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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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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话得拉回来说。清华的体育，即在当年，积极的一面终究是更大的一面。上面说到它的强迫性，强迫就意味着普遍，积极的一面就在这里。对付当年专啃书本、足不出户、手无缚鸡之力的一班“小老头子”①，就得这样办，才有希望把千百年的积习与堕性加以初步的扭转。因此，当时得益的倒未必全是“雅座”上的座客，而是一般的同学。有了体育馆的设备和形成正式课程以后，这种好处更取得了物质与制度的保证。缺点也是有的，特别是在最初美国人担任指导的若干年里，一般的鼓励有余，个别的指导很不足。我入校不久，就选择了“跳高”作为经常锻炼的方式。不到一年，就出了毛病。我自己总想做个“文武双全”的人，想在体育方面，也出人头地，好高骛远，一意孤行，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但若当时，作为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能够得到一些指导，这毛病与后来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我想是可以不发生的。
此外，又曾推行过一段时期的课间操，每日上午十分钟，也还有意义。像其他中学一样，也曾搞过英帝国主义者贝登鲍威尔所“创立”的所谓童子军，设备很齐全，解放前的末任校长梅贻琦早年还担任过清华童子军的一员教官；这就不值得多说了。
下面可以一叙完全不属于课程范围的各种活动了。
首先是各级级会和后来的全校学生会。两科八级一开始就各有级会，当时每级的学生不多，最多的不过七十多人，遇事开级会决定。平时有个小小的执行机构，有间小屋子，可以洽办事务，也供同级看些书刊。照说，级会的组织该在学校与同学之间起桥梁的作用，把学校的意图与同学的要求沟通起来。事实不是。说它提供了练习组织与办事的机会罢，有一些，不多，只少数几个同学有此机会。大抵会说话的当会长，写字写得好些快些的当书记……每年总是这几个人，变动很少。练习组织也只是个形式，主要是在开会时练习，开会的次数不少。章程的拟订、通过、修正，人员的选举，提案的处理，包括提议、附义、修正、搁置或最后表决，等等，一切模拟议会政治那一套，倒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一九一九年起的学生运动向学校争取到全校学生会的组织后，有了明确的全校代议机构，称为“评议会”，由各级会推选一定名额的“评议员”组成。从此，一般对这一套开会的清规戒律更熟悉了，少数被选进领导机构的同学当然是尤其熟练。熟练也正是被推荐的重要条件之一，其中不止一个现在是我们全国政协的委员，有时谈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还不免以此自豪。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讲所谓三权鼎立，明月三分，同学们勉力效颦，到此算是已得其二，就是立法与行政，司法则一直归学校掌握，直接的主管部门是“斋务处”。但一九二○年后，同学通过学生会提出要求，一度成立了所谓“学生法庭”，选出了审判官与检察官。学校还居然拨了一笔钱，为法官们缝制了“法服”。我就曾当过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检察官之一，峨冠博袖、大摇大摆地在同学们面前炫耀过一番。但似乎连一桩民事案子都没有处理结束，就收场大吉了。当时因何收场，如何收场，我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因为碰上又一度的学生运动的浪潮，大家无暇于这一类粉饰太平的把戏了。当时盛传美国有几个大中学校搞“学生共和国”的试验，十分新鲜，清华师生中颇有人想如法炮制，也曾鼓吹过一番，当然更是空口说白话了。如今回想，即使这一整套都学会了，学像了，又将怎样？如果一个人认为猴戏值得一看，那就要看真的，要看大的，美国的政治舞台就一直在开台上演，并且愈演愈烈，也愈空虚。当年的清华也曾极小规模地“沐猴而冠”过一番，但实际上始终受着北洋政府外交部所指派的包括美国使馆的一个参事的三人董事会和这会所任命的校长——的统治，师生们何尝真正有过提供改进意见的机会？学校行政对待学生的官僚主义和同时的其他学校没有丝毫分别，所不同的是，更多了些从太平洋彼岸直接输送而来的花招而已。从一九一九年起，由于全国政治浪潮的冲击，同学的觉悟有所提高，逐步发展了全校性的学生组织，一面尽管继续玩弄议会政治的戏法，一面由于群众的力量加大，在爱国主义与反官僚主义方面，才终于起了些极初步的作用，下面还有机会叙到。
学术与文艺的活动也很频繁。听所谓演讲的机会，虽不经常，是不少的，大都是临时性的。在北京的或到北京的中外名流来校访问，学校，或学生团体在取得学校的同意下，拉他讲一次或几次。现在印象较深而可供追忆的例子不多了。记得美国有名的人类学家埃德里希卡（A1eeHrdlicka）很早就来清华讲过一次，听众不多，因此我有机会向他提出这样一个天真的问题：“白种人一般身体上的毛多于黄种人，这是不是说明他们比黄种人进化得慢？”相去六七年后，杜威也来讲过，当然是讲所谓实验主义的哲学，他说话声音很低，又单调，不但听不清，还起了“摇篮曲”的作用，一起讲五次，我在座入睡过四次。一个姓苏的，据说是个天文与地理学家，“老店新开”，来讲日绕地球的“学说”，想推翻久经肯定了的哥白尼的理论，真是匪夷所思，不知是怎样会被约来的。名画家陈衡恪，陈寅恪先生的哥哥，讲中国画学，酒后开讲，在黑板上写个“黄”字，下面光脱脱的，掉了两点，弄得大家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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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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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很多。全校性的有《清华学报》，似乎分中、英文两种，算是学术性的，代表师生的学术水平。《清华周刊》，则以议论与报导为主，起过论坛的作用，例如在白话文的问题上，同学们作过较长时期的热烈的争论。各级和不少学生社团，有时候也分别出些自己的刊物。全校性刊物的经费，由学校负担，其他则同学拼凑些印刷费，也要求学校津贴一部分。最浪费而无聊的，是每一级于毕业离校前所编印的一种留念性刊物，通称为Tsinghuapur，附加上毕业的公历年别。例如，我是一九二二年毕业的，前三分之二当然是清华的英文校名，尾巴上的三个字母就莫名其妙了。刊物主要是用英文写的，其中包括在校若干年的全级的大事记，一切属于本级的重要事件的特写，当然都是荣誉的事件了。例如得过什么冠军亚军、受过甚么奖旗奖章之类；也包括个人的传记，刻画着每一个人的才具、兴趣、志愿、癖习，加上编者的“月旦”，照片与插画多得出奇，有现拍的，也有历年保留下来，专供这一朝之用的；印刷用铜版纸，十二开，硬封面，烫上金字，厚厚的一大本，从搜集到出版，历时大半年以上。后来到了美国，轮到又在那里毕业一次，才明白原来这又是美国的玩意儿。在那儿，大学毕业班的留念册更要伟大，是八开本，重十多斤。不过在清华，我所属的一级在这一点上，倒是一个例外，只匆匆地出了一本小册子，而我个人又被摈不在其列，幸免了这一分灾梨祸枣的罪过，这却是有原因的，我在下面另有地方说到。
上面说组织演讲和编写刊物的负责者也有一些是学生自动结合的小团体，这种团体也是不少的，多的有四五十个成员，少的七八个人，大都是班级相近、年龄相仿而所谓志同道合的分子；它们都有章程，章程必有“宗旨”一条，这一条一定会写上“磨砺道德，交换知识、联络感情”十二个大字，一般搞得很认真，吸收新成员很严格，在团体以内做些所谓“律己律人”的工夫。专业性的很少，因为学校当时还不分科系，至多只有理实两途的些微分化而已。其中少数也搞些团体以外的活动，管些校园生活中的“闲事”，推动些改良主义性质的措施，但这种事例是不多的，也是要从一九一九年起才有一些。
演说、辩论的练习会与比赛会也经常有，有学校主持的全校性的、有班级性的，也有专搞这种活动的学生社团所举办的，进行时分汉语英语两类。为了提倡英语的演说辩论，学校的英语课中还特设了一门，和这方面的课外活动相配合。教这门课的教员当时也成为同学笑谈的对象，因为他在班上现身说法，指手划脚，往往十分机械，有如看木偶戏或皮影剧，使人起鸡皮疙瘩。例如，他做示范演说，讲“在历史上有那么一个转折点……时”，一到“转折”两字，右手臂就配合着举起来，着重那么“转折”一下！演说、演说，大抵“说”的内容本来不关宏旨，主要的是“演”，说的道理未必能折服人，而演的姿态动作一定要富有煽惑力。美国政治界和宗教界里所谓成功的人物大都具备这一套本领。我们，作为留美的一部分预备工夫，依样葫芦，又安得放过不画呢？因此，演说比赛场合上也就充满着这一类的表现，能选择恰当的题目，乃至借用一些课题，从而用警辟的语句，说出些较大的道理来的，是极难得的例外。如今还记得的一例是很多人都熟识的洪深同志，曾于一九一六年以《敬惜字纸》的题目获得了汉文演说比赛的亚军①。至于辩论，目的性就更差了，总是为辩论而辩论，或找些模棱两可的与实际全不相干的题目，或虽相干而是非曲直已很明显的题目，反复辩驳一番。只须三寸不烂，掉得灵活，不怕理屈，但要词强，评判员就可以宣告你方胜利。我一直没有过机会去旁听西方议会里的所谓辩论，方式容有不同，精神实质必然是一样的。当时，演说与辩论还曾发展成为一门校际比赛的活动。
对中等科的学生，音乐起初采用过上课的方式，由一个美国女教师主持，专教唱洋歌，从“三只瞎老鼠”、“苏格兰大火”一类的儿歌，基督教的“颂圣诗歌”，到见于《一○一个名歌选集》中的许多歌曲，由浅入深，教了不少。同时又挑选部分同学，组织了初级和高级的两个唱歌队，当时一般用英文呼为GleeClub。尽管那位女教师很严格，其中南郭先生还是不少，我自己就是一个。但一般说来，从中等科读起的清华毕业生都会哼上几声洋歌，大都是在这几年里学来的，后来机会就少了。其中部分对音乐特别爱好并且爱玩乐器的同学，在学校的倡导、组织与财力支持下，发展为管弦乐队，并且逐年有所扩大；学校当局当然也乐于为此，因为像体育一样，乐队也曾“光大过清华的门楣”。但个别的同学也曾因此而踏上音乐的专业道路，例如不幸早逝的黄自先生和最近在教学之余，还时或出场一显歌喉的应尚能先生。也有个别的同学仅以音乐为表现自己的一种业余手段，一到美国，就不惜花上可观的一注美金，专门吊他的洋嗓子。
演剧与观剧的机会也不算少。有完全属于娱乐性的，时间总是在除夕，各班级都凑些节目，以独幕的小喜剧或滑稽剧为多；剧本有现成的，也有临时编凑的。有属于英语实习性的，则一般用现成的古典剧本，间或用过教师自编的剧本，都有教师提导，在有一段时间里少数同学还成立过一个“戏剧俱乐部”。记得其中有一个我的同班同学——听说几年前当过台湾伪政权的外交次长，后来病死了——在我面前把西洋话剧的所谓三段法吹嘘得如同金科玉律一般。最热闹的一次是一九二一年，为了救济河北旱灾，募集些款项，在北京第一舞台演出的所谓义务戏，剧名“鸳鸯雠”，是由同学自己集体编写的；学校在“义举”两字的压力下，还掏了不少的一笔钱，其中一部分就消耗在各编写人于漫长的冬夜里吃火锅的上面。记得演出的那晚上，梅兰芳先生是包厢中的一员观众，后来事隔多年，我还听到当时参加编写的一个同学说，他从没有看过梅老板演的戏，而梅老板却看过他编的戏。当年同学们搞的几乎全都是话剧，京剧是不屑于搞的。进城看京戏的师生尽管大有人在，但作有系统的学习而登台演唱，总像有失读书人的身份，是搞不得的。只有家住北京的职工们在这方面还有些修养，间或登场清唱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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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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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是唯一没有地位的文娱活动。交际舞只行于“美国地”和部分留洋归来的中国教师中间；逢年过节，或某些周末，间或举行一次。当晚一定有同学在场外偷着瞧，第二天一定成为同学们笑谈的资料，大家把它称为“合作大会”，说某两人合作得好，某两人合作得差。这种反应是容易理解的。表面上只是好奇，是少见多怪，实际上是当时还属十分普遍的封建意识的反映。当时清华根本不收女学生，几个美籍女教师、中国教师的部分眷属，成为校园内最稀罕而引人注目的人物。女教师每月到一定的时候，一定要请几天假，期前必有人加以推测，替她算日子，渴盼着这日子的来临，除了可以少上一两堂课之外，这其间还包含着一个有趣的问题悬而不决的引逗心情，是显然的。某教师的宅眷新生孩子，某家专生女孩，教师夫人成了“瓦窑”，也是课余饭后的一个谈柄。封建社会由于日常生活中把两性隔离开来而发生的所谓同性恋爱的现象，在清华也有所流行，在某些角落里也曾造成过很恶浊的气氛。既谈到当时对交际舞的态度，也就走笔提一提这一方面的一些不健康的生活点滴。
电影在师生娱乐活动中也没有很大的地位。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当时电影还一般的不发达，城里虽已有电影院，由于交通关系，进城观看的例子很少听见。学校与学生团体在这方面从未作过任何安排。但当我在校的最后两三年内，即一九二○年起，突然有了些“发展”。①几个河南同学，是一家的兄弟叔侄，不知通过什么方式和条件，一面从城里搞到了片子，一面取得了学校的同意，借用当时的礼堂，即后来称为“同方部”的那座建筑，作为演出场所，居然一周一次地开业放映起来。可怪的是，学校并没有招商承办，而平白地多了这一行私营企业。这家弟兄叔侄无疑地掌握着这企业的全部权利，接洽片子，张贴广告，卖票收票，真是经营奔走，不遗余力。放映的又是什么片子呢？美国片子是不消说得的了。美国的哪一类片子呢？如今虽事隔四十年，大家还留着极深刻的印象的一例是一系列称为《黑衣盗》（TheHoodedTerror）的片子，一续、再续……十几续，前后不知演了多少场，每场总是满座。这片子的内容，顾名思义，便知非奸即盗，充满着极不健康的刺激与诱惑。但学校始终不管，教师们，即在一个教数学的美国教师的儿子按照这张影片所传授的手法开始盗窃行为之后，也还不管。最后，我们一个爱管些闲事的小团体，其中包括闻一多先生，终于忍不住地出头管了一下。我们利用《清华周刊》和其他方法，一面主张非带有教育意义的片子不得上演，一面发动同学对诲淫诲盗的今天所称的黄色片子，共同抵制，来逼使这一家学生商人不得不改换另一路质量的片子。小小的运动算是成功了，但在改换片子后的最初几场里，观众毕竟少了许多，学生商人的利润显著有了下降。记得我第一次恢复观看而买票入场的时候，收票的那个同学狠狠地挤了我一下。但有趣的是，事隔六七年，我已回国而在上海工作，这个收票的老板同学从美国回来，在赶回河南老家之前，却选择了我的家作为寄放行李的场所，件数很少，书籍衣服而外，似乎没有其他东西。我当然表示同意，相信在他的观感里，我毕竟还是够朋友的。
也曾搞些所谓社会服务的活动：一部分同学，老成些的，有些相信当时流行的“教育救国论”，有些是认真的基督教的信徒，这两种人就是这方面的课外活动家了。他们主要是在校内或校园附近做些普及识字的工作。当时的学生，除了为观瞻关系，用学校所配买的床单，早起把自己的床铺盖上而外，是完全不劳动的。因此，各式各样的“听差”，或后来改称的“工友”就多了，加上厨丁、厨役、木匠、铜匠、水电工、园丁、火夫、清道夫、理发匠、“美国地”各家的“西崽”，以及住在校外的洗衣工、成衣匠……数目更加庞大。清华全部师生职员，起初不过四五百人，而直接为他们服务的劳动人口，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是这个数目的好几倍，他们几乎全都没有文化，很少几个认得字。于是，校内，就搞起了夜校；校外，如城府、三旗、西柳村、大石桥等村落，办起了些露天的识字班，每当夕阳西下，就有同学轮班出动。为了夜校，学校也出些钱，供给些现成的设备上的便利，至于校外，则物力人力几乎全都是同学自愿提供的了。回忆在校八九年，部分同学有机缘和穷苦的劳动群众直接打些交道，似乎只有这一个方面，而劳动群众，在当时的觉悟程度之下，也还欢迎这种零星的努力。记得在高等科的理发室里，好几年挂着今天全国政协委员陈鹤琴先生的一张照相，而陈先生便是这方面最出力的同学之一。因此，尽管离校已经多年，还有人惦记着他。
此外，部分师生也曾参加过一些“救灾”的工作，多数捐些钱，少数到了灾区前线。一九二一年我随同两个美国教师，其中一个就是上面所说搞“圆明园研究”的人，两次到过河北省的唐县，前后跨四十天。第一次用同学捐款办了个粥厂，计口发小米粥，一天两回；第二次帮农民挖洋井，没有搞出成绩来。现在回头看，这一类“贴膏药”的企图是可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