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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图的这本书叫《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他为我们画了一幅形象生动的图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间地狱的景象。
２０世纪以后，工厂流水线的普及，工人被紧紧捆绑在生产线上，成了机器外的机器；各种化学品在工业上的运用，环境的污染，使工伤事故愈加频繁和普遍。据美国学者霍夫曼的估计，１９１３年，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大国——美国，大约有２５０００起工伤事故使人致死，工人伤残4个星期以上的事故有７０００００起；美国劳工统计局的胡克施塔特估计１９１７年使人致死的工伤事故有２８０００起，伤残4个星期以上的大约是８７５０００起。这一年持续不到4星期的伤残事故有３００００００起。”
１９０６～１９１０年，美国每百万人口死亡事故发生率比其他有记载的２３个国家高，大约是英国的两倍，但如果把全世界的职业灾害的数字相加在一起，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官兵平均每月伤亡２１２４５人，在同一个时期，即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美国工业部门平均每月因工伤事故而负伤、致残、死亡的人数，竟高达１６０９４７人。几乎是战场上的８倍。（徐康平主编：《劳动工伤事故保险与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
这个数据告诉我们，战争的胜利，是用战士的血肉构筑起来的；而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更是以劳动者的血肉作为祭奠。
今天中国民工的伤害，当然不能和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因为今天的技术更先进，今天的医疗更发达，而且今天的中国政府的确在作着维护民工生命安全的切实努力。
然而，毋庸讳言，在农民工为城市化和工业化作出巨大贡献之余，他们也确确实实受到了许多的伤害，这是因为我们的城市没有准备好迎接他们；工厂主没有准备好迎接他们；我们的制度和法律也没有准备好迎接他们。
痛不欲生的死难者家属深圳的刘开明博士专门作了工伤与索赔的研究，他在《身体的价格》一书中如此说道：
根据全国总工会１９９７年的调查，各类企业中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的职工分别是１４％和１３％。其中国有企业生产工人中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的分别占１６％和１５％，港澳企业１７％和１９％，外商投资企业分别为１４％和１３％；根据１９９５年的１０１００万工人推算，全国受过工伤的工人为１４１４万人，患过职业病的工人为１３１３万人。国务院安全生产管理局资料显示，仅２００１年，中国大陆就发生安全事故１０００６２９起，死亡１３０４９１人，同比分别上升２０．５％和１０．４％。其中，道路交通、铁路、煤矿和非矿山事故列各行业之首。交通事故７６０３２７起，死亡１０６３６７人，直接经济损失３０．９亿元，死亡人数上升１３．３％，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８１．５％，铁路路外伤亡事故１２３３５起，死亡８４０９人，死亡人数下降５．７％；煤矿企业共发生死亡事故３０８２起，死亡５６７０人，减少１２７人，下降２．２％；非矿山企业发生伤亡事故７００７起，死亡４９５２人，减少６２人，下降１．２％；非煤矿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１３１３起，死亡１９３２人，增加９７８人，上升１０２．５％；全国共发生火灾事故（不含森林、草原火灾）２１５８６３起，死亡２３１４人；全国共发生水上交通事故６４４起，死亡和失踪４９０人。
虽然煤矿的死亡人数仅为道路交通的１／２０强，但由于全国煤矿从业人员只有６００万人左右，所以其伤亡率是各类事故之首，全行业从业人员的死亡率为９．４５％。２００１年，全国煤矿共发生一次死亡３～９人重大事故３３６起，死亡１５８７人；一次死亡１０人以上特大事故４９起，死亡１０１５人；一次死亡３０人以上特大事故８起，死亡３７３人。
进入２００３年之后，煤矿事故竟成了一场事故的风暴，席卷了中国煤炭生产基地，也席卷了我国的报纸版面。
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３日到５月２３日之间——才不过１０天时间，重大的煤矿事故导致工人死亡人数竟达１７５人。
——５月１３日，安徽淮北煤矿瓦斯爆炸，８６名矿工冤死。
——５月１７日，辽宁辽阳煤矿瓦斯爆炸，造成７死４伤。
——５月１９日，山西富东煤矿发生透水事故，３３名矿工被困井下。
——５月２１日，云南丽江煤矿瓦斯爆炸，２４名矿工死亡。
——５月２３日，山西永泰煤矿瓦斯爆炸，２５名矿工罹难。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官员透露，２００４年的第一季度，全国发生各类事故２３６０４８起，死亡３１３７１人，这意味着，一年中有１２万个家庭新添了死亡亲人的悲痛，有３６０万个家庭（死伤比为１∶３０）有了较重伤害的亲人，有１２００万人家庭（死伤比为１∶１００）添了较轻伤害的亲人。
这些只不过是一些枯燥的数字，却又是惊人的数字。在每个数字的后面，都有几十个鲜活的生命和鲜活的面容，他们一下子被捂死在矿井里，留下了时时昏厥的老母亲和悲泪涟涟的妻儿。而那些矿主们，或是隐瞒不报，或是一逃了事，留下一屁股的官司和赔偿，久拖而落实不了。
这些人百分之百都是民工，因为矿主是不会下井去采煤的。据陪同我采访的一位干事说，他湖南的家里有两个亲戚都在山西采煤，先后都死在矿井里了，一个１８岁，一个２３岁，结果是一个赔偿了１．５万元，另一个赔偿了２万元了事。
这，就是一个矿工的生命价值！
而山西煤矿老板呢，年平均收入５００万元。“老子打谱一年不挣钱，也能买它二三百条人命！”
这，就是某些煤矿老板的人命观！
矿难，死它十个八个人，在他们眼里又算得了什么？
● 数不胜数的悲剧
我们去过不少职业病医院和市区级法院，关于工伤事故，关于职业病，关于有毒气体中毒这样的案例，实在是太多太多。在每年上百万起的事故和数十万人的工伤面前，我们无论再使出“吃奶”的劲来，也难说透其中的一二。
只得随意在这众多的事件中撷取那么几个事例来吧。
例子一发生在安徽合肥的职业性中暑中毒案例。
事情要追溯到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０日下班前，连续忙碌几天的合肥市卫生防疫站职业卫生科的工作人员终于有空闲来翻阅几天来的报纸了。７月１８日《新安晚报》３版头条题为“一打工仔昏迷了７天７夜”吸引了职业卫生科的一位同志。文中报道，７月１１日凌晨５点多，一个名叫赵云的打工者，在一个废旧塑料加工厂工作，作业环境极其恶劣，因高热、重度昏迷等表现被人送到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急救，７天过去了，其生命指征趋于平稳，但仍处于昏迷状态中。文中提到患者可能因吸入塑料中有毒气体而导致严重疾病。这是何种原因导致的疾病？与职业因素有无因果关系？鉴于从事专业的敏感性，他立即向科长赵晓燕作了汇报。第二天一早，尽管是周六，职业卫生科的工作人员一起赶到患者救治的医院和患者工作过的场所进行相关性调查。
患者赵云，男，２１岁，是安徽肥西县北张村一个农家体格健壮的孩子，父母是庄稼人，他是家中惟一的独苗。由于家境贫寒，于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４日到合肥郊区周谷堆分路口村陈世傲开办的废旧塑料厂从事破碎工作，每天工作时间１４个小时，即上午５点～１２点，下午２点～９点，月收入仅３６０元。早在该年５月底，就因感该项工作太累，要求辞工，雇主却扣留了他的三轮车强行挽留，他不得不继续留在该厂工作。７月１０日发病那天上午，连续干了７个小时，中午感到头晕、不适，未吃午饭，晚上也未吃饭。第二天凌晨４点，雇主喊他起来干活，发现其昏迷在地上。入院时，体温４０．５度，脉搏每分钟１０３次，血压８０／４０mmＨg，全昏迷状态，双肺呼吸粗，生化检查肺功能轻度损害……几天过去了，医院虽大力救治，但患者病情未见好转，雇主交给医院的５０００元钱和患者家庭自己垫付的几千元钱早已用完，医院天天催其父母交医疗费，而这时雇主却不见了踪影。以务农为生的患者父母垫付的钱也是东凑西借的，再回去借钱非常困难，何况儿子的病需要花多少钱还是个未知数，患者父母焦急万分。在病友的提醒下他向新闻媒体反映自己的困境。《新安晚报》年轻记者杨胜同志奋笔相助，写下了“一打工仔昏迷７天７夜”的专题报道。也正是这篇力作，使合肥市卫生防疫站职业卫生科得知该消息，并立即展开职业卫生专题调查。
赵云工作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工作现场是个１００平方米左右的院子，里面各种回收的塑料品堆积如山，包括一次性塑料口杯、饮料瓶、各种化工原料和试剂瓶等，据赵云父亲介绍，这些回收塑料，先由一个１６岁的孩子进行分拣，再由赵云进行破碎。其作业场为半敞开式作坊，分拣间为三面封闭，其东面和北面为竹笆围墙，破碎在敞开的竹笆棚下进行，南侧与西侧的太阳光可以直射到破碎机上。现场无任何防护、除尘、排毒设备，无防暑降温措施，塑料破碎后也未进行任何消毒处理。工人住房内闷热异常，其温度与室外温度相差无几。查气象资料表明，７月８、９、１０日三天，合肥地区平均气温在３５度左右，白天最高为３７度……
这个案件经法院最后裁定，判决被告承担赵云医疗费用1。3万元，尽管误工费、营养费等相关的费用都没有得到赔偿，但也是合肥市历史上首例个体及私营企业打工者健康损害要求赔偿完全取得胜诉的案件。
不过，直到法院判决时，赵云却仍然没有恢复，他只能断断续续吐３到５个字，严重失调，无法站立，加之他在医院里已花掉了２万余元，无法再负担高额医疗费用，他已于１０月１日自动出院，治疗被迫停止。
例子二一名深圳打工仔苯中毒酿成白血病。
１９９８年２月５日，张家祥应聘到深圳龙岗爱联台湾工业区志得利电子厂任车间主管。该厂主要生产导电橡胶，原料采用硅橡胶。张家祥的工作除了管理车间外，还兼教新进厂的工人完成后道工序——丝印、喷油，而油墨需要加入一定数量的苯。
１９９９年３月２日，他离开了志得利电子厂。据称，他离开工厂的原因不是该厂工资不高，而是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如经常头晕、牙龈出血等。他曾到私人诊所求诊，医生量得他的血压很高。向老板请假看病，老板总是不批。联想到老板不把工人当人看，对他也动辄破口大骂，甚至长时间罚站“反省”，他就干脆辞职了。
４月１日，张家祥应聘到龙岗丰田丝印厂工作，干的活与志得利厂相同，但工作环境和待遇却比原厂好得多。
同年９月４日，他陪同女友到龙岗妇幼保健医院看病时，一医生见他脸无血色，且指甲发白，便建议他抽血化验。化验结果一出，医生就告诉张家祥，他的病耽误不得。第二天，张家祥住进了龙岗区人民医院。经血液病专家会诊，结论为“再生障碍性贫血”，他的血小板只有正常人的１／２０，属危重病人。在病床上躺了１２天，张家祥便出院了，因为付不起巨额医疗费。这时结账共５４００元，张家祥还是向厂里借了４０００元才付清出院的。１０月８日，张家祥带着仅有的９００元钱，慕名到省职业防治病医院求医。医院考虑到患者病情严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还是把他接收了下来。人间毕竟还有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张家祥这次住院差不多一年时间，已拖欠了医疗费用７万多元。
据广东省卫生监督二所副所长、省职业病防治院副院长、全国基层卫生防疫管理学组委员黄汉林在接受采访中称，张家祥的病因与丰田丝印厂无关，其染毒源在志得利电子厂。但是他在申请劳动仲裁时被驳回，因为该厂声称已同张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并向当事人下发了不予受理通知书。张家祥又转告丰田丝印厂，仲裁委作出裁决，要丰田厂先行垫付张家祥急需医疗费１８万元，丰田厂不服这一仲裁。
几次落空后，精疲力竭的张家祥又将志得利电子厂告上法庭。２０００年５月３０日和７月２８日，龙岗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被告律师认为原鉴定不具法律效力，应由司法机关重新委托有关专家鉴定，法官也建议原告撤诉。“因为根据法律规定，此案必须通过劳动仲裁法院才能受理。”而根据《劳动法》规定，张家祥若申请劳动仲裁，则早已过了申请时效。希望再一次落空，此时的张家祥已经万念俱灰、一筹莫展。
例子三江西金矿工人得了矽肺病。
１９８７年，江西农民朱淼生抱着发财致富的梦想，去乡里开办的金矿当了一名工人。虽然累点苦点，几年下来倒攒下了一笔钱。１９９２年，他请人打下地基，准备盖一幢新房。然而直到今天，新房还是只是地基，朱淼生却已死去多年，前不久，家里为他迁坟时发现，遗体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那已缩成鸡蛋大小的肺块，仍如石头般坚硬，锤打不烂。
１９８６年，江西省修水县土龙山发现了金矿。当时朱淼生他们全使用干钻开矿。由于在高浓度的粉尘环境下作业，１９９３年就出现了第一批矽肺病人，后来发展到２８１个，疑似矽肺病人９９个，其中２５人已经死去。也曾有人因采金而富裕过，但矽肺病把他们再次抛进了贫困的深渊。他们跑到乡政府去讨说法，得到的答复却是：“你们自己在山上挖金得病，找哪儿也没用！”无奈之下，他们将乡政府告上法庭，结果每人得到８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元的一次性赔偿。但这对于得矽肺病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中国工伤事故的频发与增加，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美国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吉姆？约翰逊在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８日发自深圳的报道上如此说道：
根据中国媒体透露的数字，今年大约有４万名中国工人的手臂、手和手指被机器压碎或切断。大多数工伤事故发生在拥有重型冲压设备的金工车间和电子工厂，拥有皮革切割设备的制鞋厂和手提包厂以及拥有高温燃烧机器的玩具厂和工业塑料厂。
在深圳医院的病房里，受伤工人告诉记者，工厂管理人员拆除了机器上影响产量的安全装置，让工人在不安全的设备上工作。一周苦干近百个小时的工人由于劳累过度而头晕目眩，一不留神就被机器切去了手指。
地方官员通常故意忽略可怕的安全状况，担心工厂老板将工厂迁往别处。他们将受伤的民工送回偏远山村，将工伤造成的沉重负担转嫁给贫困的内陆省份。
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副主任陈嘉威（音）说，小工厂老板对全球顾客没有任何优势，他们总担心被其他供应商取代，因此想方设法快速挣钱。该委员会负责监控大陆工厂的劳动条件。
中国媒体将浙江省阳康称为“切指城”。据报道，阳康有７０００家制造各种工具的小工厂，这些工厂每年有大约１０００名工人被机器切断手指。
对年轻人而言，失去一只手无疑于厄运来临。在每年有２０００万名健康人四处找工作的情况下，工厂老板从不雇用残疾人。肢体残缺的工人往往陷入了孤苦伶仃的状况。
２８岁的孙宏远（音）说：“没有钱就很难找到女朋友。”他几年前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右手。
工伤事故对农民来说也是一场灾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由于中国实行的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而只有一两个孩子，他们只得依赖孩子养老。
北京地质大学工作场所安全学教授罗云（音）说，一些工人宁可死去，因为这样他们的父母可以一次性得到一笔赔偿金。
罗云说：“现在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我们死得起，但我们伤不起。’”
● 职业卫生立法势在必行
《健康报》社的王晶珠；是位相当热心于民工健康、呼吁职业卫生立法的记者，她写过多篇文章，揭露了许多民工被伤害的事实：
１９９７年冬，王晶珠随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卫生部等有关部门组成的调研组赴全国部分省市，目睹了从事各种有毒有害作业人员的工作现状，听到了要求以法律来保护劳动者健康权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