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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工地正在变成传授中国古代建筑知识的课堂，梁、柱、檩、枋都按照最经典的方式排列组合。由于西安地处秦岭以北，取材方便，所以西安的古建筑以木土结构为主。长短不同的木材按照事先确定的契约彼此沟通联络，在各自经过回环曲折的旅程之后联结在一起。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量彼此制约咬合，形成一种超强的稳定力量，即使再过几百年，这样的老房子也不会倒塌。倒塌的只有中间的隔墙，因为它不具有承重的功能，所以墙倒之后可以随时重建。“这些房屋的架子都是一个个活的结构，它们是通过榫头联接在一起的，各种材料相互之间有许多的缝隙和和宽容度，且质地柔软，彼此不会势不两立，随时可以妥协、调和、谦让；仿佛它们是有生命的活物，能够应合着天地的变化而自动调整与地面的角度、关系，使之与自然界更和谐。”（于坚：《幸存之城》，见《于坚集》卷四，第一三四页，云南人民出版社，二OO四年版）如果那套构架在历经风雨之后变得倾斜，那么，选择一个合适的角度，用一根扛子就能把它们顶正。从老房子的骨架中，我看到了它们与时间对抗的密诀。
西安的老房子许多是四合院，与北京四合院不同之处在于，它两边的厦房（厢房）通常向内缩进一间屋子的距离，使院落变得紧凑狭长，站在院落里，只能看见正房的中央部分，而正房的两翼，则藏在厦房的后面，这是中国民居根据气候作出的应对。正房、厦房均有台座，距离门口四尺半，可以摆下一张矮桌，顶檐为一面坡，也几乎伸出同等宽度，为坐在台座上的人遮风挡雨。于是，台座就成为室内与院落的中介者，一种十分巧妙的过渡性空间。这样的设计以视觉的形式传达了某种人际关系，使房屋的社会学价值得以确认。
站在街上可以看见屋顶的火檐墙。作为一种防火隔墙，与江浙的马头墙不同，西安的火檐墙几乎都是锯齿形状，并且墙檐不是凌空飞出，而是有一个垂直的收尾，戛然而止，终结处的上端，常见几何形装饰，或方，或圆，或作云钩形，全是用雕花青砖砌成的。于是，隔墙的实用性在建筑的表面神奇地消失了，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形态不同的雕像，在高处，双手难以企及的距离之外。
四合院的院门也有固定的形制，与北京四合院的窄大门相近。上有坡顶，考究一点的，会在门楣上雕刻花纹。坡檐下有一块竖板，曰“档”；棚顶的内部木饰，曰“横”。门由门饰、门框和门扇组成，下有门槛，用内外双层的门墩石卡住，门槛是活的，如有车子通过，可以将它提起、取下。一位老人为我们演示了取下门槛的过程。倘若以老房子为主题发明一种儿童积木，一定十分有趣，我相信其中包含的悬疑与机趣能够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并使他们得到教育。
现在，被脚步磨平的台座即将成为马路的一部分，房屋和居住者都不知去向，曾经细致排列的青砖，将被作为垃圾运往农村的处理场。那些纪律严明的建筑构件将如同解散的军团一样呼拉一下消散在野地里。环卫工作者将为如何最终消灭它们而感到头疼。
四
【高家大院】西安市柏树林街兴隆巷四十二号的“易俗社”创始人高培支先生旧居。建于清朝末年，坐北朝南，为三开间三进院落，院内两侧的厢房都是“房子半边盖”的典型陕西民居特色，过厅为硬山明柱出檐式，且前后、东西相向对称，上房为硬山明柱出檐二层楼房。二道门为三开门，即正门带两个偏门，门楼砖雕精美，除花鸟竹木之外，“平为福”、“苍竹”等字如浮空中，与白纸窗棂相映成趣。
在前往高家大院之前，我们先去了另外一座古宅。它隐蔽在暗处，如果没有吴震、夏晓雷、李乃棠这几位热情的老人引领我们穿越这片复杂的地形，我们不可能目睹它黑暗的近于不存在的脸。但是在看到它的第一刻，我就意识到它与那张地图的某种呼应关系。（《清西安府图》于光绪十九年十月由中浣舆图馆测绘，这幢古宅在那时早已存在。）只有将它们互相参照，我们才能完成对于那座古代城市的想象。
这是一座二层建筑，是一座四合院的正房。西安许多四合院的正房都是二层的，有的还有中西合璧的装饰。吴震说，是岳吉力恒的太祖父建造的这座院落。一九O二年，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弟子岳吉力恒就出生在这个院子里。它原先是一个二进院落，后面还有后花园，但是那些环环相扣的院落结构已不复存在，只剩下这座正房。正房是纯木结构，装饰全部是中式的，槅扇裙板上的雕饰清晰如初，只是二楼的栏杆已经消失，整个框架也已显得疲惫松散。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符号，它行将消失。一些丑陋的现代房屋正在围拢过来，在它身边窃窃私语，密谋着如何挤占它的空间。紧挨着它的一座红砖楼是其中的首领，据说它是某一文物单位的居民楼，是它提议拆除这座性格孤僻的老房子，为这家文物部门再添一座崭新的大楼。在红砖楼的威胁之下，老房子里的居民早已离开这是非之地，没有人气的木构房屋存活不了多久，遭到背叛的老房子已经走到自己的末路。
在这些楼房的包围之下，老房子无路可逃。它整日生活在高楼的阴影中，使那些细致的雕饰暗然失色。本来那些木制造型在不同时间的光线中可以呈现出种种微妙变化——比如在上午九点，阳光刚好从东厦房的肩头上斜照过来，将院中古柏的影子拉长到西厦房的柱础上，此后那影子连同房屋廊柱的所有影子始终处于运动之中，直到正晌时分，仿佛一直躲在暗影里等待显影的底片，正房户牖栏杆上的鸟兽花草显露出最为清晰的身影，每一个精心酝酿的细节在这样的光线之下都会显得异常激动，而这样的影像在下午又将慢慢褪去，直到傍晚六点，光线从飞檐上消失，整座院落又晦暗之中，紫气在院子里流动——但日益逼近的楼房取消了这种可能性。它们的策略是先把老房子变成死物，再一步一步进行肢解。
文物部门成为这栋老房子的最大敌人，这是我们经常遭遇的黑色幽默。而普通居民，却成为老房子的守卫者。吴震先生自己花费几千元，才通过“关系”获得柏树林的测绘图纸，他并非文物工作者，却对柏树林的民居进行了详细的调研，对每座房屋的历史都了如指掌。（拆除化觉巷安家大院的时候，安家的后人也自行将化觉巷全部测绘一遍。）他们甚至从韩城买回许多古建构件，要求政府准许他们自行修缮和保护老房子，因为他们愿意生活在自己熟悉的氛围里，愿意与邻里低头不见抬头见，而不愿意去住三室一厅。但他的要求至今无人理睬。他们对那些房子充满理解，或者说，他们与老房子是一体的，离开老房子，他们就像根须离开土地一样无法生存。（辛亥革命后，陕西军政府大都督张凤翙要在柏树林置房，就遭到柏树林住民的一致拒绝。）
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柏树林西侧的高家大院。与只剩下一座单体建筑的岳吉力恒故居比起来，高家大院的整体结构完好无损，在已经没有几座完整的古宅的西安，它完全像是一个精心炮制的幻影。但它的美仑美奂不能成为它躲避恶运的理由，一个正在挖掘的巨大的地坑将成为吞噬它的陷阱。古宅的居住者开始动用一切手段捍卫他们的权力，并且据说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涂在墙上的“拆”字也被暂时沫去，但是，那已经张开的大口是否能够善罢甘休，却是很值得怀疑。一座现代化的大楼已经呼之欲出，尽管它们通常以华丽的广告词粉饰自己，柏树林的老住户们却对那些不土不洋的高楼大厦充满敌视——它们在这座城市里显得异常尴尬。它们篡改了城市的地图，破坏了城市的结构与气脉，除了给开发者带来可观的利润，它们丝毫不能为这座城市增添任何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者成为古城里的掠夺者，他们通过蚕食历史的血肉来喂饱自己的私欲。
五
【钟楼】明清西安城宏伟建筑。初建于明洪武十七年（一三八四年），在今西大街广济街口原奉元城钟楼旧址，正统五年（一四四O年）修。万历十年（一五八二年）陕西巡抚龚懋贤檄咸宁、长安两县令迁建于府城向东扩展后的城中心今址。后又经清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年）、乾隆五年（一七四O年）相继修葺。从此，钟楼岿然立于通城门四衢交汇点，形成了西安城以钟楼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向外辐射的主要城市格局。
吴震说，柏树林的老房子还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在西大街上，以及夏家什字、甜水井、四府街、东西举院巷、南广济街、五味什字、开通巷等地（开通巷就在柏树林边上，夏晓雷带我们去了那里），那里原有许多大户人家的宅子，远比柏树林的民居富丽堂皇。从《清西安府图》和二OO四年版《西安交通旅游图》中，都可以检索出以上名字，但这是两份不能对话的地图，分属于两种不同的年代，固执地使用着各自的语言。它们的口径截然不同，如果把它们强行放在一起，它们就会发生争执。从其中一幅地图进入另一幅地图是不可能的事，当我们以为自己会成功的时候，时间之手就会截断我们的去路。
譬如钟楼，依然肃立于市中心的位置，但已被麦当劳、韩国城等重重围困，而不再具有居高临下的非凡气势。站在街上，钟楼几乎是这座城市里可以遥望的仅有的古代建筑，人们把它当作稀有之物而不惜重金登临其上，但老谋深算的钟楼让所有人上了当，因为站在钟楼上，人们差不多已经不可能再看见城市里的任何古迹了。钟楼为他们的视线制造了盲点，当他们试图生发思古幽情的时候，他们将只能看见一个拔地而起的新兴城市，而那座金戈铁马、风雅流丽的古都，已经在他们的脚下悄然消失。
二OO五年一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
广州：看不见的西关
一
小姐的闺房在二楼，顺着陡峭的楼梯上去，便可嗅到淡淡的脂粉味，与西关大屋的华美相匹配。其实，整幢建筑从脚门开始，就处处显示着它的尊贵。门板上的木雕是宝瓶图案，瓶里的花朵开放得一丝不苟。窗子是套色花玻璃样式，它使这座城市里并不明媚的光线在经过它的修饰之后变得活泼可爱。穿过天井，踩着地板上五颜六色的光斑走进内厅，可以见到名贵的酸枝家具，墙上则是快要生出霉菌的字画。不中不西，中西合璧，恣意的奢华、任性的讲究，在这样的房子普遍盛行。楼梯上响起空洞的脚步声，闺阁里的少女在等一个人来。她们在打扮上已经开始逐西，内心却依然守旧。她们在闺阁里守着自己的小心思，不肯轻意说出来。人们把她们称作“西关小姐”。她们的长相大抵相仿，细弯的眉毛，小巧的面孔，映在稍稍变形的镜子里，像月份牌上的“小明星”邓曼薇——床头的留声机里正放着她的《水晶帘下看梳头》。那声音咿咿呀呀，若有若无，仿佛空气里有气无力的雨丝。晦暗的日子里，她们会对着镜子打量自己，构思着自己的故事。没有一个作家把这些故事写下来，所以，我们至今无从知晓它们的内容。西关大屋严守着她们的秘密。我走上二楼，看到六十年前的小姐正缓缓站起身来，脸上挂着幽秘的笑容。
二
西关大屋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了。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就有富商巨贾和洋行买办在这里修建住宅。“在民间的传闻中，西关大屋的兴建是很夸张的，青砖墙铺砌所用的不是水泥，而是以糯米饭拌灰浆，所以砌出来的墙没有一丝缝隙，砌好砖墙之后还须在外面再贴一层水磨青砖，这种面砖贴上去之前就要先用人工打磨，所以西关大屋的青砖墙永远是平滑的。青云巷通常连着小门。一间大屋大得里面还可以有小巷子，小时候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大了。据说这些大屋里面的青云巷的功用在于营造穿堂风、方便仆佣出入。”（黄爱东西：《老广州》，第四、五页，江苏美术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所谓“西关”，就是老广州的城西地区。广州城墙未拆以前，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便有东关、南关、西关和北门四个城关区域与之呼应。民国时期，这里散落着七个小区，分别是：黄沙、陈塘、逢源、长寿、西禅、南岸和沙面。一九五零年，政府把它们合并为三个区，两年后再度合并为西区。一九六零年，西区和中区部分地区合并为荔湾区。西关一名，最早见于清初西关长寿之西设立西关汛。
西关是真正的藏龙卧虎之地，当时十三行的洋行和商业行庄，以及富商、科举士绅的馆舍宅邸，多集中于此，最著名的就是潘、卢、伍、叶四大家族。“潘氏住在颜家巷及连庆桥附近的海山仙馆，卢氏住在十七甫，伍氏的住宅在十八甫，现在的富善东、西街就是它的两个正门，叶氏住在十六甫的占大部分。至于科举人物，最吃香的就是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三及第。当时的状元梁耀枢，住在十一甫状元第；榜眼谭宗竣住在十二甫；探花李文田住在至宝桥。”（同上，第一五五、一五六页）西关遍布着大家族的徽记，在那些被大屋分割的空间里，老爷、少爷、小姐、丫环的故事彼此纠缠着，分也分不开。每张面孔都在叙事，从那些不同的脸上，我们可以阅读到那个时代里的欲望、不安和茫然。西关是这座城市的腹部，五脏俱全，它吞吃着整个城市的营养，并且为城市的生长提供着能量。
但那些老屋很快像它们的住客一样消失了。我甚至不可能把它们当作展品，隔着护栏观望它们。广州的天气和一百年前一模一样，我把手伸向滑腻的空气，希望摸到的是一堵布满苔藓的老墙，或者一张被岁月忘却的脸。
三
龙津西路正在施工。许多蓝色围板将道路与房屋分割得支离破碎，堆土车一如既往地宣讲着它有关大乱与大治的教义。它们不断地煽动人们背弃历史，并且对背叛者许诺了若干好处。在它们背后，关于未来生活的诸多憧憬应运而生。不知道眼前这个追逐前卫的世界是否被闺阁里的少女们想象过的，但至少，西关大屋的岁月已经遥远得无法触及。过去的西关变成现在的荔湾区（荔湾区以荔枝湾而得名），精美绝伦的西关大屋变成半身不遂的高架公路、飞扬跋扈的高楼大厦和呆头呆脑的火柴盒民居，西关小姐变成穿着露脐装的时尚女郎——即使我们真能与她们谋面，我们也会感到无比陌生。尽管像陈家祠这样的旧时豪宅在这座城市里零星可见，但它们已经像恐龙化石一样稀有，它们已经失去了繁衍的可能性，因而只能作为观赏品或者布景存在，而无法与生活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历史在这座城市里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年代模糊、地址不详，它越来越成为一种虚拟空间，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像一叠没有来头的照片，只配有最简单的说明。
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寻找有关西关大屋的线索，尤其在曾经古宅聚集的十三行路、康王南路、十八甫路一带，我们几乎走遍了每一条小巷，但西关大屋仍然杳无信讯。后来，在车水马龙的观音庙街，我们与一个拆除工地不期而遇。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去，我们在狼籍的碎砖烂石中间发现了许多木栅门和窗栏板，上面雕纹清晰如旧，被当作垃圾随意丢弃，颇有沦落之感。仔细辨认，还可以发现有一些带有卷草花纹装饰的山墙碎片混迹于垃圾之中。它们的出现反衬了垃圾的粗鄙不堪。工地、废墟以及新贵般的高楼共同组成了大开发时代的话语系统，时时刻刻以粗暴的方式行使着自己的霸权，现实中的城市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工地，它们以烟尘与噪音来炫耀自身的存在。但是那些老房子的残迹打破了它们的垄断，使它们显得简陋、粗俗和肤浅。在巨大的工地上，我的脚步瞬间就被那些老房子的构件所吸引。作为已逝岁月仅存的证词，它们代表过去发言，描述着对生活的另外设想：适意、安闲、没有紧张感，有的，只是某种恰如其分的享受。
凌乱的废墟掩盖了昨日的生活现场，我无法证实，这些失之交臂的老房子就是西关大屋。我企图透过那些旧日的门窗向时间深处窥视，但我看到的只有灰尘，不知疲倦地，在光束中舞蹈。
四
日理万机的堆土车尚未对西关一些小民居表现出足够的重视，这使那些精致的小房子得以苟延性命，它们也因此为我们提供了想象西关的旧日生活的素材，仿佛行进中的木舟上的一条刻痕，诱使我们捞起水下那把早不存在的锈剑。
西关小民居是广州近代民居建筑的基本单元。单独存在时，人们称其为“西关小民居”，纵向组合为“竹筒屋”，纵横组合，便是西关大屋。有学者将这种民居的平面特点归结为：“一、房屋纵向垂直街道，除正面外，周边与邻屋相连；二、设前、后天井各一个，面积前大后小，两者与‘冷巷’（内廊）相连。有的前天井由门前小院或街巷代替。”（汤国华：《岭南湿热气候与传统建筑》，第二零三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作家则对其作出如下描述：
“老广州人家，住的是一种叫‘竹筒屋’的民居，也就是现在广州话里所说的‘眼镜房’。在我的小学同学里，不少人的家就是这种‘眼镜房’。这种房子，通常不宽，进深通常在十二米以上，一进门就是客厅，一条长长的走廊，连着后面的厨厕，而卧室则在厅和厨房之间，通常用满洲窗间隔。因此在布局上看起来厅和厨房活像眼镜的两个镜框，所以这种房子叫‘眼镜房’。
“临街的‘眼镜房’，大门颇似西关大屋的‘三件头’，也有吊脚扇门、趟栊和大木门，乍一看是很容易和西关大屋混淆的，只是进行门去整个房子的宽度仅比大门的宽度略宽，里面的结构就是‘眼镜房’的格局。大木门平时是开着的，只有在全家都出门或睡觉的时候才关上。所以，只要大木门没关，屋里肯定有人，要不然就是出去买菜什么的，走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