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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训练学校的体育代表时，我特别强调运动员的体育道德。那时我很讲民主，比赛时不很在乎输赢，输了我不生气，也不骂人，但我强调千万要讲运动道德，球可输，运动道德可不能输。运动员不能说假话，不许欺骗，不许踢人、压人、打人。由于我贯彻这种精神，清华校队的体育道德一直很好。这一点，蒋南翔同志和荣高棠同志都知道。
有个足球队员，叫翟克恭，是中锋，球踢得很好，最快，最准确，不但在全校有名气，就是在华北也很负盛名。他的踢球作风本来不错，但经过一个暑假，就变了。原因是，有一个暑假，他回到上海，在上海踢球，什么勾人、压人的坏习气都学来了。他一回到学校，在踢球中就表现出来。我挺生气，当场就叫他下来，狠狠地批评了他，并严肃地说：“你不改掉，就开除你。”后来他接受了批评，改过来了。
这就是说，清华的校队不仅要求有好的技巧，而且要求有好的风格。
当时华北各校，谁都愿意同我们玩儿，同我们比赛，但同时又都嫉妒我们，所以后来一比赛就打架。对方看到局势不利了，快输了，没有希望了的时候，就起哄，打裁判，打运动员，比赛无法进行，造成无结果而散。针对这种情况，我就把北大、燕大、师大、辅仁和清华的体育教师们请来，一起研究怎样改变这种情况。我向他们讲，踢球打架，很不好，应该讲体育道德，教师应该科学地训练学生，应该注意青年在体育道德上的修养，教师应该在体育道德、生活作风上以身作则，不要叼着烟卷去上课，不要一起床，眼睛还眯糊着，脸也不洗就去上课；要学生健康，首先教师得健康；要学生有好的体育风尚，首先教师得有好的体育风尚。总之，我们五大学应做出个榜样来，千万不能一踢球就打架。此后，五大学的教师成立了体育会，订出了比赛计划。这以后的比赛，秩序井然，好极了，各校的成绩也都上升了。北平的这种体育景象，一直继续了很长时间，到临近解放，情况都好。
大约在一九二五年，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的侄子曹霖生来到清华。他是美国西点军校的前十二名毕业生之一。论名次，是很高的。他来清华教军事。他见我对学生太民主、太自由、太宽厚，说这样教学生不行，体育要用军事办法来管理。他要求当学生找教师时，要报告，要立正，教师说话，学生要唯唯称是。总之，教师要有一副官架子。那时的学生，多数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练什么都肯干，挺听话的。因为我不理他那一套，他就到校长那儿去拱我，我也不在乎。大约在发生这件事不久，在同一年，我就出国（休假赴美）进修去了。出国前，曹校长跟我说，要让曹霖生做体育部主任。我说可以。让他试试吧。但是，当我一九二六年回国，到清华后，校长办公室给了我一封信，仍请我做体育部主任。原来曹霖生经常向学生发脾气，他教不好就骂学生，学生不买帐，就把他拱掉了。
清华的美国教师，地位都很特殊。他们认为，庚款是美国退的，还给中国办学校，还送中国学生到美国去留学，一切要听美国人的，是理所当然。况且学生留学要想学好，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都得向他们学。因此，他们自认是高等的，中国教师则是次等的，中国教师都得听他们的。他们自命不凡，神气十足，令人很不舒服。他们还有一些流氓习气。每逢周末，他们举办一些舞会，约请中国教师及其女眷去参加，在轻歌曼舞中，他们却使出一些流氓举动。见此情形，我气极了，就不顾一切地骂他们。不久之后，因为这种舞会遭到多数人的冷落，就不宣而散了。
北平的体育界为什么对我的印象好呢？最初的原因之一是这样：原来有个美国人Calark，他是基督教青年会管体育比赛的头，但是他对于体育却一窍不通。有一次华北青年会举行田径赛，约请了许多中国裁判，我也是其中之一。比赛进行中，有位中国裁判正在量跳远的距离，这位裁判从土的破口处量，完全是对的。这个Calark却跑过去，硬说中国裁判量错了，而且当众很不客气地骂了那位裁判。那位裁判气极了，但没有吭声。这时我跑过去，用英语跟Calark讲，这并没有量错，请他说话要客气点儿。他仍然坚持他的错误，而且继续骂。我就同他辩论起来，最后我还从口袋里掏出英文规则来给他看，他哑巴了。那次我实在生气，最后也骂了他一顿，说：“你连规则都不懂，还要骂人，你算什么，真岂有此理！”经过这一次事件以后，许多中国裁判员和体育教员，对我和清华的体育教师，印象都好了。这大约是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间的事。
清华改为大学后，足球队很负盛名，这有过一番不寻常的经历。原来华南、华东的足球队，都看不起华北的，认为华北篮球行，足球则非敌手。那时以华东交大的足球队最强。一次他们来北平，向清华挑战，要同清华赛。我们应战了。事前我向清华足球队讲好：“别着急，好好踢。平时怎么练的，临场就怎么踢。踢球输几分可以，体育道德却不能输掉一分。”结果一踢，三比一，赢了他们。当时所有北平的报社记者，都大轰一气，当作很重要的消息登了出来。经过这一战以后，清华的足球队就蜚声球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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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翰：我在清华教体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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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来做校长以后，他瞧不上体育，认为体育部还有教授，不成体统。于是他将我降职降薪，改为教员。我没有理睬他。对于罗家伦的这种做法，教授们都看不过去，劝我辞职。我想，我是为了教育青年，不是为名，更不是为钱，婉谢了他们的好意，我不肯离职。不久，我带了清华足球队到天津去参加华北足球赛，赢得了华北冠军。回校时，学生燃放爆竹，热烈地欢迎我和我的队员们，把我从西校门抬了进来。罗家伦一看这光景，马上就升我做了教授，恢复原职原薪，而且还送给一个银杯。我说这件事，是为了说明国民党时代，是完全不重视体育的。他们把体育只是当作一个沽名钓誉的工具。能猎取到名利，他们就要你；不能，他们就把你一脚踢开。
再说一个小掌故。有一次，香港足球队李惠堂指导的那个队，来到北方，要跟华北足球队踢。当时正值踢球打架之风很盛，请了许多人去当裁判，大家都有戒心，不愿去，最后我自愿去了。一场球踢下来，李惠堂的香港队输了。但在比赛进行中，他们也不敢捣乱作怪。场散时，李惠堂还走过来跟我拉手，说裁判公正，很好很好。
快解放时，北平五大学的体育教师，由于不了解党的政策，听到特务造谣，认为这下糟了，他们一齐来到我家，问我怎么办？当时特务们造谣说，共产党不要体育，也不要老头，老头要通通杀光。对这些谣言，我不相信。我对来到我家里的教师们说：“你们自己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就不必怕什么。反正你不过是天天教体育，天天教学生，又没有干什么坏事，共产党为什么会杀你？我相信，共产党来了，教育还是会存在的，体育也还是会存在的。”解放前我是个改良主义者，就是要学生不要去做官，不要去贪污，不要跟旧社会同流合污，而要把旧社会改好。对国民党的教育，我是不满的。在昆明时，我就公开骂过国民党的教育是死教育，压死了天才，埋没了俊杰。后来，这话大约是被《观察》杂志登出去了。有人就来拍我的肩膀，叫我说话要小心，不要那么讲。临解放时，由于我仍是个改良主义者，所以对来我家的惶惶然的教师们，也说不出更多的道理来。但我反复对他们讲：“金子终归是金子，银终归是银，铜终归是铜。只要我们没做错事，勤勤恳恳地教育了青年，共产党是会欢迎我们的。”那时，的确我是很放心的，一点也不担忧。我的话和我的镇定的情绪，对那些教师是起了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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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忆清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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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清华读过八年书，由十四岁到二十二岁，自然有不可磨灭的印象，难以淡忘的感情。我曾写过一篇《清华八年》，略叙我八年的经过。兹篇所述，偏重我所接触的师友及一些琐事之回忆。
……我记得，北平清华园的大门，上面横匾“清华园”三个大字。字不见佳，是清大学士那桐题的。遇有庆典之日，门口交叉两面国旗——五色旗。通往校门的马路是笔直一条碎石路，上面铺黄土，经常有清道夫一杓一杓地泼水。校门前小小一块广场，对面是一座小桥。桥畔停放人力车，并系着几匹毛驴。
门口内，靠东边有小屋数楹，内有一土著老者，我们背后呼之为张老头。他职司门禁，我们中等科的学生非领有放行木牌不得越校门一步。他经常手托着水烟袋，穿着黑背心，笑容可掬。我们若是和他打个招呼，走出门外买烤白薯、冻柿子，他也会装糊涂点点头，连说“快点儿回来，快点儿回来”。
校门以内是一块大空地，绿草如茵。有一条小河横亘草原，河以南靠东边是高等科，额曰“清华学堂”，也是那桐手笔。校长办公室在高等科楼上。民国四年我考取清华，由父执陆听秋（震）先生送我入校报到。陆先生是校长周诒春（寄梅）先生的圣约翰同学。我们进校先去拜见校长。校长指着墙上的一幅字要我念，我站到椅子上才看清楚。我没有念错，他点头微笑。我想我对他的印象比他对我的印象好。
河以北是中等科，一座教室的楼房之外，便是一排排的寝室。现在回想起来，像是编了号的监牢。我起初是六个人一间房，后来是四人一间。室内有地板，白灰墙白灰顶，四白落地。铁床草垫，外配竹竿六根以备夏天支设蚊帐。有窗户，无纱窗，无窗帘。每人发白布被单、白布床罩各二；又白帆布口袋二，装换洗衣服之用，洗衣作房隔日派人取送。每两间寝室共用一具所谓“俄罗斯火炉”，墙上有洞以通暖气，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暖气可通。但是火炉下面可以烤白薯，夜晚香味四溢。浴室、厕所在西边毗邻操场。浴室备铝铁盆十几个。浴者先签到报备，然后有人来倒冷热水。一个礼拜不洗，要宣布姓名，仍不洗，要派员监视勒令就浴。这规矩好像从未严格执行，因为请人签到或签到之后就开溜，种种方法早就有人发明了。厕所有九间楼之称，不知是哪位高手设计。厕在楼上，地板挖洞，下承大缸。如厕者均可欣赏“板斜尿流急，坑深屎落迟”的景致。而白胖大蛆万头钻动争着要攀据要津，蹲蹬失势者纷纷黜落的惨象乃尽收眼底。严冬朔风鬼哭神号，胆小的不敢去如厕，往往随地便溺，主事者不得已特备大木桶晚间抬至寝室门口阶下。桶深阶滑，有一位同学睡眼朦胧不慎失足，几遭灭顶（这位同学我在抗战之初偶晤于津门，已位居银行经理，谈及往事相与大笑）。
大礼堂是后造的。起先集会都在高等科的一个小礼堂里，凡是演讲、演戏、俱乐会都在那里举行。新的大礼堂在高等科与中等科之间，背着小河，前临草地，是罗马式的建筑，有大石柱，有圆顶，能容千余人，可惜的是传音性能不甚佳。在这大礼堂里，周末放电影，每次收费一角，像白珠小姐（PearlWhite）主演的《黑衣盗》（HoodedTerror）连续剧，一部接着一部，美女蒙难，紧张恐怖，虽是黑白无声，也很能引发兴趣，贾波林、陆克的喜剧更无论矣。我在这个礼堂演过两次话剧。
科学馆是后建的，体育馆也是。科学馆在大礼堂前靠右方。我在里面曾饱闻科罗芳的味道，切过蚯蚓，宰过田鸡（事实上是李先闻替我宰的，我怕在田鸡肚上划那一刀）。后来校长办公室搬在科学馆楼上。教务处也搬进去了。原来的校长室变成了学生会的会所，好神气！
体育馆在清华园的西北隅，虽然不大，有健身房，有室内游泳池，在当年算是很有规模的了。在健身房里我练过跳木马、攀杆子、翻斛斗、爬绳子、张飞卖肉……。游泳池我不肯利用，水太凉，不留心难免喝一口，所以到了毕业之日游泳二考试不及格者有两个人，一个是赵敏恒，一个不用说就是区区我。
图书馆在园之东北，中等科之东，原来是平房一座，后建大楼，后又添两翼，踵事增华，蔚为大观。阅览室二，以软木为地板，故走路无声，不惊扰人。书库装玻璃地板，故透光，不需开灯。在当时都算是新的装备。一座图书馆的价值，不在于其建筑之雄伟，亦不尽在于其庋藏之丰富，而是在于其是否被人充分地加以利用。卷帙纵多，尘封何益。清华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每晚学生麋集，阅读指定参考书，座无虚席。大部头的手钞的四库全书，我还是在这里首次看到。
校医室在体育馆之南，小河之北。小小的平房一幢，也有病床七八张。舒美科医师主其事，后来换了一位肥胖的包克女医师。我因为患耳下腺炎曾住院两天，记得有两位男护士在病房对病人大谈其性故事与性经验，我的印象恶劣。
工字厅在河之南，科学馆之背后，乃园中最早之建筑，作工字形，故名。房屋宽敞，几净窗明，为招待宾客之处，平素学生亦可借用开会。工字厅的后门外有一小小的荷花池，池后是一道矮矮的土山，山上草木蓊郁。凡是纯中国式的庭园风景，有水必有山，因为挖地作池，积土为山，乃自然的便利。有昆明湖则必安有万寿山，不过其规模较大而已。清华的荷花池，规模小而景色佳，厅后对联一副颇为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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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忆清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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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
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
横额是“水木清华”四个大字。联语原为广陵驾鹤楼杏轩沈广文之作，此为祁隽藻所书。祁隽藻是嘉庆进士、大学士。所谓“仙居”未免夸张，不过在一片西式建筑之中保留了这样一块纯中国式的环境，的确别有风味。英国诗人华次渥兹说，人在情感受了挫沮的时候，自然景物会有疗伤的作用。我在清华最后两年，时常于课余之暇，陟小山，披荆棘，巡游池畔一周，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闻一多临去清华时用水彩画了一幅“荷花池畔”赠我。我写了一首白话新诗“荷花池畔”刊在《创造季刊》上，不知是郭沫若还是成仿吾还给我改了两个字。
荷花池的东北角有个亭子，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有山有水焉能无亭无台？亭附近高处有一口钟，是园中报时之具，每半小时敲一次，仿一般的船上敲钟的方法，敲两下表示是一点或五点或九点，一点半是当当、当，两点半是当当、当当、当。余类推。敲钟这份差事也不好当，每隔半小时就得去敲一次，分秒不爽而且风雨无阻。
工字厅的西南有古月堂，是几个小院落组成的中国式房屋，里面住的是教国文的老先生。有些位年青的教英文的教师记得好像是住在工字厅，美籍教师则住西式的木造洋房，集中在图书馆以北一隅。从住房的分配上也隐隐然可以看出不同的身份。
清华园以西是一片榛莽未除的荒地，也有围墙圈起，中间有一小土山耸立，我们称之为西园。小河经过处有一豁口，可以走进沿墙巡视一周，只见一片片的“萑苇被渚，蓼苹抽涯”，好像是置身于陶然亭畔。有一回我同翟桓赴西园闲步，水闸处闻泼剌声，俯视之有大鱼盈尺在石坂上翻跃，乃相率褰裳跣足，合力捕获之，急送厨房，烹而食之，大膏馋吻。
孩子没有不馋嘴的，其实岂只孩子？清华校门内靠近左边围墙有一家“嘉华公司”，招商承办，卖日用品及零食，后来收回自营，改称为售品所，我们戏称去买零食为“上售”。零食包括：热的豆浆，肉饺、栗子、花生之类。饿的时候，一碗豆浆加进砂糖，拿起一枚肉饺代替茶匙一搅，顷刻间三碗豆浆一包肉饺（十枚）下肚，鼓腹而出。最妙的是，当局怕学生把栗子皮剥得狼藉满地，限令栗子必须剥好皮才准出售，糖炒栗子从没有过这种吃法。在清华那几年，正是生长突盛的时期，食量惊人。清华的膳食比较其他学校为佳，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那年改为缴半费，我每月交三元半，学校补助三元。八个人一桌，四盘四碗四碟咸菜，盘碗是荤素各半，馒头白饭管够。冬季四碗改为火锅。早点是馒头稀饭咸菜四色，萝卜干、八宝菜、腌萝卜、腌白菜，随意加麻油。每逢膳时，大家挤在饭厅门外，我的感觉不是饥肠辘辘，是胃里长鸣。我清楚地记得，上第四堂课《西洋文学大纲》时，选课的只有四五人，所以就到罗伯森先生家里去听讲，我需要用手按着胃，否则肚里会呜呜地大叫。我吃馒头的最高纪录是十二个。斋务人员在饭厅里单占一桌，学生们等他们散去之后纷纷喊厨房添莱，不是木樨肉，就是肉丝炒辣椒，每人呼呼的添一碗饭。
清华对于运动夙来热心。校际球类比赛如获胜利，照例翌日放假一天，鼓舞的力量很大。跻身于校队，则享有特殊伙食以维持其体力，名之为“训练桌”，同学为之侧目。记得有一年上海南洋大学足球队北征，清华严阵以待。那一天朔风刺骨，围观的人个个打哆嗦而手心出汗。清华大胜，以中锋徐仲良半右锋关颂韬最为出色。徐仲良脚下劲足，射门时球应声入网，其疾如矢。关颂韬最善盘球，左冲右突不离身，三两个人和他抢都奈何不了他。其他的队员如陆懋德、华秀升、姚醒黄、孟继懋、李汝祺等均能称职。生平看足球比赛，紧张刺激以此为最。篮球赛之清华的对手是北师大，其次是南开，年年互相邀赛，全力以赴，互有胜负。清华的阵容主要的以时昭涵、陈崇武为前锋，以孙立人、王国华为后卫。昭涵悍锐，崇武刁钻，立人、国华则稳重沉着。五人联手，如臂使指，进退恍忽，胜算较多。不能参加校队的，可以参加级队，不能参加级队的甚至可以参加同乡队、寝室队，总之是一片运动狂。我非健者，但是也踢破过两双球鞋，打破过几只网拍。
当时最普通而又最简便的游戏莫过于“击嘎儿”。所谓“嘎儿”者，是用木头楦出来的梭形物，另备木棍一根如擀面杖一般，略长略粗。在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