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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发小米粥，一天两回；第二次帮农民挖洋井，没有搞出成绩来。现在回头看，这一类“贴膏药”的企图是可耻的。一方面，我们每天要和受旱灾的农民们，在小米粥的分量上，论斤较两，大费唇舌，而第一天到县里，县老太爷欢迎我们，却来了一桌海参席。另一方面，我每天忙着，而作为我的领导的美国教员，除了难得向我发些“指示”而外，我简直不知道他们忙些甚么。当时只知道他们有老师的身份，只联系上层，管些大事，小事服劳，当然是我的份。如今回想，他们一定是借了救济之名，搞着些别的勾当。当地有的是美国教会和为它奔走的中国教徒，美国教师就专和他们来往，至于“救灾”之外，又搞些什么别的勾当，那只能恨我自己当时还根本不认识什么叫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因而在这方面丝毫没有政治嗅觉，就说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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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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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来自各省，几乎都有他们的同乡会，但省与省之间的畛域之见不深，似乎一直没有发生过问题。广东同乡会的活动最多一些，通告板上常有他们开会的消息，平时广东同学也喜欢聚在一起，说广东话，别省的同学是对他们有闲话的。有的说，地方主义的气味太浓厚了；有的说，这还是因为方言的关系；有人反问，同样有语言上的困难，何以福建同学的表现便不大一样？更有人问，同学中十之七八是讲吴语的江苏同学，何以他们根本没有搞过同乡会？当年清华没有江苏同乡会倒是个事实。但这也不能用来说明江苏同学就没有地方主义。解放初的土地改革运动证明江南的封建势力很严重，而距此三四十年前，江苏人便没有浓厚的地方主义，是很难设想的。当时清华师生中，既以江苏籍的为最多，人多势大，到处要占些上风，也许根本用不着同乡会的一类的组织，来加以保证。在别省同学的心目中，江苏同学可能更不受欢迎。只是因为我自己是江苏人，未能理会罢了。
部分同学也搞些基督教的宗教活动，以青年会为中心。清华师生中的基督徒不算太少；住“美国地”的教师，其中一部分还是北美青年会代为招聘来的，当然全部是，不消说了；许多通英语的中国教师出身于基督教的家庭和教会学校，至少对基督教有过多年的接触；学生中也有些是虔诚的信徒。有些还是牧师的儿子，吃饭睡觉之前，例须祷告一次。全国青年会的组织看到了这是块好园地，很早就在这里成立了支会，归北京青年会学生部直接联系，学生部的“干事”中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现在主持“三自革新运动”的吴耀宗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人），时常来校指导工作。当时的经常活动是通过所谓“主日礼拜”、“查经班”以及每年暑假在西山举行的“夏令会”等活动，来传播基督教教义，巩固原有的信徒，吸收新信徒。前两种活动的主领人员，亦即宣扬教义最有力的人员，当然以来自“美国地”的教师为最多，也有圣约翰等大学毕业的中国教员，如林语堂之流。参加“查经班”的同学还不少，其中有的怕人批评，说是借此多个练习英语的机会；但也确有为了练习英语，参加进去的；至于领班的人往往以英语为“饵”，来钓取学生，是不消多说的了。夏令会则由北京青年会主办，报名参加的不限于清华学生。
每年，或隔一两年，看情况，青年会又必举办一次所谓“决志大会”或“奋兴大会”，请北美青年会派来中国的有名的“布道家”主讲，连讲两三天；大会终结前，必敦劝听众填写所谓“决志书”，表示皈依的志愿。这些开讲人物的讲法各有巧妙不同，但至少有两点是共同的：第一是“辩才无碍”，声容并茂，富有上面所说的“演说家”的煽动力；第二是从整个的“中国问题”讲起，把确乎是漆黑一团与危险万状的中国局势说得更加漆黑，更加危险，然后逐步转进到绝无仅有的一线曙光与一颗救星，那就是基督教了。他们从山穷水尽一直说到柳暗花明，却真有一套本领。一次大会之后，总有不少的同学在“决志书”上签了名，接着受“洗礼”、“吃圣餐”，成为基督徒，少数还在附近海淀的教堂里当上了“执事”。但据我观察，这种靠一时的“兴奋”而“决志”皈依的同学绝大部分没有坚持他们的信仰，一旦诞登太平洋彼岸，接触到美国社会生活中与教义大相刺谬的种种实际，多数无形地放弃了；个别的为了求一个心安理得，还写过文章，婉转说明所以不得不放弃的理由，更有进一步劝说毕业后准备到中国来传教的美国同学大可不必负起这样一个“使命”。当然，这班同学当初的所以进教，思想上也是很复杂的。他们的宏愿是出洋，信了教，有了个信徒的名义，对这宏愿的完成，无疑地是个便利。有这种出发点的人对信仰当然也不可能太认真，更不说坚持了。
通过青年会的关系，一九二一年，清华园还一度被提供作为“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的会场。平时一般同学对青年会的活动不大置可否。这次，在一九一九年爱国运动之后，却有了鲜明的分化。基督教徒与一般青年会会员对这事当然是支持的；一般同学则在一边看热闹，其中有些要把宿舍让出来的，大概也不会太满意；另有少数同学是反对的，他们得风气之先，已经认识到这一类的活动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个方面，他们似乎还张贴过一些标语，把这种认识率直地表达出来；而在支持的一面则曾在口头上为之辩护，我自己当时便是辩护人之一。实际上，青年会本身的存在也—直有同学反对，不过从没有具体化；只是在有一段时期里，少数同学成立过“孔教会”，像是对青年会唱对台戏。“孔教会”所由组织的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当时“孔教会”的成员中，尚有不少能背诵孟子的这两句话的人，是可以无疑的。①
日常生活中的饮食、游息，上面已经触处提到过一些，这里再补充一些。伙食是够好的，无论膳费是全免、半免，或每月付足六元钱的全膳费，基本上都是吃公家的，吃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②平时的八菜一汤或四盘五碗，一到十一月一日，即全校开始生炉子的那一天，五碗就合成一只大火锅；大米饭、上白面馒头、小米稀饭、拌上香油的各种酱咸菜，除早餐无大米饭外，一概听吃。浪费是很可观的，饭量大的同学彼此比赛、赌东道，最高的纪录是两把重的馒头二十五个；至于粮食的糟蹋狼藉，是不消说了。很有些人嫌饭菜不好，经常添菜，如香肠、木须肉、白菜炒肉丝之类，饭菜中发现了苍蝇、头发，起初是照章可以更换的，于是老实些的一发现就换，其次发现了不作声，等待将近吃完时再换，等于多吃一盘；最不成话的是，索性自备苍蝇、头发，于必要时掏出衣兜，放进盘碟；厨房在这方面所受到的损失当然取偿于其他学生的添菜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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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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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学校管一个头尾。头，指入校之初学校配买两张床单，一个洗衣袋，无论卧具多么肮脏破旧，加上平时不整理或不及整理的衣服什物，只要有大幅白床单加以掩盖，形成所谓“一包葱”，就不碍观瞻了。尾，指出洋前夕学校发折合美金二百五十元的一笔治装费，每人一份，在上海出发前自己张罗。
一所千把亩的王爷园子里住上起初只二百几十个学生。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五六百人，居住与游息的条件是足够宽敞的。铁床、钢皮绷、厚草垫，四个人一大间，另有自修室，各有固定的书桌，后来学生多了，自修桌才并到卧室里；图书馆里的座位一直有富余，池边、林下、土山坡上的石磴，到处是读书游息的好去处。满园是花木，九秋的菊花，除园艺工人广泛地培植外，又有一位姓杨的搞斋务工作的职员出色当行地加以指导，尤为量多质美，据说极盛的一年曾培育到两百个品种。记得每年暑假回家，一到开学期近，就一心指望着返校，说明校园的吸引力实在很大。每年也有不少边远省区的同学留京度假，则学校把他们安排在西山的卧佛寺、大觉寺等处，也是十分幽胜的地方。京西郊区活动范围之大与游览地方之多，是尽人而知的。出西直门，从万牲园（一称“三贝子花园”，即今日的西郊公园），迤逦西行，直到西山八大处，一路的各大名胜，当时都已开放，尽管交通不便，只步行、骑驴两途，每逢周末，去的人已就不少。较远的如十三陵、八达岭、潭柘寺、妙峰山，乃至房山县的清陵，也往往有人集体去游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校园的西邻圆明园，当时虽已成为狐兔的窟穴，而破碎的琉璃砖瓦，片断的白玉雕栏，纷纭狼藉，遍地都是，“寿山”还相当高，“福海”还相当深，乃至“大红门”还像个门，“西洋楼”还像座楼……成为课余假日闲步的一个最好的区处。至于闲步者的感情反应如何，是作为“汉家陵阙”凭吊一番了事呢，还是对帝国主义强盗感到愤慨而想有朝一日报仇雪耻呢？那就因人而有所不同了。但说也奇怪，对清华附近这样一个引人入胜而又富有刺激的游览地区，却也还有无动于衷的少数同学。例如，有人告诉我，一九二一级同学，解放前去世的一位有名的物理学家萨本栋，在校八九年，就从没有进过颐和园。有人说他是书呆，也有人说他真是“不窥园”的苦学之人，也许后一说法是更近事实。
学校行政对学生食、宿、游息和课外团体活动的主要管理部门是所谓“斋务处”。中等科的斋务管理特别严。斋务管理人员吃饭和同学一堂吃，夜间熄灯后要到宿舍巡视一周；学生每两周必须缴阅零用帐和写家信一次，信即由处中代为付邮，学生所收信件也先经斋务处，然后由处分别纳入特制的多格信箱，一人一格，格有小玻璃门，有锁，信件由后纳入，同学由前开锁取信。犯规记过，三小过合一大过，满三大过开除学籍，这笔帐也归斋务处。学年终了，成绩报告书后必附有一些奖惩的记录，奖用评语，有时也用实物，如墨盒之类，无论惩或奖，实际的教育意义都不大，奖尤其是官样文章。我在中等科前后五年，被记过一次小过，也曾得到过奖语，奖语是“言动安详，殊堪嘉尚”八个大字，一条腿的人也自不得不“安详”些了；但这除了算是把以前所记的小过抵消过去，让家长看了舒服些之外，别无作用。总起来说，当时的“斋务处”已经颇有后来“训导”的臭味；而当时的一个“斋务主任”，外号叫做“陈胖子”的，十多年后，听说终于投到蒋介石的门下，成为所谓“励志社”的一员头目，通过办一系列的所谓链锁食堂搞些勾当。据许多同学反映，直到解放以前不久，他一碰到凡在中等科耽过的同学，不但都叫得上姓名，并且还指得出学号，也正好说明他没有投错人。
清华的学生运动，像许多别的北京学校一样，开始于一九一九年。运动有内因，有外因。外因是当时北洋政府的腐败与卖国行为，是大家都知道的，这里无须多说。只说北京学生，在北京大学同学的倡导下，围打赵家楼的消息传到城外以后，清华学生就立即响应，一面参加进去，从此对北京一地以及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就我最后留校的两三年间的情况来说，是无役不与，至少曾进行过同情性的罢课罢考；一面，对内，终于争取到了全校学生会的成立。而在此以前，上面说过，学校所准许的一般性的学生组织只限于各级的级会而已。一九二○年全国学生会的筹组与成立，清华也自有它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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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翰：我在清华教体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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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学理科，最后还学了一年医。在校时，我很爱好运动。有一次我同一个美国教师打过一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我们一班九个学生，有一次背药名，有个同学背不出来，那个美国教师就骂我们，说：“你们太笨，在美国，连小孩子都能背出来的，你们还背不出来。”我很不服，就同他打了一架。
我初来清华时（一九一四年），教化学。有一次，跟校长周诒春谈体育问题，他起初没有兴趣。后来，因为有了一个实际问题，就是清华每年要送出一百学生到美国去，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吧！因此学校才考虑到搞点体育，活动活动，除了让学生念书，盖图书馆、大礼堂外，也要学生搞点体育，盖个体育馆，等等。从我来说，我主要是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怕学生出国受欺侮，被人说成中国人就是弱，就是“东亚病夫”。因此，我常向学生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什么；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别人一瞪眼，你就哆嗦。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要不落人后。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清华的学生，像施嘉炀、梁思成等，体育都是很好的，施嘉炀尤其长于跳高。梁思成很能爬高，爬绳爬得很好，后来到了美国，因为运动伤了腰，以后又得了肺病，身体才坏下来的。
总之，那时我们有一种气魄，就是不许人家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要打倒“东亚病夫”。
那时，清华全校的中国教师、外国教师和校长都因为学生不肯出来运动，而主张采用强迫锻炼的方式，让学生出来活动，出来玩。所以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钟，学校就将图书馆、教室、宿舍都锁起来，让学生出来活动。强迫虽不好，但对增强学生的体质，还是起了作用的。我要求学生要生动活泼，自由地玩儿，自己去活动。不会活动不会玩儿的，我就去教他们，学生对我都很有感情。
我初来时，有个美国教员叫Shoemaker，他是美国春田体育学院的毕业生，是清华第一个体育部主任。此人不学无术，成天呆在屋子里，空嚷要学生出来打球玩儿，他自己根本不动，只是在同学打棒球的时候，才出来看看。他什么东西都要到美国去买，所有的球类和器械要买，都得通过他，令人很不满意。当时学生打球，除学校供球外，他们自己也向学校买些球。学生买球，就向他买；可是他不把钱交给学校，却放进自己的腰包。后被学生发现，向学校控告，于是他就被开除了。此人在清华时，兼做地毯生意。他的夫人每年回国一次，回国时就从中国带一些地毯去卖。他被学校开除后，就干脆到北京城里做地毯生意去了。
第二个体育部主任，也是个美国人，叫D。K。Brace。此人有点技术，有点学问，特别是游泳和器械运动很好。我曾同他讨论、辩论过一些体育方面的问题，也向他学过不少东西。此人在清华倒没有什么坏意思，也愿意教学生一些技术，但因他的目标不在清华，所以工作不很积极，干了大约两年光景，就到哥伦比亚大学当体育系主任去了。
美国大学中的一些坏习惯、坏风气，如“拖尸”，就是通过美国体育教员带来的。不过那时清华高年级的学生这样做，也并没有什么很坏的意思，多半是为了逗一下低年级学生，让他们不要老关在屋子里，要出来活动活动。这种“拖尸”的风气，没有经过很长时间，大约两三年后，就基本没有了。
关于“强迫锻炼”，前面已经说了一些。当时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虽然锁了屋门，但仍有一些学生躲在树底下看书，我就拿着本子东跑西跑，去发现这些学生，但不是去威胁他们，要给他们记过，等等，而是说服他们，要他们好好锻炼，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到外国时不被人讥诮为“东亚病夫”，不给中国人丢脸。那时学生一般都接受我的劝告，躲着看书的，也出来活动了。当然，我的工作，我的说服，只起到部分的作用。对于学生，最大的动力，最大的压力，是万一体育不及格，就不能出洋的问题。那时有个“五项测验”①，在校学习八年期间，必须通过。测验的时间，由学生自己选择，放在最后一年可以，提前也可以。当时确实有少数学生因为体育不及格，而不能按时出洋的。如吴宓，跳远跳了十一英尺多，要跳十二英尺才能及格，他就被我扣了半年，通过后才出洋的。
关于清华体育的普及，是由我提倡起来的，体育的普及，一方面要求普遍到每一个人，一方面要求把体育的一些基本技术，如跳高、跳远、赛跑和某些球类等，加以普及。清华体育的一些器械，固然绝大多数都是从美国买来的（只有善斋南面那六副铁支柱的篮球架，是我设计并由清华工人制作的，花了八十元钱。当时我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一切都从美国买。时间大约是在一九二八年改为大学后的一两年内）；但是训练方法，如几百套的徒手操，拉力器的练法，田径球类的练法，各种矫正体格的方法，洗澡怎么洗法，以及体能的测验方法等，都是我创造的，不是从美国搬来的。一开始就有计划安排，建立了制度，如检查身体“五项运动”，都是我弄出来的。我在体育的普及中，特别强调一种精神，即普遍的、活跃的、自动的、勇敢的精神，强调“干到底，决不松劲”（Fighttothefinishandnevergivein）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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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翰：我在清华教体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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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几年，校队有棒球、足球、篮球、游泳、田径等，因为当时教师少，这些队都是由我一人指导。那时学生也很听话，工作开展得很好，我是很痛快的。
一九二五年以后，清华各项球类运动都搞起来了。我们训练球队，是先让他跑，跑完再练球，练完再跑，目的是增强体质，练好硬功夫，有耐久力。同时要求队员吃好睡足，爱惜身体。队员干劲很高，我也感到很愉快。
在训练学校的体育代表时，我特别强调运动员的体育道德。那时我很讲民主，比赛时不很在乎输赢，输了我不生气，也不骂人，但我强调千万要讲运动道德，球可输，运动道德可不能输。运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