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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拥堵问题。
香港公共交通建设遵循招标投资模式，荣智健建议中信香港投标，可以趁机介入香港基础设计建设。此举无疑具有强烈的信号意义，为了劝说中信香港，荣智健还以香港首条海底隧道——红矗５姿淼赖某晒υ擞樱盟淼劳ㄓ谖嗬歉巯拢�1972年通车以来极其兴旺。
中信香港颇为心动，为了降低风险，多次邀请荣智健一道竞标、投资，均被他以“我还要忙于推销自己的房地产”为由婉拒。最终，中信香港独自以3。7亿港元竞得东区隧道10％股份。
1986年夏天，东隧动工不久，荣智健结盟中信香港。入职之初，他提出两个条件：“其一，公司的用人制度必须由我决定；其二，要赋予我相当的权力。”问及原因，他说：“凡事都须向上请示，不利于开展工作。”中信集团专门开会进行讨论，当然，最后都答应了这些条件。
其实，荣智健对香港形势早有谋划，东隧一事可见一斑，进入中信香港让他获得凌空起舞的空间。
第八章 收购狂潮
引言
如果说荣智健进入中信高层有赖各方提携，那么随着收购国泰航空完成，他很快向外界证明了自身。
毕竟当时犹疑不决的中信香港需要强势人物指点一二，而荣智健的目标却不止于此。国泰航空拉开了疯狂收购的序幕，港龙航空、香港电讯随之纷纷成为荣智健的棋子，而当他将泰富发展收入囊中，将其变身为中信泰富之后，困扰许久的融资瓶颈顿时打破，前路豁然开朗。
香港电讯是荣智健的“成名之战”，恒昌企业则让其真正跻身香港商界顶层。引人关注的恒昌收购战最终以荣智健完胜收场，郑裕彤、何善衡、李嘉诚、郭鹤年等商界名宿反而成为荣氏衬托者。
所谓江湖代有才人出，荣智健成就若此，恐非是个人能力使然，而他似乎亦另有所图。
经过一系列资产注入，中信泰富资本质量迅速提升，杀入香港财阀十强之列，以微弱劣势次于郑裕彤家族。如此成绩，年届50的荣智健心生悸动，他悄无声息地增持，以18％的持股量成为这家紫筹股公司仅次于中信集团的第二大股东。如果不是金德琴舞弊案，他也许不会停下脚步。
力主收购国泰航空
进入中信香港之后，荣智健正式参与的第一笔生意即为收购国泰航空公司。
这是一家提供定期货运和客运的国际航空公司，1946年秋由美国人罗伊·法富尔和澳洲人悉尼·德坎措创办于上海，1948年迁往香港，同年被太古洋行收购45％股权，经营管理亦由太古全面接管。
&文&在太古洋行强大资金支持下，国泰航空引进飞机、开辟航线、完善管理运营，业绩突飞猛进，1958年收购同城死敌香港航空后，独霸香港航运市场。进入20世纪60年代，国泰业务进展神速，年均增长率高达20％，相继开辟大阪、福冈、名古屋航线，进一步扩宽国际市场。线路建设为随后的利润增长提供保障。80年代，国泰赢利飙涨，从1981年的1。3亿港元增长至1986年的12。3亿。同年，国泰航空登陆香港联交所，总资产达110亿港元，几乎垄断香港航空市场。
&人&荣智健加入中信香港这年，香港航空业的情势和地产业相似，处于低潮时期。基于战略发展，他提议收购国泰航空部分股权，但管理层对国泰前景并不看好，担心增加公司负担。
&书&董事长米国钧对此进行周密调查，得知香港37家航空公司，每周1200班定期客货机飞往亚洲、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他问荣智健：“你敢保证航空运输在香港没有饱和，还有空间？”荣智健没有正面回答，他强调说：“收购国泰，并没有增加香港的航空运力，启德机场每小时平均客流量为5000多人次，繁忙时，每两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降，它已成为世界运量最大的空运站。我们只要用好现有的空间就够了。”显然，他已进行了最好的回答。
&屋&介入航空业并非最终目的，在荣智健的全局计划中，国泰航空只是一架桥梁，通过它与上百年历史的英资太古洋行建立关系，对中信香港日后的发展会有非同寻常的作用。正如荣智健所说：“要在香港发展，不但要跟华资合作，也要加强同英资的合作，我跟‘国泰’、‘太古’合作，是觉得他们有一套系统，双方很容易有共同语言。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而且不光是在生意上。”
反对者被成功说服，中信香港内部形成一致意见。分析了差不多6个月，将方案上报中信总部和国务院，不到5天便得到批准。国务院对此颇为赞赏，专门提供8亿港元以示支持。
在国泰的股权结构中，太古洋行持股70％，怡和洋行持股30％，相比两家洋行，中信香港资历尚浅，甚至毫无名气，显然不在一个重量级。但考虑到其背后的巨大能量和1997年之后的形势，太古决定出让部分股权。
1987年元月，中信香港以19。36亿港元收购太古洋行所持的国泰12。5％股份，成为其第三大股东。
港龙航空生死劫
在香港航空界，至少还有一家航空公司吸引着荣智健的目光，这便是成立不久的港龙航空。
如果说国泰航空是香港航空市场的领军者，那么港龙航空则是其名副其实的竞争者。为了打破国泰航空的垄断地位，1985年4月，“毛纺大王”曹光彪号召31位港澳商人共同组建港龙航空。
港龙航空旗帜鲜明地竞争，自然遭到国泰航空的打压。借助与当时香港政府的关系，国泰航空推动出台“一条航线只准一家航空公司经营”的航空政策，试图限制港龙航空开辟新航线，将其扼杀在摇篮中。
曹光彪洞悉其险恶用心，为壮大资本实力，港龙航空出让30％股权力邀“航业大王”包玉刚入股。国泰航空1986年上市，1987年引入中信香港，既扩大了自身实力，又示好北京方面，同时将饱受香港民众诟病的英资背景巧妙地掩饰起来，这一系列动作将港龙航空的较量化解于无形之中。
包玉刚当初入股港龙航空，很大程度上是碍于颜面，他自知国泰航空实力雄厚，非仓促成立的港龙所能抵抗。随着国泰航空步步紧逼，包玉刚终于支撑不住，1989年11月宣布全部出售所持港龙航空股权。包玉刚是港龙航空大股东，也是旗帜性人物，他的撤股让其余31名股东心生惶恐。
港龙航空军心大乱，荣智健决定趁机杀入，在他建议下，中信香港宣布收购港龙股份。（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1989年12月，中信香港购得港龙航空26。6％股权。太古洋行也加入收购，1990年年初，港龙航空发售2亿新股，太古洋行与国泰航空斥资3。43亿港元认购，获得扩大股本的35％，其中国泰航空占股30％。
经过增发，中信香港与太古洋行股份齐平，同为第一大股东，这显然不能让荣智健感到满意。于是，中信香港随后又斥资5亿港元收购港龙航空46。3％股权，持股比率上升至65％以上。
完成此轮收购，中信香港成为港龙航空控股大股东，同时是国泰航空第三大股东。如何将两家争斗多年的航空公司放在同一盘子中，成为中信香港和荣智健面临的一大挑战。
荣智健决意对两家公司进行重组。首先，中信香港将所持14％港龙航空股权转让给太古洋行，太古洋行再将7％的港龙航空股份转让给国泰航空。这样一来，国泰航空对港龙航空的持股比例上升至37％，成为港龙航空母公司。随后，荣智健对两家公司进行业务调整，将港龙航空业务委托国泰航空管理，将国泰航空的北京、上海等大陆航线让给港龙航空。
经过此番整顿，垂死挣扎的港龙航空迅速扭亏为盈，1990年当年实现赢利1100万港元。
港龙航空起死回生展现了荣智健高超的资本运营能力。在荣智健的安排下，港龙航空与国泰航空搁置争斗，暂且相安无事，然而，在未来，两家公司还将掀起滔天巨浪，届时，荣智健又将如何收场？
入主香港电讯
1989年，中国内地形势紧张一时，由于种种原因，西方各国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影响到香港的稳定。
英国政府开始重新考虑香港问题，将约定谈判日期一再延迟，刚刚走出阴霾的香港又被乌云笼罩。香港前景扑朔迷离，极大挫伤了大众对经济的信心。从5月开始，企业撤资、外迁现象大规模发生。6月，恒生指数狂跌，搬迁之风愈演愈烈，港资、英资等各类企业纷纷迁出香港。
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最大的上市公司香港电讯也开始坐立不安。香港电讯前身是成立于1981年的香港大东电报局，由英国大东电报局和当时的香港政府共同持股，1987年和香港电话公司合并组建为香港电讯，次年登陆香港联交所，市值高达650亿港元，超越汇丰集团成为港股龙头老大。
上市以后，香港电讯吸纳了众多香港中小股民，名义上成为带有本地色彩的公众公司，但英国人仍是其最大股东。1989年6月，股市震荡，香港电讯股价直线下跌，股东蒙受不小的损失。在企业外迁风潮影响下，几大股东左右权衡，决意出售部分股权，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闻此消息，荣智健马上召开董事局会议，建议收购，当场获得通过。次日，荣智健拜访香港电讯，直言来意。香港电讯董事局当即作出积极的回应，并以书面形式郑重答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荣智健向北京总部请示，几经争取，收购计划终获同意，但收购资金需要自行解决。
荣智健计划收购香港电讯20％的股份，以香港电讯当时市值计算，至少需要100亿港元方可达成交易，而中信香港仅有20多亿港元现金。这么短的时间，去哪里筹措80亿港元呢？
情急之下，中信香港动用一切关系，从数十家外资银行贷款54亿港元。与此同时，荣智健采取融资配股方式，发行10亿港元5年期香港电讯认股权和2。24亿美元零息债券，筹集到80多亿港元。
随后，中信香港以每股4。55港元，收购香港电讯20％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这项交易共耗资103亿港元，一举刷新香港收购记录。完成收购后，中信香港总资产升至200亿港元。英国《世界金融》杂志将这笔交易评为1990年世界最佳融资项目。经此一役，荣智健名震香港。
然而，荣智健名誉鹊起之际，质疑不期而至。原来，此次收购，国务院主管部门事先并不知情，数额如此之巨，影响如此之大，不可避免地引起批评非议。时值敏感时期，政治正确大于一切，有人“上纲上线”地指出中信香港在帮助英国人撤资。荣氏父子面临巨大压力。
中信10周年，未料如此风波，身在北京，荣毅仁百感交集。幸运的是，高层领导对他十分信任，邓小平表扬中信做成卫星生意的同时，特别强调：“只要国家不提供担保，由他们去搞好了。”而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明确表示：“中信是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一定要支持它，维护它！”
荣智健借壳
高层表态让荣智健稍稍安心，但眼下有个棘手的难题成为荣智健的心头大患，让他无法安眠。
中信香港成立后，总体上按照荣智健的思路运行，短短4年，接连收购国泰航空、港龙航空、香港电讯，投资东区海底隧道、裕林工业中心、大角咀中心，形成航空、交通、电讯和地产的产业布局。
严格来讲，每笔大宗交易都有融资、借贷，相应地付出利息、吞噬有限的现金流，中信香港财务捉襟见肘的状况日益严峻，可荣智健并不打算改变这种扩张模式。而如果继续收购企业，当务之急乃是寻找合理的融资渠道，解决资金紧张问题。事到如今，看来只有上市这一条路可走。
但是以中信香港的背景，在香港政府治下的联交所上市，势必困难重重，并且国内审批程序繁琐，恐将拖延日久。以荣智健雷厉风行的作风，当然不会容忍，既然有意上市，不如选择借壳。
借壳上市借壳上市，股市术语，一家公司上市原则上需要5年以上的经营实绩，根据正式手续在交易所申请上市。而一些急于上市的公司，通过收购他人的小型上市公司，以实现自己上市的目的。这些小型上市公司被喻为“空壳”。四两拨千斤，省时省力。只是有一个紧要条件，需要恰如其分的“壳公司”。
联交所上市公司多如牛毛，鱼龙混杂，寻找合适的“壳公司”并不容易。正当荣智健坐困愁城之时，市场上传出泰富发展寻购的消息。泰富发展市值10亿港元，并不是一家严格意义上的“壳公司”，它由香港“炒股大王”香植球成立于1985年，1986年借壳香港证券大亨冯景禧旗下新景丰公司上市，后几经改组，控股权几度易手，主业随之转换，主要从事地产及投资业务。
说起来，荣智健与泰富发展还有一层关系。泰富发展大股东罗克汉蒂顿投资公司正是港龙航空原大股东曹光彪的私人公司，持股量约51％。港龙航空与国泰航空争斗，曹光彪财力损耗巨大，资金周转困难，尽管出售港龙航空股份，但仍无济于事，不得已出售泰富发展股权。
1990年，在百富勤公司协助下，中信香港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购入曹光彪间接所持泰富发展全部共3。311亿股，获得51％股权。随后，泰富发展增发，中信香港用港龙航空的部分股权置换3。116亿股泰富新股，将持股量提升至增发后的59。51％，成为泰富发展控股大股东。
为尽量减少现金支出，中信香港将旗下裕林工业中心、大角咀中心两处物业转让给泰富发展，收回5。5亿港元。这样一来，减去第一次收购花费的3。97亿港元，中信香港获得1。53亿港元现金收入。
简而言之，荣智健用港龙航空38。3％的股份，外加两处物业获得泰富发展59。51％股权和1。53亿港元现金。由于取得泰富发展的控股权，中信香港实际上并未丧失对港龙航空和裕林工业中心、大角咀中心的控制权。在一系列交易中，荣智健高超的资本运作能力可见一斑。
在交易中，一方收入必然伴随另一方的支出。泰富发展增发3。8亿股除用于置换港龙航空股权3。116亿股外，剩余6838。765万股获得8206。5万港元现金。此外，泰富发展将旗下永新股份8％的股权共4891。9万股，以每股1。5港元转让给曹光彪，回收7337。85万港元，实际现金流出3。95亿港元。
这笔资金对泰富发展来说不是小数目。为补足资金亏空，1991年8月，泰富发展进行第二轮增发，以每股1。35港元配售14。9亿股新股，李嘉诚、郭鹤年等人积极认购。为防止股份被大量冲淡，中信香港用国泰航空12。5亿股的股权置换泰富发展24％的股权，其股权下降至49％，但仍为第一大股东。
随后，泰富发展被更名为中信泰富，为中信香港上市子公司，中信香港借此也打通了股市融资的渠道。
恒昌收购战
荣智健收购泰富发展的时候，香港商界正在发生一桩收购拉锯战，几乎惊动了整个香港。
此战备受瞩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收购双方的特殊关系：一方是香港“珠宝大王”郑裕彤和没落子弟林秀峰，另一方是恒昌企业创始人何善衡。收购的对象正是何善衡执掌的恒昌企业。
何善衡不仅是郑裕彤同乡兼好友，而且对其还有解救之恩。郑裕彤岳父正是周大福珠宝创始人周至元，众口相传的郑裕彤发迹是因为其继承了周大福品牌，但是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励志故事还有黯淡的一面。当年的周大福远没有后来的名声，彼时不过是香港街头的一家小公司，周至元去世后郑裕彤接管，而正是因为何善衡慷慨解囊，郑裕彤才度过财务危机，生意兴旺起来。
郑裕彤也非忘恩负义之辈，将周大福盘子做大、建立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即新世界发展集团后，邀请何善衡担任董事会主席。后来，何善衡因年事已高辞职，郑裕彤又请何善衡主掌的恒生银行高管利国伟担任董事。
在香港商界，郑裕彤为人处世有口皆碑，他与何善衡的关系也尽人皆知，他为何要收购后者一手创办、视如生命的恒昌企业呢？
此事说来话长。1933年，何善衡与林炳炎、梁植伟、盛春霖在香港创办恒生银号（恒生银行的前身）。4人当中，林炳炎实力最为雄厚，为大股东，而何善衡落魄潦倒，只有1000港元。但林炳炎为人宽厚，看重何善衡人品才干，并不轻视于他。4人齐心协力，很快将恒生银号做大。
资金充裕后，1946年，何善衡、林炳炎与梁銶琚、何添等人成立恒昌公司（后为大昌贸易行），往来香港内地，代理花生油、大米等紧俏物资，业务发展飞快。1949年，林炳炎因病去世，何善衡接过恒生银号和恒昌公司的权柄。在何善衡经营下，恒生银号发展为恒生银行，而恒昌公司发展为大昌贸易行，经营业务纵跨粮油、医药、家电、建材、汽车贸易，成为经营广告、洋服、车队、工程业务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大昌贸易行有一项令人眼馋的生意，即汽车代理，它旗下的7家汽车行，长期占据香港汽车市场四成份额，利润庞大且稳定。而位于中环皇后大道中的恒昌大厦亦令人瞩目，价值逾10亿港元。恒昌大厦是恒昌企业总部所在，而恒昌企业正是大昌贸易行的控股公司。无论恒昌企业还是大昌贸易行都未上市，但资金规模和赢利能力有目共睹，甚至毫不逊色于蓝筹股公司。
1990年，大昌贸易行营业额达100。3亿港元，纯利10。44亿港元，赢利能力可在33家蓝筹股公司中排名第19位，排在第18位的正是郑裕彤的新世界集团。倘若恒昌上市，超越后者并非难事。
商场如战场，郑裕彤自然不敢怠慢。然而，仅凭如此，尚不足以构成收购恒昌的理由。
实情是，1989年后，大陆遭受经济制裁，大昌贸易行生意受挫，年届90的何善衡萌生退位之心。何善衡是大昌贸易行的大股东，还担任恒昌企业的董事长，这两家公司都不是上市公司，所以可以安排子女接任，但何家13个子女均无此意。共同创业的梁銶琚将近九旬，一来年事已高，二来没有子女，亦不适合。
何善衡遍寻企业上下，偌大一家企业，竟然无人可用，不免唏嘘。但他偏偏漏了一人。
此人就是林秀峰。林秀峰是林炳炎之子，说来也算大昌贸易行创始人后代，奈何父亲死后家道中落，经商颇不顺利。何善衡感念当初林炳炎盛情，将林秀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