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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就是林秀峰。林秀峰是林炳炎之子,说来也算大昌贸易行创始人后代,奈何父亲死后家道中落,经商颇不顺利。何善衡感念当初林炳炎盛情,将林秀峰收为义子,并多次放言,“只要有我一日,我都不会让炳哥的后人陷入困难”。后来,林秀峰投资失利陷入困顿,正是何善衡帮助才得解脱。
林秀峰也非见利忘义的市井之徒,但他将光复家族事业视为此生重任,得知何善衡的有意退位,自然而然地生出接手之念。更何况,大昌贸易行能有今日,〖Zei8。Com电子书下载:。 〗也少不了其父的一份功劳。
可惜的是,以林家财力,尚不足以吃下恒昌,林秀峰于是找到郑裕彤和另一商界大佬徐展堂联合收购。1990年8月10日,三方组建备怡公司,郑裕彤旗下周大福占股65%,林家占股25%,徐展堂旗下北海集团占股10%。
林家本身持有恒昌20%的股份,备怡公司“吃下”恒昌企业,至少还需要征得大股东何善衡和梁銶琚的同意,此二人分别持股30%和25%,拥有最终裁决权。于是,郑裕彤便去和何善衡商议。
何善衡并不排斥收购,但对收购价格却十分敏感。老之将至,他自然希望为自己和企业谋到好的归宿。而郑裕彤一方自然希望价格不至过高,在承受范围即可。双方在价格方面展开拉锯战,谈判数月之久,直到第二年春仍无结果。
开始时彼此诚意,谈到后来,分歧却越来越大,不仅难以谈拢,反而影响了各方和气。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尽管价格极其关键,但最终导致谈判破裂,却非价格因素,而是收购之后的企业去留。
何善衡自然希望恒昌企业在老友郑裕彤、义子林秀峰手中发扬光大,选择他相对了解的两人接手,本身就带着极大的诚意。但是,郑裕彤、林秀峰和徐展堂的结盟不过是权宜之计,三人目的各异,注定不会长久联合。可以想见,一旦收购成功,三人各取所需之后亦可能尽欢而散。
三人聘请汇丰银行担任备怡公司的融资银行,汇丰旗下获多利有限公司担任财务顾问。而事实上,何善衡、梁銶琚、何添所创恒生银行是汇丰的附属银行,他们同时担任汇丰董事,这样就形成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 汇丰帮助外人收购公司董事旗下企业,似有乘机拆台之意。
粗略估算,备怡收购恒昌至少需要40多亿港元,这笔资金由汇丰银行出具。传言汇丰的贷款条件是,备怡收购恒昌成功后,前者将部分资产分拆出售以偿还部分贷款。而备怡内部早已定下瓜分恒昌的计划:郑裕彤方面获得恒昌的物业,林家控制汽车代理权,徐展堂分得恒昌粮油贸易业务。
此事大大出乎何善衡意料,他原意托付恒昌企业给郑裕彤和林秀峰,希望两人竭力保全恒昌,如今看来,如此苦心孤诣乃是自作多情。何善衡当即悔悟,为恒昌前途,顾不得许多。
新年过后,何善衡已91岁高龄,以年事已高为由,辞去新世界集团董事。随后,何善衡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恒昌被收购的可能。他首先将账上近19亿港元现金和证券作为退休金发放给退休职工,甚至给320名尚在其位的资深员工预先发放总计1。7亿港元的养老金,接着安排8亿多港元派发现金股息。经过上述操作,恒昌账上现金锐减,留给收购者的现成“油水”已大打折扣。
备怡一方仍不放弃,1991年5月2日正式向恒昌提出收购,作价53。4亿港元,合每股254港元。
在何善衡、梁銶琚一方看来,上述报价大大低估了恒昌的价值。仅中环的恒昌大厦市值就达10亿港元,如果加上恒昌在香港、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地的77项物业,恒昌净资产估为77。8亿港元。倘若接受备怡出价,意味着恒昌每股贱卖100港元,势必无法获得股东的同意。林秀峰家族已有恒昌20%股份,以此注入备怡公司,占股25%。备怡不必全部收购恒昌,以收购另外80%股份计,需62。2亿港元,仍高出53。4亿港元报价近10亿港元。
种种不当,何善衡与梁銶琚、何添等创始大股东一致拒绝接受收购。他们总共掌握恒昌企业70%股权恒昌的大股东即是公司创始人,他们直接与间接控制的股权分别是:何善衡30%,梁銶琚25%,林炳炎家族20%,何添15%,利国伟持有近1%。小股东有500人之多,皆是受创始股东割让的同事或亲友。,拥有绝对控制权,即便小股东出售股份,备怡仍无法获得控股权,不会撼动恒昌根基。
可想而知,收购最终告败,但恒昌前景依旧扑朔迷离。这时,荣智健出面了。
收官之役
以收购各方在香港的地位,荣智健不可能不予关注。待备怡收购失败,等于完成“投石问路”,荣智健已掌握此中深浅,料能掌控局面,遂向中信香港建议,用中信泰富收购恒昌。
当时中信泰富年营业额只有2。42亿港元,恒昌企业净资产估价高达77。8亿港元,显然不在一个重量级。泰富收购恒昌,无异于“蛇吞象”。这在收购界并非没有成功先例,但无疑,收购方需要具备高超的资本运作能力。中信香港高层自认无此能力,强烈反对收购。荣智健却坚持己见。
荣智健一意孤行,实际上早已成竹在胸,谋划全盘。事先,荣智健获得李嘉诚、郭鹤年财力支持,共组财团参与竞购,因此资金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后来,郑裕彤加入进来,财力更加雄厚。而备怡另外两大股东,林秀峰和徐展堂亦不死心,另组财团参与竞购。
1991年8月初,荣智健联合李嘉诚、郑裕彤、郭鹤年等人组建大牌(Great Stgle)公司,拟备收购恒昌据尹峰《荣氏真相》一书披露,大牌(Great Stgle)公司由9位股东组成: 中信泰富占36%、李嘉诚占19%、郑裕彤占18%、百富勤占8%、郭鹤年的嘉里贸易占7%、荣智健个人占6%、何厚锵兄弟占4%、洗为坚占1%、冯景禧遗孀冯梁宝琛占1%。,报价69。4亿港元,虽然与恒昌估值有8。4亿港元差额,但相比备怡出价,已经高出不少。
接洽中,大牌公司向何善衡等创始股东信誓旦旦地表示,不拆分企业、不解雇员工,保证恒昌企业在现有状况中继续经营下去。就在何善衡、梁銶琚犹豫之际,何添承诺出售所持15%股权,在股东中引发强烈反响,部分小股东认为这个出价尚可,计划套现出局。
另一方面,中信泰富在大牌公司占股36%,以69。4亿港元收购价计,中信泰富需出资近25亿港元。中信总部明确表示不予资金支持,荣智健只好自筹,中信泰富之后发行了5亿港元可转换债券和20亿新股。
大牌公司阵营中,最缺钱的就是中信泰富,其他人包括荣智健在内,个个都是香港社会头面人物和一流富豪,资金充裕。一旦中信泰富完成募资,即意味着收购资金基本到位。
9月初,收购开始,小股东抛售,林秀峰一方看到大势已去,亦抛售股份,大牌公司当即获得近半成股份。随后将近两个月,恒昌大股东逐步放手。10月22日,大牌公司获得97%的恒昌股权,完成收购。
大牌公司9大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分配恒昌股份,中信泰富获得35%股权,将恒昌企业收入门下,荣智健担任董事会主席。李嘉诚、郑裕彤、郭鹤年等斩获丰厚,满载而归,但故事还未结束。
“这杆球若进了洞,我就买下恒昌。”
恒昌业务复杂,跨越贸易、广告、汽修、工程等诸多领域,荣智健初涉此道,难免手忙脚乱。
念及荣智健交情,李嘉诚决定帮他找一位副手。这时,李嘉诚想到了香港联交所行政总裁袁天凡。此人不到40岁,1986年因参与承销李嘉诚旗下“长和系”四大公司百亿融资项目而声誉鹊起。李嘉诚赏识袁天凡才干,游说他出任恒昌行政总裁。袁天凡爽快地接受了邀请。
袁天凡为人不拘小节,到恒昌企业任职,很大程度上是给李嘉诚而非荣智健面子,他曾公开表示:“如果不是李氏父子,我不会为香港任何一个家族财团做。”因为“他们真的比较重视人才”。
不难看出,袁天凡口气不小,自命不凡,加之天生快人快语,凡有不平之事,免不了要进行评议,因此在香港商界有“说话最多的总裁”之称。如此人物,非李嘉诚之类前辈不能驾驭。相比袁天凡,荣智健虽然同样高调,但有所保留,对于这个拿着600万港元年薪的正义感十足的下属,开始时一团和气,但没过多久就无法容忍,坊间爆出袁荣二人“不和”传闻。
作为行政总裁,袁天凡负责处理公司日常事务,荣智健对他的“大嘴”顾虑重重,许多重大决策暗中进行,不与其知。1991年12月4日,收购恒昌42天后,荣智健将恒昌大厦出让给何善衡,收入9。07亿港元,恒昌账面现金及股票增至36亿港元。此事袁天凡事先并不知情。
事实上,荣智健正在暗中策划一起股权重组,不仅袁天凡不知,连李嘉诚亦不知晓。
原来,荣智健并不满足与众人共享恒昌,及至账面盈余36亿港元,他开始计划将分散股权收回。此事计议许久,荣智健自感胜券在握,于是在1991年12月底约李嘉诚和郭鹤年到深水湾球场打高尔夫球。球至中局,荣智健操杆,他半开玩笑地说:“这杆球若进了,我就买下恒昌。”
听者有心。荣智健放话了,李嘉诚和郭鹤年顺水推舟,正儿八经地谈起出让恒昌股份之事。
李、郭二人能有当日成就,如果没有相当的悟性,断然无法在名流云集的香港商界立足。从荣智健话音中,二人已得知其意,不仅当即确定出让股份,随后,还去做郑裕彤等人的工作。在两位大佬的微言大义面前,郑裕彤等股东尽管不情愿,最终却无一例外地同意出让股份。
1992年1月,中信泰富配售11。68亿股新股,融资25亿港元,另筹5。06亿港元,将李嘉诚、郭鹤年、郑裕彤等其余7位股东的股份悉数收入囊中。如此一来,中信泰富和荣智健本人持股量上升至97。12%,恒昌企业变为中信泰富全资附属公司,由荣智健一手主掌。
直到此时,蒙在鼓里的袁天凡才如梦初醒,不堪忍受荣智健的“独断”,愤然辞职。袁天凡表示要自己创业,不受老板约束,他还在公开场合多次炮轰荣智健,一时间,香港媒体纷纷声讨荣智健。
香港媒体向来有深挖传统,抓住一点,穷追不舍。荣智健匆匆收购分散股份,事情做得滴水不漏,却忽视了媒体的作用。恒昌原是彻头彻底的香港本地企业,经荣智健资本操作,变为中资附属企业,此次收购被舆论上升至“巧取豪夺”层面。其中牵连李嘉诚、郭鹤年、郑裕彤等头面人物,荣智健何以瞒天过海、任意行动,究竟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内幕?疑云重重,看点十足。
关键时刻,郑裕彤不堪记者采访之扰,发话:“我是舍不得恒昌,但朋友既然要卖,自己还是随大队吧。”他本想息事宁人,却因这句话掀起更大风波。所谓“朋友”,自然是指李、郭二人。媒体趁机大造声势,上纲上线地批评、指责。为防止事态升级,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不得不出面斡旋。
虽然颇有微词,但郑裕彤也清楚自己并未吃亏。中信泰富给出的收购价合计每股390港元,比入手价高出60港元。郑裕彤吃差价赚得2。2亿港元,只比李嘉诚少赚1200万,其余各股东也获得相应的现金收入。而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如此高的回报是在短短3个月内实现的。
亏也好,赚也罢,恒昌企业归入中信香港旗下,木已成舟,毫无回旋余地,不如将眼光放长。
袁天凡离职后,郭鹤年推荐自己侄女婿柳代风接任恒昌行政总裁。柳代风可以说是郭鹤年一手培养起来的商界新贵,他早年跟随郭鹤年来香港,打下半壁江山,以创业功臣身份进入郭氏财团,一直担任嘉里地产董事。不同于袁天凡的口无遮拦,柳代风跟随郭老板多年,行事稳重低调,深得各界赞誉。荣智健对他甚为赏识,在中信香港站稳脚跟之后,重金聘他做自己的私人顾问。柳代风没让荣智健失望,搭档合作,相得益彰,做恒昌行政总裁,再合适不过。
全面收购恒昌,让中信泰富一夜之间业务升级,变为纵跨贸易、投资、信托、地产的多元化跨国公司。此后,中信泰富业绩突飞猛涨,资产质量大幅提升,迅速成为资本市场备受追捧的优质股。
1993年6月,中信泰富晋身香港“十大财阀”排行榜第十位,早已不是三年前曹光彪执掌时的落魄公司。
荣智健要做什么?
中信泰富在荣智健手中散发出迷人光彩。1990年从曹光彪手中买入时,中信泰富净资产只有7亿港元,此后经历一系列资本运作,净资产迅速攀升到1995年的266亿港元,增长38倍之多。短短5年时间,中信泰富从一家四处寻求收购的小公司成长为业绩出色的“紫筹股”公司。
与此同时,荣智健不断增持中信泰富: 1992年3月,就在袁天凡辞职的风口浪尖,中信泰富发售新股,荣智健认购3000万股;同年12月31日,荣智健被授予中信泰富6258。1万股认股权,于1993年兑现,行权价每股8。8港元,当时二级市场上中信泰富股价为每股13港元;1993年中信香港再次授予荣智健2800万股认股权,于1995年兑现,后者持股量上升至12058。1万股。
如此频繁购股,资金来源成谜。实际上,荣智健几乎很少动用个人财富,而是尽可能地利用“职位之便”筹集资金。其一是派息,此项让他从1992年至1996年收入5。47亿港元。其二是直接从中信泰富账上拆借,认购完成后在二级市场出售,赚取差价偿还借款。因认购价极其优惠,足够倒手。
1995年,按照每股25港元的价格保守计算,荣智健持有的中信泰富市值多达30亿港元。倘若加上物业、投资、分红等其他收入,身价应不低于50亿港元。财富暴涨,荣智健生活亦随之奢侈起来,开始摆弄游艇、名马、城堡等上流阶层的“玩具”。
与之相比,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收入堪称微薄。作为国有企业“一把手”,王军每月领取固定工资1万元人民币,年终奖是大头,奖金浮动,与利润挂钩,少则10万,多则18万,全年下来24万左右,“是中信总部最高的”。
王军深知职位重要,背后更有无数双眼睛盯着,克己奉公,不敢擅权,但在1996年年底却为中信泰富破了一次例。
1996年12月26日,中信泰富管理层派代表赴京,随后王军召集总经理秦晓、副总经理常振明等人,与中信泰富代表商定了一个股权认购条款。按照这个条款,中信泰富管理层以每股33元的价格,获售3。3亿股中信泰富股权,荣智健独得2。91亿股,股份升至18%,成为第二大股东。
王军很清楚,将这么大一笔股份出售给中信泰富管理层将会招致什么评价。为冲淡事件的影响力,这一消息特地赶在元旦前一天公布。他后来回顾此事说:“我们签的时候股价是32元多,33元吧。12月31日,我记得那天的股价可能是38。39元,6亿股每股差了6元钱,国有资产有36亿的流失。”随后中信泰富股价一路飙涨,春节后居然涨到每股58港元,缺口升至百亿。
王军为此背负巨大压力,被国务院点名批评,还被找去谈话。他多年后回忆此事:“当时朱镕基副总理受委托跟我谈话,谈话的过程中,他强调说你认为你有什么错误,我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他说你为什么不报告?我说如果报告了,这些消息透露出去的话,会造成股票市场的混乱……那国家资产流失呢?我说我不认为是流失,我认为是保值增值。大概创建泰富的时候,我们只拿了2亿,到了这个时候能够收回来100亿,而且还保持了在泰富的控股地位。”引自尹峰: 《荣氏真相》,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
随着个人股份的不断升高,荣智健俨然将中信泰富当成私人企业,此次管理层的收购手笔之大,大有取代大股东之势。1996年,荣智健已年过50,为中信香港效力10年,个人事业却因此荒废,精力不允许重新创业,他不得不为自己留条后路,于是将砝码放到增持中信泰富。
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本能使然,香港民众心中,荣智健渐渐与中信泰富画上等号。在中信泰富内部,荣智健个人色彩越来越浓,权柄越来越重。1996年年底,荣智健仅凭持股中信泰富便跻身百亿富豪行列。
1997年,香港回归不久,亚洲金融危机不期而至。10月,恒生指数大幅下挫,几乎所有上市公司股价一路狂跌。中信泰富未能幸免,股价跌至每股8。85港元,股民开始疯狂抛售,面临破产、退市危险。危机之中,中信集团紧急调拨3亿美元,在二级市场回购股票,稳住局面。
因股价下跌,荣智健身价大幅缩水,但只是账面损失,实际财富未折损多少。荣智健向有抄底习惯,中信泰富股价大跌正是增持良机,于是四处筹钱,到二级市场买入股份。从1998年5月下旬开始,先后4次增持,到当年10月,持股量上升至4。0381亿股,持股比例提高至18。82%。
金德琴东窗事发
荣智健增持中信泰富的同时,中信香港爆出一桩舞弊丑闻,这就是震惊大陆的金德琴弊案。
金德琴是上海人,之江大学(1952年,之江大学全部并入浙江大学)经济系毕业,宣传干部出身,新中国成立后进入银行系统,做到中国银行行长。1985年,金德琴因犯严重错误被撤销中行行长职务,待命在家。1986年,香港银行业动荡,成立不久的中信香港趁机以3。5亿港元收购嘉华银行92。5%的股份,65岁的金德琴重获启用,到香港接管并重组嘉华银行。当年,金德琴被聘为中信副董事长,兼嘉华银行董事长。
嘉华银行是一家老牌银行,前身是1922年成立于广州的嘉华银号,后迁至香港,发展储蓄、汇款业务。1975年,新加坡商人刘灿松收购嘉华银行,恰逢香港银行业大发展,嘉华银行业绩飞涨,1980年夏挂牌上市,当年即成为成长率最高的股票。因盲目扩张,这一时期新成立的许多银行机构在随后的竞争中纷纷倒闭,最终导致1985年的银行倒闭潮。受此波及,嘉华银行陷入财务困境,最终被中信香港收购,成为中信旗下第一家香港上市公司。
收购嘉华银行时,荣智健还未进入中信香港,对此所知不多,他入职之后,嘉华已被金德琴接管。
嘉华银行虽然财务困顿,但资产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