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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使然。
同时，由于与西方古典建筑相比，天津小洋楼形成年代较晚。设计师们在作品中往往省去了一些繁琐的传统装饰，又利用当时建筑材料的特点，吸收了当时的流派做法，创作出简洁大方、婀娜多姿的空间造型，不仅有力地表现了建筑的整体艺术效果，而且把历史人文与整个城市的居住空间装点得起伏有序、优雅别致。（马千：《北京有四合院 天津有小洋楼》，原载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北京青年报》）
清末学者孙宝瑄在他的著作中对天津洋房津津乐道，在他的《忘日庐日记》中，赞美之辞不胜枚举。其中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零三年）日记中，对它们作如下描述：“盖纵横曲直，高楼峻宇，皆西国模制，无稍稍闲杂。殆与游欧洲街市无异，上海所不如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政局多变，各种身份显要或特殊的人物，从各地来到天津租界这块‘超然世外’的空间里建造住宅别墅。”（冯骥才：《小洋楼的未来价值》，见《手下留情》，第二十三页）其中不乏国亲国戚、总统督军、富贾明星。“这些沿续着租界风格建造的小洋楼却不再严格遵循外来的样式规范，而是依从它们中国主人的口味与习惯，并信由中国的设计师们随心所欲地改造，致使各国租界晚期建筑彼此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一种津地所独有的小洋楼风情便悄然形成。”（同上）
孙宝瑄一厢情愿地把天津的西式建筑置于上海之上，但天津人似乎对此并不领情。更多的人对于这种虚拟的旅行不感兴趣，他们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堵车这类迫在眉睫的问题。人们已经习惯于考虑这样的重大问题并在这样的深思熟虑中度过了几十年。我问询的十个天津人中有九个表达出对于城市建设现状的不满，认为天津几十年没有变化，比起深圳、上海甚至北京，都远远滞后了。这个时间差令他们感到焦灼不安，他们希望这座城市更加时尚，能够给他们一点兴奋、自信甚至野心；现在的问题是，当一只钟表与其他钟表出现时间差异时，我们无法证明谁的时间更加正确——如果真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客观时间的话。那个先于钟表出生的时间此刻正逗留在什么地方？连表针自己都对那个“正确时间”毫无知觉，因而，在核对时间的问题上，似乎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理由。或许，所谓的正确时间，不是存在于人们的想象里，就是存在于某种话语霸权里，但它们并不可信。
五
道路把我们引渡到意大利建筑群中——现在叫“一宫”，在火车站附近，自由道、进步道、民主道与民族路等道路在这里纵横交叉，对那些房屋进行排列组合，使这些单体建筑彼此有了暧昧的联系。尽管同为意式风格，但这些老房子的形制却各不相同，几乎没有一座是重复的。这让我唏嘘不已，更令Kim大开眼界。那些房屋酷似衣服，每一个部位都有着精致的尺寸，并且，残留着主人的体温。只是，换幕的时间到了，所有人都应退场，建筑博物馆正被改装成建筑殡仪馆。
所有的洋房都被写上“拆”字。我没有数过，估计有一百个！一百座洋房，与一百个“拆”字，形成一种怪异的对偶关系，仿佛那些房子在经历百年风雨的老宅，等待的就是这个字的终审判决。粗糙的字体成为对精致的建筑莫大挖苦。Kim和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不相信在二十一世纪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是在梦游，是恶梦混淆了昼夜而不合时宜地现身。或许，这更像是一件胆大妄为的行为艺术作品，一种政治波普，创作的目的仅仅是使我们受到惊吓。此时我们的惟一希望就是尽快寻找一条梦的出口，我们出来，把梦关在里面。
但是我们分明目睹了那些建筑的伤口，残垣断壁成为对这些老洋房命运的最佳注释。Kim到中国四年，她记得最牢的一个汉字可能就是“拆”，因为她有许多义务老师不辞辛苦地把这个字放大到墙上。它是这个时代最为简捷的口号和动员令，有着不可置疑的权威性，因而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但它同样是脆弱的，因为它从来都是孤立的，没有来龙，也没有去脉，没有注解，没有语言环境，所以，它的锋芒必将伤害自己——无论它书写得多么巨大，最终都将被人们无情地拆去。
六
无须邀请，我和Kim可以自由出入于任何一座老洋房里，这是这次拆除行动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好处。我们可以把自己设想为房子的主人，幻想着自己循着弧型的楼梯上上下下，出现在任意一个房间里的情景。晴朗的夜晚，月光可以透过百叶窗射到地板上，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在地板上懒散地爬行。房屋里的一切在我们的想象里复原，所有的家具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花朵在客厅里盛放，厨房里的餐具一尘不染，可以在月光里做任何事情，比如聆听留声机里的咿哑歌声，或者期待一个分别已久的人在寂静中突然揿响门铃。但是在这废墟式的老房子里，这样的想象显得有些步履维艰，所有消失的事物必须经过那些摇摇晃晃的楼梯才能得以恢复。大部分楼板已经消失，站在一楼的门厅里，目光可以穿透数个楼层而直达房顶。这使得那些贮藏在老洋房里的复杂生活早就跌落下来，粉身碎骨，垃圾站成为收容它们的最佳场所。为了选择拍摄角度，Kim要上演高空杂技，从最后几根木梁上走过。我们的脚步和视线受到了最大的限制。我们已经很难与老房子和解，在经过拆除者苦心孤诣的篡改之后，老房子变得冷酷、诡异和莫测，对来访者表现出十足的敌意。它们已经成为幻想的敌人，对未经允许的幻想发出警告。
所以，当我们出现在这些老洋房里的时候，我们的动作并不优雅，而是显得有些笨拙和难堪，有的时候甚至要手脚并用。仿佛蓄意报复，老房子把我们折磨得灰头土脸。它们只对老鼠们提供优待政策，老鼠们在老房子的鼓舞下纷纷安营扎寨，打造它们的安乐窝，它们的步态远比我们绅士和敏捷。我们目睹了老洋房最难堪的部份，因而我们理应受到惩罚。被砸烂的窗户好像被撕裂的伤口，阳光大面积地漫溢进来，像聚光灯一样，使洋房里的垃圾无处躲藏。到处都是旧物的尸体——那些不洁的洁具，以及残疾的桌椅。
一些最精致的器具变成最肮脏的垃圾，是谁具有点金成石的僻好？它们曾经受到过贵宾级的对待，即使在这座空气清新的海滨城市里，它们每天也要被擦拭许多遍。在那些地板消失之前，它们曾安然无恙地呆在原处，仿佛生活品质的鉴定者，忠于职守。但是自从与拆除者蛮横的工具遭遇之后，它们的骄傲就变得无法维系。它们被分散、转移，无法转移的，就会得到功割机的特别关照。现在，它们肮脏、散漫、无用，仿佛一群词语，在脱离语境之后，再也无力发表任何宣言。这使我觉得有些荒诞，我指的并非这些不堪入目的洋房，而是我们自己。我们有关艺术的所有努力，居然都是建立在废墟和垃圾之上，垃圾不仅诠释了老房子的命运，而且界定着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体从垃圾堆上穿越，从中寻找着自己所需要的灵感。我们的工作性质与整日埋头于垃圾堆的、满身垃圾气味的那些专业垃圾工作者没有本质的区别。
尽管如此，Kim和我，对于垃圾还是有着不同的理解。她对垃圾充满敬意，它们曾经是某种理想生活的代表，语境的转换改变了它们的语义，它们狼狈不堪，充满敌意，但她试图在想象中，把这些词语的碎片拼接起来，恢复昔日的光泽。即使在瓦砾堆中，她仍然能够将某些特别的词语捡选出来，反复欣赏。比如那些老的梁木、厚重的雕花门板，以及造型别致的长窗，她说，在美国，它们是最昂贵的建材，比那些新的材料要贵许多倍，因为它们从材质到工艺都是最优秀的，现在的建筑构件无法比拟。如果把老房子比作一个高贵的家族，那么这个家族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是寻常之辈。但是，在拆除者的战俘营中，任何身份高贵者都无法得到赦免，甚至于，它们正是因为自己的身份高贵而获罪，而那些相貌普通的火柴盒式民居，却始终安然无恙。
七
在千疮百孔的老房子里嗅到煮饭的芳香令我们惊异无比。在这样的废墟里面，居然还有人在生活。那显然不是一种理想中的生活。那种生活与老房子的精致古雅无关，雕饰花纹的风格解决不了他们生活的窘困。老洋房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一个栖身之所，与街巷里某些鬼鬼祟祟的私搭房没有本质区别，甚至更糟。一些木板被用于遮挡那些被砸坏的部分，使它至少从里面看不那么令人难过。这并非因为他们对过去生活的顽固偏好，而是因为他们无处可去。在这座房价昂贵的城市里，他们无法找到收容之所。拆迁补助在经过几道贪婪的手之后已经所剩无几。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他们生活空间，客气地向他们致意，尽力保全着他们的自尊。但一个外国女子的到来显然使他们感到不适，因为在重视礼仪的天津人心里，这种光顾已经超出了他们的心理尺度。
有人用驱逐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尊严，也有人努力地清理出一处干净的地方，让我们坐下。这使我们有机会打量他们的生活。陈旧的家具用最紧凑的方式罗列着，像一堆未经推敲的词语，笨拙地搭配。它们并非刻意阻拦我们，但穿越它们还是需要陪加小心。老洋房维持着一种最低限度的生活，这对它的制造者堪称莫大讽刺。在这里，审美早已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遮挡不严的窗户，能否让他们安然度过这个冬天。
房屋与生活以一种极其脆弱的方式粘接着，这显然违反了房屋的本意，也与生活的设想无关，但不知什么原因，事情就弄成了这样。总之，生活已经同房子一起变得破烂不堪，无法挽救，像经历了一场相互戕害的婚姻。这里将不再是浪漫、童话和奇遇出没的场所，那些呼啸而来的钢筋水泥将把它们彻底埋没。
八
不知是否有一种物质守恒定律约束着这座城市，否则创造一些事物，为什么一定要以毁灭另一些事物为代价？在老城旁边另建新城这个老生常谈，难道真的不是一个万全之策？迁移行政中心固然成本高昂，但有什么能比毁灭文化遗产成本更高？人们在一座城市中本该目睹时间的进程，房屋是时间的量具和物质载体，但人们在拆除房屋同时也拆除了构成时间的逻辑关系，使城市不再处于一个时间链条上，而永远成为一个断点，孤立无援。这使城市的任何表象都显得无比突兀，来路不明，形迹可疑，飘忽不定。天津是一座奢侈而任性的城市，它通过摧毁昂贵的事物来获得快感。
许多人正致力于取消天津的独特性，欲望正在以广场、商厦、立交桥、商品楼的形式瓜分这座城市有限的空间，而老房子则只能成为它们的猎物。这些洋房仿佛精心制作的佳肴，刚好适合它们的胃口。只有少数的幸存者，比如解放北路，但它们不会使我们感到幸福，相反，只能见证我们的伤感与哀恸。
二OO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
二OO五年三月一日改
西安：被篡改的地图
一
【《明清西安词典》】西安地方志丛书之一，西安地方志馆编纂，张永禄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三十二开本，精装，一百一十三万字，一九九九年十月第一版，定价：八十元。
我在西安古旧书店发现了这本书，在一堆红红绿绿的打折畅销书中。这本外表朴素的辞书将带我走进明清时代的西安。书前附有《清西安府图》，城垣寺庙、坊里街巷、书院社学、署馆宅第一一标注得清楚细致，让人依稀可以听到那个时代的声音。目录正文一律以小五号字排印，密密麻麻，却分列有序，指点着我的纸上旅行。我曾经六次到过西安，对于在大街小巷中穿行充满偏爱，但我对于这座城市的了解在这六千多个陌生的词条中消失了。它们描述的几乎是另外一座城市，与我脚下的这座城市仅有几处相同的地名，除此之外，我对它一无所知。时间的冲突清晰可见，一百年前的城市，对我而言已形如迷宫。它两千年的深度更使我的旅途变得焦虑、暧昧和离奇。只有那张脆黄的、即将从书页上脱落的地图让我嗅到了那座城市的味道，浮动在阳光、薰香、衣料与尘土之上，与目录中每一个单词有着隐约的联系。那些费解的语词如同布满缺口的街巷向我发出邀请。从书店出来，我开始企图穿越那幅地图，偷渡到它所描述的城市，为此，我需要选择一个显而易见的入口进入那座城市，就在这个时候，我抬头看见了如同佛像般端庄的鼓楼。
二
【北院门大街】明清西安街名。位于府城西门大街东段路北鼓楼之北。原为隋唐长安皇城内殿中省、左武卫与尚书省所在地，唐末以皇城改筑为新城后逐渐为居民坊巷。明初洪武十三年（一三八O年）修建鼓楼后即形成此街。南北纵街，南起鼓楼，北抵巡抚署“北院”。此街因在“北院”门前，故称。解放初称北院门街，并延伸至鼓楼南到西大街，今简称北院门。
有位老人正乜着眼睛端详着过往的行人。我想，在鼓楼的前面，应该有这样一位老人。老人在这座城市里变得稀有。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年轻人，穿着时髦的衣服，把头发染成各种鲜艳的颜色。与他们相匹配，这座城市也越来越年轻，大街周围的许多高楼大厦的历史最多不超过十年，换句话说，在这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里寻找一座一百年以上的老房子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外表古怪的新事物正在扩大它们的地盘，比如鼓楼前面巨大的麦当劳“M”型标志，就已经证明了美式装备的战无不胜。
几天以后，我们在柏树林街的老房子里见到了真正的老人，他们躲在过去的生活里，很少出来。只有在天好的时候出来走走，头顶的光线中还混杂着过去的尘土。对于这座古城而言，老人应该成为最好的装饰，在他们心中，埋伏着许多过去时光里的秘密。年轻人对此全然无知，因而他们与这座城市显得愈发格格不入。
鼓楼算得上一个真正的老人。它已经七百多岁，皮肤已经开始皴裂、枯萎，但它身体内部的气脉依然如故，并试图以此证明老事物存在的合理性。从鼓楼的门洞穿过去，就到了一百年前的西安。所有隐蔽在那幅古地图背后的事物全都显现出来，带着迫不及待的杂音，交织碰撞着，突如其来。
尽管有几幢形迹可疑的新房子，鼓楼身后的北院门大街约略保持着从前的模样，至少，在狭窄拥挤的街道上晃动的烤肉的炭烟味道与从前是一致的。气味从来都拒绝表述，嗅觉更不能推广、转移或授予别人，但它可以遗传，也可以帮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安然地抵达过去。
无法背诵出各种小吃的名字，它们有着与食物本身一样鲜艳的色彩。陕西人喜欢色彩鲜艳的事物，色彩鲜艳的皮影、剪纸、年糕、衣饰，明亮高亢，与灰黄的街道形成对比。因而，它们往往比气味更加先声夺人。那些事物中蕴含着它们严格的色彩美学，成熟、稳定，在这一点上，与那个正在变得富贵庸俗的新城市有着本质的不同。
北院门大街自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起，经历过一些改造。对东大街、西大街这条东西干道的改造也同期进行。但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里，北院门大街依然显得不够与时俱进。一旦这几条仅有的古街摆脱了与过去的联系，整座城市就会从历史的背景上松脱下来。所有传奇都将成为无耻的虚构，而那些关于所谓古迹的导游词，都将成为一场并不高明的骗局。
鼓楼也要成为兵马俑式的展览品了。二OO五年一月，我和Kim来到这里的时候，鼓楼广场的兴建工程正在准备之中，鼓楼西侧已经被拆得一片狼籍，北院门大街与鼓楼衔接处的老房子也正被拆除，那些靠近鼓楼的摊贩不得不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营生。我不怀疑这里将变成一个干净整洁的广场，有绿地和喷水池，而那些埋伏在拥挤纷乱中的寻常生活，将被作为文明的对立面而予以革除。
三
【柏树林】明清西安城街名。位于府城东门大街中段路南端履门大街之南。在原隋唐长安皇城东南隅文献皇后庙处。唐末韩建以皇城改筑为新城后，渐为居民坊巷。南北纵街，北接端履门大街，南抵南城墙。自宋以后，此街南段路西临近文庙。明正统（一四三六——一四四九年）年间，西安知府孙仁益在文庙四周广植柏树，此街由此得名。今仍沿称。
柏树林拆迁工程使我看到了一百多年前的老房子，那些被低矮杂乱的简易房遮蔽的部分逐一显现。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为此我似乎应对这些破坏行为心存感激，否则我将与这些老房子彻底无缘。如果时间赶得巧，我还可以目睹一座完好如初的旧宅，砖雕、窗栏板无一损坏，仿佛刚刚建成，表达着它永不消逝的决心。但这只是我的幻觉，它将在我下次到来的时候变成一片瓦砾。在原来砖雕的位置上出现的，将只有一片污浊的尘埃。那座旧宅将只存在于文字与胶片的描述里，而那条即将面目全非的崭新马路，将对我们的描述理直气壮地提出置疑。
在西安的日子里，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去一次柏树林，并且与柏树林的居民成为朋友。这使我们精确记录了拆除过程。我可以把拆房当作建房的逆向过程，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摆渡到一百多年前的时光。那些在废墟中裸露出来的梁柱约等于刚刚安装上去的木材，甚至连漆色都没有太大变化。柏树林街四十五号，梁架上巨大的雕花令Kim和我大吃一惊。当地人把它们称作“辟邪”，有阴刻阳刻两种花纹，安装于梁架之上，当房屋建成之后，它们便被遮挡起来，没有人能够看到它们。它们在隐蔽中保护着房屋的安全，而它们的重新出现，则意味着房屋的劫数到了。
拆迁工地正在变成传授中国古代建筑知识的课堂，梁、柱、檩、枋都按照最经典的方式排列组合。由于西安地处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