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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8年苦后，荣智健在1972年被调入北京从事电力研究。唐山大地震时，他被派往参加抢救电力系统，他说：“那次死了几十万人，尸骸遍野，比原子战争还厉害，中国人命真苦，多灾多难。”
那时，荣家北太平庄家里的古董、家具等早已被没收，四合院一副破败景象。不过，经过下放的锻炼，荣智健“变得坚强了，对社会对人也有更多了解，对社会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的单纯了”，反而有了难得的淡然心境，对家庭境遇不以为意。
按照家谱，下一代应是“信”字辈，荣智健给一双儿女起名时却以“明”字开头，这也是拜“下放生涯”所赐。那段经历让他明白许多道理，起“明”以示勉励、警戒，¨。电子书， ＺＥi８。ＣＯm电子书 ，。电子书 ，。电子书¨可以说荣智健是经历了精神上的“洗礼”。
1978年荣毅仁复出之后，36岁的荣智健远走他乡，是要自谋生路，不沾父荫，倔强之中自有一股要强之志。荣智健成名后对此曾多次表态，“对于个人来说，我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
兄弟聚首
1978年一个潮湿的夏天，荣智健终于踏上香港的土地，码头上，他见到前来迎接他的堂兄荣智鑫。
荣智鑫是荣智健大伯荣伟仁最小的儿子，排行第六，生于1934年，父亲荣伟仁1939年去世时他才5岁，1949年跟随母亲、兄长迁至香港定居。阔别多年，荣智健与年长8岁的堂兄一见如故。山川阻隔，当年一处玩耍的两人，如今已是人到中年，岁月无情，让人唏嘘感慨。
与荣智健不同，荣智鑫此时可谓事业有成，他是荣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所产计算机产品行销欧美。作为荣氏家族的第四代传人，荣智鑫当时在“智”字辈中成就最大，是位新型实业家。
荣智鑫的人生轨迹，是典型的“工程师创业”。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专业的高材生，毕业后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做过三年的工程师，1960年回香港创业，与三位朋友合伙成立美联烟草公司，取得美国“健牌”香烟在香港的独家代理权，很快成为香港最有实力的烟草经销商。1970年，美联烟草被一家美国企业收购，荣智鑫入账超过1亿港元，他用部分资金创建荣文科技公司。就在荣智健来香港的时候，荣智鑫正计划与兄长荣智谦合伙开办一家电子厂。
荣智鑫将荣智健接到香港浅水湾保华大厦的家中暂住，荣智谦获悉前来探望，问及荣智健日后打算，建议他“你在内地耽误了这么多年，是不是先到美国或英国去深造一下，学成之后再来香港创业？”
荣智健却认为自己已不年轻，而时间不等人，如果读完书再来创业，恐怕来不及，与其为了一张不可预知的文凭浪费时间，不如就此行动，做点生意。荣智谦、荣智鑫闻此，认为这位堂弟是注重行动之人，并且是机电专业出身，便试探性地问他是否有意入伙，一道投资创办一家电子厂。
两位堂兄的邀请让荣智健受宠若惊，他深知身在异乡，创业需仰仗亲朋，与其冒单独创业的风险，不如与兄弟共事，三思而后决意加盟，只是尚有一件难事。来香港时，荣智健只从父母处筹得5000美元，虽然在大陆实属“巨款”，但在香港显然不够投资之用，于是连夜致信父亲求援。
幸运的是，荣毅仁在香港九龙纱厂、南阳纱厂占有部分股权，30年来一直未领取股息和分红。荣毅仁回信给荣智健，并附上一封亲笔信，让他持此去纱厂董事会接洽。荣智健照章行事，前后去了几家工厂，说明来意，各厂把股息和红利清清楚楚算出来，汇总起来居然有600万港元之巨。荣智健面不改色，心中却对港人的认真负责和财产保证制度暗暗佩服。
回过头来，荣智健发现电子工业在香港正成为最热门的行业，但相比发达国家，竞争并不充分，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事实上当时香港电子工业总产值正以年均23％的速度飙涨，1978年香港政府调查发现，电子行业占整个工业部门总产值增值的12％，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不言而喻。
1978年12月，荣智谦、荣智鑫、荣智健三兄弟各出资100万港元，在新界大埔创办一家电子厂，取名“爱卡”，英文名ELCAP。至此，荣智健达成创业心愿，加入电子行业的盛宴。
爱卡“狂奔”
所谓“君子善假于物”，爱卡电子厂的起步，便是借了大陆改革开放的“东风”。
从与荣智健的谈话中，荣智鑫得知内地实行开放政策之后物资紧缺，特别对电子日用品需求旺盛，于是将生产目标锁定于此，生产电子表、收音机等产品。三人分工协作，荣智谦统管经营，荣智鑫负责技术，荣智健开拓市场。由于配合默契，产销顺利，产品在内地颇为畅销。
三兄弟并未因暂时的胜利而迷失方向，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业务的局限性：电子表、收音机一类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小，可替代性较高，尽管在大陆市场销售火爆，单品利润却很低，只能依靠销量积累利润。而且，随着内地经济发展，这些低端产品终将失去市场。
爱卡终究无法靠小电器长大，在保持电子表、收音机生产的同时，三兄弟开始寻找替代产品，准备升级转型。日渐繁荣的电视市场和方兴未艾的电脑业让他们跃跃欲试，他们选择生产集成电路和电脑随机存储器。
香港市场虽然繁荣，但容量不大，电子产品主要面向出口，外销比例达85％以上。三兄弟据此制定出口策略，以订单为导向，按照买家要求研发、生产，避免盲目生产导致浪费和风险。为了降低成本，减少对进口电子元件的依赖，他们又投资兴建了一条集成电路生产线。
项目上马后，因产品质量好，价格合理，爱卡顺利打开美国市场，订单纷至沓来，产能不足开始凸显。扩大规模势在必行，“如何扩大”却成为难题。
在股东大会上，有人主张借贷扩厂，被荣智健否决。在他看来，“借鸡生蛋”虽然轻巧却潜藏巨大风险，一旦外部环境变化，极有可能被拖入债务泥潭，几十年前的申新危机正是鲜活案例。荣智健建议不分红，而将分红资金投入扩大生产。不难发现，这与“三新系”早年起家的策略不谋而合。
荣智健批判性地吸收家族经验的精华，引以为用，得到荣智谦和荣智鑫支持，却没有在股东大会上获得通过。这件事对荣智健触动极大，他意识到股东分歧对企业的制约性。或许他会怀念荣宗敬开创的无限公司形式，不过这并不现实，对于他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增持股份增强话语权。
此时，荣智健资金丰裕，遂向爱卡追加投资，将个人股份提高到60％，一举成为控股大股东，不久即当选总经理。
执掌公司大权后，荣智健得以实践自己的产业梦想。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大幅消减收音机、电子表等传统电子产品产量，将公司主业调到电脑配件领域，集中生产集成电路、电脑随机存储器等优势产品，同时兼顾计算机芯片、电脑显示面板等产品，为升级做准备。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苹果、微软等新兴公司的推动下，计算机工业由政府采购向家庭化、个人化领域延伸，从而极大促进了微型电脑的普及，计算机行业迎来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时期。荣智健对产品结构的调整恰好迎合了市场需要，订单蜂拥而来，爱卡成为制造商眼中的“最佳拍档”。
第一桶金
1982年的一天，荣智健作出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决定： 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买家，出售爱卡电子厂。
大多数人不能理解，爱卡电子厂的成绩有目共睹，不仅名震香港，在欧美同行中也有口皆碑。在这一轮计算机热潮中，爱卡产品供不应求，带来滚滚财源，俨然一座“金矿”，然而荣智健却要将之“拱手相让”。创业不易，卖掉这座辛苦开掘的“金矿”，还能找到下一条矿脉吗？
荣智健有自己的主意。1978年年末到1982年，不满4年时间，爱卡从一家生产电子表的小厂发展为名声在外的计算机配件制造商，走在香港同类企业的前列。当上总经理后，荣智健几乎从未休息过一天，全身心地投入公司经营运作，不断突破的同时，也切身感到港岛对产业的制约。
相比日本、美国，香港人口稀少，缺乏计算机专业人才，资本密集型城市的属性让工业空间备受逼仄，工资、地价连年攀高，进一步削弱电子加工业的利润。市场滞后，大大小小的电子厂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看似繁荣的外表下潜藏着巨大的危机。荣智健是极少数意识到这种危险的人，所以计划出售爱卡，套现离场，另谋发展。
身为业内人士，荣智谦和荣智鑫感同身受，对堂弟产业分析和战略眼光甚为佩服，当即表示支持。
荣氏兄弟齐心协力，当年共同创业，如今一致决定出手。出售爱卡已是板上钉钉。消息传出，很快引来大批竞购者，众多企业闻风而动，从世界各地赶来。三兄弟有了充足的筛选空间，最终选定一家名为Fitelec的美国公司，几经讨价还价，以120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爱卡易主，荣智健是最大赢家。他所持60％股份变现720万美元，按照当时汇率，折合5600多万港元，是当初100万港元投资的56倍还多，即便算上第二笔增资，仍然是一桩让人叹服的交易。
在来香港的第四个年头时，荣智健摇身一变，成为千万富翁，这种短期的巨大成就让他体会到商业的魅力，4年前的荣智健恐怕未料到能有今日。而现在，他对此不感满足，将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的美国。在那里，财富升值的速度成为“美国梦”的一部分。
加州掘金
出售爱卡后，荣智健返回北京，颇有“衣锦还乡”之意，但他并未久留，直接去了美国。
在香港的4年，从事出口贸易，免不了与各色人等打交道，荣智健视野豁然开朗，英文能力同步得到提高，如今第一次踏上美国大陆，已没有了当初去香港时的小心翼翼。荣氏在美国亲族众多，不愁无处落脚，况且荣智健此时已经是千万富豪，自然不同以往，不必为此等琐事忧扰。
荣智健目标非常明确，径直找到唐芙生。唐芙生是荣智健五姑父唐熊源之女，被美国的精英教育培养成一位声望显著、人脉广泛的IT专家。当时美国最火的IT公司是华裔移民王安创办的。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王安电脑公司，以生产磁脉冲记忆芯片起家，迅速成长为计算机领域的明星，在某些领域甚至不输“蓝色巨人”IBM公司。这家公司1980年的销售额高达5。43亿美元，并以61％的速度增长，1982年年末将突破10亿美元。而唐芙生正是该公司副总裁。
如果选择进军美国IT业，找这个表亲了解行业深浅，至少会得到一些有益的提示。事实上唐芙生要慷慨得多，她领荣智健拜访多家知名公司，还把他引荐给自己的业内朋友，其中包括在微软担任工程师的林铭和米歇尔？弗尤尔。荣智健很快与这两人建立起朋友关系。
在一次闲聊中，林铭和米歇尔·弗尤尔偶然谈起CAD技术，荣智健虽不能全部参透，但从二人对话中得知这是一门多维绘图技术，市场前景广阔，当即提议不如三人合伙开办一家这样的公司。
荣智健有一种打动人心的本领，他纵横捭阖地论述这项技术的商业价值，居然将两位专家打动了。三人投资200万美元，在加州圣荷西创办加州自动设计公司（CADI）。其中荣智健投资120万美元，占股60％，为控股股东，林铭和米歇尔·弗尤尔各投资40万美元，持股20％。
公司成立之后，林铭和米歇尔·弗尤尔从微软挖来几名工程师，组建开发团队，很快研发出一系列产品。荣智健则利用家族的人脉基础，四处开拓市场，加速产品推广。
公司业绩一路飘红，成立仅半年，就引来各路投资者追逐。美国加菲克斯公司是一家知名硬件设计厂商，其总裁蒙特亲自拜访荣智健，提议帮助加州自动设计公司扩大规模，扩大的股份归该公司，使其变相获得28％股份。合作半年后，荣智健向蒙特提出将两家公司合并挂牌上市的建议。
不用说，蒙特被打动了。1984年，两家公司合并一处，以电脑辅助设计设备供应商身份登录美国股市。新公司股价疯狂飙涨，12月时升至40美元一股，荣智健将所持原始股全部抛出，套现4800万美元，约3。74亿港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
一次，荣智健向媒体详细介绍，“最初的投资，包括贷款在内，大约是200多万美元，我个人占60％。这公司一直在赢利。到了1982年年底，被一家生产电脑设计硬件的公司收购了28％，翌年合并上市，成为美国第一家上市的电脑辅助设备厂商。原来的200多万美元投资一下子便增值了40倍”。
两年时间，120万美元投资，40倍回报，刷新个人投资回报记录。荣智健亦将此视为经商生涯的成名之作。
多年后，荣智健事业有成，满面春风地回忆过往，这样评价这笔交易：“作为一个生意人，我当年最大的成功不是爱卡，而是1982年用从爱卡赚的钱在美国搞的一项创业投资。”至于为何抛售股价，答案则是：“在美国的两年时间里，我感觉到了这里软件和其他高科技企业竞争的激烈程度，而作为我们这样一家公司，并不适合长期经营。”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香港。
香港！香港！
1984年的香港正被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感所笼罩，彼时中英双方正启动“回归”谈判。由于港岛未来前景扑朔不明，各界均感无所适从，本能地减少大宗投资，消费热情亦一落千丈，引发经济震荡。
荣智健深知，中国政府收回香港势在必行，港岛未来值得期待。而楼市大幅贬值恰恰创造了抄底的绝佳时机。此时，荣智健已是身价4亿港元的富豪，于是疾风似火地返港，大举购入香港物业。
与此同时，中信香港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肩负的使命远不止发展经济那么简单。拥有丰富外事经验的米国钧被荣毅仁派往香港主持大局。在同年秋天举行的一次酒会上，荣毅仁又派中信公司党组书记熊向晖到港压阵，适逢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会上，500多名海内外名流前来捧场，其中不乏李嘉诚、包玉刚、霍英东、郭鹤年等商界大佬的身影。
1985年5月14日，中信香港在华润大厦正式挂牌营业，米国钧出任总经理，王军、熊向晖等为董事。此后，荣智健与中信香港高层的交往逐渐频繁，与米国钧、王军私交日深。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给低迷不振的香港楼市打了一注“强心剂”。1985年新年后，楼市涨幅惊人，个别楼盘涨幅甚至达到八成。然而，荣智健并未收获切实好处。原因是，他所购入的房产多数属商业物业，相比成交活跃的住宅市场，无论出租还是出售，价格均不尽理想。一直等到年底，商业地产都未迎来爆发，住宅市场也渐渐归于平淡，12月时甚至出现楼盘流拍的现象。这似乎不是什么好消息。果然，香港房市随即陷入低迷，楼盘降价销售或低价出租均无人问津。
看来疲软的市场需要更长时间的提振，等待香港民众恢复消费信心。荣智健的抄底之举虽然没有成功，但也谈不上失败，充其量算是不赔不赚。此前，香港楼市起起伏伏，实际上与他并无多大关系，只不过是在楼市走了一遭，体验了一次“过山车”。而他所持的商业地产纹丝不动，无疑，其中潜藏了巨大财富，此时如同水面下的冰川，等待被市场的号角唤醒。
意识到经济周期的存在，而炒房不过是雕虫小技，荣智健索性坦然处之，开始寻找新的商机。
中信香港的新员工
一边是中信香港亟需人才，一边是荣智健暂且无事可做。自然而然，有人建议荣智健到中信香港谋一份差事。
荣毅仁对此颇有忌讳，他向来注重企业风气，以身作则，杜绝任人唯亲。不过，任人唯贤并不回避亲朋，中信香港业务进展缓慢，荣智健熟悉港岛商业环境，恰是合适人选。于是在众人劝说之下，荣毅仁最终同意荣智健到中信香港工作。
1986年，荣智健正式加盟中信香港。在随后的改组中，王军升任公司董事长，荣智健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第二年，王军卸任，董事长由米国钧担任，而荣智健职位未变，可见地位已稳。
对此，外界颇有非议。荣氏父子缄默无语，多年后，荣智健这样解释：“我之所以能成为中信香港的主事人，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运作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不是荣毅仁的儿子，我也许很难有机会成为中信香港的主人。但是，如果我仅仅只是荣毅仁的儿子，而没有经商办企业的才干和本领，我也不会得到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登上这个举足轻重的显赫之位。”尹锋著：《荣氏真相》，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文子聚首”一节。
不可否认，在世俗观念中，豪门后代的能力很容易被家族、父辈的光环遮掩，甚至他的所作所为都被打上“父荫”的标签。当然，不可忽略代际影响，但以偏概全未免偏激，倘若完全依托父辈庇护，即便有所成就，恐怕也不可持久。豪门子弟取得事业成功，终归有过人之处。
事实上，在进入中信香港之前，荣智健就向中信证明过自己的才干，只是外界对此所知无多罢了。否则，若他无功于中信，入职伊始便获得总经理高位，恐怕在内部就无法服众。
1985年中信香港成立后，荣智健多次对其投资业务进行指点，其中最大一笔是香港东区海底隧道项目。
香港地狭人多，交通不便，除在地上建造道路外，开辟海底隧道就成为缓解交通压力的有效途径。1985年前后，香港政府计划在维多利亚港东部水下投资兴建海底隧道，连接南部港岛区鲱鱼涌和北部九龙区观塘蓝田茶果岭，全长2。2公里，公路、铁路两用双向四车道，建成后将成为香港整体运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疏解困扰香港多年的南北交通拥堵问题。
香港公共交通建设遵循招标投资模式，荣智健建议中信香港投标，可以趁机介入香港基础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