程和荣华富贵的施中诚拒绝了。施剑翘因此倍感失望，随后，她写了封长信，与施中诚断绝兄妹关系。
几年之后，施剑翘又认识了施中诚在保定军校的同学，时任山西军阀阎锡山部的谍报股长施靖公。当施靖公得知施剑翘因父仇未报而悲愤难消之时，立刻表达深切的同情，并且义愤填膺地表示，如果有机会，自己愿替施剑翘去报仇雪恨，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施剑翘对施靖公的豪言壮语充满感激，并最终以身相许。但是，结婚后，施靖公完全沉迷于温柔之乡，把先前为施从滨报仇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甚至，当施剑翘提醒他时，他也百般推托。
1935年6月，施剑翘忍无可忍，毅然带着孩子离开山西太原，回到天津娘家。行前，她再次赋诗明志：
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
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
此后的施剑翘，不再幻想有某位好心的仗义侠士替她出面报父仇，她决心要亲自动手，以了却自己的心愿。从此，施剑翘特别留意孙传芳的行踪，凡是关于他的消息，事无巨细，她都要思考半天。
1935年中秋节，施剑翘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口认出了孙传芳那辆牌号为1093的黑色轿车。散场后，她还首次近距离地见到那位戴着墨镜、依然趾高气扬的前五省联帅。但是，因为散场时观众太多，不便出手，她只能眼看着杀父仇人登上汽车，绝尘而去。此后，施剑翘多次到孙传芳位于英租界的豪宅周围探察，发现那里戒备森严，实在无法下手。情急之下，施剑翘甚至想到了化名到孙传芳的家里当佣人，这个时候，昔日叱咤风云的五省联帅已经决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和靳云鹏摇身一变，分别成了天津居士林的林长和副林长。施剑翘经过多方探询跟踪，最终摸清了孙传芳的动向。1935年10月，施剑翘取名“董慧”，潜入居士林充居士，打算寻找时机刺杀孙传芳。
1935年11月13日，正是讲经日，靳云鹏与孙传芳都应该到居士林诵经。这一天下雨，寒风裹着冷雨，街上行人稀落。孙传芳早晨醒来，明显感到精神有些不济，但还是勉强起床，按时赶到居士林。孙传芳的妻子不愿他冒雨外出，曾一再劝阻，但孙传芳执意冒雨赶来，靳云鹏却反而因雨未到。居士林的男女居士们在礼佛听讲时，是男女分坐的，男居士行列之首座是靳云鹏，女居士行列之首座是孙传芳。主讲人富明法师坐在正中座上。梵铃一响，孙传芳默默地盘坐在前排的蒲团上，开始屏声静气。
这天下午，施剑翘也来到了居士林。此前的三期道会，她每一次都参加了，每一次也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是因为与会的居士众多，场面混乱，不便下手。今天，施剑翘身穿青色大衣，青色长裙，再次神态自若地坐在居士林里。因为下雨天冷，今天赶来的居士比以前少了许多，往日热闹的居士林也显得冷清和空旷了一些。施剑翘看在眼里，心中暗自欢喜。她眼看孙传芳身穿僧袍，走进居士林，心想，他活不了多久了，且看他神气什么？
这天，富明法师领诵《大佛顶首楞严经》。施剑翘本来坐在后面，离孙传芳较远，后来，她借口后面的炉火太热而转移到前面。当众居士跟着富明法师齐声奉诵的时候，孙传芳也闭目盘坐在前排的蒲团上一起吟诵。施剑翘看到机会来临，就悄悄地从皮包里取出勃朗宁手枪，小心翼翼地打开保险，然后，抬起手来，对准孙传芳的脑袋迅速地扣动扳机。随着“砰砰砰”三声枪响，孙传芳的脑髓和血浆四溅，立即毙命。众居士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魂飞魄散，一个个面无人色地瘫坐在原地，竟然没人想到往寺外奔逃。施剑翘倏地站起身，大声疾呼：“各位朋友不要怕，我为父亲报仇，决不会伤及无辜！孙传芳是我打死的，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连累大家。”说完这话，她从小包里掏出一大把已经准备好的传单，散发给大家，只见上面写道：
各位先生注意：一、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报仇女施剑翘谨启（红色手印）
传单的背面并非空白，还有两首绝句，在诗中施剑翘表明了她为父报仇的心迹：
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
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
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
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
和传单一起分发的还有《告国人书》和一张身穿将校服的军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
众居士看了传单，顿时议论纷纷。施剑翘用电话给家中报告了大功告成的喜讯后，便找到寺中的知客僧东海和尚，让他去通知警察局赶快来人，自己决意自首，不想趁乱逃脱。
这时孙传芳的随从也跑了进来，见孙传芳已经气绝身亡，施剑翘手持手枪大义凛然地站在原地，也不敢唐突行动。警察来后，问明情况，即迅速将施剑翘带走。然后，富明法师披上法衣，对孙传芳的遗体作了一个“送往生”的仪式，孙传芳的随从向居士林借了两床棉被，将尸体包裹后，用汽车送回家中。
当天下午六时，《新天津报》发出号外，标题是：《居士林内昨日骇人惨案：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次日，天津、北平、上海各报都以头号字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全国轰动。
无罪释放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案，迅速被当时的全国各大媒体报道，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和广泛的关注。
第二天，案件被移送到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在侦讯中，施剑翘不讳事实，直陈杀人经过和原因：
我父亲施从滨，原任山东省军务帮办兼第二军军长。1925年，孙传芳为扩张地盘，兴兵北犯。父亲奉督办张宗昌命令迎击孙部，因孤军深入，断了后援而被俘。孙传芳下令枭首示众，将人头悬挂多日。当时人已二十，闻讯痛入肺腑，决心为父报仇。
就在今年，我得知孙传芳兵败下台寓居天津，我毅然只身离开太原回到天津，伺机报仇。农历九月十七日是我父亲十年忌辰，我一早就到观音寺去为亡父烧纸、念经。和尚见我念经后仍跪哭不止，就劝我说：“善女节哀，亲人故去，哭也无益。不如皈依佛门，多念经以超度亡灵。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是都信佛了吗？”听到这里，我急忙追问下去，得知靳、孙都是天津佛教居士林的居士，孙还是该林的理事长。第二天，我化名“董慧”，经一位姓张的女居士介绍入了林。此后，我就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孙的身貌、口音、汽车号和活动规律，知道他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随即做了刺杀他的具体安排。我让弟弟将母亲接到了南京。我买来油印机，写印出《告国人书》等传单。11月13日星期三，是我预定下手的日子，但一早就阴雨绵绵，直到午饭后还未停止。我估计孙传芳可能不去听经了，便空手前往观察，果然未见孙到来。后来我正与别人谈话时，忽然见孙身披袈裟走进佛堂入座。我租了一辆小汽车赶回家，取出手枪、传单等物，返回居士林。少坐片刻，心神稍定，见孙传芳的座位距我很远，便向看堂人说：“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烤的难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得到许可后，我缓步走向孙传芳座后，掏出手枪，对准他的左耳开了一枪，紧接着又向他后脑和背后各开一枪。这便是全部的经过。
当人们听完施剑翘的陈述后，无不感慨万分，并为她的勇气和毅力赞赏不已。但是，人们也提出了一些迷惑：施剑翘哪里来的枪？跟谁学的射击技术？有没有共犯和更深的犯罪背景？对于这些问题，法庭进行了详细的追问，施剑翘面对询问，从容不迫地一一答对。她说：“我为父报仇，蓄谋已久，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背景。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我的本家兄弟和我丈夫都是有枪有势的人，却忘恩负义，不肯为我父亲报仇，我不可能再去找别人。再说，要刺杀像孙传芳这样的人，关系极为重大，如果不小心谨慎，连我的命也会搭上。所以买油印机，刻写印刷品，都只能由我一人担任，连母亲也不知道。手枪就由太原我丈夫那里带来的。至于射击技术，我在幼小时就常拿父亲枕头下的手枪玩，很知道如何装子弹，怎样放枪。”检查官再传讯当时在现场的证人，都不能证明行凶时有第三者介入，于是就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检查官却认为：“所谓自首，应是被告犯罪事实在未经发觉前或无人知情时，由其本人向有关侦察或审批的机关的人员主动陈明、承认，方能成立。本案被告杀人于大庭广众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虽然直陈犯罪事实，但这只能说是自白，不能算自首。”孙传芳家属也宣扬和状告施从滨军队纪律极坏，危害地方，孙传芳是为民除害，施剑翘预谋杀人，应从重处罚。于是，孙、施两家代表在法庭上展开“法”、“理”辩论，数月之后仍未了结。
当时的天津地方法院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