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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住着许多穷人，那么XX街恐怕也是贫民区了。对于曾长期当过一流的新大阪饭店领班的芙美来说，住在那里决不能说是生活得不错——我不由得这样想道。
也说不清是第几辆了，我终于坐上了出租车。可是，刚到电线竿子上标出“XX区XX街”的地方，我就被半强制地赶下了车。仔细看看标志，上面确实写着XX街，可那里是一丁目，四丁目在哪个方向根本无从得知。我只好见人就问，问到第四、五个人的时候，遇见了一位正好也要到四丁目去的中年妇女，于是我就跟着她走了起来。
也不知走了有多远，终于到了XX街的四丁目。这条街的前街是商店街，极为普通地排列着一些食品店、菜店、米店、鱼店等，可当你一迈进侧街、后街，印象就全变了。路面坑坑洼洼的，两侧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许多经久失修几乎是半朽的十分简陋的二层楼房，一片凄凉的景象。而且，走进这一带后，地址标志时有时无，几乎无法确认。
这么空转了一阵子后，我想这样下去不会有结果，于是又回到前街，走进了一家点心铺。向主人讲了情况后，主人给我拿出了一张XX街四丁目街委会制的地图。这张图有一平方米大，除了街道门牌号码外每家主人的姓也写在上面。
然而，奇怪的是这张图上任凭你怎么找唯独不见四丁目的六番地。就连在那儿住了很久的点心铺的老夫妇也无奈地说：“的确，好像是没听说过有六番地这个号，六番地是不是本来就没有呢？”于是，我按他们指的路来到五丁目，可那儿的人也不知道我要找的六丁目在哪儿。
我想恐怕只能挨家挨户地去碰了。由于这时已近黄昏，我肚子也空了，便在前街的一家中华面馆儿吃了碗面，稍事歇息后又出来做最后一次尝试。
方才多云的天空此时已下起雨来，虽说刚刚七点，周围却异常地昏暗，从前街走进小巷，黑得更厉害了。我把为防止空调过冷带在身上的线衣取出顶在头上挡雨，踩着凹凸不平满是积水的小路，逐门逐户地查找着门牌标志。
没有一盏街灯，也没有一家装着像样的门灯。在这些贫民们居住的小巷里，我只好划着火柴一家一家地查看门牌。而且，这门牌也是时有时无的，即便是有，也是几十年前写的木制或纸制的，上面的字迹根本无法确认。好容易碰到一个勉强可以辨认的门牌，火柴微弱的火光又被雨水击灭，我不得不再划上一根火柴。
这种难免被认为形迹可疑的探察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累得肩、背和腿肚子像铅一样地沉重起来。周围越来越黑，雨越下越大，不知如何是好的我只能做出这样的联想：
XX街的四丁目六番地原本就不存在，没准儿从有这条街时就是一个空号。即使不是空号，也是一个很久前就消失在这个贫民区的尘埃中的死号。
就在我失望地打算返回饭店时，我无意中迈进的小巷的一角上一行几乎快要消失的字迹“XX街四之六”映入了我的眼帘！啊，新大阪饭店昔日的同事山内女士告诉我的地址不是虚构的——
擦亮火柴盒中所剩不多的火柴，我发现门口写着这个号码的总共只有十二、三家。房主的姓名有用墨汁写在木板上的，也有用图钉把名片钉在上面的，还有把家庭成员的名字都写在纸片上的，以及用万能笔直接写到柱子上的。真是五花八门。可是，无论怎么找，也不见小川芙美的名字。
也许我应该敲开每一扇写有这个号码的房门，挨门逐户地去问：“您家里有没有叫小川芙美的人？”然而，在虽说是夏天却带有微微寒意的夜雨中，我凝视着眼前这些破旧的二层陋室，不知怎的我忽然觉得——不该再找芙美了。
在旧传道女子学校毕业生名簿上写着昭和三十九年死亡，户籍上却没有记载，而据以前的同事讲，直到昭和四十一、二年还有过来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还有，在工作的饭店里遇见过去的熟人时她恳请对方为她的经历保密，而我来大阪找她，却发现其住址在破落的贫民区的正中。
将这些事情联系起来考虑，我不能不认为芙美她是在想方设法地逃离自己的过去。从本是“南洋姐”之一种的艺妓到基督教的传教士，一其前半生命途多舛又可歌可泣。然而，从她不仅躲避艺妓时代的熟人而且也疏远传教士时代的朋友，听说她结了婚，却完全过着单身生活这些情况看，她后来的生活决不能说是幸福的。如果允许我做进一步想象的话，虽说无法得知具体的原因，但我想她心里肯定充满了不仅对人而且包括对她曾经相信过的神的绝望，因此才有意选择了一个没人认识她的贫民区作为自己藏身之地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她现在一定还在那个陋巷的某间屋子里，那么，即使找到她——一心要与自己的“过去”绝缘的芙美，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她眼里，这只能是“过去”向她伸来的触手，也许只能在她虽然孤独潦倒但还算平静的内心掀起巨大的波澜。招致这样的结果，既不是我的本意，我也没那种权利。不去找她，才是合乎她心愿的做法——站在淅沥的雨中，我渐渐地坚信了这一点。
当天夜里我像落汤鸡似地回到了新大阪饭店，第二天便乘东海道新干线列车返回了东京，雨过天晴。天空中闪烁着耀眼的阳光，也许是心理作用，从车窗向外望去，我仿佛看到了新加坡的夏日景色。我虽然是个无神论者，但我真想对着什么去祈祷。——啊，小川芙美，尽管在一部分人的心里你已属于另一个世界，但我仍旧祝愿你在这阳光灿烂的天空下健康地活着，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啊，芙美，虽然你并不知道，但在这广袤的世界上却依然有一个人在真诚地祈念着你内心的平静，即使是为了她，也请你千万坚强地活下去。
不知不觉地为寻找小川芙美的旅行费了不少笔墨。然而将其半生叙述至此，我内心充满了一种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我是为了与依靠个人而以失败告终的平田雪女作对比来写芙美的，我在前面曾经说过，将芙美从花街救出的废娼运动对“南洋姐”们来说标志着“历史”又向前迈了一步。——然而，孤身独影甚至生死不明的芙美的半生，对于在历史的进程中迈出新的一步的她来说，只能意味着她终究没能得到幸福。
雪女是依靠一个男人“个人”的力量，其结果成了那个男性自私的牺牲品，英美虽靠“组织”的力量逃出了“南洋姐”的苦海，但最终却为世人好奇的视线缠绕而无法得到常人的幸福。那么，这些不顾一切地要想获得新生的人们究竟该怎么做呢？难道说，这些一旦成为“南洋姐”这种性奴隶的女性，果真就如同古代社会的奴隶一样，只是会“说话的牲畜”而不是“人”了，追求人的幸福就是非分之想了吗？
写到这里，我胸中撕心裂肺般的痛苦终于化作白炽光式的愤怒。众所周知，白炽光是金属被加热到摄氏一千度以上时发出的光，虽然温度很高但由于它玲珑剔透颜色青白，不仅不使人感觉热反而给人一种冷的印象。由于我的愤怒正像白炽光一样，所以社会上有许多人——尤其是男性，或许并没感觉到有多么强烈。
然而，即使没有“南洋姐”那样悲惨的经历，尽管方式与程度有所不同，但在这个处处以男人为中心的男权社会里，所有女性的存在，与男性的性奴隶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呢？我想，基于这种亲身体验，也包括我在内的广大女同胞们对我这种白炽光般的强烈愤怒一定能够理解。不，为了被抛入殖民地新加坡花街的人肉市场、于污泥中却保持着美好的心灵、在勇敢地冲向新生活的途中倒下的雪女和芙美两位，也为了她们身后的无数位雪女和芙美，我不能不这样坚信。
吉隆坡的老妪
访问花街回来后的第二天，我去了太田的办公室，我对他说：“过几天我想到吉隆坡看一看，我想请个导游，有没有适当的人选？”
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地处马来半岛的南部，在新加坡西北，距新加坡约四百公里。据说吉隆坡的异国情调不亚于新加坡，那里既有中世纪中近东风格的建筑又有最新式的城市建筑。然而我去那里还有一些别的理由。
我过去遇到过的“南洋姐”全都是从南洋回到了日本的人，她们当中归国后既有不愁衣食的，也有极度贫穷，混得不成样子的。不论如何她们还总是踏上了故国的土地。可是总数五万到十万的“南洋姐”之中除了年纪轻轻就葬身异国他乡的人之外，应该还有一些因种种理由回不了国，至今还在东南亚社会的一角度过她们漫长的一生的人。
我既然已经千里迢迢从日本来到东南亚，那就不仅要看看“南洋姐”的坟墓和花街旧址，还要看看仍住在此地的“南洋姐”，和她们亲切地攀谈，听她们亲口讲讲如何直面这不可回避的收场——对自身的命运是如何考虑的，她们对抛弃了自己的祖国日本持有什么感受。可是留在当地的“南洋姐”基本不在新加坡而是在吉隆坡或是一保等地。
从明治到大正时期，在“南洋姐”最集中的新加坡为什么见不到老“南洋姐”，倒是在当时属新开拓地的吉隆坡和一保能找到她们呢？其理由如下：正因为新加坡是“南洋姐”最大的市场，吉隆坡是边境，所以“南洋姐”们才跑到那里去的。这听起来不能成其为理由吧！
大正二年驻新加坡的日本总领事对当地政府做了工作开始打击人贩子，以此为契机，基督教徒也开始了废娼运动。可是以梅森豪勇牧师为中心的运动不是靠废娼的法令来取缔娼妓制度的，而是靠劝说即所谓“自由废业”来进行的。因为法律不完备，由基督教牧师来劝说妓院老板洗手不干，除非这些老板绝顶聪明和有坚强意志，否则他们是根本不会听劝的。因此这运动的成效微乎其微。于是对“南洋姐”的问题还需要强有力的措施。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也参战了。由于距欧洲战场远，日本出卖武器发了战争财，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日本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后，“南洋姐”向欧美人、东南亚人卖身则成为国耻了。大正九年末新加坡的日本总领事便发出废娼命令，采取了强制取缔“南洋姐”的行动。
在新加坡这个废娼今得到彻底的执行，因为新加坡是从日本去欧洲或从欧洲到亚洲的必经之港，如果在这里见到日本娼妓则关系到一等国日本的名誉。而在欧美人见不到的新加坡以外的港口城市则无关紧要，只是在名目上执行废除娼妓令，实际上花街依然繁荣。于是从新加坡逃出的人贩子和“南洋姐”除了一部分人回日本外，大部分分散到周围地区。《南洋五十年（以新加坡为中心日侨的活跃）》一书还谈到“吉隆坡的七家妓院还有三十几名娘子军残留在那里……斯田海姆市还在为筹划开新的妓院租房招聘南洋姐。”“在一保，又增加了两家妓院。”
可以说比起日本人海外妓女集中地新加坡来，取缔娼妓制度更晚的是周边地区。“南洋姐”只能到当时的边境地区去卖身为生了。所以我想去吉隆坡，并把这个想法与太田谈了。
太田得知我此行的真正目的后点着一根烟说：“你如果只想看寺庙、博物馆的话，把你介绍给谁都没关系，可你的要求实在很难办啊！”他想了一会儿，走了出去，又带回一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向我介绍说：“这是我妻子芳枝，她曾经在吉隆坡生活过，我刚刚问了问她的意见。”
太田夫人芳枝听了我的叙说便立刻举出一个人的名字，她说：“绢子婶知道这个情况，她最合适了。”
据芳枝说，绢子婶的全名叫草野绢子，明治末年生，今年六十三、四岁。九州天草高浜人。年轻时候投靠其叔父来到迪克森港，与英国人结了婚生下一男二女，现在独自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任日本军翻译，还在吉隆坡开过慰安所。与英国人结婚又为日本军队开慰安所这两件矛盾的事如何统一起来的我也搞不懂，我只知道绢子婶由于在战争时经营过慰安所，在这方面认识很多人，可能更多地知道残留在吉隆坡的“南洋姐”。
芳枝说她自己也去吉隆坡有事要办，可以顺便把绢子婶介绍给我，第二天我便与她一道乘飞机去了吉隆坡。我们来到了一条叫达曼沙罗的街道，看上去像是政府机关集中的大街。在这条大街的一角，绢子婶租了一套旧房生活着。她是一个豪爽的人，像力士一样肥胖，看上去并不像超过六十岁的人。
如果带从日本来的女人参观名胜古迹还可以，如果去访问与自己有关的“南洋姐”绢子婶大概会感到不愉快吧！可是芳枝讲了我的立场与目的后，绢子婶破颜一笑说她理解了，并仔细地听了我的要求。
从那天的下午开始绢子婶便带我去访问了过去当过“南洋姐”的老妇人。首先访问的是住在吉隆坡北郊有名的钟乳洞附近的吉田种老太家。
种老太的家是一所漂亮的西式平房，房前有草地，草地上趴着两只狗，院子深处的一角是她的房间。种老太的年龄约八十岁，全身瘦得皮包骨，据说最近经常因病卧床。听说旧友绢子来访，还带来一位日本客人，不由得产生了兴趣，连忙起了身，在自己的房间里接待了我们。
在衰弱的种老太身边伺候的是一个中年女子，据种老太的介绍是她亲生的女儿，今年四十二岁。那么种老太就是一位近四十岁才生第一胎的高龄初产妇啦，从年龄看那女人不像她亲生女儿，一眼看上去就是纯粹的马来人。这位中年妇女大概实际上只是养女，她嫁了一个当橡胶厂厂长的英国人并生下了四个孩子，所以种老太富足的生活还是仰仗她的女婿供给的。
绢子婶介绍我们认识以后，我就和她拉家常，以便找到线索问她当“南洋姐”时的事情。可她总是巧妙地躲过话题，只是说她是岛原半岛出身，二十岁左右到南洋，二十四、五岁与马来人的制图师结婚，关于其间的生活她说：“老早的事情啦，记不住了。”来搪塞我。后来我去访问泽本芳野、烟中千代她们也采取的这个态度。
泽本芳野、烟中千代住在距吉隆坡不远的考拉镇，坐汽车一小时便可以到达。她们互相也认识，但不知何故从不来往。她们都住在地板距地面很高的木造房里，与种老太的西式洋房比条件自然差一点，可是在马来西亚也是说得过去的房屋了。芳野是寡妇，一个人生活，千代与死去的丈夫的亲戚住在一起。她们的生活是有一些孤独，但是经济上还是很安定的。芳野绕着弯子否定自己是“南洋姐”，千代虽没否定自己是“南洋姐”但尽力避开那段生活，没有充分地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周围的人全是马来人、中国人、印度人，懂日语的只有我们两个访问者，用日语谈话周围的人都听不懂。但这三位老太太根本不想提到过去的事，她们不约而同的态度使我感到惊异和悚然，男尊女卑的社会威力数十年后的今天还在束缚着她们。
我不由得这样遐想，由绢子婶引线找到吉隆坡附近居住的过去的“南洋姐”却一无所获，可能我是不会听到她们的心声了；如果再继续呆几周，经常去访问她们，慢慢地用日语解开她们的心结也许还有效。像现在这样短时间到处游走的旅行访问是不可能取得她们的信任的。
可是绢子婶引见的第四个老姐却一下子满足了我的希望。这位老妇人是位寡妇，住在吉隆坡市南边的迪克森港，距吉隆坡几十公里。她的名字叫野中鹤子。
迪克森港面向马六甲海峡，但不像马六甲市或是乔治市那么繁荣，是一个安静的小城。城西郊外白色公路边的林中建造的一所木房里住着鹤子。走上她家屋子的台阶，隔着窗帘望见客厅里有电视还有电风扇，台阶也是光滑的白色石材铺成，在马来人当中她家生活水平也算高的了。
过了一会儿，一位四十五、六岁的大个子马来女性出现了，她面带微笑，快速地用我所不懂的马来语说着什么。绢子婶给我翻译说他们夫妇正要出门，妈妈正愁不知怎么打发时间呢，快进来吧！我们在客厅椅子上坐了下来，两名马来女仆搀着她进了屋。这就是将近九十岁的野中鹤子。
鹤子在竹制沙发上的印有南国花纹的座垫上坐定之后，就开始与旧友绢子婶叙旧。我向她问了好，她也很礼貌地向我问好。她的肤色很白，面容显得很高贵、优雅，耳朵上扎有耳穴，戴着蓝色的耳环十分相配，身体像鹤一样瘦骨嶙峋。她裹着素色的植物花纹的沙丽，蓝色长袖花上衣的袖子里露出的手腕上戴着几个金镯子。如果没有人事先告诉，谁都不会认为她是日本人。
绢子婶用马来语介绍了我之后，鹤子用日语说：“你是从日本来的吗？”然后连连点了几下头。虽说我是初来乍到，她却用怀恋的眼光远远地看着我，然后用马来语说：“欢迎来访，有什么事尽管问，我都可以回答。”由于神经痛，右手不能随便动，放在膝盖上，左手则上下挥舞着。
鹤子最初讲的是日语而且带有九州的乡音，我以为她没忘记日语十分高兴，所以我就问她：“老奶奶，您的老家是天草岛原吗？”鹤子一瞬之间浮出羞愧的神色，然后清晰地说：“不是岛原，是五岛的福江。”
由于她的日语十分清晰明了，我想借助东风继续问鹤子迄今为止的整个生活状况。最初的回答是地道的九州方言，过了几分钟便变得不大流畅了，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道而流畅的马来语了。回答我的话时有时她先用日语，慢慢地随着内容复杂起来，日语单词和措词就想不起来了。于是我便请绢子婶把我的问题译成马来语，鹤子的回答也通过翻译讲给我听了。同是日本人的鹤子的一生要靠马来语的翻译才能了解，这一事实本身又意味着什么呢？我的心情很复杂，要经过翻译才能对话又使我急不择暇。
总而言之，把那种不耐烦的心情放在一边，我听到的关于野中鹤子的个人历史是这样的——哪年出生的已经记不清楚了。今年已经快九十岁了，倒过去算大概是明治十八、九年生人吧。鹤子诞生在五岛列岛的福江岛的一家木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