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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确实也不多。
雪女在新加坡花街的泥淖里年复一年地等待着自己的王子的出现。多少次，她以为自己的王子已经到来——其实只不过是一场空梦而已，这样的男性究竟有几人，她已记不清了。
然而，在雪女三十几岁，进入南洋姐生活已有十多年的时候，她终于遇见了自己苦苦寻找的王子——一位比她小二、三岁，名叫小山的青年。
那么，叫小山的青年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高知县出生的日本牙科医专学校毕业生，大正八年独自一人到了新加坡。据梅森几美女士说，在教会某一天的集会上，来了一位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刚到此地的青年。梅森牧师的说教刚结束，他就走近牧师说：“我想在本地谋生，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梅森牧师向他询问了一些情况，他回答说他曾在西伯利亚什么地方服兵役，因不情愿跑了出来，虽然搭上了去巴西的船，但身上带的钱用光了，所以在新加坡被赶下了船。
考虑到放任下去没准会成为流浪汉，梅森牧师夫妇不能看着不管，于是便把小山带回家中想法儿帮他寻找生计。如果小山青年所说的从军队逃跑出来的话是真的，那么当时正是日本为干涉俄国革命而出兵西伯利亚之时，他应是具有反战思想的人——虽然也有这种可能，但从他后来的人生历程看，尚难肯定他具有如此坚定明确的思想认识。而且，面对逃离军营的青年小山，梅森牧师夫妇不是对他进行诸如这样做是对国家的背叛赶快回国自首之类的说教，而是帮他想法作为一个市民生活下去。从这件事上，也可看出他们作为基督徒即使背叛祖国也要维护和平的崇高人生观。
话说回来，小山是牙科医专毕业生，他的谋生之道自然是当牙科医生，这谁也能想到。可是开业需要很多钱，赤贫如洗的传教士夫妇拿不出这么多钱资助他。于是，梅森牧师想出了一个橡胶园巡回牙科诊疗——即梅森牧师到新加坡附近的橡胶园巡回传教时带上小山，让他给在橡胶园干活儿的人们治疗牙疾的办法。
这虽说是个好办法，可巡回治疗也需要牙医最起码的器械和药品。由于无钱购买，只好由梅森牧师担保从几家商店把所需的物品借来，总算可以成为一个牙医了。
就这样，小山青年的牙科巡回治疗开始了，并很快受到了在橡胶园劳动的人们的热情欢迎。因为以前看牙医必须花几天时间跑到新加坡去，而现在呆在橡胶园就可以得到治疗。而且，由于受到欢迎，孤身一人飘泊到新加坡的小山青年尽管生活还不够稳定，但至少不会成为流落街头的人了。
遗憾的是，至于雪女从何时起因何种机缘把小山青年视为自己的白马王子的，已无从得知。不过，在小山青年开始巡回治疗大约有半年之久的时候，雪女好像就已经认定他是自己的救世主了，这从她到梅森牧师夫妇家来找小山的一件事中可以看出——
据几美的手记说，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就听见有人敲门，起来后只见一位三十几岁的日本女人站在门口问道：“请问小山在这儿住吗？”几美告诉她：“是的，不过他去橡胶园巡回治疗了，现在不在家。”然后又问她：“你找他有什么事吗？”她回答说。“我是在花街做娼妇的平田雪女。小山来玩后，我听说了他的身世，十分同情他，就想为他做点儿什么，于是便把我虽然不多的存钱借给了他。后来就没有见过他，不知出了什么事。听说他住在您这儿，我想早上早点儿来也许能见到他，所以打扰您了。等他从橡胶园回来，请您告诉他雪女来过了。”
被金钱束缚、为金钱而日夜过着非人生活的“南洋姐”，对金钱的威力和重要性可以说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很显然，肯把钱借给他，说明小山对于雪女来说已不是一般的客人了。考虑到雪女多年来一直盼望着脱离苦海，那么，对于她把他视为自己的救世主把自己的一切都豁出来的心理过程也就不难想象了。
也就是说，十多年来雪女在花街这个名字优美的地狱里，日夜等待着能把自己救出苦海的王子出现。结果她知道，所谓的正经人——作为一个市民已有安定生活的男人。无论多么动情最终也决不会以“南洋姐”为妻的，这是一个严峻的事实。因为在他们眼里，“南洋姐”总是低人几等，即使有人娶了“南洋姐”也会在背后遭人指责，明里暗里受到社会的惩罚。可是，若原本是善良的市民，因故独身一人来到南洋，生活极度困难弄不好就会成为流浪汉的男人会怎么样呢？这样的男人，对“南洋姐”悲惨的命运首先能够理解，没有偏见，如果自己再拿出钱来使他生活有了着落，然后自己再从花街跑出来投入他的怀抱，也许他能跟自己同甘共苦地生活下去。
对于有这样想法的雪女来说，从军队逃出、无依无靠又身无分文地来到新加坡，靠生活同样困难的牧师夫妇帮助才刚刚当上巡回牙医的青年小山，可以说就好比是夜空中出现的希望之星。那么，我来资助他，资助他开一家牙科医院。并且通过我为他所做的一切，得到他的心，从而逃脱人肉市场和他生活在一起——雪女想必是相信这一点才不仅在嘴上鼓励青年小山，而且还按他的要求借钱给他的吧——
这先不谈，且说由于雪女的来访，小山与花街的女性有染之事被梅森牧师夫妇知道后，小山怎么样了呢？作为基督教传教士的梅森牧师自然是指责了小山的行为，但小山却回答说：“我不管怎样也要有个家，成为开业医生，所以我需要雪女的帮助，我发誓，今后决不会让她不幸福。”
曾经责备过小山青年的梅森牧师听了小山的回答不由得为他祝福起来。不是夸赞他涉足性买卖的地方，而是认为如果以此为机缘，一位没准儿会成为流浪汉的青年与一位被迫在苦海中挣扎的女性结合在一起开始新的生活，倒也是件值得庆贺的事。于是，没过多久，梅森牧师批评小山青年时小山的回答便由几美女士转告给了雪女，雪女当时高兴得就好像登了天一样。
这样，得到梅森牧师夫妇认可的小山青年和雪女之间的交往比以前更加频繁了。为了实现成家立业的梦想，小山在巡回诊疗上更加努力，雪女虽然人仍在花街，但她不仅在金钱上帮助他，在生活上也尽可能多地照顾他。
然而，他们的努力终于结出果实时已是四、五年之后的大正末年了，当时雪女已接近四十，比她年轻的小山也不能再称为青年了。这时，他们终于在新加坡的一条大街上租了一所房子，备齐了牙科医生所需的一切器械，挂出了“小山牙科医院”的招牌。当然，雪女也从花街脱身，住进了小山医院，获得了在谁看来都是小山医生夫人的社会地位。
啊，雪女终于成就了这件难中之难的大事。而且，她不是借助于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优于自己的他人之手。而是通过援助一个迷路街头、身无分文的青年，在他身上豁出一切这样一种献身的方法获得的。这说明平田雪女这位女性虽然没有学问和知识，但非常聪明而且意志坚强。换句话说，这充分显示了她具有出污泥而不染的美好品质。——对于我在天草岛一同生活过几周的老“南洋姐”阿崎婆，我曾说过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人间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般的精神美，同样，在此我又看到了这样一位非凡的女性！
此后，雪女作为小山医生的夫人主持着这个既有护士又有其他雇员的家，从未出过什么差错。由于她英语和乌来语都很好，在诊疗室她为丈夫作翻译，其间还学会了牙科技术，并于两年后考取了牙科技工士的执照。正如在殖民地常见的那样，在当时的东南亚即使不是医专毕业生，只要在牙科医院实习两年，由院长出具证明，再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的简单考试，就可以得到执照，资格虽说是技工士，实际上作为牙科医生完全可以行得通。由于两人都作为牙医工作，经济上很快富裕了起来，不久，在斯坦弗大街又开设了新医院。
他们在新院挂上“小山牙科医院”的牌子，由小山负责诊疗，在原来的诊所挂出“平田牙科医院”的牌子，由雪女负责诊疗，家庭生活在雪女这边进行。而且，由于雪女多年的卖春生活和已年近四十的缘故，她不可能有孩子，于是便把雪女同父异母的弟弟、比她小近二十岁的平田清从日本叫来，让他学习牙科技术，甚至还打算将来由他继承这两家医院。
事情如果到此为止的话。雪女的一生可以说是灰姑娘故事的“南洋姐”版，我们只需为这例外的幸福拍手祝福就可以了。然而，她真正的不幸正是从这时开始的。倘若这不幸是在她还是个蓬头垢面的灰姑娘时降临的话，也就罢了，正因为是在她终于成了梦寐以求的皇太子妃之后发生的，因而对她的打击也才是致命的，无可挽回的。
那么，降临到她身上的不幸究竟是什么呢？——一句话，小山告诉她要跟别的女人正式结婚。有一个叫古田的牙医，平日跟小山和雪女都很熟，一天他突然到雪女家来对她说：“小山要正式从日本娶亲了。对方是毕业于东京的女子牙科医专的小姐，是决心为协助小山在南方未开化地区为当地医疗做贡献而来的，报纸上都登了。再退婚是不可能的了。小山打算她一到新加坡就立即结婚，然后马上到印度去开业。所以，雪女，希望你能同意——”至于为何要同雪女分手而跟那位女子牙科医专的女性结婚，小山的理由是：“我并没跟你正式结婚，法律上还是单身，今后继续和你在一起也不会有孩子。”
听了这蛮不讲理的话，雪女不能不从心底发出愤怒和哀叹。据几美说，当时她痛苦得恨不得要杀死他。我想她的心情肯定会是这样的。
可是，无论雪女怎样充满诚意地苦苦哀求，无论梅森牧师夫妇和其他人怎样循循善诱地给他讲做人的道理，小山都决不改变那个自私的决定。小山的这种态度固然是十分丑恶的，但这种丑恶仅仅是小山一个人的丑恶，还是像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命题所说的那样，具有人经济上富裕之后凡事都只能从那个角度考虑之性质的问题，即人身上固有的丑恶呢？而且，在小山通过古田向雪女摊牌时，他早已安排好了一切事宜，另一位女性已在南下的船上颠簸着，几天之后她就出现在新加坡了。
遇到这种局面，普通的女性恐怕会被嫉妒心驱使着不知要做出什么事来，但雪女不是这样。当她看到无论怎么说小山也不会回心转意后，她独自喝了一整夜的酒，天亮后就再也没有流一滴眼泪，没有说一句怨恨的话。然后，她让佣人到杂货店买来布，急忙赶缝了新被以及男人的内衣等，差人给小山那边送去了。她虽然没有出席小山和从日本来的那位女子的婚礼，但却在前一天晚上，在平田医院这边备了酒席，跟小山喝了分手酒。几天后，她站在岸边静静地目送着两人乘坐的开往印度的轮船驶离新加坡港。
对于小山与东京来的女子结婚，雪女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而没有反对到底呢？这已无从得知了。不过，我想最大的原因恐怕在于小山的那一位是专门学校毕业的女子这一点上吧。
当时雪女虽然作为牙医也得到了承认，但她心里明白自己既没学问也没知识，而且对于自己喝过花街的水的经历始终怀有很深的自卑心理。这时在她面前出现的女子牙科医专毕业的年轻姑娘的存在，以及对小山移情后的绝望使得她更无法从自卑心理中摆脱出来。这使她心里产生了自己怎么能同学校毕业的女医生相比的可怕的绝望，这种绝望在她听说那位女子已到达新加坡时达到顶点，并使她不仅没有变成嫉妒的魔鬼，反而采取了如同姐姐为弟弟操办婚事的态度。更进一步地说，对小山抛弃自己跟有学历有正当职业的年轻姑娘结婚的无情采取容忍的态度，这既是对自己“南洋姐”出身深感自卑的雪女对小山的最大的爱，也是她作为一个人的最后的骄傲。
跟小山分手后，雪女和弟弟清一起守着平田牙科医院努力工作着。然而，遭到在为脱离花街这一终生大事而奋斗中相爱并在为成为牙医的苦境中共同生活了十年的男性的背叛，这件事给雪女的心灵留下了极大的创伤，渐渐地她变得郁郁寡欢了。周围的人们都真诚地安慰、鼓励她，弟弟清也因为担心她的身体送她到综合医院住过院，可她的精神状况丝毫不见好转。
之后没过多久，一天清晨，脸上毫无血色的平田清气喘吁吁地跑到梅森牧师家敲开了大门，告诉他们“姐姐死了”。雪女前一天悄悄料理好身边的事，洗了澡，然后在夜深人静时，把自己从诊所拿来的毒药喝了下去——
享年刚过四十的平田雪女的一生，就十几岁被迫成为海外卖春妇却经过多年同金钱与恶势力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一定胜利这点而言是可歌的，但就她不久又遭到那一胜利的背叛这点而言又是极为可泣的一生。如果究其虽然一度取得了胜利但最终仍逃不脱一位悲剧女主人公命运的原因的话，表面上看似乎可以说是由小山一个日本男子的自私造成的，但实际上导致她失败的根本原因却不能不说是——她单枪匹马地面对包括小山的自私在内的男权社会的强大威力的必然结果。
“南洋姐”的存在决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透过一个“南洋姐”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无数个几乎有同样经历的“南洋姐”的存在。因此，在为逃脱苦海竭尽全力而终未成功的平田雪女的背后，我们不能不看到像她一样斗争、一样没能取得成功的女性还有许许多多——
小川芙美的去向
平田雪女的自杀，无疑是一个靠个人力量与强大的男权社会抗争、最终以失败告终的悲剧。然而，南洋姐们的斗争也并非总是以个人的方式进行的。到东南亚来的男性中也有心怀人道主义思想的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展开废娼运动，虽然规模很小，但也有“南洋姐”是依靠他们的组织选出人肉市场的。我觉得梅森几美手记中写到的另一位女性、原新加坡花街的艺妓阿娇——本名小川芙美就是这类女性的典型。
说到她摆脱“南洋姐”生涯的经过，首先要从新加坡日本人社会中废娼运动的兴起谈起。据我所知，最早的废娼呼声是由一个具有右翼思想的青年在明治四十二年发出的。长期在新加坡做牙医的西村竹四郎的自传《在南洋三十五年》中说，那一年有个叫织田登的青年出了本标榜要扑灭丑业的油印小册子，花街的女性就不用说了，在一般日本人中也散发了许多，医生里也有支持他的人。不过，这一活动很快在娼馆主及其打手的暴力下烟消云散了。
此后的第二次活动可以说是大正二年四月藤井领事通过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放逐嫔夫的活动。日本的所谓人贩子在汉语里叫嫔夫，在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的法律上，公娼虽说是允许的，但其营业中不允许有男性参加。本来就对日本人的卖春业没有好感的藤井领事，为了使那有名无实的法律有点实效，通过政府部门对寄生在“南洋姐”们身上的七十二名日本人嫔夫给予了驱逐处分。
然而，藤井领事果断采取的驱逐嫔夫的措施作为废娼政策而言并非真正有效。因为人贩子这种勾当原本就是些无视法律的家伙们干的，遭到驱逐后他们只是不再出现在新加坡社会的表面而已，暗中依然具有相当的势力。
要想真正在现实中取消“南洋姐”的存在，方法只能是要么在法律上禁止卖春，要么开展有组织的废娼救娼运动。然而新加坡的法律却允许卖春，这也许由于它是大英帝国重要的殖民地港口城市，有为过往商船和军舰乘员提供安慰的必要，其法律的变更由不得非主权国民日本人的意志。所以，要想取消“南洋姐”的存在，日本人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展开由娼馆主或“南洋姐”自己主动停止卖春活动的废娼救娼运动，大正初期以后这一运动勃然兴起。最初发起废娼救娼运动的是新教派的基督徒们，而真正在现实中挺身而出的不是别人，正是梅森豪勇牧师——我的好友梅森几美女士的丈夫。
据几美讲，平田雪女的事引起了梅森牧师对“南洋姐”们的关注，不久后他就开始去花街传教——换句话说也就是开始从事废娼救娼运动。梅森牧师青年时代曾当过救世军的士官，和山室军平、伊藤富士雄等一起在东京的吉原搞过度娼运动，他打算把那时的经验运用到新加坡来。
由于教会规模很小没有其他人帮助，所以梅森牧师每周只能带上几美一人在某个傍晚到马来街、哈依拉姆街去一次。那一带白天非常安静，太阳落山后，娼馆门前点起灯火，来往的人便多了起来，于是显得有些嘈杂。梅森夫妇往往就在这时站在路边，拍着手鼓，大声地唱起赞美歌来。然后，当嫖客和聚集在娼馆门前拉客的“南洋姐”们好奇地围拢过来时，梅森牧师便一手拿着圣书，一边循循善诱地宣传起无论卖春还是买春都是人所不应为的道理来。
起初，娼馆主及其手下的人们只是以为“耶稣的说教，没意思——”而不加理睬，但一听到讲废娼符合神意时便立即改变了态度。他们成群地冲过来，赶走围观的人们，然后把牧师夫妇围在中间，目光凶狠地威胁说：“你们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快点走！再敢到这儿来，决轻饶不了你们——”非暴力主义者的基督徒梅森夫妇在这种时候什么也不说地走了，可是，一周后他们又跟没事儿似地出现在花街的一角，拍着手鼓，宣传废娼是神的旨意。
于是，娼馆主的打手们便想通过他们最拿手的手段——暴力来让梅森夫妇沉默。当夫妻俩拿着圣书向人们说教时，一些形迹可疑的男人便在他们面前拿出刀子和手枪恫吓说：“不许你们再来说教了，胆敢再来，就用这个打碎你们的头。别以为这只是吓唬吓唬你们——”尽管如此，梅森夫妇仍旧不停地去花街传教，歹徒们后来竟用棍棒打梅森牧师，还借夜幕向教堂里放枪。
如果梅森夫妇当时在这些流氓无赖面前屈服了的话，那么新加坡的废娼运动绝不会取得任何一点成果。但是，梅森夫妇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