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１９９７年冬，王晶珠随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卫生部等有关部门组成的调研组赴全国部分省市，目睹了从事各种有毒有害作业人员的工作现状，听到了要求以法律来保护劳动者健康权益的强烈呼声。
那眼神让人忘不了
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记者见到了劫后余生的罗茶花时吓了一跳，这位２２岁的年轻女子满头秀发已经脱光，严重的色素沉着使她的周身皮肤变成浅棕色。她说入院前在广东一家电子厂洗线路板，厂里没有谁告诉她“洗板水（三氯乙烯）有毒，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不久，她出现严重的皮肤损害，并发肺炎，被送到职业医院时，已奄奄一息。经过４个月十几次抢救，她虽然脱离了死神，但背着１０万元医疗债务，再看自己这模样，未来的日子真不知如何面对。
记者在这家职业病医院的死亡档案中还发现一份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资料：龙荣，男，未满１６岁，广西人，在深圳打工仅半个月即三氯乙烯中毒，浑身出现皮疹、感染、化脓。来院时高烧、严重肺昏迷，两天后死亡。该院院长黄汉林告诉记者是借别人身份证出来打工的，死的时候还不到１６岁生日。他两眼睁得大大的，那眼神让人永远忘不了。
据介绍，像三氯乙烯这样的有机溶剂在广东省职业中毒病例中占很大比例。这些进口化学原料多以商品名或代号出现。因不明其成分，往往出现了中毒事故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广东出现了７起二氯乙烷中毒，导致３６人中毒，９人死亡。而引起中毒的原料外包装上只有“ＡＢＳ５１４胶”字样。还有的企业老板故意向工人隐瞒原料的毒性。深圳辉开电子厂使用的美国壳牌正己烷标签上本标有“该化学品可致不可逆的肢体残疾”，厂方却把这些标签全部撕掉，使工人在一无所知、毫无防范的情况下，甚至用正己烷洗手、洗饭盆，以至造成震惊全国的７６人正己烷中毒事件。
据了解，新加坡早在８０年代已禁止使用三氯乙烯，但目前在我国投资企业仍在使用三氯乙烯。近几年，三氯乙烯等有机溶剂在发达国家禁用，而我国的三资企业却在广泛使用。１９９０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作业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公约》，对化学品的分类、标识、供货人的责任以及安全使用等都有明确的规定。难道国际公约在我国失灵了？劳动卫生专家指出，有关法律必须明确规定，进口有毒化学品一定要向当地职业卫生管理部门申报备案，提供包括内含成分、危害防护措施、自救知识在内的中文说明。
靠山“吃山”得不偿失
虽然是隆冬季节，贵州的山山水水却依然迷人，可当汽车驶入山坳时，记者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秀美的青山被削去了一半，露出了白花花的石头，大小烟囱林立，浓烟滚滚。
贵州已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就有６４种，其中已有１５种居全国前５位。渴望富裕的农民靠山吃山，小采矿厂，小冶炼厂，小化工厂遍地开花。据统计，全省１１５万名厂矿企业职工中，有６０万人从事着有害作业，占５０％以上。
从周围草木上落着的一层厚厚的水泥尘，就能猜到这里一定有一家水泥厂。车间里弥漫着呛人的粉尘，操作工人连睫毛上都挂满了灰，简直成了“灰人”。有的戴着脏兮兮的口罩，更多的人干脆不戴，还有的人赤脚踩在水泥里干活，行家一看便知，这种已被淘汰的立窖烘制工艺粉尘浓度肯定超标。工人在这种环境中工作最短半年就可能成为矽肺人，而像这样的小水泥厂仅遵义就有几十家。
花溪是贵阳市郊著名的旅游胜地，但全区却散落着许多职业危害相当严重的企业，经常发生安全事故的小煤窑就有８０多个，既损害职工的健康，又污染环境。在花溪公园不远处就建有一家黄磷厂，周围总散发着刺鼻的气味。且黄磷属危险品，遇空气会自燃，无异于在旅游区安了一颗定时炸弹。该厂的负责人颇为得意地说：“我厂的产品出口美国、新加坡等许多国家。”其实很多国家并不缺乏磷矿，但宁肯花钱进口，也不自己生产。这其中的原因可想而知。
近年来，各地经济迅速发展，但职业卫生工作往往没有跟上，一旦谈到关闭职业危害严重的企业，一些地方政府负责人首先想到的是将损失几十万的财政收入或几百万的税收。然而这种以牺牲职工健康和环境为代价的创收又能维持多久呢？贵州全省目前在册的尘肺病人就有５０００多，平均每人每年生活补助费不低于１万元，一年就是５０００万元。全国现有尘肺病人４０多万，并以每年１万的速度递增，对国家是个多么沉重的负担！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收入要占国民经济总收入的７０％～８０％，像贵州这样有着丰富旅游资源的地区，如何利用其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回报肯定比开办有职业危害企业丰厚得多……
王晶珠了解到的现象和提出的建议，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与前瞻性，这些在发达的资本主义解决了的问题，在我们国家才刚刚提出，这是随着民工潮的出现而出现的具体问题，我们当然不能责怪政府为什么事前没有想到要从工伤事故方面去立法。
不过，随着这工伤事故的增加，民工们用自己的生命在促成有关法律和规则的形成，这无疑也是一种进步，例如，在深圳最近出现了员工制的保姆，这种保姆不仅是某个雇主家的家政服务员，而且是深圳佳居乐家政服务公司的员工，与公司签订有正式劳务合同，是作为员工派驻到雇主的家从事家政服务的。据家政乐公司的负责人说：“我们与员工制保姆签订劳动合同的同时，就为他们购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保姆负担三分之一，大约每月70多元，其余三分之二由公司负担，这样，不但雇主放心，保姆本人也有了依靠。”
业内人士指出，这是一场家政行业的革命，有望解决业内的诸多痼疾。而这项措施的提出并开始推行，就是深圳、上海、北京陆续有保姆从２０层楼上、４层楼上、６层楼上摔了下来，却没有人为她们支付医疗费而造成了许多的后遗症后的一种“觉醒”。
４１岁的周岱兰是安徽省庐江县杨柳乡西城村农民，家境贫困。１０年前丈夫因病去世。正在上大学的大儿子患过急性心肌炎，至今还拖欠着医疗费，小儿子打零工糊口。２００２年６月，经保姆中介所介绍，周岱兰来到上海普陀区一户姓丁的人家做保姆。
１２月２４日７点多钟，她收拾好了客厅，然后把水壶放在炉灶上烧水。周岱兰痛苦地躺在病床上客厅的玻璃窗好久未擦了，她就爬上窗台，一只脚踩在外窗台上，一只脚踩在室内的凳子上，左手拿着抹布擦外面的玻璃，右手拉着窗棂。正擦着，突然炉子上的水开了，声音传到她耳朵里，她心里一慌，脚下一滑，就从四楼摔下楼去。
不省人事的周岱兰被雇主送到医院急救。医院当即为周岱兰进行了脾脏切除手术和肝脏修补手术，让她度过了生命的危险期，但还得做手术方可摆脱终生瘫痪的危险。
在抢救过程中，雇主一家始终守在医院，近６０岁的女雇主流着泪给医生跪下，请他们一定将周岱兰抢救过来，并且在第一时间先垫付了６０００元手术费。在此后的一个星期，雇主共支付了约２万元医疗费用。即使如此，周岱兰的手术费还欠２万元。接下来的腰椎手术，估计要花费４万元，雇主表示已无能为力……
周岱兰只是通过中介公司介绍就业的，而不是中介公司委派去工作的，她和中介公司没有隶属关系，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保姆与雇主的关系，在现行的《劳动法》中又没明确规范，所以周岱兰的摔伤不算工伤，不受劳动法保护。《上海市外地劳动力工伤待遇的规定》的适用对象也不包括保姆。
据上海的一位律师说：上海有几十万保姆，全国的数字更高出几十倍，类似的悲剧肯定还会不断发生。但在立法层面上，却没有这方面的法律条款可以参照，这是一个社区保险的空白。
有鉴于此，深圳的做法肯定是具有先导意义的、让保姆也享受社会保障的好举措。
在北京，从２００４年的８月１日开始，施工人员能够上意外保险了，这也是一项了不起的进步。根据这项规定，施工人员因意外死亡的，每人赔付不得低于１５万元，因意外伤害致残的，按照伤残等级标准赔付，赔付款在１万元至９万元不等。如此一来，民工们就用不着为了自己的伤残没完没了地同包工头或老板打官司了。过去，打上几年的官司，扯上几年的“皮”，等到这个伤残者死去了，他的家属仍拿不到一分钱的补偿。
但是，我们也看到，那个完整的职业卫生法，却仍没有制定出来，或者说还没有提到议事的日程上来，难道还要以更多民工的生命与鲜血的支付才能将它呼唤出来么？
让我们效仿王晶珠记者，一起来为民工的生存和健康“鼓咙胡”吧！
另一类的伤害
聪明人往往最了解与健康相关的问题。保健知识水准现在比以往更重要。过去健康与长寿方面的长足进步取决于公共卫生、免疫和其他不需要普通民众作出决定的举措的改进。但是，今天主要的健康威胁是慢性病——这不可避免地要求病人参与治疗，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必须了解正在发生的情况。
很明显，很多病人对该由自己尽责的部分做得很糟。普遍能享受的医疗条件为何不能缩小健康差距，原因之一是，低智商者未能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在低收入者的诊所里，不遵从医嘱的现象尤其严重，高达６０％。这通常被视为病人没有这种意愿，但也常常反映有人根本看不懂医嘱。
在下层人群中，吸烟、肥胖和不爱活动的生活方式更为普遍，疾病防治中心２００１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学毕业生的健康生活的可能性比高中以下学历者大两倍。
● 像粉尘一样的社会公害
工伤事故、化学试剂中毒、劳动强度与长度过量而对身体的伤害，可以称为直接伤害。对于这种伤害，民工们还是可以通过劳动仲裁和法庭起诉要求赔付的，尽管它的难度相当大，总还是“冤有头、债有主”。
然而，对民工言之，另一类伤害也不可小觑，那就是社会的危害，说得具体一些，是社会生产的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用品）的危害。这是一种间接的伤害。
不错，在大量的私业主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工厂和小作坊在生产着食品，这些直接的生产者又都是民工们参与的，当然，参与生产者或者是大部分人不知道其危害，或是他们自己可以不吃。一旦摆到柜台上，就是整个社会的消费者购买了。对全体的购买者进行分析，总是最贫穷的人购买最低廉的食品，即使不是他们购买，厂主也会为了节省伙食费购买最便宜的食品，让民工们来吃，因此，这些假冒伪劣食品的最大受害者是今天的民工。
请看最近一段时期里那些劣质食品（药品、用品）的泛滥。
一、发霉黄豆炮制“雪白”豆腐：
工棚作坊、发霉黄豆、潲水油、井水蒸煮、工业烧碱洗涤……记者接到举报，深圳宝安区松岗镇有一家地下豆腐作坊，生产条件十分恶劣，做豆腐的原材料也存在着严重问题。于是，记者前往暗访，惊愕地目睹了豆腐的整个“生产流程”，至今仍心有余悸。
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４日，记者在当地人的引导下，佯装大餐馆进货客商，混进作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木架上晾着的成板白豆腐，还有不时前来享用的苍蝇，浓烈的气味则几乎能让人窒息。旁边堆放的则是制作豆腐的原料黄豆。而令记者诧异的是，被浸泡过的黄豆竟灰黑一片。“买来就是这样的”，作坊主这样解释。但黄豆怎么会是这种颜色呢？利益使然！据记者了解，市面上的黄豆１公斤一般要３元以上，可地下作坊的黄豆是１公斤１元钱，这种黄豆的质量可想而知。更为可怕的是，这些黄豆中还要再掺入四成变质的。据了解，为降低成本，他们还用七八毛钱一斤的粘米粉、劣质大米磨成的粉充斥到豆浆中去。据说粘米粉能凝聚水分，增加重量，让豆腐“看上去很美”……
二、广州假酒已确认５８人中毒：
炒扁豆再度放倒三十余民工目前，这次事件中共有９人确诊甲醇中毒死亡，两人死因不明，已确诊甲醇中毒５８人。广州各级医疗机构将免费为中毒人员治疗。同时，当地政府将统一收购辖区内农村群众和外来民工自购的散装白酒。
据了解，按照重大中毒事故要求，广州已经全面启动紧急应急措施。从５月１２日（２００４年）开始，有关部门对全市范围生产、加工白酒的企业，以及各种店铺、酒楼、超市、农贸市场、小酒厂、小作坊等进行全面检查。在清查过程中，共封存散装白酒１６１．０２吨、半成品７．９吨、食用酒精等原料３．４４吨、工业酒精２５．９吨，查出涉案的家庭式作坊３个。涉案人员已经有４人被捕。
三、有毒卫生巾坑害打工妹：
“两个星期前；我在江滨工业园区的一家小超市买了一包华美护翼卫生巾；用到第三天出现了过敏症状……发炎……痒……”７月１２日（２００４年），在浙江省义乌市佛堂镇，１９岁的重庆打工妹小梅红着脸羞涩地向记者反映。
在小梅的指引下，记者找到这家小超市，超市里的卫生巾几乎都是义乌本地和福建、江西等地的产品，价格非常低廉。
老板娘很坦诚：“镇上的女人很少用这种卫生巾，都是卖给打工妹的，非常便宜，一片折合起来才１毛钱，而一片名牌的卫生巾要１元钱，打工妹舍不得买。”对于小梅的遭遇，老板娘习以为常，她回答记者，用这类卫生巾后过敏的女孩子不是少数。
记者撕开一片“华美护翼卫生巾”的内囊，一片黄褐色的污迹赫然在目。“怎么会这样？！”老板娘愕然。再拆开一包义乌市义亭镇安娜卫生巾用品厂的产品，内囊同样污迹斑斑，一捏，粉尘飞舞。
义乌一家大型卫生巾生产公司的总经理王睿（化名）告诉记者，义乌地下卫生巾产业兴起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当时，义乌共有６０多家卫生巾生产企业，但真正达到生产要求的不过１０家。
广东查封陈化粮最骇人听闻的是，２００２年媒体曝光，成都市有人专门在一些城乡结合部的垃圾场和公共厕所捞捡使用过的卫生巾，以每片几分钱的价格卖给收集者，制造“二次卫生巾”。“二次卫生巾”一般被送到批发市场及居民小区、城乡结合部的小商店出售，受害者多是乡镇妇女和一些女性农民工。她们反映使用了这些标有名牌标志但包装粗糙的卫生巾后，出现一些难以启齿的病症，引起夫妻间的猜疑，导致家庭关系不和。
更让人愤怒和哭笑不得的是，在近期，全国十多个省市粮油批发市场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作“民工粮”的大米，其价格比一般大米便宜逾三成，深受工地老板、学校食堂的青睐。这种大米其实就是国家粮库淘汰的发霉米，含有可致肝癌的黄曲霉素，绝不能当做粮食来卖。据介绍，这些“毒米”主要源自东北，不法商贩通过关系从专营企业买来再转售，牟取暴利。
把这种粮食称为“民工粮”，是值得各级政府、工商部门深思的严肃问题，这等于是在说，我们的民工总是吃霉米、喝假酒、盖黑心棉，一切今天造假与制毒的恶果，统统都会落在民工的头上，对他们造成不可预知的伤害。他们的生命，就捏在那些已经失去了道德底线的不法商贩手中。
这使我们又想起了那个不愿给韩国老板下跪的孙天帅、用一把火烧掉劣质的仿制奥康皮鞋的董事长王振滔，无论是在民工中，还是在老板中，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这种少标志的是利己主义的膨胀、道德品质的沦丧，只要自己得利，只要自己有每月数百元的工资，别人是死是活是与他不相干的。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如果再扩张下去，那么，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丧失了民族的德性。因为在大量民工被毒死的过程中，许多人的人性也中了剧毒，被活生生地毒死了。
● 有几多飞来横祸
中国的民工的确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来到了一个陌生城市，是举目无亲、无依无靠的一群。无论这个城市的政府官员还是老板，还是城市原住民，都把他们低看一等，是这个城市的二等公民；他们到了国外的异国他乡，可能因为没有护照而更加受到歧视。他们无权、无钱、无势，愣头愣脑，口齿木讷，什么都不懂，显得傻乎乎的，又有谁会喜欢他们呢？因此，他们受到的意外伤害，就比城市里的人多了许多。
有一则消息令我们十分痛心。
有一个在福建永安市小陶镇打工的贵州籍孕妇，因经济窘迫，无钱去医院生育，只得自己接生，在开始生双胞胎的第二个时，一时难产，无奈之下，她自己操起菜刀，割开子宫取出一个重达５斤的男婴。当然，这样的事情，如果医院不及时抢救，她肯定会因此而丧命。
对比一下城市里那些小康家庭中妇女的生育，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惨状，她们早就被送到医院里去了。她们可能因疼痛而大叫大吵，医生和护士还会在床边安慰她们，而她的丈夫、父母、公婆，也早早来到医院苦等，一旦她回到病床上时，很可能母亲或婆婆已经端上来一碗浓浓的鸡汤，而她的丈夫也因为她让自己做了父亲，而十分感激她，对她呵护倍加。
我们可以像编写电视剧那样，把这位城市里幸福的少妇和这个民工的少妇安排在一个病房里，那么，这位自己挥刀剖腹的民妇看到邻床上那幸福的场面，她会如何感想呢？
还是再听一听那一首在北京乃至全国流传的悲怆的《民工的歌》吧：
我们流浪，从８０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灯属于我，
弟兄们，没有一盏灯是我们的。
这就是那些民工们的独特感受。
这个勇敢的女人叫杨略四。记者在三明市第二医院的妇产科病房�