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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梅森夫妇当时在这些流氓无赖面前屈服了的话，那么新加坡的废娼运动绝不会取得任何一点成果。但是，梅森夫妇却没有被这些歹徒吓倒、也许因为受到了梅森夫妇为了正义而置生死于不顾的大无畏气概的感染，听众中开始有人一个又一个地站到了梅森夫妇这边来了。
这些人中最富有戏剧性变化的可以说是一位名叫长森三郎的青年。长森是位金银细工的手艺人，不知是由于孤身流浪到新加坡的寂寞还是单身生活的空虚，几乎终日泡在花街，是花柳界有名的花花公子。就是这个长森，一天突然来到教堂说：“看到你们真诚的样子，我终于醒悟过来了。请你们救救我吧——”此后，他就开始帮助梅森夫妇在花街传教。＿
夜幕降临后，他拿着手鼓唱着赞美歌走在灯光耀眼的马拉巴街、哈依拉姆街上。到了娼馆门口，他就停下脚步，面对嫖客们充满真情地诉说起来——“诸位，我就是长森三郎。直到不久前我还是个酒色之徒，这条街上的娼馆没有一家我没进去过。可是，现在我这个大色鬼相信了基督，改邪归正变成一个真正的人了。我已不喝酒、不买女人了。——请各位看看获得新生的我，希望你们也来信神，不要再拿钱玩女人了！”
于是，长森越说越激动，语言时断时续，最终痛哭起来，可他还是一边用自己的拳头擦着眼泪，一边继续向人们诉说着。
主张非暴力主义、从未向娼馆主的打手们屈服过的梅森夫妻的废娼救娼运动，自从使长森三郎这个浪子回头之后，开始真正牵动了“南洋姐”们的心。按理说，对梅森夫妻的运动最先做出反应的该是“南洋姐”们，但她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眼前展开的废娼运动毫不关心。我想这是由于她们一直受到人的欺骗，对人所搞的废娼救娼运动也自然难以相信，但当她们亲眼见到始终不向暴力屈服并使得浪子口头的梅森夫妇时，她们才开始真的相信了。这些“南洋姐”们对夫妻俩的信赖最终以一位艺妓一天终于敲开教堂门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绕了个大弯，现在该说说小川芙美从花街脱身的事了。——一天，梅森夫妇刚从外面回来，教会雇的中国人勤杂工就拿出一张纸条对他们说：“刚才主人不在时，来过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她说过会儿还来，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们。”夫妻俩把叠得很小的纸条打开，只见上面用女人的字体匆匆地写着：“我住在花街，暂时不能说出我的名字。我下决心从花街逃了出来，请你们救救我。”
夫妻俩静静地等待着，入夜时分留字条的人又一次来到教堂。年龄大约有十七、八岁，带花的浴衣上只系着一条半幅的带子，打扮虽然很简单，但白皙的脸上有一双黑亮的大眼睛，身材苗条，楚楚动人，有着惊人的美丽。
由于怕人看见她进教堂，她显得有些慌张，梅森夫妇也同样觉得不能让人看见她，于是便把她领进了二楼的卧室。当几美静静地沏上红茶，请她用茶后，她才逐渐镇静下来，主动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现在，根据她当时所说的以及我后来从认识她的原住新加坡的银行职员田中武先生那里听说的情况综合来看，她的前半生可以说是这样的——她的本名叫小川芙美，出生在三重县一个海边的村子里。因家庭缘故小时候就以“养女”的身份被卖到横滨的艺妓屋里，现在对外说是二十三岁，其实虚岁刚十八，在新加坡花街上一个叫柳好亭的带艺妓的高级饭馆，以阿娇的艺名做艺妓。她是天生的美人，一副令人疼爱的样子，在当地花街举行的日本人选美竞赛中曾名列第一。她名义上是艺妓而非娼妓，所以虽说不必遭受所有来过夜的男性的蹂躏，但二者的区别只不过是向多数人还是向一个人卖身而已，她在半年前已被华南银行分行长的某人所霸占。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一个来玩的客人不知怎的给她留下了一本《圣经》。她基本上识字，读起来后，发现那里面写着许多如“不许奸淫”、“不能用暴力回答暴力”等虽难以做到却都是真理的话。正当她受到这些话的触动、为自己身不由己的艺妓生活而痛心时，她听到了梅森牧师夫妇主张废娼的说教。＿
她所在的柳好亭位于花街的正中央，被歹徒打得鲜血淋漓依然热心地向人们宣传生活的真理、为正义而祈祷的梅森牧师夫妇的身影，她看得再清楚不过了。越是看着夫妻俩受着伤却不肯后退一步的身影。她的心里越是感到痛苦，越是坐立不安。于是，她决心从花街逃跑，正巧这时养母——老板娘为寻找新人去了日本，她便跑出来向梅森夫妇求助道：“要是被花街的打手们抓到，我不定要遭到什么样的惩罚呢，请让我藏在这儿吧——”面对芙美真诚的请求，梅森夫妇说了句“神会保护我们的”就把她留下了。从那天晚上起，他们就让她住在自己家里，时刻留意着不让别人看到她。
然而，第二天就有一帮花街的打手来到教堂，很客气地说要见梅森牧师。他们说：“新加坡花街最叫座的艺妓不见了，花街乱了套。起初，以为出了什么事，派人到处寻找，结果哪儿也没有。说来最近阿娇的样子有点儿不对头，想必一定是逃到耶稣这儿来了——所以到教堂来问问。”
面对那伙人“想必阿娇是在这儿，给你们添麻烦了——”的婉转问话，在神面前不能说谎的梅森牧师的回答只有一句。“不能回答你们。”可是，听了这种回避正面回答芙美是否在此的回答后，那伙人更加强了她一定藏在这儿的猜测，从下午起便不断地往教堂跑。
这伙人晚上在花街虽然可以胡作非为，但在大白天的普通市区，尽管是殖民地也还是不敢明目张胆地拿着匕首、手枪，大声喊着威吓他人。而且，由于那伙人总往教堂跑，使人们觉察到可能是梅森牧师帮助阿娇逃离了花街，于是教会成员纷纷赶到教堂，为让神保护起可怜的羔羊而热烈地祈祷起来。后来，连新加坡的警察也听说了，那伙人也就更不敢轻举妄动了。
到了下一个礼拜天，教堂里人山人海。除了为帮助梅森牧师夫妇而出席礼拜的几乎所有会员外，还有为探听芙美消息而来的花街的打手们，以及出于好奇想要看上芙美一眼的跟着起哄的人们。当然，芙美没有出席礼拜，大概由于花街那伙人和围观者的目的都没能达到，礼拜结束后人们还是迟迟不肯离去。
这样，几天过去了。考虑到不能再让芙美这么不明不白地呆下去，梅森牧师经过调查了解到，新加坡的法律虽然允许卖春，但不允许长期约束人身自由，因此所谓预支金是无效的。而且，不仅如此，还搞清了——新加坡建市时，为对人数很多的中国苦力进行保护和生活指导，成立了一个叫华民保护局的机构，只要需要，无论哪国人都能得到它的保护。
梅森牧师亲自到华民保护局向当时正在那里工作的日本人小出积善讲明了情况，请他们对这位从花街逃跑出来的勇敢的女性给予帮助。从此，这一事件成了政府手里的公案，华民保护局作出决定：“本局同意将小川芙美收容进附属设施，但考虑到其目前所处环境更具有家庭气氛，故将其重新委托梅森牧师照管。”
芙美就这样被置于华民保护局的保护之中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它还带来了一个副产品，即救出三位即将卖身的少女。
华民保护局在调查芙美身世的过程中发现，她二十三岁的年龄是伪造的，真实年龄只有十八岁。以此为开端，他们又查出柳好亭里除她以外还有三位未成年女子。因为当地法律严禁未成年者在花街工作，所以华民保护局的臂膀也伸向了三位少女，把她们从柳好亭解放出来，和芙美一样交给梅森牧师照管。
三位少女在柳好亭等于是芙美的妹妹，其中一个是即将成为雏妓的舞女，人称色子宝，本名金子，刚满十五岁，另外两人名叫茂子和早子，都是虚岁十三。三人从柳好亭被移交给教会，正当她们为能跟像姐姐一样的芙美在一起而高兴时，没有几天，华民保护局就把她们送回了父母身边。
她们的事就不多讲了，再说芙美，她跟柳好亭的关系却不像三位少女那么容易摆脱。
老板娘从日本回来后，一听说这件事便立即到华民保护局和梅森牧师这儿来交涉。老板娘以芙美的预支金为借口不肯让步，坚持说：“让我见见阿娇，一说就明白。”老板娘的目的是，因为自愿从事艺妓行当在法律上是允许的，所以她想亲自见到芙美，从感情上说服她改变离开花街的愿望。而梅森牧师和华民保护局的小出积善则是想为几乎光着身子逃到教会来的芙美将其个人财产——几十套和服及用品中的哪怕是几分之一也好，争取过来一些，因此双方的谈判自然没有结果。
那么，当事人本人是怎么想的呢？她对此只是十分平淡地说：“我只要几件平时替换的内衣就行了，别的什么都不要。所有的东西都给老板娘，请她用卖东西的钱，来抵我的预支金。”自阶级社会以来，对女性而言，美丽都是最有效的武器，因此有许多漂亮的衣服可以说是女性梦寐以求的。而她却完全抛弃了对服装的欲望。我想这也许是由于她从小被卖到肉欲横流的世界，耳闻目睹过许多艺技的荣衰，因而懂得无论是女人肉体的美丽还是物质的荣耀终归不过是一场梦而已，所以虽年仅十八岁却可以淡泊如许。
于是，梅森牧师和小出积善决定尊重本人意见采取了不再计较物质得失的方针，终于以一个梳妆台和一两件眼下要穿的衣服交还芙美的条件结束了与柳好亭老板娘令人头疼的谈判。
至此，艺妓阿娇脱离花街的事总算大功告成，她成了只有小川芙美这一本名的女子了。可是，只要她还在花街那些流氓无赖依然横行的新加坡，谁也无法保证今后不发生任何意外。——于是，梅森牧师他们考虑着把她转移到花街打手们的手伸不到的地方，也就是送回日本去。只要到了日本，那里有基督教妇女矫风会，还有梅森牧师呆过的救世军等热心于废娼、新生运动的团体，只要跟他们取得联系，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3
然而，让梅森牧师他们为难的是如何把芙美送回国去的问题。如果让她独自坐船走的话，由于她美丽的面孔已被许多人认识，很快就会被花街的打手们探听到，所以难免不会在马尼拉或香港又被他们抢回去。因此，必须把她托付给一位人格上能够充分信任、同时又能做到遇事不慌的有足够社会经验的人。而这样的人可不好找啊。
谁知天赐良机，正在这时，正金银行新加坡分行行长前田氏夫妇即将离任回国的消息传到了梅森牧师耳边。前田夫人出生于著名的基督徒实业家仓敷的大原家，有时还到梅森牧师的教堂来参加礼拜。于是，梅森夫妇立即前去说明情况，请他们把芙美带回国去，前田夫妇很痛快地答应了。
虽说只是正金银行分行行长，但在新加坡日本人社会中地位还是很高的，不是花街的打手们轻易敢动的人物。尽管这样，梅森夫妇——特别是几美女士，为了万无一失还做了进一步的准备。离港那天，她把芙美打扮成身穿旧西服的前田家女佣。虽说是在新加坡日本人选美竞赛中夺魁的美人，但此时在谁看来都只是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姑娘，就连伺机要夺回芙美的花街的探子们，似乎也没有想到她会以这副样子登船。就这样，芙美平安地回到了日本。
回到祖国后，芙美受到了基督教妇女矫风会神户支部的城伸子的迎接，然后又通过她的安排被送到东京的矫风会本部。到那儿以后，开始她在矫风会帮着做些事务性的工作，后来根据本人的愿望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并为成为一名传教士进了小石川的传道女子学校。从一名嫖客手里得到一本《圣经》，然后向梅森牧师夫妇求救，在夫妇俩无私无畏的帮助下终于脱离了花街的芙美，也许正是由于她对梅森夫妇的信赖而发展成了对基督教的信仰。
此后，她在传道女子学校认真学习，取得了传教士的资格。大正十二年秋天，在关东大地震时她作为矫风会的一员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救助难民的活动。之后，她到了当时在日本统治下的南洋群岛中的婆那北岛从事传教活动，后又听说有缘与一位画家结了婚。
啊，小川芙美——她终于成功地摆脱了花街，挣脱了明里暗里向她伸来的魔掌，成了一位真正的自由人！同靠个人力量结束“南洋姐”生涯的平田雪女相比，雪女在遇见小山这个人之后，为偿还预支金仍不得不在深渊里继续挣扎若干年，而芙美却背着大量的预支金，分文末还地逃出了地狱。尽管殖民地花街的经营者尽是些无视法律的地痞无赖，但总之是战胜了他们，这完全是由于她依靠的不是个人，而是根据基督教精神展开废娼运动的“集体组织”的结果。虽然这个组织的规模还不算大，力量还不强，但毕竟发挥了绝非个人力量所能及的威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梅森牧师夫妇他们的废娼运动对众多的南洋姐们来说，不啻于夜空中出现的一缕曙光，标志着历史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然而，我多么希望——小川芙美的故事到此就全部结束啊。这样的话，我便可以将其与仅靠个人力量与男权社会抗挣的平田雪女作对比，强调她受到规模尽管不大的组织力量的保护的幸福，并对此给予热情的赞扬，写起来心情也要舒畅得多，可遗憾的是，现实并非那么简单。
事情是这样的。我从东南亚旅行回来后，过了不久，也许是由于亲眼见到了阿矫也就是小川芙美曾经呆过的新加坡花街遗址的缘故，我忽然又想了解她以后的情况。于是，经过多方调查，我终于得知了这样一个事实：与平田雪女相比曾是相当幸运的她，后半生依然是十分凄凉的。
既然暗示出了她的结局，我也就不得不把寻找她的国内旅行写出来了——我去的是大阪。那么，对于妇女矫风会有关人员都听说过昭和初年前后同一位画家结了婚、后来又杳无音信的小川芙美的去向，我为何要去大阪寻找呢？
寻找芙美的去向，我先是通过妇女矫风会的熟人查了旧传道女子学校的名簿，从那里得知，在旧传道女子学校毕业生名簿里确实有小川芙美的名字，但同时还附有昭和三十九年逝去的记载。于是我想哪怕多知道一些她的出生及家庭情况也好，便按名簿上记载的地址给她的籍贯地有关部门写了信，请他们给我寄来了一份她的户籍誊本。结果发现，她的户籍中并没有死亡的记载。
面对一份写着昭和三十九年死亡的资料和一份显示着她依然健在的资料，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了。不过仔细想来，日本户籍和警察业的发达在世界上都是早有定评的，人都死了，已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的死亡报告除极特殊的情况外是不会不发的。如此说来，与旧传道女子学校的毕业生名簿相比，想必是户籍一方更可信吧——
正在我这么苦思苦想时，我从以前曾在妇女矫风会跟芙美一起工作过的一位老妇人那里听到了这样一件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有一天她在新大阪饭店偶然遇见了正在那里当女领班的芙美。畅叙离衷后刚要说到彼此的过去，芙美就恳求她千万别对饭店的人谈起她的新加坡经历，她答应了芙美的请求，几乎没提过去就跟她分手了。
老妇人的这番话对我来说真是天赐的良言。对于昭和初年没了消息，毕业生名簿上写着死亡的芙美，我终于知道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工作场所了。新大阪饭店——只要到那儿去，即使见不到芙美也一定会了解到一些情况。于是，我顾不得东南亚旅途的疲劳尚未恢复，便急匆匆地又去了大阪——
新大阪饭店位于大阪的中之岛。在新饭店簇生的今天，虽然没有了往日的威风，但仍旧保持着长期居于大阪一流饭店的规格。我头一次来此住宿，但很喜欢这里所具有的近似于东京帝国饭店的那种古寂的气氛，我觉得自己很能理解曾经当过基督教传教士的小川芙美选择这里作为自己晚年的工作场所的心情。
在饭店住下后，我当天就到前台找到经理问询：“是否有位名叫小川芙美的上了年纪的女性在此当领班？”经理回答说：“我来这儿已有十年了，没听说领班中有叫这个名字的。”为了慎重起见，他又为我查了人事处的档案，结果得知芙美确实曾在这里干过，但于昭和三十六年退了职。我为了方便谎称是她的老相识，于是，经理说：“我们有在这儿干了很多年的人，过会儿我让她到你房间去一下，也许她会知道一些情况。”不一会儿，一位老妇人来到我的房间。
这位老妇人——在新大阪饭店已经干了十多年的内山良女士，果然如经理所猜测的那样，认识芙美。不，绝不仅仅是认识，在同僚中恐怕还是相当要好的人呢。
据内山良女士讲，在新大阪饭店当领班时的芙美是一位既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的单身女人。她很爱干净，每件工作都要干得干净利落，是个十分称职的领班。昭和三十六年她退职后关系一下子就疏远了，但联系一直保持到昭和四十一、二年前后，以后就没有消息了。接着她说，她现在肯定还在天王寺区内的某个旅馆干着，查一查准会找到她的——
然后，她说了句“你先等会儿”就离开了房间，三十分钟后又返回来，递给我一张旧明信片。原来那是芙美寄给内山女士的，寄信人的地址上写着：大阪市XX区XX街四之六。
第二天下午，我准备从饭店乘出租车去找芙美。可是，当我说出要去那儿后，一连三辆车的司机都拒绝我说：“对不起，那边儿不能去。”我有点发火了，质问司机为什么不能去，司机回答说：“也许您不是大阪人，XX街在釜崎附近，是穷人聚集的地方。到那儿去，一来路不熟，二来回来也拉不上客人。”
我感到一种不安袭上心头。正像司机说的，我的确不熟悉大阪，可釜崎的名字我是知道的。既然他说XX街在釜崎附近，也住着许多穷人，那么XX街恐怕也是贫民区了。对于曾长期当过一流的新大阪饭店领班的芙美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